文苑菁華——介紹鎮江歷史上的十一部名著

陳  敦  平

　　鎮江，自古就是人文薈萃之地。其祖籍京口或旅居潤州之文人學士，歷代著述，汗流充棟。本文僅就鎮江歷史上具有開創性、并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的一定影響和地位的十一部著作作一簡介。

　　（一）我國筆記小說的先驅——《世說新語》

　　《世說新語》作者劉義慶（403-444年），是南朝宋武帝劉裕的侄兒，因被其叔臨川王劉道規立為嗣子，故襲封臨川王，后來還做過荊州刺史。劉氏的祖籍是彭城（今江蘇徐州），隨晉室遷都建康（今江蘇南京）而南渡京口（今江蘇鎮江）定居。據史書記載，劉義慶性情簡素，別無嗜好，唯喜文義。在鮑照等文士的協助下，他編著出了這部集大成的“志人事”的筆記小說。記人間事的并非從《世說新語》開始，列御寇、韓非子都有過記載，但他們錄載的目的，正如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所說：“列在用以喻道，韓在儲以論政。”而作為文學創作，“則實萌于魏而大盛于晉”。晉哀帝隆和元年（362年）裴啟寫的《語林》，郭澄子所作《郭子》等等，就是文學創作著作，但這些著作都早已亡佚了，《世說新語》便成為最早的傳世佳作。《世說新語》的出現，標志著“志人”小說已達到成熟的地步，成為和“志怪”小說相并行的另一重要流派，對后世筆記文學有重大影響，在我國文學史上有重要地位。

　　《世說新語》分上、中、下之卷，三十六門。主要內容在于品藻人物，記載士大夫的言談、軼事。從東漢到東晉逐漸形成的士族階層的思想、生活和清談放誕的風氣，在這書中得到較多的反映，故而成為了解和研治其時士人生活、思想的珍貴史料。作者在揭露統冶階級人物頹廢、墮落、荒淫、暴虐等方面，可謂入木三分。如《賢媛》篇記曹丕取其父生前寵妃為妾，連他母親卞太后都罵曰：“狗鼠不食汝余，死故應爾！”《汰侈》篇記石崇妄殺侍女，其兇殘狠毒和在場的王敦的冷酸無情簡直令人發指。與這類描寫相對照，作者對不肯移禍他人的庾亮、重義輕生的荀巨伯、勇于改過的周處、不計私怨的郗超、清廉自守的王恭卻極力加以頌揚。

　　據李澤厚、劉綱紀主編的《中國美學史》第二卷（上），《世說新語》所記述的當時人物的品藻帶有明顯的審美性質，而其內容則包括有下列幾個方面：（一）重才情，即把與主體個性相關的多方面的才能和情感的種種表現放到首要地位，如《方正》篇說：

　　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為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

　　這種對于“我”的強調，表現了在傳統制度所能容許的范圍內對自我的獨立的意義和價值的推崇，這顯然與東漢以來那種無條件地從屬于以致犧牲于名教的思想有很大不同。唯其如此，東漢標榜名教、抹煞個性的思想、生活態度和生活方式遭到了蔑視與反抗，如《輕詆》篇記：“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道王云：‘箸膩顏帢，纟翕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后，問是何物塵垢囊？’”這里毫不客氣地把仿效追隨漢儒的人物斥罵為“塵垢囊”。（二）崇思理，玄學的思考論辯成為在世俗事務之外的一種具有審美性質的文化娛樂活動。如《言語》篇說：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令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王曰：“裴仆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箸。”

　　在這里，玄學論辯已不是枯燥無味的哲學探討，而竟成為一種給人以快樂的游戲。無論是參與者，或者是旁觀聆聽者，都將之視為一種智慧的競賽，如據《文學》篇所述：“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后三日，諸婿大會。當時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豐贍，始數交未快。郭陳張甚盛，裴徐理前語，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稱快。王亦以為奇，謂諸人曰：‘君輩勿為爾，將受困寡人女婿。’”“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嵇王齋頭。支為法師，許為都講。支通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眾人莫不抃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辨其理之所在。”諸如此類，難以盡舉。（三）標放達。不樂以“溪刻自處”而迫求“縱心調暢”、“性情自得”，具有“玄味”的生活情趣；這種“放達”的人生觀念和生活方式，在《世說新語》中多有體現，如《輕詆》記“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水，同此玄味。’”同篇又說：“王北中郎不為林公所知，乃著沙門不得為高士論，大略云：‘高士必在于縱心調暢，沙門雖云俗外，反更束于教，非性情自得之謂也。’”《世說新語》把放達不拘、“性情自得”以及具有“玄味”、“玄遠”、“玄勝”等情趣看作是“人物之美”的一個重要方面，如《賞譽》記王戎對以“妙于談玄”著稱的王夷甫的評論：“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同篇又記裴令公、王戎對“不讀《老》、《莊》，時聞其詠，往往與其旨合”的山濤的品評，一則為“如登山臨下，幽然深遠”，一則為“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其名器”。這都是以各種美的自然事物來比喻形容具有“玄味”的人物。（四）賞容貌。由《世說新語》所記來看，魏晉的人物品藻，已賦予人的容貌舉止之美以獨立的意義，并且十分重視這種美，故而書中對人物容貌之美有直接地描繪和嘆賞，如《容止》篇謂：“裴令公有俊容儀。脫冠冕，粗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為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時人目王右軍飄如游云，嬌若驚龍。”“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沖絕丑，亦復效岳游邀，于是群嫗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惑溺》篇甚至還錄載了晉代荀粲宣稱的與儒家傳統公然唱反調的話：

