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的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主力被迫撤出中央蘇區，實施戰略轉移。

　　擔任李德翻譯的伍修權在回憶錄中寫道：“最初他們還打算連毛澤東同志也不帶走，當時已將他排斥出中央領導核心，被弄到雩都去搞調查研究。”后來，經過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等人極力爭取，毛澤東才得以參加長征。伍修權說：“如果他(毛澤東)當時也被留下，結果就難以預料了。”

　　由伍修權的這個說法，后來又產生了“長征救了毛澤東”之類的說法，例如金一南在他編寫的歷史傳記中寫道：

　　沒有周恩來，也許就沒有后來的毛澤東……轉移之際，毛澤東寫信給中央表示想留在瑞金，當時的書記不到30歲的博古看了信后不知如何處理，找周恩來拿主意。周恩來連夜馳馬飛奔尋到毛澤東，關起門來徹夜長談……就是這一夜的談話改變了中國的命運。毛澤東若不走恐怕就會和留下的一大批黨的領導人瞿秋白等一樣犧牲了。

　　對于“長征救了毛澤東”這一觀點，張鼎丞之女張九九在《長征前的毛澤東》一文中，通過一系列的史實論證駁斥道：

　　“如果毛主席在長征時被留下，‘難以預料’的將不是毛主席自己，而是長征的前途。”

　　如果一定要做“歷史假設”，首先該被假設的不是長征開始后毛主席走與留的問題，而是應該假設紅軍是不是必須要放棄蘇區、進行長途轉移。官方出版的《毛澤東傳》以確鑿的口吻寫道：

　　“前線的戰局越來越不利，東線和北線都被突破，西線也更加困難。打破敵軍圍剿，已不可能，只剩長征這一條路了”。

　　然而，長征只是后來的說法，即便是李德、博古等人最初也沒想走那么遠，他們設想的只是去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這也是共產國際的意見。

　　第五次反“圍剿”節節失利，毛主席雖然被排除在領導層之外，但他仍然密切關注著國內外局勢和紅軍的前途。

　　1934年4月下旬，毛主席提出去南線粵贛省“休息”，獲得周恩來同意，實際是去調查研究，給紅軍找出路。毛主席到南線之后，果斷放棄“御敵人于國門之外的死打硬拼”的錯誤打法，一手發動群眾、組織游擊隊，開展游擊戰爭反擊敵人的圍剿，一手派化裝的小分隊，潛入廣東陳濟棠的管區，宣傳抗日救國、槍口一致對外的道理，促使粵軍反蔣抗日，很快就扭轉了南線的危機。

　　1934年6月，毛主席登上會昌城外的嵐山嶺，寫下了那首著名的《清平樂·會昌》：

　　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

　　會昌城外高峰，顛連直接東溟。

　　戰士指看南粵，更加郁郁蔥蔥。

　　在當時的一片“失敗主義”情緒中，“風景這邊獨好”講的是南線的大好局勢，可不是某些歷史學者考證的已經提前給紅軍找好了戰略轉移的通道。

　　《毛澤東傳》也交代了這一點：直到7月中旬，毛主席都還不知道中央紅軍將要長征及他本人何去何從；10月初，毛主席才接到“有特別任務”（紅軍轉移）的秘密通知。

　　金一南有一點說對了：“毛澤東寫信給中央表示想留在瑞金”。

　　毛主席在得知紅軍主力要轉移到湘鄂西后，曾勸說博古不要放棄來之不易的中央蘇區，如果他們決意要走，他也不走。可想而知，博古等人不會采納這個建議。

　　后來，毛主席又派警衛員胡昌保和吳吉清兩人，連夜趕路給博古送去一封信，再次要求留下打游擊，中央機關里的老人、孕婦、重傷病員以及不愿意跟隨中央紅軍大轉移的人，都可以給他留下來，但他需要把羅炳輝和紅九軍團的第二十師留下，并說一軍團里也有一些干部戰士愿意跟隨他留下來，請中央批準。信的結尾還作出保證，說兩三年后，中央蘇區和留下的紅軍都將以嶄新的面貌迎接中央局回蘇區。

