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戊戌變法”是在西方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救亡圖存的維新運動，譚嗣同做為主要干將之一，給我們留下的若干的教訓和啟示，透過那些錯綜復雜的歷史云煙，用大歷史觀來看，資本主義在“戊戌變法”的中國是行不通的。40多年的改革開放證明了資本主義在當代中國仍然行不通。從“戊戌變法”到改革開放，讓人們從無數的教訓中，認識到毛主席指引的走向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方向才是走的通的人間正道。

　　譚嗣同歷史悲劇的鑒戒

　　譚嗣同的鮮血譜寫了一幕壯烈的歷史悲劇，留給后人太多的遺憾與感嘆。特別是他殉難前“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的詩句，如電光之照耀，如風之流動，激勵著后來的志士仁人，學界對1898年那場“戊戌變法”的研究始終沒有間斷。如今互聯網上出現了把40多年的改革開放與120多年前的戊戌變法相比較的討論，對譚嗣同這個戊戌變法的主要人物眾說紛紜，我對此也作了一些分析，探究譚嗣同到底是變什么法?他的變法對當代究竟有多少實際的鑒戒意義?

　　時代的動亂、民族的危亡，使譚嗣同對現存的社會和傳統的基本制度,產生了強烈的批判意識和抗議精神。他寫了《仁學》一書，認為二千年來，統治者無非就是強盜，讀書人是奴才，統治者指鹿為馬，讀書人難得糊涂，互相配合，如此而已……。他雖然出身官宦世家，思想卻反叛開放，雖自幼飽讀圣言詩書，卻屢試不中，四處游歷，經湖廣總督張之洞的點撥，花錢捐了個官，補江蘇知府候補。時逢甲午戰后,時局危機,人心思變,戊戌變法時，與康有為、梁啟超等被光緒皇帝任命為四品軍機衙門章京上行走，類似秘書。他們旗幟鮮明地提出要學習西方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的變法。譚嗣同是戊戌變法倡導者和實踐者之一，成為維新派中沖決綱常禮教網羅的勇士。

　　一、“戊戌變法”的真相

　　起初，晚清的實際當家人慈禧太后，對改革也并非完全反對，面對風雨飄搖的時局，她同意光緒進行不違背祖制的有限度的變法。如果她不贊成變法，歷史就根本不會上演“戊戌變法”。正是有了慈禧的支持，才有了歷時三十多年的“洋務運動”和響徹一時的維新變法。

　　事實上維新變法運動的幕后師爺是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他不僅直接地出謀劃策，而且有時候呢還赤膊上陣，游說像李鴻章、翁同穌、張之洞這樣的高官，他聯系康有為這樣的變法領袖，讓梁啟超當他的秘書。李提摩太公開的身份是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委任他擔任《時報》的主編。他在寫給英國共濟會和政府的報告明確地提出“我們只要更多地控制主要的大學、主要的報紙、主要的雜志和一般的新讀物，通過控制這些東西和控制中國的輿論領袖，我們就控制了這個國家的頭腦和脊骨”。

　　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來中國訪問，他是日本明治維新的操盤手，抵達京師后，向維新人士們使勁游說：日本雖然打嬴了甲午戰爭，綜合國力究竟還是不如中國，更不如歐美列強，若不聯合中國，終究要被白種人打敗，中日“本兄弟國,貴國遇我良厚”,卻因甲午之戰,“遂成仇釁”,“每一回首,悔恨何及”,并聲稱“貴國亡必及我,我不聯貴國,將誰聯?”這種姿態令維新派群情振奮，大小官員紛紛上書，奏請留伊藤在北京，幫助設計中國的新法和推進變法改革。貴州舉人傅夔甚至提出封伊藤博文為相。

　　在康有為等的鼓動下，光緒不僅同意接見伊藤博文，并將地點定為西苑勤政殿。這是清朝規格最高的接待。在清朝歷史上，勤政殿的大門第二次為外國人開放;上次則是接見德國亨利親王。

　　伊藤博文與李提摩太住在同一所旅館，以便隨時商談。李提摩太提議，由英國作為總領袖，中國與美英日三國合組高層政治機構，建立一個“中美英日合邦”議會，康有為、譚嗣同等維新人士對組建這個“脫亞入歐”政治共同體表示十分熱情。讓楊深秀遂于1898年9月20日(八月初五)上書光緒帝：“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計，固結英、美、日本三國，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也。”另一變法派官員宋伯魯也于9月21日(八月初六)上書稱：“渠(李提摩太)之來華也，擬聯合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為合邦，共選通達時務、曉暢各國掌故者百人，專理四國兵政稅則及一切外交等事，別練兵若干營，以資御侮。…………今擬請皇上速簡通達外務、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學士李鴻章者，往見該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與之商酌辦法。”這就是說將中國軍事、財稅、外交的國家大權，拱手全部奉獻于李提摩太、伊藤博文等外人之手。