　　    婦人德不足稱，當以色為主！

　　由此可見當日社會風習之一斑。魏晉之世，確乎是中國歷史上注重才、情、性的浪漫時代。

　　《世說新語》每段雖只寥寥數語，卻能勾畫出人物的精神面貌，語言的精練達到了非常的高度。無論從思想性或藝術性來看，在漢魏六朝的同類作品中都是首屈一指的。明代著名的“布衣學者”胡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中曾稱贊它說：“讀其語言，晉人面目氣韻，恍然生動，而簡約玄談，真致不窮，古今絕唱也。”這個評價是十分中肯的。唐代史家劉知幾在《史通》中卻譏之不合“史法”，這顯然是以史學家的嚴謹目光來審視文學創作，混淆了史書與文學作品的界限，故其說不為識者所取。

　　《世說新語》還創造出許許多優美的文學語言，如描摹會嵇山川之美說：“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云興霞蔚。”形象鮮明生動，給人以深刻印象。此外還有，“一往情深”、“吳牛喘月”、“咄咄怪事”、“覆巢之下，豈有完卵”、“管中窺豹，時見一班”、“刻畫無鹽，唐突西子”、“乘興而來，興盡而返”、“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入山陰道上，使人應接不暇”等等，這些成語、警句，至今仍在人們口頭和書面流傳。書中的許多故事成了后世戲劇、小說的素材。

　　后世仿《世說新語》之作甚多，有唐王方慶《續世說新書》、宋王讜《唐語林》、明何良俊《何氏語林》及李紹文《明世說新語》、清王晫《今世說》，直至民初尚有易宗夔作《新世說》等等，不一而足。

　　南梁文學家劉峻（字孝標，462--521年）曾注《世說新語》，引證書籍達四百多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給予如下評價：“孝標所注，特為典贍，……其糾正義慶之紕謬，尤為精核。所引諸書，今已佚其十之九，惟賴是注以傳，故與裴松之《三國志注》、酈道元《水經注》、李善《文選注》，同為考據家所引據焉。”

　　（二）我國第一部體系完整的文學理論巨著——《文心雕龍》

　　《文心雕龍》作者劉勰（生卒不詳，一說465--532年），字彥和，南朝文學理論家。原籍山東莒縣，世居京口。梁武帝時，曾任東宮通事舍人，深為昭明太子所器重。早年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精通佛教經論。曾一度出仕，但晚年仍出家為僧，法名慧地。后以僧終。盡管劉勰一生與釋家關系很深，但他的思想總體傾向是既“持釋訓”，又“愛儒言”，即儒、佛兼宗的。這正如其在《滅惑論》中所說：“權教無方，不以道俗乖應；妙化無外，豈以華戒阻情。是以一音演法，殊譯共解；一乘敷教，異經同歸。經典由權，故孔、釋教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梵、漢語隔而化道。但感有精粗，故教分道俗；地有東西，故國限內外。其彌綸神化，陶鑄群生，無異也。”

　　劉勰在文章上很有成就。他在入定林寺之前已寫過詩賦一類的文字，但已不存或不為人所知。而從齊永明十年就又開始寫碑銘，且在京師文聲大振。他固有的詩賦修養和優秀的文學才能，在其所作碑銘中得到了展露，如現存的《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中對山水的描繪，明晰而婉轉、精確而秀逸，宕蕩起伏而引人入勝；對已完成的佛像的描繪也頗為生動而富于文學意味。這無疑是一篇很為成功的文學性的散文，不同于許多老套吊扳、枯燥無味的碑銘。親身的文學創作實踐，為劉勰撰著《文心雕龍》，構建文學批評理論體系提供了前提。

　　從《文心雕龍•詩序》所述“暨皇齊馭寶，運集休明”（意謂：到我大齊代劉宋掌握皇帝玉璽以后，國運昌盛，美好清明）的話來看，劉勰早在南齊時就已開始寫這部煌煌巨著了。今書題“梁劉勰撰”，或是以后追記，或是此書著手于齊而成于梁初，但絕不會在天監以后才開始寫作的。當劉勰初成《文心雕龍》五十篇時，不為時流所重，想請當時士林負有盛望的沈約給予評定，卻苦于無由自達，只好負書敬候在沈約的車前，其形狀酷似賣貨郎者。不過，沈約取讀后十分推崇，贊為深得文理，常置諸幾案。劉勰由此而出名，《文心雕龍》亦不脛而走。這堪稱中國文化史上的佳話。