　　接到來信后，博古找周恩來商量，周恩來表示不同意，理由是中央已決定項英留下，如果現在改由毛澤東留下，項英的工作將不好做；況且紅九軍團要一分為二，只剩下一個第十四師隨中央紅軍轉移，變動太大。第二天，在周恩來的勸說下，毛主席只好同意隨大部隊轉移，因為中央已經明確拒絕了他的建議，他只好服從組織原則。

　　需要說明的是，博古這樣的革命者，雖然書生氣十足、教條主義思想根深蒂固，但與那些投機者相比，并沒有太多的私心雜念。他后來在延安整風和七大時的檢討是真誠而深刻的，這與權力欲十足的王明完全不同。關于博古為了排擠毛主席而故意不讓毛主席隨大部隊轉移，借敵人的手除掉他的說法并不能成立。

　　中央紅軍主力出發前，中共臨時中央決定組成中共“中區”中央分局，其成員有項英、瞿秋白、陳潭秋、賀昌、陳毅、汪金祥、梁柏臺、張鼎丞、鄧子恢、譚震林、龔楚、毛澤覃、李才蓮等，其中固然有瞿秋白、賀昌、何叔衡、張鼎丞、毛澤覃等與博古意見相左的人，但與博古走的很近的項英同樣被留下。難道博古也要故意迫害項英，讓他留守最后被敵人殺害？

　　延安整風時，博古曾經站在他的立場作出過檢討：

　　“中央蘇區退出時，由于對游擊戰爭的形勢及其困難的估計不足，致各級仍保存一套架子，由于這，留下了一批干部：中央局書記項英、組織潭秋、宣傳秋白、軍事陳毅、政府何叔衡。其余江西曾山書記、福建汪金洋、鄂贛劉伯堅，這些干部以后遭受犧牲，這是我負責的。至于以下的去留決定，均羅邁（即李維漢）負責處理。要聲明的即對這批人的處理，并無存心使他們遭受犧牲。但是正確的處理是應該帶出來的。”

　　博古的這個檢討仍然沒有充分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他沒有采納毛主席的建議，也沒認識到留下一批部隊和干部堅持游擊戰爭的巨大價值。

　　中央紅軍轉移前，毛主席對留守的張鼎丞說：“你還是回到閩西去，那里你熟悉，可以堅持，可以發展。”正是這批留守的同志堅持了三年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才為曾經的蘇區保留了革命火種，才有了后來的新四軍。

　　博古的檢討里有一點很關鍵——“對游擊戰爭的形勢及其困難的估計不足，致各級仍保存一套架子”，并且還是讓項英來總負責。這套架子并不能很好地適應游擊戰爭從而減少不必要的犧牲，這才是博古要負責的地方。而當時他們不同意毛主席留下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擔心“毛澤東留下，項英的工作將不好做”。

　　所以，假設毛主席沒有隨大部分轉移、參加長征，并且還能給他留下更多的部隊，中央蘇區的局面將大不相同，歷史也將改寫。

　　1934年6月，毛主席已經在南線促使粵軍反蔣抗日，因為中央蘇區被博古等人放棄而沒能執行。這個戰略調整直到中央紅軍到達陜北之后，才得以重新進行，才有了后來隨局勢轉變的從“反蔣抗日”到“聯蔣抗日”。

　　相反，如果毛主席沒有隨大部隊轉移、參加長征，后來的通道轉兵、黎平會議、遵義會議、四渡赤水、茍壩會議、會理會議、飛奪瀘定橋、與張國燾會師之后的南下與北上之爭……這一次又一次的歷史轉折、一次又一次的把紅軍從死亡線拉回來的歷史事件就不會發生。而這每一次歷史事件，如果沒有毛主席和毛主席所代表的正確路線，中央紅軍任何一步走錯，隨時有可能萬劫不復。

　　所以，說是毛主席挽救了長征、挽救了中央紅軍、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革命，絲毫沒有夸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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