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一個觀點。這個觀點說，在八十年代之后，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對國有企業造成很大的沖擊。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鄉鎮企業生產成本較低，因為鄉鎮企業職工的工資比國有企業職工的工資要低，所以低成本的優勢就使國有企業無法抵擋住鄉鎮企業的興起了。然后，這個觀點又派了國有企業的很多不是，認為國有企業受到鄉鎮企業的沖擊是無法避免的。

　　我對這個觀點嗤之以鼻。八十年代初，我在讀大學，八十年代中期，我在讀研究生。而鄉鎮企業對國有企業造成沖擊的情況應該主要出現在九十年代前后。

　　在九十年代，我做了一點調研。當時調研的對象是北京金星制筆公司。這是一家國有企業，除了生產金星牌鋼筆等產品外，還生產一種品牌為“金魚”的彩色畫筆。這種畫筆是為小學生上圖畫課所必備的學習用品。

　　我去調研時，廠里的負責人說，現在國有企業實在太不容易了。過去，他們參加全國的訂貨會，他們的金魚牌畫筆的銷路根本就沒有什么問題。現在不行了，一大批小企業（主要是鄉鎮企業）都起來了。他們產品的價格低于金魚牌，除了前面所說的，鄉鎮企業員工工資較低之外，還有其他因素。比如，在產品質量上，金魚畫筆一次可以在紙上連續畫出200米的長度，而其他鄉鎮企業生產的畫筆只能畫出80多米。這在質量上就差著一個檔次。而且，即使鄉鎮企業給出的價格再低，它們還是有一定利潤空間。他們出的價格可以只比金魚畫筆略低一點點，但是他們可以給前來參加訂貨會的采購員們以相當大比例的回扣。而國有企業是被明令禁止給采購單位和采購員送回扣的。兩下里一比較，哪一個采購員能頂得住這樣的誘惑? 在這種情況下，除了個別遵守規矩的采購員還是愿意采購金魚畫筆之外，絕大多數采購員都會為了那個回扣而選擇采購質量遠不如國有企業的鄉鎮企業的產品了。

　　這種情況是不是可以看成是經濟領域中最早的腐敗現象?用當時和今天的標準來說，這種情況毫無疑問就是不折不扣的腐敗現象。但是不少鄉鎮企業就要這么干。如果不這么干，所謂鄉鎮企業在與國有企業的競爭中根本就沒有勝算。

　　說起國有企業的成本問題，金星制筆公司的干部說，他們企業要負擔職工的醫藥費，也要負擔企業退休職工的醫藥費。這些費用都要攤入企業的成本。而新起來的鄉鎮企業就沒有這些費用。他們也沒有責任和義務負擔本企業職工的醫藥費用。但是國有企業是必須要承擔這個責任和義務的。企業就是再想降低生產成本，這部分費用是不能降，也不能壓的。

　　記得有一年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時，某地的代表就對當時的政協主席說，鄉鎮企業就是靠不正之風發展起來的。不過說這番話的人大代表，似乎對此沒有譴責或者指責的意思，而是在表達一種驕傲甚至自豪。這種情況實在令人非常擔憂。

　　在八十年代初，我還聽到過這樣的故事。一個鄉鎮企業的銷售人員，找到一家國有企業的廠長，要請求廠長幫助解決鄉鎮企業產品的銷路問題。廠長沒有當場同意。那個鄉鎮企業的銷售人員就拿出一條“佳賓”牌香煙送給廠長。廠長本不想要，那個銷售人員留下那條煙就走了。那人走后，廠長看著這條煙，覺得這個牌子的煙不過是石家莊一個煙廠生產的中低檔香煙，就隨手打開了一盒煙。等打開以后，發現這煙盒里裝的根本不是煙卷，而塞滿了十元一張的鈔票。那時人民幣鈔票最高面額就是十元。一個煙盒里塞滿十元，那一共得有多少錢，我估計最少也得有一百元。而一條煙的包裝是裝十盒煙，那么這一條香煙包裝里至少塞了一千元。在八十年代初，這一千元得是多大的一筆錢哪。聽完這個故事，我心里特別沉重，對給我講這個故事的朋友說，這種情況還怎么得了。那朋友似乎并不介意，他的回答是，哪兒能老是這種情況。他的意思是說，這種情況固然很糟，但國家不會允許這樣的情況泛濫下去。這位朋友可能實在太樂觀了。后來的發展早就超過往煙盒里塞錢的程度了。

　　今天或許有人會說，為了促進鄉鎮企業的發展，鄉鎮企業采用這樣的方式來爭取自己生存的空間，應該是可以理解的。這不過是為這種不正之風做無恥的辯護。后來大量的事實證明，通過這種不正之風來維持自身生存的鄉鎮企業，到了后來，已經沒有多少能夠存活下來。我這里大膽地做一個結論，當年靠著搞不正之風要維持生存的企業，今天幾乎已經都不存在了。在今天的農村，真正能夠堅持下來，而且效益比較好的還是堅持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的農業集體化經濟組織。

　　在八九十年代以后，大部分鄉鎮企業已經不再歸屬于集體經濟了，能活下來的企業被個人承包了。而這些由個人承包的企業，后來能活下來的也是少之又少。這至少能夠說明，所謂靠不正之風來打天下的鄉鎮企業，并沒有多大的生命力。

　　但是鄉鎮企業的這種不正之風，嚴重沖擊了我們的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這種破壞造成的損失，要遠遠超過所謂鄉鎮企業創造效益的價值總額。這絕對是得不償失的做法，比賠本賺吆喝還要虧，而且虧得很多很大。

　　有一個情況可能有很多人并不了解，在七十年代后期，至少在北京市，就制定了由地方國營企業幫扶農村人民公社，建立一些工業化企業的做法。當時北京市經委規定，每個市屬企業都要幫扶北京市遠郊區縣的一個人民公社，來建立一個工業企業，或者至少是一個車間。當時，北京市參與這項工作的企業，都要派駐代表長期駐守在這些人民公社之中。企業還會請這些人民公社的男女青年社員到企業接受培訓，學習掌握相關的操作技能和必要的產品知識。

　　這種做法當然是計劃經濟條件下的產物。但這樣的計劃經濟對于農村開拓產業領域，增加農民收入是有著絕對好處的。同時，這樣的計劃安排不會造成農村產業對城鎮中國有企業的無序沖擊。因為國有企業把相關產品或者車間安置在農村人民公社，這一方面對農村自身的發展和收入的增加是有好處的，而且也不會對國有企業帶來不必要的競爭。這種有計劃的、按部就班的安排和設想，如果能夠順利地執行下去，肯定對當時還處在相對貧困的北京遠郊區縣農村人口的收入提高是有著很大幫助的。農村人民公社也會從原來單一農業領域的生產開始涉足自身產業領域的開拓，向工業化的方向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今天回顧這段歷史，并不是要走回頭路。因為根本就沒有回頭路可走。但是對歷史的回顧有助于我們今天對當年工作中的某些偏差以及失誤做必要的反省和檢討，而不是一味地把當年那些實際上是錯誤的做法，反而夸大為所謂的功績。今天中國農村要實施鄉村振興的戰略，走農業集體化道路仍然是唯一的選擇。那種打著市場經濟的牌子，但實際上做的是無法無天的違法行為，這本身就是在破壞市場經濟。當年那些走不正之風的鄉鎮企業，今天還不能成為一個極其深刻的教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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