　　李提摩太還向康有為建議：鑒于伊藤博文已經使日本變成一個強盛的國家，對中國政府來說，最好的辦法就是請已卸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擔任光緒皇帝的顧問。康有為深表贊同，同時希望由李提莫摩太也出任皇帝的另一名外國顧問，付以事權。

　　七月二十四，刑部主事洪汝沖上書光緒皇帝，提出了朝廷遷都荊襄之外，還特別建議：“職以為不仿行西法則已，茍仿行西法，則一切內政，尤當廣聘東西各國名士，畀以事權，俾資贊助，收效必宏”。聘請“東西各國名士”來參與新政，而且這些“名士”絕不僅僅是顧問身份，而是要“畀以事權”，要賦予他們具體的職務和權限。這些建議，光緒考慮準備采納。

　　御史楊崇伊將此事密奏慈禧太后，慈禧聞奏大怒，認為康有為把這些洋禍害引來了，是地地道道的賣國，要誤了皇上。她擔心光緒引入外國顧問，一旦成立四國聯合內閣后，康有為就會打著變法的旗號公開賣國，列強就會打著變法的旗號正式瓜分，全中國將隨之陷入混亂。中國社會需要的是真正的變法，但不需要賣國的變法，更不需要動亂。

　　慈禧太后在其長達半個世紀的執政生涯中，較少頑固守舊，更多的是實用主義的態度。他文化不高，沒有讀書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抱負，但具有政治家天生的趨利避害、洞悉人性、工于心計、個人至上、臨危不懼、敢作敢為的鐵腕，這正是專制帝王所應具備的權威。當感到變法危及到她的太上皇后的地位，她會毫不留情地把包括新法在內的一切都打翻在地。

　　光緒剛接見完伊藤博文，又召見了袁世凱。這是光緒在七天內第三次召見袁世凱，慈禧可以為了圖強而容忍維新派的很多變法措施，絕對不會容忍帝黨和維新分子架空她的權力。更不允許光緒帝觸動她的一個底線------軍權。當得知光緒20日又召見袁世凱，已忍無可忍，廢掉光緒的決心就已下定了。

　　九月十四日，光緒赴頤和園請安時，慈禧沒有像往常一樣答話，而是一言不發，把光緒嚇得沒敢說話。光緒自頤和園回宮便于當日召見楊銳，授以密諭：“……我皇帝的位置恐怕保不住了，你趕緊聯系康有為、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人，商量對策，想辦法挽回局面。”

　　楊銳接讀密詔，因沒有任何思想準備，十分震恐，亂了方寸，不知道要干什么，竟迷迷糊糊把十萬火急的密詔壓了下來。

　　危急中，譚嗣同夜訪袁世凱，二十日光緒召見袁世凱，袁當夜回天津向榮祿告密，出賣了皇上，二十一日凌晨，太后回宮，將光緒囚禁在瀛臺，重新重簾聽政。

　　譚嗣同在光緒皇帝被囚禁后的第3天就被抓了，他拒絕了與梁啟超一起逃往日本，于9月28日與康廣仁、林旭、楊深秀、楊銳、劉光第被處以了死刑。被稱為六君子。這場近代史上影響巨大的“戊戌變法”僅進行了一百零三天，便虎頭蛇尾徹底流產了。

　　二、譚嗣同的變法是全盤西化

　　譚嗣同身處晚清新舊中西混雜的思想中，所著《仁學》作為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在書中博采眾長，雜糅儒、釋、道、墨各家和西方資產階級自然科學、社會政治經濟學說，認為“仁”是萬物之源;“以太”構成了萬物的本質，是“不生不滅”的;宇宙間各種事物只有“變易”，沒有“存亡”，只有“聚散”，沒有“生滅”。形成了獨特的哲學體系。也使得《仁學》成為他的學術絕唱。作為一個理想主義者，他認定了西方資本主義的完美，能在中國大地上實現，因此在他眼里，他認為中國不需要跟帝國主義侵略作斗爭，只要向西方國家一樣實行資本主義，就可以依靠國際公法而得到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自由，在他眼里資本主義就是一副十全十美的藍圖。

