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澤東開辟“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新道路的過程，是不斷地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具體實際情況相結合的過程，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過程。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從實際情況出發，解釋農村農民運動真實情況，深刻指出中國無產階級先鋒隊必須注意團結廣大農民；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井岡山的斗爭》，毛澤東根據中國社會實際情況和土地革命戰爭實踐的經驗教訓，科學的指出了在農村建立紅色政權、實行工農武裝割據的正確；在《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毛澤東根據紅軍黨內普遍存在的農民小生產者局限問題，深刻批判了小生產者的階級局限，并根據中國特殊實際情況提出了糾正紅軍黨內錯誤思想的辦法，首次創造性的解決了在農民小生產者為主要人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建設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軍隊的問題；在《反對本本主義》，毛澤東更加深刻的批評了教條主義，并提出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中國問題要由中國同志獨立自主的根據中國實際情況解決的科學論斷；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一、從《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到《井岡山的斗爭》

　　從國民大革命時期，毛澤東就極其重視從中國實際出發具體的分析中國實際問題、探索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辦法。堅持從實際出發、堅持調查研究的毛澤東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調查研究工作，并寫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在這篇文章，毛澤東根據調查研究的實際情況，說明了無產階級必須重視農民運動、緊緊的團結農民、注意工農聯盟。毛澤東深刻指出了農民運動的實際情況：“所有各種反對農民運動的議論，都必須迅速矯正。革命當局對農民運動的各種錯誤處置，必須迅速變更。這樣，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補益。因為目前農民運動的興起是一個極大的問題。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么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

　　根據調查研究的實際情況，毛澤東說：“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權力的革命。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農村中須有一個大的革命熱潮，才能鼓動成千成萬的群眾，形成一個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所謂“過分”的舉動，都是農民在鄉村中由大的革命熱潮鼓動出來的力量所造成的。”這樣偉大的革命戰爭，難道不應該支持嗎？

　　根據調查研究的具體的實際情況，毛澤東對農民小生產者也進行了具體的劃分。毛澤東提到：“但是這種革命大業，革命重要工作，是不是農民全體做的呢？不是的。農民中有富農、中農、貧農三種。三種狀況不同，對于革命的觀感也各別。”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就是毛澤東根據中國實際情況進行深刻調查研究得出的成果。毛澤東在這篇文章深刻指出了注意工農聯盟、注意領導、鼓勵、支持農民運動的重要性。毛澤東說：“就其基本的精神說來，就其革命意義說來，請讀者們想一想，哪一件不好？說這些事不好的，我想，只有土豪劣紳們吧！”

　　在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逐漸探索出了以農村為工作重心、走工農武裝割據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毛澤東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說：“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這種奇事的發生，有其獨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發展，亦必有相當的條件。”根據中國實際的現象，他揭露出了其中的本質。

　　毛澤東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指出——當時的中國屬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被多個帝國主義國家間接殖民；由于多個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斗爭，各個帝國主義國家支持的軍閥也出現了混戰；帝國主義國家扶植的各個軍閥的混戰、城鄉分裂的不同的生產關系、城市敵人的強大、鄉村敵人力量的薄弱……都是四圍白色政權中有紅色政權長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正如毛澤東所說：“它的發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的國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因為這種奇怪現象必定伴著另外一件奇怪現象，那就是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帝國主義和國內買辦豪紳階級支持著的各派新舊軍閥，從民國元年以來，相互間進行著繼續不斷的戰爭，這是半殖民地中國的特征之一。”

　　毛澤東的“工農武裝割據理論”來自革命的實踐。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提到的中國紅色政權存在的條件中指出：“此外，工農武裝割據的存在和發展，還需要具備下列的條件：（1）有很好的群眾；（2）有很好的黨；（3）有相當力量的紅軍；（4）有便利于作戰的地勢；（5）有足夠給養的經濟力。”

　　可見，毛澤東的理論著作，緊密的圍繞著中國的實際情況、堅決堅持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一切從實際出發，是毛澤東理論和實踐的重要特點。