　　在劉勰以前，關于文學批評方面，還只是一些零散的意見。劉勰卻綜集前人所述，將之發展成為系統的文學批評理論，可以說，他是中國文學批評理論的創立者。過去的文論主要是評論作品，而對于應該如何正確地開展文學批評則尚缺乏理論上的建樹，以致在批評界往往各憑主觀好惡，是素非丹，任意去取，準的無依。為廓清批評界的這種混亂，劉勰創造性地系統提出了有關文學批評的理論。正如今人郭紹虞先生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中所說：劉氏“提出了有關批評的理論，所以能在批評界中立一正確的標準。”

　　《文心雕龍》全書論述的范圍極為廣泛，包括文體區分、創作方法以及文學批評等多方面，堪稱“體大而慮周”，是前此文學批評的全面總結和理論深化。全書貫穿兩個基本思想，一是力斥當時無益于實用的浮靡文風，一是主張有益于政教的真實文學。《文心雕龍》在思想理論上的成就是杰出而又空前的，可以說既卓立當時，又雄視后世。今人朱東潤教授在分析其中的“文體論”時說：“凡斯諸論，皆出自沈思，故能陶镕百世，樹茲準繩。”朱氏的這贊語作為對《文心雕龍》全書的評價，亦不過份。 

　　（三）我國文學史上第一部詩文選集——《文選》

　　這部文學總集是梁朝梁武帝的兒子蕭統編選的，世稱《昭明文選》。蕭統（501-531年），字德施，小字維摩，梁武帝長子，據《梁書》，天監元年（502年）被立為皇太子，未及即位就夭折了，死時年僅三十一歲，謚“昭明”，故被稱為“昭明太子”。

　　以“仁孝”著稱的蕭統，擅長詩文，嘗“殽核墳史，漁獵詞林”，對文學史很有研究，曾編集五言詩之善者為《英華集》二十卷。他又編了《陶淵明集》，并親自寫序和《陶淵明傳》，可以說，他是歷史上第一個給陶淵明以高度評價的人。當然，傳承至今并最具影響的，還是《文選》三十卷。

　　蕭統自幼聰慧，信佛能文。他曾游學南朝各地，最后定居京口南郊招隱山，筑讀書臺，把宮女、御樂盡遷回建康（南京），唯留八個太監伺候。臣僚疏諫反對，他答道：“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蕭統把東宮藏書三萬卷移至讀書臺，長年攻讀于此。讀書臺廳堂內臺座上有石案一具，案前側面刻有“普通元年”字樣；梁武帝普通元年（歲在甲子）為公元520年，表明蕭統十九歲時就到此讀書了。他定居的這南郊招隱寺，原為南朝劉宋時藝術家戴颙   的隱居之所，招隱山、招隱寺均因此而得名。現入招隱山途中，有石坊一座，石柱上刻有一副對聯：“讀書人去留蕭寺，招隱山空憶戴公。”就是紀念這兩位古代名人的。緊鄰讀書臺右側的高臺上建造了“增華閣”，宋代陳景沂《全芳備祖》云：“招隱寺方丈有閣號增華閣，梁昭明選文于中。”“增華”二字顯系出自《文選•自序》“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一句。當然，增華閣名是后人加的，當年此閣何名實已無從查考了。蕭統禮賢下士，引納賞愛富有文學才能者。劉孝咸、庾肩吾（六朝著名詩人庾亮的父親）等一班文學之士被他聚集在一起，與他一道討論歷代墳典，終于編撰成我國文學史上第一部詩文選集--《文選》。蕭統為之親撰長序。書成不久，他雙目失明，病逝在建康。

　　蕭統有一些很有價值的文學觀點。首先，蕭統在《文選》的序中提出“文隨時變”的觀點，認為文學依隨時代的進展而不斷發展變化，由簡到繁、由質樸到華麗則是文章發展的規律。他在敘述了自古以來各種文體的發展后說：

　　眾制峰起，源流間出。譬陶匏異器，并為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為悅目之玩。作者之致，蓋云備矣。

