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封信說起：　　

　　在信中，毛澤東向司徒美堂表示——“反對內戰，力爭民主”，“敝黨代表團久已抵渝出席即將召開之政治協商會議，并已向政府當局提議立即無條件全面停止內戰，結束一黨專政，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以謀國家之團結、統一與和平建設”。

　　有的人，會提出這樣的疑問——為什么我們那時候要和歐美資產階級扶植的買辦資產階級建立“聯合政府”、要“阻止國內人民解放戰爭”？

　　也有的人，會提出這樣的疑問——為什么我們在重慶談判和三大戰役之后的態度會如此不同？為什么三大戰役之后我們就不能允許和他們“劃江而治”，非要戰爭到底？

　　我做這樣的解釋——提出第一個問題的人，不懂政治藝術；提出第二個問題的人，不懂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

　　為什么我們當時高舉“反對內戰”、“爭取和平民主”的大旗？

　　首先，美帝國主義扶植的蔣介石集團，確確實實是歐美資本主義的傀儡集團，和他們調和主義，確實是不可能實現民族解放和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勝利的。

　　但是，當時中國的各種勢力——民族資產階級、城鄉小資產階級、海外華人華僑、大中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些人是不懂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難以理解蔣介石集團本身是帝國主義傀儡這一事實的。

　　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的、代表工人階級根本利益的中國共產黨，為了實現無產階級武裝奪取政權的戰略目標，必須盡可能團結當時中國一切被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壓迫的、具有資產階級革命需求的中國多數反帝反封階級、階層、集團。

　　正如毛澤東所說：“但是不論何時，又團結，又斗爭，以斗爭之手段，達團結之目的；有理有利有節；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等項原則，必須堅持，不可忘記。”

　　為什么呢？因為當時中國資本主義極度落后、工人階級占中國人口的極少數，自身的力量極其薄弱。不實行反帝反封建的各階級大聯合，僅僅依靠工人階級自己的力量，是難以打倒當時力量極其雄厚的、壓榨中國一切反帝反封階級的“三座大山”的（蔣介石集團有歐美帝國主義大規模的經濟援助、科技援助、武器援助，更有超過以往中國任何一個朝代和當時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數量的常備軍）。

　　為了推翻“三座大山”，中國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必須盡可能的“利用矛盾，分化敵人；團結多數，孤立少數”。于是，不僅要實現工農聯盟——團結占當時中國人口最大多數的農民小資產階級，而且必須盡可能的團結一切和“三座大山”有矛盾的、受著“三座大山”壓迫的各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等等；為爭取政治主動權，盡可能團結多數、孤立“三座大山”，還在戰略上需要爭取愛國華僑、中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支持。在當時嚴重敵強我弱的狀態下，不能四面出擊——孤立了最主要敵人，才可以做到集中優勢，各個擊破。

　　又有人會問——但是，為了爭取這些階級、階層的支持高喊和平，我們又怎么武裝消滅反動派呢？

　　當然可以武裝消滅反動派。因為，蔣介石必然要發動反革命戰爭——這是由我們和他們的階級性質決定的。

　　毛澤東在《關于重慶談判》說：“為什么國民黨要動員那么多的軍隊向我們進攻呢？因為它的主意老早定了，就是要消滅人民的力量，消滅我們。最好是很快消滅；縱然不能很快消滅，也要使我們的形勢更不利，它的形勢更有利一些。”

　　蔣介石集團代表大地主階級、買辦資產階級的利益，是地主階級大寡頭和歐美帝國主義扶植的傀儡集團；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代表無產階級和當時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民群眾的利益，目標是建立獨立自主的不受國際資本控制的新中國，實現無產階級領導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階級武裝奪取政權。

　　國共兩黨的根本階級利益是完全不同的，戰爭也是必然的。蔣介石的反革命戰爭必然發動，我們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領導下也必然會進行革命戰爭予以反擊。

　　在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戰爭之前，我們已經向全世界表現了我們和平的誠意。

　　所以，毛澤東說：“無此讓步，不能擊破國民黨的內戰陰謀，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動地位，不能取得國際輿論和國內中間派的同情，不能換得我黨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讓步是有限度的，以不傷害人民根本利益為原則。”

　　這樣，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戰爭之后，他們提前背信棄義，掌握政治主動權的我們就可以名正言順的消滅在政治上失去信用的、被我們成功孤立的他們了。

　　蔣介石集團發動戰爭是必然。

　　中國大多數的反帝反封各階級人口難以認清蔣介石真面目。

　　我黨為了反帝反封的武裝革命勝利需要團結一切反帝反封的階級、階層、集團。

　　根據這三個現實，毛澤東做出了當時最正確的政治決策——高舉和平大旗，團結一切沒有認清蔣介石集團本質的反帝反封建的階級、階層集團，掌握政治主動權；蔣介石發動戰爭之后，掌握政治主動權的我們就可以名正言順的以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名正言順的推翻三座大山，也使其他一切反帝反封的階級、階層、集團明白蔣介石集團的不可信任，使他們清醒過來。

　　“在我黨采取上述步驟后，如果國民黨還要發動內戰，它就在全國全世界面前輸了理，我黨就有理由采取自衛戰爭，擊破其進攻。”——毛澤東，《中共中央關于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的通知》

　　于是，關于第二個問題——“為什么我們堅持徹底消滅國民黨反動派，反對‘劃江而治’、徹底沒收反動武裝？“這個問題，也很容易回答了。

　　首先，已經很清楚——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來看，國民黨集團作為買辦資產階級，不過是國際資本扶植的傀儡和地主階級統治中國的代表，使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對象。

　　其次，蔣介石集團率先發動戰爭的歷史已經教育了那些搖擺不定、幻想和平的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愛國華僑、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我們已經掌握了政治主動權。

　　“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廢，那就是違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國侵略者和中國反動派的意志，使國民黨贏得養好創傷的機會，然后在一個早上猛撲過來，將革命扼死，使全國回到黑暗世界。現在的問題就是一個這樣明白地這樣尖銳地擺著的問題。兩條路究竟選擇哪一條呢?中國每一個民主黨派，每一個人民團體，都必須考慮這個問題，都必須選擇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須表明自己的態度。中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是否能夠真誠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們在這個問題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見，是否能夠為著推翻中國人民的共同敵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驟。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對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間路線’。”——毛澤東，《將革命進行到底》

　　綜上所述，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高舉和平大旗，掌握政治主動權，之后名正言順推翻三座大山，剩勇追窮寇，向全國大進軍的一系列決策，是完全正確的，展現了作為無產階級革命戰略家、大政治家的毛澤東精準高超的政治謀略和爐火純青的斗爭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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