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請問您如何看待俄羅斯與中國的社會評論家和活動家的聯合?
這個問題的實質是意識形態輿論場中俄兩國如何聯手的問題,我剛剛在俄羅斯出了一本俄文版的評論集,大量涉及的是您提出的這個問題本身。
中俄關系是如此緊密,無論政治、經濟、文化、歷史,乃至迫在眼前的地緣政治軍事問題,我們兩國同在美西方弓箭手瞄準的靶心之內。
我想強調的是,今天中俄背靠背、肩并肩,兄弟齊心,其利斷金,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似應該牢記當年中蘇論戰的歷史教訓,尋求共同點,擴大共同點,又注意彼此的差異性,不把話說的太滿,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孔夫子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里面隱含的一個道理——“己欲未必人欲”,要求同存異登高望遠。避免過分強調自己的意見,導致分歧加劇,害了交情,損害共同利益。
中蘇之間是曾經有“蜜月期”的,那個時候,“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那個時候中國人學習俄語的熱情,一點也不亞于今天中國人學習英語的熱情。但是,從20世紀50年代后期開始,中蘇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日漸加劇。
1960年4月,紀念列寧誕辰90周年之際,中國共產黨發表《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集中闡明了中國共產黨關于時代、戰爭與和平、無產階級專政、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的觀點,點名批判南斯拉夫“現代修正主義”,實際上對赫魯曉夫的某些觀點進行不指名的批駁。
6月,赫魯曉夫在布加勒斯特召開的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上,對中國共產黨進行了激烈攻擊,中國共產黨未向這種壓力屈服。會后,蘇聯政府突然于7月照會中國,單方面決定立即召回在我國工作的全部蘇聯專家,廢除兩國經濟技術合作的各項協議。這一系列蓄意惡化中蘇關系的行為,使中國蒙受巨大的經濟損失,增加了當時的嚴重經濟困難,也極大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給兩國關系造成難以彌合的創傷。
1961年10月,蘇共二十二大召開以后,兩黨之間意識形態的爭論愈演愈烈。蘇共領導人、蘇聯報刊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和公開信,攻擊中國共產黨和其他一些共產黨。中共中央從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編輯部的名義,相繼發表總稱為《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的論戰》的九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通常簡稱“九評”),全面批評蘇共的對外、對內政策。
“九評”的基本結論是:“在偉大的十月革命的故鄉,在具有幾十年建設社會主義歷史的蘇聯,也發生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篡奪黨和國家領導的事件,也出現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嚴重危險”,這是帝國主義推行“和平演變”政策的結果。“九評”指名批判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全面批評蘇共“全民黨”“全民國家”及各種內政外交政策。與此同時,蘇聯方面也發表了一系列論戰文章,中蘇論戰達到高潮。
上個世紀80年代末,戈爾巴喬夫訪問中國的時候,關于中蘇爭論的歷史事件,有一個大體的說法:30多年過去了,俄國的同志,中國的同志,對于這個問題會有新的思考新的視角,因為有新的事實發生了嘛。如今,又三十多年過去了,蘇聯亡黨亡國已然從毛澤東同志的預言變成了沉重的歷史事實,中蘇論戰中的很多觀點,最近一再被人們重新提起,重新認識。
需要吸取一個教訓,這個教訓不單單是共產主義陣營內部、兄弟內部,也可以貫穿在所有的組織的內部,那便是解決分歧,解決爭論,應當就事論事,限制在不同的層級。不宜由黨的分歧上升到國家之間的矛盾,乃至國家之間的軍事對峙。
社會活動家、評論家,這種字眼兒在中國不盛,大約是指那些對各種社會問題積極評論的人士吧。俄羅斯的情況我了解一點,我曾經多次接受俄烏網、今日俄羅斯電視臺、俄新社的采訪,俄烏戰爭爆發之后,我們有多次連線討論的機會。總的看法是,我們的共同任務,謹在應對西方意識形態的滲透以及西方輿論戰的威脅,對付國內的極端民族主義歷史虛無主義也是一個主戰場,有的時候甚至難分伯仲。因為意識形態,輿論工作無非是打擊敵人和教育人民,提醒人民不要上當,無論是村子外邊打進來的,還是村子里邊釋放煙霧的都在打擊范圍之內。總體來說,外邊的陣線清楚一些,外邊釋放的那些毒素也較好清除,盡管有的時候他們會采取認知作戰的方式,采取現代互聯網條件下的各種手段。最難的是對付自己內部的敵人,特別是來自于體制之內的在一定位置上的危險的如亞克夫列夫之類的人。
后記
以上內容2023年10月28日上午答寫于北京東城區南書房。
2023年10月24日,俄羅斯社會主義學者聯合會中央理事會,極其鄭重地列出若干問題,要中國同志司馬南回答,算作是一次書面采訪吧。
事情的起因是我在俄共中央的幫助下,剛剛在俄羅斯出了一本俄文書,一攬子討論中俄關系問題,特別是俄烏戰爭問題,引發了一些俄國讀者的興趣,他們希望討論更多更深。
11月中旬,俄羅斯意識形態與媒體代表團訪華,其中有我熟悉的康斯坦丁、辛加圖靈、沙默夫等人,屆時將有更充分的討論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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