　　二、從《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到《反對本本主義》

　　轉戰贛南閩西期間，毛澤東根據紅軍黨內的實際情況，親自起草了古田會議決議。毛澤東緊緊的聯系著中國紅四軍內部的實際情況，聯系著中國農民小資產階級占人口大多數的實際情況，深刻批判了紅四軍黨內小資產階級錯誤思想，并具體的提出了解決的辦法。

　　毛澤東深刻指出：“紅軍第四軍的共產黨內存在著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這對于執行黨的正確路線，妨礙極大……四軍黨內種種不正確思想的來源，自然是由于黨的組織基礎的最大部分是由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成分所構成的；但是黨的領導機關對于這些不正確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堅決的斗爭，缺乏對黨員作正確路線的教育，也是使這些不正確思想存在和發展的重要原因。大會根據中央九月來信的精神，指出四軍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表現、來源及其糾正的方法，號召同志們起來徹底地加以肅清。”

　　可見，毛澤東對紅四軍的分析不僅是根據著紅四軍的現實，而且是根據著中國當時的實際情況，根據中國小資產階級汪洋大海的現實。

　　毛澤東在《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指出：“要指出極端民主化的來源，在于小資產階級的自由散漫性。這種自由散漫性帶到黨內，就成了政治上的和組織上的極端民主化的思想。這種思想是和無產階級的斗爭任務根本不相容的”，“應指出絕對平均主義不但在資本主義沒有消滅的時期，只是農民小資產者的一種幻想；就是在社會主義時期，物質的分配也要按照“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的原則和工作的需要，決無所謂絕對的平均。紅軍人員的物質分配，應該做到大體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餉平等，因為這是現時斗爭環境所需要的。但是必須反對不問一切理由的絕對平均主義，因為這不是斗爭的需要，適得其反，是于斗爭有妨礙的”。

　　可見，毛澤東的論述緊密的圍繞著中國農民小生產者階級局限的現實。毛澤東的古田會議決議最大的貢獻，就是創造性的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首次基本解決了在農民小資產階級汪洋大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建設無產階級革命軍隊的問題。

　　毛澤東之后的重要著作——《反對本本主義》，更是深刻體現了他堅持一切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的精神，體現了他將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實際情況相結合的精神。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明確指出：“你對于某個問題沒有調查，就停止你對于某個問題的發言權。這不太野蠻了嗎？一點也不野蠻。你對那個問題的現實情況和歷史情況既然沒有調查，不知底里，對于那個問題的發言便一定是瞎說一頓。瞎說一頓之不能解決問題是大家明了的，那末，停止你的發言權有什么不公道呢？許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閉著眼睛在那里瞎說，這是共產黨員的恥辱，豈有共產黨員而可以閉著眼睛瞎說一頓的嗎？”，“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

　　一切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的精神、中國同志獨立自主解決中國問題的獨立自主精神，在《反對本本主義》體現的很明顯。毛澤東說：“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我們的斗爭目的是要從民權主義轉變到社會主義。”

　　通過周密詳細的對中國實際情況的調查研究實踐，毛澤東從深刻的認識到無產階級在半殖民地進行革命必須緊密的團結農民群眾、領導和鼓勵農民運動，到逐漸探索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工農武裝割據政權道路，到創造性的解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建設無產階級性質革命軍隊的問題，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偉大的理論和實踐創新成果。

　　三、從《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到《實踐論》

　　隨著長征的勝利，堅持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解決中國問題的毛澤東，總結中國革命戰爭的經驗教訓，寫出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著名的光輝著作——《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從中國的特殊實際出發，毛澤東指出：“我們現在是從事戰爭，我們的戰爭是革命戰爭，我們的革命戰爭是在中國這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國度里進行的。因此，我們不但要研究一般戰爭的規律，還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戰爭的規律，還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中國革命戰爭——不論是國內戰爭或民族戰爭，是在中國的特殊環境之內進行的，比較一般的戰爭，一般的革命戰爭，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質。因此，在一般戰爭和一般革命戰爭的規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規律。如果不懂得這些，就不能在中國革命戰爭中打勝仗。”