　　由此可見，他是從審美的觀點去看待文學創作的。唯其如此，他對歷代文體的敘述中，除了據《毛詩序》引用了“《詩》有六義”的傳統說法外，沒有一句話提及文學的倫理道德教育作用。在他的觀念中，文學的最重要的作用就在了給人以審美的愉悅。其次，與上述觀點相聯系，蕭統在中國文化史上第一次明確地把文學同經、史、子中的文章區分了開來，認為“姬公之籍、孔父之書”是“孝敬之準式，人倫之師友”，而“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意為宗，不能以文為本”，至于“概見墳籍，旁出子史”的“賢人”、“忠臣”、“謀夫”、“辯士”等等的議論以及“記事之史、系年之書”都不屬于文學范圍；真正屬于文學范圍的只是那些“綜輯辭采”、“錯比文華”，“事出于沈思，義歸乎翰藻”的文章。這就從寫作的目的、構思和構思的傳達兩個方面指出了文學作品與一般經、史、子中文章的根本區別。這表明他已經注意到文學作品所具有的獨特的審美意義和價值。最后，蕭統提出文章要“麗而不浮”的主張，他在《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中說：

　　    夫文典則累野，麗亦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嘗欲為之，但恨未逮耳！

　　盡管這里也強調“典”即典正、典雅，合乎正道，但他認為只講典正必會陷于“野”即缺乏文采。另一方面，他又指出“麗亦傷浮”，主張“麗而不浮”，即雖“麗”卻不浮淺、輕薄。總起來看，他所首重的不是“典”而是“麗”，然后才是要求“麗而不浮”。從實際的創作來說，他老實承認自己還做不到“麗而不浮”，自謂其文“不工，而并作多麗”。無論對此作何評價，蕭統及與他并世的蕭綱、蕭繹等明確提出的重“麗”的思想，乃是齊梁美學的一大特色。

　　    從上述觀點出發，蕭統考察文學史，自先秦以迄齊梁的七八百余年間，選取了他認為有文學價值的129位作家的作品，詩文辭賦各種文體俱備，匯編三十卷、三十八類的《文選》。這部《文選》共收錄七百余篇作品，其中包括許多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作，不少第什賴此得以保存，確實是“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朱東潤先生對之評曰：“論其簡繹之勤，成就之大，影響之巨，莫與京矣！”

　　（四）繪畫品鑒名著--《畫史》

　　此書著者米芾（1051-1107年），字元章，號海岳外史、襄陽漫士、鹿門居士，北宋著名書畫家。其自署姓名，米或為羋（mǐ），芾或為黻；約自元祐辛未（1091年）始書名芾。世居山西太原，遷湖北襄陽，后定居潤州（今江蘇鎮江），遂終老于此。徽宗召為書畫學博士，曾官禮部員外郎，人稱“米南宮”。人們因其行為舉止有涉“顛狂”，故又稱他“米顛”。

　　米芾天資高邁，人物蕭散；好潔，被服效唐人。其所交游者，皆一時名士。他能詩文，擅書畫，尤精于鑒別。他畫山水，從董源演變而來，不求工細，多用水墨點染。枯木松石，時出新意。其子米友仁（1086-1165年），畫學父風，故而畫史上向有“大米、小米”或“二米”之稱。由于用墨別具風致，遂又有“米點”之說。

　　從自然審美中汲取藝術滋養，發掘創造的動力，這是中國文人的一大優良傳統。二米也是這傳統的承繼者。米芾在山水畫上的創造得益于其對真山真水有深切的感受。他長住江南，尤其對鎮江一帶的云山煙雨飽游飫看。小米在江南的足跡更廣闊，對江南的云山煙樹目染至深。所以，二米的云山，也是江南云山煙樹所賦予它的特色。米芾一向不滿意“山水古今相師，少有出塵格者”，他提出“信筆作之”的主張。其所謂“信筆”，即要求藝術創作盡可能不受拘束，落筆自然，如他所言“多以煙云掩映，樹木不取工細，意似便已”，強調的是寫意畫法，也就是小米所稱的“墨戲”。二米的畫法，把水墨渲染的傳統技法又提高了一步，尤其在我國水墨山水畫創作的發展上影響極大。南宋的龔開、元代的高克恭和方從義等均私淑二米。

　　米芾所撰《畫史》，又稱《海岳畫史》。全書分為《序》、《晉畫》、《六朝畫》、《唐畫五代國朝（指宋）附》四部分。從晉顧愷之“維摩天女飛仙”和“女史箴”開始，到“沈括收畢宏畫兩幅”止，按時代順序，對從晉以來直至北宋的名畫逐一評論優劣，鑒別真偽，考訂謬誤，標出特點。《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之有評論，略曰：“此書皆舉其平生所見名畫，品題真偽，或間及裝裱、收藏及及考訂訛謬。歷代賞鑒家奉為圭臬。”這書在我國繪畫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米芾特別精于鑒別作品的真偽，如在《畫史》中說當時流行的李成畫作，他只見到兩幅是真的，而所見三百幅皆為假作，故而提出“無李論”之說。當然，書中品鑒的畫作也有米芾未親見的，如王球所藏兩漢至隋帝王像以及李公麟所說王獻之畫之類。此外，書中還講到鑒賞、收藏及其有關軼事數則，從中可以看到當時的社會風氣，是絕好的社會風俗和社會生活史資料。又有辨別古服制的條文，所述很精采，是作故事畫者不可不知道的。至于被《四庫》館臣斥為謬妄的論天文、音韻的兩條，則與論畫沒有關系了。

