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不是救世主，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紀念毛主席誕辰130周年

　　（待續）

　　在全國上下深切紀念偉大領袖和導師毛主席誕辰130周年的日子里，人們不能不冷靜地思考一個問題：一個人無論生前多么風光，一旦離開這個世界了，除了少量親友，其他人都會漸漸地把他忘記；即使這少量親友，逐漸淡忘也是不可避免的。世界上大概只有一個人不同，這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四十多年了，全中國、全世界的人們一刻也沒有忘記他。甚至，毛澤東熱還正在一浪高過一浪向前推進。可以預料，只要毛主席、毛澤東思想（毛澤東主義）還沒有在全黨與全國完全回歸正途，毛澤東熱就沒有止息的時候，直到把一切反動勢力統統徹底地掃進墳墓，實現全人類的最終解放！敵人，包括隱藏在黨內的敵對勢力，竭其所能地歪曲他、造謠污蔑他，仍然無法損害他老人家一根毫毛。可以預料，即使再過億萬斯年，偉大的毛主席在人類歷史中的崇高地位仍將是不可撼動的。

　　這是為什么？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一首響亮的《東方紅》，道出了億萬人民的心聲，世世代代，將永遠都是時代的最強音，也唱出了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毛主席不是救世主，卻將永遠是人民的大救星！

　　現今的敵對勢力總是要竭力把大救星與救世主混淆起來，千方百計地詆毀毛主席，阻止人民紀念偉人的正義舉動，甚至以“絕密文件”等謠言做掩護，公然與人民為敵，偷偷摸摸地損毀人民群眾自覺集資樹立起來的毛主席雕塑，企圖抹掉人民對自己領袖的記憶與崇敬。雖然這絲毫無損于毛主席的光輝形象，無損于、且更有利于磨礪廣大人民群眾的戰斗意志！其實，大救星與救世主二者是完全不同、甚至根本對立的兩個概念！二者最根本的區別在于，后者告訴人們，不論你怎樣受苦受難，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只要虔誠地信仰上帝，上帝終究會來解救他的（這當然都是騙人的鬼話）！后者則告訴人們，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全靠人民自己救自己，并不斷地向人民大眾指明自己救自己的路徑，親身領導人民群眾自己救自己的偉大斗爭，甚至逝世以后，他遺留下來的思想財富仍然能夠武裝人民群眾的頭腦，指導人民群眾的斗爭實踐，并不斷地取得勝利，包括在對最兇惡敵人的斗爭中無往而不勝！

　　01立志出鄉關，改造中國與世界

　　毛主席出生在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同中國封建勢力相勾結、災難深重舊中國的一個普通農民家庭，從小就親眼目睹了鄉親們遭遇到的種種艱辛與苦難；當地豪紳勾結官府欺壓百姓的種種惡行；以及反抗它的不易；十分痛恨人與人之間不平等與社會不公正。在信佛母親影響下，他很想盡其所能地同眾鄉親一起斗爭來改變現狀，救苦救難。但人微力薄，很難如愿。1910年，年僅17歲的毛澤東懷著改變現狀的理想，給父母留下一首詩，“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自動放棄艱辛而相對平靜的生活，同當時許多先進的中國人、憂國憂民的仁人志士一樣，開始了到外面去尋求救國救民真理的艱苦歷程。直到1912年，毛澤東來到長沙，在湖南省立圖書館這個新的學習天地，第一次看到了一張世界大地圖，驚奇與震撼之余，他知道了世界有多大、中國在哪里；看到偌大的長沙市只是一個小小的點，家鄉韶山沖則根本看不到蹤影，知曉了單單改變韶山、甚至單單改變長沙市與湖南省還遠遠不夠，逐步堅定地樹立起“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崇高理想。