　　譚嗣同寫給老師歐陽中鵠信中談及改革路徑，具體到改革經費的籌措時，建議將新疆和西藏等地賣給英俄，先將以前的戰爭賠款付清，剩下的錢可作變法的費用，并讓英俄保護中國十年。他將此建議給廣緒奏折，廣緒看罷頗為心動，康有為同樣說出了賣西藏這一想法。陳鼎乘機向皇上建議：為趕超英美，有四個當務之急：一是變服裝，即穿西服，如此一來就不會再把奇裝異服的西方人當成“鬼”了，有利于學習西方;二是合宗教，即合并基督教和孔教，彼此都要頂禮膜拜;三是通語言，要求士人盡學西語;四是通婚姻，鼓勵中國人與西方人通婚，如此才更可廣泛地認知西方。陳的建議引起了光緒的興趣，令軍機大臣和總理衙門大臣認真閱讀。譚嗣同對此大為贊賞，于是喟然作詩曰：娟娟香影夢靈修，此亦勝兵敵愾儔。驀地思量十年事，何曾謀種到歐洲?

　　譚嗣同一反中國傳統“黜奢崇儉”的主流消費觀,旗幟鮮明的主張“崇奢黜儉”

　　譚嗣同維新派們認為白人是“高貴”的，不只是否定身為黃種人的自己，更是對中國祖先的全盤否定。建議清政府應該歡迎白種人涌入國家，中國男子和歐洲女人通婚，中國女子也可以嫁給歐洲男子，這樣一來，百年間，中國的黃種人境況就可以得到大幅度的改善。通過改變自己國家人種的膚色，來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這“人種改造計劃”，竟與希特勒當年提出的“人種改良”，在本質上不謀而合!這些還沒來的及商議細節，隨著變法的失敗全軍覆沒了。在他們戊戌六君子奔赴刑場時，周圍的群眾對此持非常冷酷的態度，也沒人愿意為他們送行。廣大群眾的心中對他們祟洋迷外的維新變法是不認可的。

　　僅從這幾點改革主張分析譚嗣同這位大英雄，他的變法一言蔽之，即全盤西化。

　　三、譚嗣同的歷史悲劇對改革開放的鑒戒

　　對“戊戌變法”的評價和失敗原因，后人論述多多，也給我們留下了許多深刻的啟示：歷史上的每一個轉折點都是由一系列復雜事件構成的，其中譚嗣同這個歷史人物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如今的教科書中把譚嗣同列為中國近代資產階級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維新志士。我認為譚嗣同當年對資本主義生吞活剝，全面接受歐州資本主義那些金錢至上的利欲熏心的生活理念，他只看到西方資本主義強于我國的一面，希望通過變法，學習資本主義，建立類似于德國或日本式的政體形式。他沒看清“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因此，套用西方資本主義的變法如同飲鴆止渴。再說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一個長期積累的過程。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維新派想直接在古老的中國建立資本主義社會，是行不通的。“戊戌變法”演化成一場亂哄哄的鬧劇，像動聽的歌，吟罷即成絕唱，像美麗的花，未開放便已凋敝。瞬間煙消云散。

　　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譚嗣同沒有想到他死后51年，毛澤東率領中國共產黨人開創了新中國，工農大眾翻身做了國家主人。有過20多年走在社會主義大道上的豪邁歲月。譚嗣同更沒想到他理想中那些沒有實現的事情，在后來40多年的改革開放有些竟變成了現實，人們的發型變了，服裝變了，婚姻變了，和外國人也通婚了，英語成了學校的必修課，各行各業從此冒出了文化精英和急功近利的資本家，社會風尚隨之大變。人們的舉止、時尚、態度、環境、價值觀，道德觀都發生了別樣的變化。多少官員、將軍、大老板在“崇奢黜儉”中花天酒地，筑起的淫樂窩一個比一個豪華，譚嗣同更想象不到貧富兩極分化遠遠超出了他那“戊戌變法”的時代，多少勞動大眾被醫療、教育、住房三座大山壓彎了腰。

　　40多年的改革開放，讓中國人領教了什么叫真正的資本主義，百年前，歐美的政客和資本家們開著戰艦帶著鴉片打開中國的大門，百年后，西方人帶著他們的市場經濟和精神鴉片，在改革開放的春風里來到中國安了家落了戶。今已有2萬億產業歸外資所有，絕大部分被美國占有。所以，2007年，美國財長鮑爾森就曾經威脅中國政府說“如果中國停止改革開放，美國絕不會置之不理”。這比當年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和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對“戊戌變法”的態度更蠻橫。如今中國經濟28個主導產業中，21個被外資控股，那些真的“茅臺”酒“中華”煙、大紅棗等拉到外國用低于國內價格買給外國人享用，而換回那么多有毒的轉基因。我國官員在美國哈佛大學3周的培訓費用每人為20萬元，從網上亮出的名單看，這些從哈佛回來的學員，有數位被升為省長、部長、省委書記、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員。2018年07月14日淅江日報有篇報導《中央黨校畢業典禮上為何會出現博士帽碩士帽?》這一道道改革開放的風景，讓我們恍若隔世，不知今夕是何年!