　　米芾在山水畫創作上勇于改革、創新，他的作品在我國繪畫史上有突出的地位，其所撰《畫史》亦不失為我國繪畫史上的要籍之一。其人其作其書均在中國文化史上有一席之地。

　　（五）“十一世紀的科學座標”——-《夢溪筆談》

　　《夢溪筆談》的作者沈括（1031--1095年），字存中，錢塘（今杭州）人。《宋史》本傳說他“博學善文，于天文、文志、律歷、音樂、醫藥、卜算無所不通，皆有所論著”。他還是一個有所作為的政治革新家，曾積極參與王安石領導的變法運動。沈括一生著述很多，《宋史•藝文志》所錄就有二十二種、一百五十五卷，現傳世的不及其半。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沈括到潤州（今鎮江），登元豐初年所置之圃，恍然乃壯年時夢游之地，因筑室為夢溪園。元祐 三年（1088年）遷居潤州，隱居于夢溪園中，直到紹圣二年（1095年）病逝，歸葬錢塘安溪太平山。《光緒丹徒縣志》說他“居潤八年，卒年六十五”。他在夢溪園（故址在今鎮江市京口區東門坡嚴氏宗祠附近）中將他一生所見所聞和研究心得，以筆記文學體裁寫下了一部傳世至今的不朽名著《夢溪筆談》。全書26卷，分17目，共609條。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法律、哲學、數學、天文學、地理學、物理學、化學、醫學、冶金學、建筑學、生物學、考古學、語言學等眾多學科，對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眾多領域均有所論析。書中關于科學技術的條目占1/3以上。其中有對當時科學技術成就的十分珍貴的記錄，如“布衣”畢升發明的泥活字印刷術、河工高超關于合龍堵口的先進施工法、建筑工匠喻浩的《木經》及其建筑成就等等。至于沈括本人堅持實踐、刻苦鉆研而取得的科學成果，在這書中也有所記載。

　　沈括的科學成就是多方面的。僅就《夢溪筆談》所載來看，在天文歷法方面，他堅持了“月本無光”、“日耀之乃光耳”的科學認識；他又針對傳統的陰陽合歷在歷日安排上的缺欠，建議使用與農業生產關系密切的十二氣歷，這比現行的公歷--格列高利歷還要合理。在數學方面，他創立了“隙積術”和“會圓術”。隙積術是求解垛積問題的，屬高階等差級數求和問題。沈括創立了一個正確的求解公式，并開辟了一個數學研究的新領域；其后，楊輝、朱世杰等人對此有更進一步的研究。會圓術是從已知弓形的圓徑和矢高求弧長。沈括推導求得弓形弧長的近似公式，元代王恂、郭守敬等人授時歷中的“弧矢割圓術”就利用了這個公式。沈括還把數學運用到水利工程上去。他在主持疏浚和測量汴河工程時，創造了分層筑堰的水準測量法，對從開封上善門到泗州準河口全長八百四十余里的汴河復雜地段進行了精密的地形測量。在物理學方面，沈括也有多方面的貢獻。他發現了磁針“常微偏東，不全南也”的現象，這是關于磁偏角的最早記載，比西歐的記載要早四百年左右。他還認真地做過凹面鏡成像的實驗，正確地指出：物在凹面鏡焦點之內時得正像，在焦點上時不成像，在焦點外時得倒像。他對共振現象也做過實驗，這比歐洲人所做的類似實驗要早好幾個世紀。在地學方面，沈括貢獻不少。熙寧六年（1073年），沈括到浙東地區察防，看到“削拔險怪，上聳千尺，穹崖巨谷”的雁蕩山諸峰的地貌景觀，提出了流水侵蝕作用的自然成因說，并認為我國西北黃土地區“立土動及百尺，迥然聳立”的地貌特征，也是同一原因造成的。他為這兩個不同地區的地貌情況提供了科學的說明。這比英人郝登（James   Hutton）的同樣見解早了約700年。熙寧七年（1074年），沈括出使河北，發現太行山麓的“山崖之間，往往銜螺蚌殼及石子如鳥卵者，橫亙石壁如帶，此乃昔之海濱，今東距海已近千里。此所謂大陸者，皆濁泥所湮耳”。以泥沙的淤積作用，正確地解釋了華北平原的成因。這亦是他的獨到見解。沈括還從國防需要出發，創制出一種立體地圖，這比西歐要早七百多年。“石油”一詞也是沈括最早使用的，他曾戲作《延州詩》云：“二郎山下雪紛紛，旋卓穹廬學塞人。化盡素衣冬未老，石煙多似洛陽塵。”