　　這時的毛澤東，既無顯赫的家庭背景，又沒有任何社會資源與人脈，也沒有受到強有力的高人指點，完全出于自覺自愿，態度之堅定，一生無悔。他先后就讀于湘鄉縣立東山高等小學堂、湘鄉駐省中學堂、湖南公立高級商業學校，期間，正趕上辛亥革命爆發，毛主席還曾棄筆從戎半年，成為湖南新軍里的一名普通列兵。1913年3月，毛主席又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湖南省第四師范學校（后并入第一師范學校）。在此期間，毛主席在打下了深厚的中國文化基礎的同時，廣泛接觸了當時流傳于世的各種思潮，信仰過無政府主義，最終在1918年，為組織湖南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在恩師楊昌濟的介紹下，25歲的毛澤東第一次到北京，正遇上“十月革命一聲槍響”，在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的安排下，來到北大圖書館第二閱覽室做圖書管理員。借工作便利，毛澤東廣泛閱讀，接觸了大量西方思潮中的先進思想，接受了五四新文化的洗禮和西方先進思想的啟蒙，特別是深受李大釗、陳獨秀及其創辦的《每周評論》和《新青年》兩部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與十月革命刊物的影響，迅速地朝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又在第二次進京時，閱讀到了對他影響極深刻的《共產黨宣言》、《階級斗爭》、《社會主義史》等三部著作，在進一步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的同時，與當時中國的實際相結合，終于讓年輕的毛澤東找到了“改造中國與世界”的理論基礎，取到了救國救民的真經。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理想、世界觀，很快就在毛主席的靈魂深處，深深地扎下了根。其顯著標志就是回到長沙的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同他聯絡的大量同學和民眾一起，組織成立了事實上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新民學會，從事了反對封建軍閥張敬堯反動統治的斗爭，并創辦了著名的《湘江評論》，提出了“民眾大聯合”的口號。毛主席滿懷激情地指明，“世界上什么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么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毛主席還振聾發聵地指出，“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一下子就抓住了馬克思主義的要害與核心，抓住了中國革命的關鍵與根本。現在想起來，這個“民眾大聯合”的口號，不僅可以同馬克思、恩格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同列寧“全世界無產者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的口號相媲美，而且比這兩個人人皆知的口號更通俗，更容易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接受，也更具有可操作性——盡管人們至今還沒有注意到、更沒人想到與提到這一點。由此，喚起民眾，堅定地相信人民群眾，緊緊地依靠人民群眾，放手發動人民群眾，讓人民群眾最充分地組織起來、團結起來、聯合起來，“自己救自己”，就成了毛主席畢其一生的工作，更應該成為我們黨、廣大人民群眾和一切群眾組織必須奮力做好的工作。毛主席作為人民的大救星，也在這個“民眾大聯合”聲中正式起步了。

02參與締造中國共產黨，牢牢把握住共產黨人的初心使命

　　緊接著，隨著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不斷展開與工人運動的興起，同馬克思主義的深入傳播相結合，毛主席就同南陳北李一起，直接參與到組織締造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的工作中去，并親自出席了中共“一大”。黨的“一大”，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通過了黨的第一個綱領。綱領強調，要“把工人、農民和士兵組織起來”，“實行社會革命”，“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 “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歸社會共有”；“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斗爭結束，即直到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清楚明確地表述出我們黨原生態的初心與使命。毛主席最偉大之處恰恰在于，他不僅同陳獨秀、李大釗等一起，親手締造了中國共產黨，而且始終把黨的初心使命牢記心頭、付諸實踐，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直到晚年，毛主席為什么還要特別強調“階級斗爭是綱，其他都是目”呢？因為毛主席深知，自原始的氏族公社解體以來，“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中國共產黨從其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是以徹底消滅一切剝削階級與剝削制度，進而消滅一切階級、階級矛盾與階級斗爭、解放全人類為最終歷史使命的。即使在剝削階級與剝削制度整體上已被消滅，但作為原有剝削階級的個人已然存在，剝削階級思想仍然在社會上廣泛存在的情況下，丟掉了階級斗爭這個綱，松懈了階級斗爭這根弦，剝削階級與剝削制度就會死灰復燃；“夾著尾巴逃跑了”的帝國主義就會卷土重來；廣大人民群眾就會重新跌入受苦受難的深淵；共產黨人與革命人民以前的一切努力都會前功盡棄，無數革命先烈的鮮血就算白流了！一切均須從零開始。所以，只要階級與階級斗爭存在一天，“以階級斗爭為綱”、“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就應該成為我們做好一切工作而時刻不能忘記的座右銘。