　　毛澤東明確的提出了當時中國的特殊國情——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國、敵人的強大、紅軍的弱小、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領導和土地革命。根據中國的特殊國情，毛澤東集中的論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毛澤東指出：“這些特點，規定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指導路線及其許多戰略戰術的原則。第一個特點和第四個特點，規定了中國紅軍的可能發展和可能戰勝其敵人。第二個特點和第三個特點，規定了中國紅軍的不可能很快發展和不可能很快戰勝其敵人，即是規定了戰爭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話，還可能失敗。”

　　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根據中國的特殊國情，毛澤東集中的論述了指導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

　　之后，毛澤東從認識論的高度，更深刻的指出了一切從實際出發的重要性。《實踐論》就是毛澤東在這方面的光輝著作。土地革命時期，出現了一系列嚴重的教訓，有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教訓，其中教條主義的教訓最為嚴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本質上都是主觀主義，都是主觀脫離客觀、思想脫離實際。和主觀主義作斗爭，特別是和教條主義作斗爭，是毛澤東服務于革命政治實踐的哲學創新的極其重要的特點。

　　毛澤東的《實踐論》，從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角度出發，結合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側重于改造世界（實踐）方面，完整論述了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兩個飛躍”，為開辟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道路、為確立我黨的一切從實際出發的工作方針、形成我黨理論聯系實際作風、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精神，根本上清除主觀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思想提供了哲學依據。

　　為了和脫離中國實際情況的教條主義者爭奪對中國革命的領導權、確立一切從實際出發的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正確路線，毛澤東在《實踐論》深刻指出：“無論何人要認識什么事物，除了同那個事物接觸，即生活于（實踐于）那個事物的環境中，是沒有法子解決的。不能在封建社會就預先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的規律，因為資本主義還未出現，還無這種實踐。馬克思主義只能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馬克思不能在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就預先具體地認識帝國主義時代的某些特異的規律，因為帝國主義這個資本主義最后階段還未到來，還無這種實踐，只有列寧……才能擔當此項任務。”同樣，中國革命的問題也不能由不詳細了解中國具體的實際情況的馬恩列來解決，只能由詳細了解中國具體的實際情況的中國革命者來解決。

　　教條主義者的失敗，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嚴重脫離實踐斗爭、嚴重缺乏在中國革命戰爭的實踐經驗、嚴重不熟悉中國實際情況。為了結束他們錯誤路線的統治，毛澤東深刻論述了有革命的實踐才有革命的真理的科學論斷。所以，毛澤東在《實踐論》說：“常常聽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務時說出來的一句話：沒有把握。為什么沒有把握呢？因為他對于這項工作的內容和環境沒有規律性的了解，或者他從來就沒有接觸過這類工作，或者接觸得不多，因而無從談到這類工作的規律性。及至把工作的情況和環境給以詳細分析之后，他就覺得比較地有了把握，愿意去做這項工作。”

　　王明、博古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者，在革命實踐過程中，急于求勝，脫離實際，四面出擊，嚴重忽視了敵人的強大、忽視了敵我力量對比，忽視了中國社會具體的實際階級結構和經濟狀況，實行冒險主義的政治、軍事、經濟路線，政治上四面出擊，不團結可以團結的民族資產階級左派；經濟上，實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嚴重阻礙土地改革的順利進行；軍事上，實行進攻的冒險主義、防御是保守主義、撤退的逃跑主義，給革命事業造成嚴重損失。為了根本上批判王明脫離中國實際情況的錯誤路線，毛澤東寫到：“我們也反對‘左’翼空談主義。他們的思想超過客觀過程的一定發展階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則把僅在將來有現實可能性的理想，勉強地放在現時來做，離開了當前大多數人的實踐，離開了當前的現實性，在行動上表現為冒險主義”“唯心論和機械唯物論，機會主義和冒險主義，都是以主觀和客觀相分裂，以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為特征的。以科學的社會實踐為特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識論，不能不堅決反對這些錯誤思想。”

　　綜上所述，毛澤東在探索中國革命的道路的過程中，不斷地堅持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具體實際情況相結合、堅持著一切從實際出發；毛澤東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過程中，也在不斷地創造新的理論、指導新的實踐，創造性的解決了一系列前人沒有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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