　　現代英國著名學者、中國科學技術史研究權威李約瑟博士對《夢溪筆談》推崇備至，稱之為“十一世紀的科學座標”。此外，日本數學家三上義夫在《中國算學的特色》一書中說：“中國數學家像沈括那樣的多藝多能，實不多見，不用說在日本，就是在全世界數學史上也沒有發現像他那樣的人物。”由此可見，沈括及其所著《夢溪筆談》具有世界性的深遠影響，在人類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六）世界造園學最古名著——《園冶》

　　此書的作者是明末園林建筑藝術家計成。計成生于明萬歷十年（公元1582年），卒年不卒，江蘇吳江人，字無否，自號否道人，明末園林建筑藝術家。他在《園冶•自序》中說：“游燕及楚，中歲歸吳，擇居潤州。”他中年“歸吳”后是定居在鎮江的。其生平行誼，因資料甚缺，無法詳述。而由其自述來看，計成青年時即以繪畫出名。他善繪山水，景仰荊浩、關仝，《園冶•自序》謂：

　　不佞少以繪名，性好搜奇，最喜關仝、荊浩筆意，每宗之。

　　荊浩是五代時有突出成就的山水畫家，他的山水創作，大氣磅礴。關仝則師法荊浩，有“出藍”之譽，他的“關家山水”已達到“筆愈簡而氣愈壯，景愈少而意愈長”的妙境。荊、關二人都強調師法造化，“搜妙創真”。他們在山水畫創作上之所以獲得如此成就，主要的一點，即在于對真山真水有深切的感受。荊、關的山水畫創作對計成的造園藝術有很大影響，計成可算是以丹青妙手來塑造園林藝術，熔繪畫藝術與造園藝術于一爐了。

　　計氏造園藝術十分注意師法造化，不師成法，從大自然中蓄其底蘊，因而能夠出神入化，巧奪天工，所謂“雖由人作，宛自天開”。這是他造園的基本原則之一。計成的朋友鄭元勛在崇禎乙亥（1635年）為《園冶》所作《題詞》中說“計無否之變化從心不從法”，同時能夠根據地與人的具體條件進行設計，“所謂地與人俱有異誼，善于用因，莫無否若也”。計成曾因晉陵吳又予之招，代為筑園。他根據地形，掇石搜土，“令喬木參差山腰，蟠根嵌石，宛巖畫意；依水而上，構亭臺，錯落池面；篆壑飛廊，想出意外”。落成，吳又予高興地說：“從進而出計步僅四百，自謂得江南之勝，惟吾獨收矣。”計成也覺得“予胸中所蘊奇，亦覺發抒略盡，益復自喜”。鄭元勛與計成交往很久，對他有深刻的了解，說計成“常以剩水殘山不足窮其底蘊，妄欲羅十岳為一區，驅五丁為眾役，悉致琪華瑤草、古木仙禽，供其點綴，使大地煥然改觀”。當然，這種美化大地的理想在當時是不可能實現的。

　　我國造園藝術，歷史悠久，成就輝煌，有關文獻甚多，但能科學立論并作出系統闡述的，當以計成所撰《園冶》一書為最著。《園冶》計三卷、十篇，有二百三十二則圖式。鄭元勛在1635年就預計到此書將與古代的《考工記》一樣膾炙人口。此說信然！“造園”一詞，見諸文獻，即以此書為最早。20世紀20年代末，日本首先援用“造園”一詞為正式科學名稱，并尊《園冶》為世界造園學最古名著，認為此書占有世界科學史上光榮的一頁。然而，這部具有高度造園藝術水平的名著，在有清一代268年間，除李漁曾有一語道及，此外未見著錄。日本大村西崖的《東洋美術史》說劉炤刻《奪天工》（指安慶阮衙藏版），即指此書。日本有鈔本，卷首題“奪天工”三字，因即呼為《奪天工》，而《園冶》之名竟隱。由于日本造園界的發現和推崇，才引起國內學術界的重視。首先發現此書的是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教授、造林兼造園學權威本多靜六博士，他得之于北京書肆，為木版本三冊。我國的陳植教授在日本留學時，于1921年春在他的老師本多靜六處見到此書。此后，國內學術界開始從事于殘本的搜集和文字、圖式的勘訂。1931年，先后由陶蘭泉與中國營造學社分別印行，并且，陶本曾與日本內閣文庫所藏刻本（即安慶阮氏刻本）校合，至此，國人才得以重睹前輩遺著。

　　（七）我國第一部傳世的甲骨文著錄書——-《鐵云藏龜》

　　是書編者劉鶚（1857-1909年），字鐵云，別署洪都百煉生，江蘇丹徒（今屬鎮江）人。他通曉算學、醫學、治河等學問，曾參與治理黃河，頗著聲譽。又曾向清政府建議舉外資興辦實業，但不得志。后以私售倉粟罪流放新疆，死于迪化（今烏魯木齊市）。