　　然后，毛主席就積極投身到“把工人、農民和士兵組織起來”的工作，直接參與組織領導粵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長沙泥木工人大罷工等一系列罷工斗爭，推動湖南工人運動迅速走向高潮。又趁回韶山養病之機，領導開展農民運動，并積累起了推動農民運動的豐富經驗，并在此基礎上，主辦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在領導工農運動與深入實際考察的偉大實踐中，毛主席將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自己的親身實踐相結合，同中國的具體國情相結合，撰寫出《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兩篇巨著。前者，直接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與階級斗爭的理論，深刻地剖析了當時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基本狀況及其對中國革命的態度，第一次科學地解決了“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中國革命的首要問題。并得出結論：“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于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線。”后者，毛主席則站在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立場上，在對當時湖南全省幾個主要地方在中國共產黨領導與宣傳下深入開展起來、聲勢浩大的農民運動進行深入考察的基礎上，有理有據地論述了農民運動“好得很”，對“糟得很”的論調進行了有力的鞭撻，對人們普遍瞧不起的人民大眾組織起來能夠形成的排山倒海般的蓬勃力量做了熱情的謳歌。毛主席滿懷激情地預言，“很短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么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 。“站在他們的前頭領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后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立面反對他們呢？每個中國人在對于這三項都有選擇的自由，不過時局強迫你迅速地選擇罷了。”“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一邊，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一邊，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頭上站在革命人民一邊，而在行動上則另是一樣，他就是口頭革命派；只有不僅在口頭上，而且在行動上也站在革命人民一邊，他才是完全的革命派”。這就把立場問題提高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科學高度，至今都是檢驗一個人真假革命者、真假共產黨人的試金石與分水嶺。兩篇雄文，深入揭示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和動力，奠定了我們黨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雄厚底氣、理論基礎、力量之源，也在事實上奠定了他老人家成為人民大救星的堅實基礎。后來，毛主席又特別提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其實就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革命，農民才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這就把農民與農民運動對中國革命（包括新民主主義革命，也包括社會主義革命）的重要性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科學高度。不僅在中國共產黨內，而且在整個國際共運范圍內都無人能夠企及。現在，人們為什么會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甚至，沒有毛主席就沒有中國共產黨？其實，早在這兩篇雄文發表時，就已經注定了！

03將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開辟了中國革命唯一正確的道路

　　毛主席親自參加了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直接參與了幫助孫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參與制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實行國共合作、建立國共合作為基礎的革命統一戰線的戰略決策。毛主席還同李大釗、林伯渠、瞿秋白等共產黨人一起，參加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幫助孫中山先生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將舊三民主義發展為以三大政策為基礎的新三民主義，改組、建立起在新三民主義基礎之上的中國國民黨，并當選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后來還成為國民黨中央代理宣傳部長。期間，在推動國民黨的隊伍不斷發展壯大的同時，毛主席還注意保持我們黨在國共合作中的獨立性，主張同排斥共產黨的右派分子進行堅決的斗爭。

　　但是，由于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錯誤指導與陳獨秀推行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路線，對戴季陶、蔣介石、鄒魯、謝持、張繼、汪精衛等為代表的、或公開或暗藏的國民黨右派破壞統一戰線，反共、反人民的行為一再妥協、退讓，而根本聽不進毛主席等許多共產黨人的正確意見，終于釀成了悲劇接連發生。先是孫中山先生逝世，國民黨右派日益猖狂，國民黨左派領袖、僅次于汪精衛的國民黨二號領導人、黃埔軍校主要領導人（黨代表）廖仲愷先生被刺身亡，讓蔣介石一躍，變成能夠在黃埔軍校只手擎天的大人物；蔣介石趁機一手制造了中山艦事件，精心策劃了一次反革命政變的預演。但這些統統沒有受到應有的追究，直至讓蔣介石順利地當上了北伐軍總司令。然后，隨著大量共產黨人與革命軍人在北伐軍中英勇奮戰，而讓北伐戰爭進展迅速，蔣介石的野心也迅速膨脹起來。帝國主義列強急于尋找代理人，又有江浙財閥的慫恿、支持，蔣介石到達上海后，有恃無恐，迅即發動了“4.12”反革命政變，高喊著“寧錯殺三千，絕不放過一人”反革命口號，公然背叛了孫中山先生的“聯蘇、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向千千萬萬革命者揮舞起罪惡的屠刀。緊接著，汪精衛又發動“7.15”反革命政變，將大批共產黨人、國民黨左派和其他革命群眾共達30萬余人屠殺在血泊之中。中國革命陷入低潮，面臨滅頂之災……

　　但是，真正的共產黨人、一切革命的人民，并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上爬起來，揩干凈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們的尸體，又繼續投入戰斗了！

　　1927年8月1日，在周恩來、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同志領導下，發動了英勇的南昌起義，向國民黨反動派打響了第一槍。緊接著，我們黨召開“八七會議”，清算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毛主席在會上做出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英明論斷，會上還做出發動農民舉行秋收起義的決定。9月9日，在毛主席領導下，秋收起義正式開始。同年12月11日，我黨在張太雷、葉挺、惲代英、葉劍英、楊殷、周文雍等領導下，又發動了廣州起義。