　　在改革開放40多年間，國內一部分先富起來的走資本主義當權派和新生的資本家們，打著改革的旗號，侵吞毛澤東時代留下的國有資產，各行業的新官僚、新地主、新資本家們坐大成勢，導致0.33%的人口擁有2/3的財富。疾速的兩極分化，造成社會極大的不公平，已遠超歐美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作為一種人剝削人的制度，其自私性和掠奪性帶來的道德淪喪前所未有，把我們古老的文明，特別是毛澤東時代留下的社會主義文明和環境敗壞的面目全非，人心變的比“戊戌變法”時代還壞。你養激素魚，我賣神仙蝦，你種藥葡萄，我種漂亮瓜，30天的雞，40天的鴨，60天的豬肉進萬家……上海交大王德峰教授總結出的一段話：“今日之中國，縱欲洶洶，改革開放30年來，中華民族形成了一個這樣的民風，各施其能，各謀其利，……未來的我們該何去何從呢?”如果譚嗣同還活著，看到資本主義的真實面目原來是人吃人的猙獰怪物，他的橫刀向天笑會變成向天哭，揮刀斬豺狼!

　　“戊戌變法”是在西方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中救亡圖存的維新運動，譚嗣同做為主要干將之一，給我們留下的若干的教訓和啟示，如對資本主義的片面理解，如對列強和反動勢力寄于了太多的幻想，如懼怕群眾，遠離群眾。群眾的力量是天，是創造歷史的動力，他的變法沒有群眾的支持，無奈地仰天長嘆：無力回天!《國語·楚語下》云：“人之求多聞善敗，以鑒戒也。”透過那些錯綜復雜的歷史云煙，用大歷史觀來看，資本主義在“戊戌變法”的中國是行不通的。40多年的改革開放證明了資本主義在當代中國仍然行不通。從“戊戌變法”到改革開放，讓人們從無數的教訓中，認識到只有經過歷史檢驗的毛主席指引的社會主義路線是行得通的。

　　毛主席指出：“從遠古以來，人類一直沒有什么社會發展的長遠計劃，人類社會發展應該有個遠景計劃，這才是人類文明。我們講的人類文明，是共產主義。”(《戚本禹回憶錄(下)》396頁)，我們這個年齡段的人，曾沿著這個偉大遠景路線闊步前進過。在毛主席逝世后，改革開放改變了中國前進方向!今天，在這歷史的十路口何去何從?一場思想革命正在爆發。人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表示出對改革理論和前程的關注，群眾們自發地站出來，在互聯網上撩開了一段段歷史真相的幕布，在輿論上自發檢驗40年的改革開放，捍衛毛主席，捍衛毛澤東思想，捍衛人民曾經當國家主人的毛澤東時代，強烈呼吁回歸毛主席指引的走向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正道。

　　探究譚嗣同的改革，發現他是個非常復雜的神秘的人物，盡管他追求的改革方向偏且離奇，但他是真誠的。一介書生，想法太過天真，作為“戊戌變法”的領袖人物，給我們留下許多經驗、教訓、警示和想象空間。他的品德比康有為要高的多，他高貴的品質源于讀書人中的一個非常可貴的基因，那就是“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終極追求。雖然他的生命只有33歲，但他的復雜性比一般七老八十的歷史人物還要復雜。雖然他的改革曇花一現，但留給后人的的鑒戒是長久的。

　　1985年我在廣西桂林，聽李澤厚先生講他在北大的本科畢業論文，原本寫的是譚嗣同，越寫越感到此人太復雜，后來寫不下去了，才改寫了美學。近日，我受幾篇探討譚嗣同的文章之啟發，選譚嗣同變法悲劇之鑒戒的角度，寫一孔之見，為我們新時代的變革向諸位網友拋磚引玉。

　　天眸 2024.11. 15. 于天津

　　參考文獻：

　　[1] 馮天瑜《張之洞評傳》

　　[2] 商周《改革開放30年：得到的、失去的、夢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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