　　劉鶚晚年曾著小說《老殘游記》，在文學史上有一席地位。他平生更好金石考古之學，曾投古文字學家吳大澂門下，為甲骨的早期收藏者之一。劉鶚總共收藏甲骨五千片以上，花半年時間，從中挑選出1058片，編成《鐵云藏龜》六冊，于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由抱殘守缺齋石印出版。這是我國第一部傳世的甲骨文著錄書。

　　《鐵云藏龜》為開創之作，編排無一定的標準，而且混入了五片早期契刻的贗品，這是由于當時認識水平的限制，無需苛責。劉鶚很正確地斷定甲骨卜辭為殷代文字，提出“以天干為名，實為殷人之確據”的論斷，這早已成為學界共識。當然，劉鶚當時只認出四十多個甲骨文字，其中包括十九個干支字和兩個數字，對甲骨卜辭本身的內容尚缺乏認識，只是對幾條卜辭作了極其初步的解釋，根本不可能運用甲骨卜辭資料來研究殷商歷史。盡管如此，本書著錄的材料仍很有價值。其所著錄卜辭多屬武丁時期，有關于祭祠、戰爭、方國、祖先、人物、上帝、神祗、求年、求雨、卜旬、卜夕等多方面內容，為后來的研究者不斷征引。所以，這部書在我國甲骨學史上功不可沒。

　　（八）我國第一部語法書--《馬氏文通》

　　作者馬建忠（1845--1900年），字眉叔，江蘇丹徒人，清末語言學家。他年青時就研究西學，光緒二年（1876年）被派赴法國留學，并任清使館翻譯，回國后入李鴻章幕辦洋務，曾去印度、韓鮮辦理外交事務，撰《適可齋紀言紀行》，主張廢除厘金，調整進出口稅率，振興工商業，又提出政治改革，使中國富強的思想主張。

　　馬建忠精通英文、法文、希臘文及拉丁文。所著《馬氏文通》，從經、史、子、集中選出例句，參考拉丁語法研究古漢語的結構規律，為中國第一部較全面系統的語法著作。

　　《馬氏文通》是1898年出版的，從此，中國有了漢語語法學。馬建忠是位天主教徒，他的拉丁文很好。他依照拉丁語法的體系來敘述漢語語法，主要是講詞類，最后一章則講造句法。他以西洋語法作模式，建立中國的語法學，這在創始階段并不足深怪。從1898年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可以說一直是模仿西洋語法的時代，但在這時代所產生出的《馬氏文通》在漢語所特有的虛詞方面卻能有其獨創性的見解，這是很難能可貴的。有人認為應把馬建忠列為中國第一位語言學家，這評價并不過份。我們今天研究漢語史仍必須讀《馬氏文通》，其首創之功，不可湮沒。王力教授肯定《馬氏文通》是“一本很有價值的書”；黎錦熙先生曾用杜甫詩句“不廢長江萬古流”來稱贊《馬氏文通》。這些都堪稱的評。

　　（九）我國第一部村風俗志——《西石城風俗志》

　　作者陳慶年（1862-1929年），字善余，又號橫山先生，江蘇丹徒人。西石城即其家鄉西石城村，該村現名西石村，在丹徒縣辛豐鄉境內。和西石村緊緊相連的是東石村，位于鎮江市區的東部，距城約二十公里，地處橫山之南，俗稱橫山洼。據《西石城風俗志•序》說：陳氏祖先“自南宋以來，聚族于斯，為郡治東南之望村”。

　　陳慶年自幼好學，博覽群書。初應曾國藩召，赴南京主修《兩淮鹽政史》；后應張之洞召，任江楚譯書局總纂，主譯西書，別為張氏纂《洋務輯要》。二十三年后，于兩湖書院任教，講授《兵法史略學》，后受端方聘赴武昌，任文高、普通兩學堂講師，主講中國歷史，以“文不繁，事不散，意不隘”之旨，用章節體新編《中國歷史教科書》，又編《列國政要》。民國以后，授學于鄉里傳經堂。陳氏著作尚有《知忘錄》、《通鑒紀事本末要略》、《五代史略》、《明史詳節》、《通史講義》等。

　　《西石城風俗志》于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刊印，共分婚姻、喪葬、祭祀、賓客、節令等五章。章下有節，每章之末都有“雜記”，實為本章的一些補充材料。這部書雖然記載不盡詳備，但作為舊時專記一個村落的民俗資料，至今殊不多見，仍不失為較好的資料。我國著名民俗學專家鐘敬文教授在致江蘇省民俗學會成立大會的賀信中，曾提到江蘇省吳語地區歷史上重要的民俗著作，其中就有陳慶年所著的這部《西石城風俗志》。