　　從這三次武裝起義領導人名單中，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些領導人都是杰出的共產黨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沒有他們，中國革命就不可能取得最后勝利。百年歷史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不愧為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乃是千真萬確的真理。

　　同時，比較起來，南昌起義與廣州起義，我們黨投入的力量要大一些，而秋收起義則相對弱小得多。所以，南昌起義攻下了南昌，廣州起義攻下了廣州并成立了無產階級革命政權——廣州公社，而秋收起義若想拿下長沙，則基本不可能。在國民黨反動派殘酷圍剿下，南昌起義與廣州起義隊伍很快就被打散了，只有朱德、陳毅等同志將南昌起義殘余力量聚攏起來發動湘南暴動，才保持下來一部分革命力量。而毛主席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的一支在攻打長沙外圍時，敵人就迅速加強了長沙的守備，并調集兵力向起義軍反撲，加上起義的第二天，起義軍的第四團——邱國軒團關鍵時刻叛變，導致起義部隊腹背受敵，損傷慘重。起義軍相繼失利——攻下長沙，已經不可能。這時候的毛主席，不僅沒有因此而悲觀失望，反而更胸有成竹，果斷決策：放棄攻打長沙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農村進軍。途中，部隊又遭遇敵人多次截擊，損失慘重。9月23日，起義部隊總指揮盧德銘同志又在戰斗中英勇犧牲。部隊里還有不少人開小差，最終只剩下幾百人，暴露出嚴重的悲觀失望情緒。9月29日，部隊到達江西省永新縣三灣村，毛主席召開前敵委員會會議，決定將部隊縮編為一個團，稱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一團；確立黨支部建在連上的制度，班、排成立黨小組，連以上設黨代表，營以上有黨委，全軍由黨的前敵委員會統一領導，使這支部隊有了堅強的領導核心；同時還采取了許多革命措施，實行官兵平等，為建立一支新型人民軍隊奠定了基礎——這就是著名的三灣改編。然后，部隊到達寧岡，毛主席又召開了有地方黨委負責人參加的前委擴大會議，決定部隊向井岡山進軍。同年10月底，部隊到達井岡山地區后，立即著手建立我黨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工作，建立了湘贛邊界各級黨組織；制定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后發展為八項注意），成立士兵委員會，實行經濟公開，建立了新型官兵關系；在工農革命軍幫助下，鄉村普遍組織了暴動隊、工農赤衛隊、農民協會，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并在茶陵、寧岡、永新、蓮花等縣相繼建立了工農兵（蘇維埃）政府。然后就在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部隊到達井岡山與毛主席會師，成立了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從而擴大了革命武裝力量，進一步鞏固和加強了革命根據地，點燃了工農武裝割據的星星之火，開創了史無前例的建立鞏固的農村革命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取得全國政權這樣一條唯一正確的革命道路，即在四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開創出一條讓中國革命取得最終勝利的征程——能夠做到這一點的，唯有我們的毛主席！

　　那么，為什么唯有毛主席能夠開創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其他同志則統統沒有做到呢？

　　前面說過，領導南昌起義與廣州起義的同志，都是杰出的共產黨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與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他們在蔣介石、汪精衛制造的血腥鎮壓之中沒有屈服，沒有退縮，而是予以堅決的反抗，選擇的又是十月革命的道路，以武裝的革命對付武裝的反革命，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他們所遵循的只是馬克思主義的現成經驗，說得難聽一點，只是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完全沒有想到，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還必須同中國的國情、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

　　而毛主席不同，自從毛主席確立了“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堅定信念，并找到馬克思列寧主義之后，就把馬列主義真理當成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最得力的工具，就知道要搞好中國革命，必須用馬列主義之“失”，來射中國革命之“的”，就必須把馬列主義之失與中國革命之的緊密結合起來，做到有的放矢。而不是相反，頭足倒置、削足適履，讓中國革命之的去“適應”馬列主義之失。而在此之前，毛主席早就用馬列主義這個科學工具去指導自己的實踐，摸透了中國的國情，寫出《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兩篇雄文，明確了中國革命實質上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革命，中國革命的主力軍是農民，因此就能夠在攻打長沙無望的情況下，果斷決策，放棄城市中心論，積極主動地向農村進軍，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依靠農民這個革命的主力軍，積蓄革命力量，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取得全國政權。

