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8月11日，15歲的尼蘭德隨著一聲槍響結束了罪惡的生命。
這起案件被稱作蘇聯歷史上僅有的一次對未成年人執行死刑的案件。這起死刑判決雖然贏得了蘇聯絕大部分老百姓的拍手稱快，卻也引來當時西方社會的抨擊。
阿爾卡季·尼蘭德出生于蘇聯一個普通家庭，兒童時期遭遇了父母離異，母親帶著他改嫁，酗酒的繼父經常毆打尼蘭德，這迫使尼蘭德小小年紀經常離家出走并且養成了小偷小摸的習慣。
因為偷竊同學錢物，12歲的尼蘭德被學校開除，其后，搶劫、入室盜竊幾乎成了尼蘭德的家常便飯。
1964年1月28日，尼蘭德15歲生日前一天，他計劃“干一票大的”慶祝自己的生日，在入室搶劫過程種殘忍殺害了一位母親和她3歲的兒子，兇器是一把斧頭，而那位可憐的母親足足被砍了15下，她早已失去呼吸的兒子也被砍了8下。殺掉母子兩人后，尼蘭德坐在案發現場平靜地吃了早飯，然后打開了煤氣才離開。
被捕后，尼蘭德對于自己的殘忍行徑沒有表現出絲毫的悔意，甚至很自信地協助警察還原了作案過程，因為他清楚地知道，在當時的蘇聯，死刑并不適用于未成年人。當警察詢問他為什么連3歲的孩子都不放過時，尼蘭德竟然說：“孩子一直在哭，很煩人。”
的確，按照當時蘇聯的法律，未滿18歲的人不會被判死刑。當這起案件的細節被公之于眾后，蘇聯民眾憤怒了。他們組織了集會，呼吁政府對尼蘭德進行嚴懲，有報紙不斷發聲，要求槍斃尼蘭德以伸張正義、震懾犯罪行為。
群情激憤的現實，最終驚動了赫魯曉夫，他站出來支持對尼蘭德的死刑處罰，并要求蘇維埃最高主席團對此進行決議。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最終于1964年2月17日頒布決議，“動用了”法律溯及力對尼蘭德作出了死刑判決。
這一判決立刻遭到西方社會的抨擊，蘇聯國內也有人給赫魯曉夫上書，稱“溯及力”不合法，但赫魯曉夫仍舊固執己見。
赫魯曉夫以及當時的蘇聯政府之所以在這起案件上如此堅持，一方面是因為案件確實引起了非常大的民憤，另一方面也是基于上世紀60年代蘇聯青少年犯罪率持續攀升的事實，蘇聯政府試圖通過這起特殊的判決震懾并遏制這一趨勢。
然而，這次“特殊”的嚴厲判決并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據蘇共中央在一項同犯罪現象作斗爭的決議中的統計，未成年人犯罪在過去20年時間里幾乎持續增加，1987年蘇聯共發生未成年人犯罪案件17萬起，比1967年增加了一倍。
據當時的專家分析，造成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社會因素，有學校因素，也有家庭因素。
上世紀50年代赫魯曉夫上臺之后，擴大了蘇聯與西方的經濟文化交流，一方面是西方資產階級的腐朽思想和文化傳入蘇聯，導致物質欲和消費主義傾向嚴重；另一方面是意識形態領域的形式主義和空話盛行，老百姓見識到蘇聯特權階層的紙醉金迷之后，越來越不滿與現實脫節的愛國和革命傳統教育，懷疑一切、否定崇高的現象，在青少年群體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此外，因為蘇聯特權階級與無產階級的貧富分化不斷拉大，越來越多的社會矛盾和家庭悲劇發生，這導致“問題少年”在蘇聯越來越大量地出現。
而蘇聯的教育部門同其他的官僚部門一樣，變得越來越僵化、越來越官僚主義，并沒有對所謂的“難教育學生”采取足夠精細、足夠耐心的教育與關懷，而是將他們粗暴地推向了社會——上世紀60年代以后，集體主義氛圍在蘇聯社會越來越淡漠，這種做法對于“難教育學生”而言，無疑是災難性的。
沒有誰是天生的罪犯，上世紀60年代以后，前蘇聯未成年人犯罪率之所以持續攀升，未成年人所處的社會環境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種趨勢顯然不是一兩例“重判”能夠遏制住的。
比起前蘇聯最后三十年間，未成年人犯罪率攀升的速度，蘇聯解體、全面私有化，被新自由主義“洗禮”過的俄羅斯，更加令人震驚：
俄羅斯1998年下半年的犯罪統計結果表明，每年的少年犯罪數量相比80年代末增長了10倍！而經濟不平等所導致的貪財型犯罪占到3/4，其中22%的少年犯罪是偷竊、40%是暴力搶劫、29%是其他搶劫；未成年人的性犯罪數量也非常驚人，強奸及強奸未遂的未成年犯罪人數竟然比成年人多兩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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