　　（十）我國第一部完整的文化通史——《中國文化史》

　　中國文化歷史悠久，傳統根基深厚，但一直沒有系統論述中國文化形成發展歷史的著作。直到柳詒徵的《中國文化史》面世，才填補了這學木空白。

　　柳詒徵（1880--1956年）字翼謀，號劬堂，江蘇鎮江人，是我國現代的史學家、文學家、書法家和圖書館事業家。他還是一位教育家，當代著名的中國思想史學家蔡尚思、邱漢生先生等均曾親受其益。蔡尚思先生在其晚年所作《自傳》中說：“1934.9-1935.9   在南京龍蟠里的國學圖書館住讀，也常在晚上向柳詒徵館長請教，他無架子，喜長談，會開玩笑，我一點也不受拘束，是我在治學上最滿意的一個時期。”又謂柳氏“給我多讀書多搜集史料的機會與經常為我講近代掌故，這個長輩給我的教益，超過了我的所有老師，是我學術上的最大恩人”。

　　柳氏自幼穎悟，十六歲赴金壇應科舉孝試，用篆字寫試卷--《焦山痙鶴銘》等詩篇，為學臺所激賞，批語為“未冠能此，可稱妙才”。當時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日益加深，清廷日益腐敗，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作為愛國主義者的柳詒徵，遂毅然放棄科舉制藝之文，而致力于經世致用之學，以冀于社會改革有所貢獻。

　　柳氏一生致力于歷史研究。他曾通讀“二十四史”，對歷代政教之利弊、學術之盛衰等都作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并把自己的研究所得撰述為《中國文化史》。此書分上、中、下三編：上編為上古文化史，共三十三章；中編為中古文化史，共二十六章；下編為近代文化史，共十九章。該書曾于1932年、1948年兩次排印出版，近年又有新印本行世，在學術界影響頗大。這部書除條理舊聞，分類纂述外，在一些問題上也有自己的創見，如在談到清代文化的考證學派時，便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清代乾嘉諸儒名義上是以漢儒的家法治學，而實際上是考史之學。全書所引用的資料，自六經諸子、二十四史、歷代各家著述，旁及國外漢學家論著和中國近代報章雜志統計資料，無不詳為搜輯，達六百余種之多。由于作者身經清末、民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時代，深有感慨，故為提高國人的民族自尊心，抵制崇洋媚外的奴化思想，蓄志闡述中國文化的源流與特點，勉勵青年學習、繼承和發揚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這是作者寫作這部《中國文化史》的宗旨。此書征引繁博，主題鮮明，至今仍不失為一部較完備的有系統的中國文化史重要參考書。邱漢生先生以馬克思主義觀點評論這部書道：“史料翔實，斷制謹嚴，觀點雖是舊的，但不失為一部有價值的著作。”

　　（十一）我國第一部中等以上學校的歷史教科書--《歷代史略》和《中國歷史教科書》

　　《歷代史略》是鎮江柳詒徵編寫的，而《中國歷史教科書》的編寫者則是丹徒陳慶年。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柳詒徵隨繆荃孫等東游日本，考察學校。回國以后，根據日人那珂通世（1851-1908年，日本著名的教育家、歷史學家）所編《支那通史》，加以修訂補充，改編為《歷代史略》，以適應當時中國初辦新式學堂時課堂講授的需要。《歷代史略》從唐虞三代起，到明朝末年止，共六卷，每卷分為若干篇章。全書用流暢淺明的文辭，有條理、有系統地敘述了歷代史跡。歷史書由綱鑒體的舊形式，一變而為教科書體的新形式，這是我國最早的一部。

　　《歷代史略》出版不久，陳慶年編成《中國歷史教科書》六冊，作為當時中等以上學校歷史教學的課本。這是我國歷史讀物明確標明“教科書”的開始。

　　這兩部書的出現，雖然受到當時日本所編學校課本的很大影響，但是，它們都采用了新的編書形式，這是對舊綱鑒體例的一次重大的改革。而由此產生出的新體例，從清末傳襲到現在，除寫作上由文言變為語體，觀點上由舊變新，以及征引資料增多、研究方法不斷更新等外，大體上還是保存了這種編寫形式。柳詒徵、陳慶年二氏的開創之功，不可磨沒。

　　以上十一部著作包括文學、藝術、自然科學、建筑學、文字學、語法學、方志學、歷史學等多種學科。它們在歷史上都是屬于開創性的著作。將這些著作稱為“鎮江的十一個第一”，似不算溢美之辭。而本文標榜這十一部著作，目的在于紀念先輩蓽路藍縷的勞績，激勵我們“振興中華，建設鎮江”的雄心壯志；而先輩勇于開拓創新的精神，更應為我們繼承和發揚。

　　本文曾參考并采用了多種資料，因篇幅所限，不及一一注明，特此鄭重說明并向這些資料的編著者表示衷心的感謝！——作者附識1985年4月

　　［本文原載《鎮江史志通訊》1985年第2、3合期，有所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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