　　現在的人們都能看得很清楚，是毛主席開創出這樣一條通向勝利的唯一正確道路，無數革命先烈、革命前輩才能成為人民功臣、人民英雄，做出無數驚天地、泣鬼神的業績，使中國革命不斷地從勝利走向勝利。沒有毛主席，他們或者只能慘死在蔣介石、日本鬼子的罪惡屠刀之下，或者只能隱居山林，泯滅于一盤散沙的眾人之中了，篤定一事無成。即使像周恩來、朱德、彭德懷這樣足以彪炳史冊的人民大英雄，如果沒有毛主席，他們同樣難以做出他們后來已經做出的偉大成就來的。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乃是千真萬確的真理；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這一切（每一位）共產黨人的輝煌，同樣是無法否定的。今天，我們每年都要參拜一次人民英雄紀念碑，這是完全正確的，但無視一步之遙的毛主席紀念堂，忘記無數人民英雄之中最偉大的人民英雄，實在是不應該。

　　所以，當毛主席做出了這一英明決策，剛剛走出這條正確道路第一步時，連我們的黨中央都理解不了。在1927年11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還指責毛主席“完全違背中央策略”，是“單純的軍事投機”，并撤銷了毛主席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湖南省委委員職務！后來的歷史決議把毛澤東思想定義成“全黨智慧的結晶”，是很難讓人信服的。我們黨百年歷史實踐充分證明，毛澤東思想，或者毛澤東主義本身，乃是毛主席領導黨和人民同國內外敵人作斗爭過程中，不斷糾正黨內錯誤、多次一再地把中國共產黨從危局中解救出來并不斷發展壯大的結晶，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與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結晶。

　　還要看到，這條道路注定是一條艱難曲折的路。在四周一片白色恐怖的包圍之中，反過來要用落后的農村去包圍“先進”的城市，幻想一個早晨就取得成功，這怎么可能？一個早晨沒有成功，十個二十個早晨也沒有成功，人們能夠看到的路上，步步布滿荊棘。于是，有人不能不提出“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問。

　　面對這樣的疑問，毛主席一面帶領黨、紅軍和根據地人民披荊斬棘、穩步前進，一面見縫插針地利用戰斗的間隙，寫下《中國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總結了井岡山和各地農村根據地斗爭的豐富經驗，找出了中國革命的規律性，系統地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全國政權的關于中國革命道路的思想理論。

　　毛主席指出，①中國不是一個具有完整主權的獨立國家，而是帝國主義列強分裂剝削下的半殖民地，造成以軍閥混戰為特征的白色政權間的長期分裂和戰爭，使得紅色政權能夠在四周白色政權包圍中間發生、并堅持和發展起來。②中國作為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內部沒有民主制度，外部沒有民族獨立，無議會可以利用，無組織工人罷工的合法權利，決定了中國革命只能是武裝的革命對付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也是中國革命的優點，除了在革命根據地支撐下組織人民軍隊和人民群眾同反動派拼死斗爭外別無出路。③中國革命的敵人很強大，他們長期占據中心城市，而廣大農村則是他們統治的薄弱環節，就使無產階級能夠而且必須把落后的農村改造成先進的鞏固根據地，在那里積蓄革命力量，促使革命高潮的到來，成為奪取全國政權的出發點。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農民是革命的主力軍，中國革命的實質就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戰爭，無產階級要領導革命走上勝利，就必須派遣自己的先鋒隊深入農村，發動農民，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⑤而且，中國紅色政權首先發生在受過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影響，有過群眾運動高漲的地方，有深厚的群眾基礎；中國革命的基本矛盾沒有解決且日益激化，革命形勢有不斷向前發展的勢頭；我們已經有相當力量共產黨組織存在，有相當力量的紅軍存在，只要我們黨的政策不錯誤，我們的紅色政權就能夠在農村長期存在并不斷發展壯大，直至包圍城市、奪取全國政權。毛主席滿懷激情地指出，只要我們沿著這樣一條道路前進，革命高潮的到來，絕非可望而不可即，“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紅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有理有據的理性分析、科學論斷與革命樂觀主義相結合，必然一步一個腳印地把中國革命不斷地引向勝利——盡管外部敵人的極端猖狂與內部錯誤的嚴重干擾曾經一再地給我們帶來天大的困難與挫折。

　　（以上是文章的開篇，全文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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