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十多年前，在我退休前后，我在學校不同年齡的老師中間，做了一次規模不大的口述采訪。雖然采訪的人數不多，但這次采訪先后進行好幾年。大約是從2007年開始，到2012年結束。

　　在采訪中，接受采訪的老師基本都是一直在北航工作的，有的是從讀書開始就來到了北航，后來留校擔任了教師。但是有一位老師情況有點特殊。他是一直在美國讀書而且拿到博士學位的。而且他也不是從大陸去到美國留學的，而是從臺灣到美國留學的。但是他在七十年代回到了自己的祖國，在北航從事教學科研工作，一干就是幾十年。而且他還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這位老師就是李椿萱教授（這里我還是愿意稱他為教授，而不想稱呼他院士。院士的稱呼太容易讓人感覺陌生和疏遠了）。

　　1970年年底，臺灣報紙披露，美國把琉球群島的管制權交給了日本，但美國還把本來屬于中國領土的釣魚島也十分無理地交給了日本。美國的這個惡行引發了在美國和加拿大的中國留學生的極大憤慨。當時在北美就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保釣運動”。李教授當時作為熱血青年，也積極投身到這場運動之中。

　　由于過去臺灣長期進行反共教育，所以很多旅美臺胞，也包括從臺灣到美國留學的青年留學生，都視大陸為洪水猛獸。美國媒體對大陸的報道也完全都是負面的，因此廣大旅美臺胞對于大陸、對于中共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共、恐共心理。關于釣魚島被美國硬送給日本，由于臺灣的蔣介石集團非常軟弱，不敢提出任何抗議，而中國政府則堅決反對美國的錯誤行為。參加保釣運動中的一些積極分子，看到這樣的情況，對臺灣當局非常失望，同時也產生了要了解中共、了解祖國大陸、了解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強烈愿望。1971年，五位參加保釣運動的留學生積極分子，在兩岸隔絕22年之后，來到大陸訪問，還受到了周恩來總理的接見。周總理跟這些來訪者談話，從晚上十點一直談到凌晨四點。他們還沒回到美國，臺灣《中央日報》就刊登了他們到大陸訪問而且臺灣方面還吊銷了他們護照的消息。這等于給他們做了宣傳效果最好的廣告。這些留學生回到美國之后，到各地做報告，宣傳大陸之行。社會主義新中國成為對一部分臺灣留學生、學者專家有很大吸引力的地方。周總理也接見過幾個保釣運動的代表團。團員之中有的當面要求到大陸定居工作。周總理說要做兩三年的準備，才能讓海外的臺灣學者專家到大陸工作。后來，因為多種原因，周總理的這個愿望在他生前沒有能夠得到實現。

　　到1976年文革結束，大陸只批準了十幾位海外的臺灣學者專家到大陸定居工作。1977年鄧小平恢復工作之后，國務院科技干部局著手引進海外臺灣學者專家。從1978年到1980年，到大陸定居工人物臺灣學者專家人數最多，有100多人。保釣運動高潮時，想到大陸定居工作的臺灣學者專家估計有一兩千人。但事隔多年，他們中大多數在海外已經成家立業，也就不想再動了。

　　李椿萱教授是1980年回到祖國大陸的。他回來后一直在北航工作。他在美國就讀于麻省理工學院，學的專業就是航空航天。

　　我問李教授，為什么他會想著要回到祖國大陸來工作。李教授說，他讀過的中國近代史對他的影響很大。他在臺灣、美國生活了二十年，參加過“保釣運動”和“統一運動”（后面這個統一運動我沒有聽說過）。他也看了不少社科人文類的書籍，對西方式民主和社會主義都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說，雖然在美國工作的收入要比國內高出很多，生活也很富裕，但是總覺得那是為他人作嫁衣裳。李教授深情地說，我無法剪斷自己和祖國的紐帶，所以就回國了。

　　道理很簡單，語言很樸素。當年的李教授，比起今天那些一說話就洋洋灑灑的公知來，他的見識不知要高出多少倍。1980年的中國是什么樣? 我們經常聽到的一句話，說那時的中國百廢待興。如果那時的中國真的是百廢待興的話，那么那些準備回國的海外留學生還會真的認為，社會主義的祖國會對他們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嗎? 他們身在海外，而美國的、西方的、還有臺灣的媒體幾乎沒有一個是說中國好話的。但是，我們確實就有些長期生活在海外的青年學者，恰恰會認為自己與祖國之間有一條割不斷的紐帶? 這其中的道理難道不值得今天的某些人們深思嗎? 當然，如果真的是所謂百廢待興，而他們還是表示要堅決地回來，那么這些海外的留學生更是表現出一種要報效祖國的強烈熱情與胸懷。

　　前不久，我在一所中學的學生黨校講黨課，提到了李椿萱教授的故事。在八十年代，很多大陸的學生學者，都認為能到美國是一件幸運的事，而我們的李教授，卻反向而行之。他從一個生活相當富裕且非常發達的國度，毅然回到還相當貧窮的祖國大陸。誰不想過好日子，誰不想住著舒適的大房子，天天都能吃香喝辣? 然而像李教授這樣的人，卻能夠心甘情愿地拋棄這一切，為了就是心中那一點不能舍棄的情懷。

　　八十年代有不少中國學生和學者，非常向往西方發達世界，反而對自己的祖國表現出某種厭棄。今天也還有這樣的人總是口口聲聲地說，出國之后，無論是回國還是不回國，都是人家自由的選擇。選擇自由，多么冠冕堂皇！這類所謂自由的宣示，在實質上又有多么虛偽！而像我們的李教授這樣的人，做出的選擇方向，與那些人所選擇的恰恰相反。更重要的是，李教授回來之后，一心一意都撲在國家的科學技術事業和教育事業上，從來沒有動搖過，也從來沒有選擇回到祖國反悔過。在八十年代末，他的不少海外親友都在集中給他打電話，希望他盡快出去，離開北京，離開祖國。而李教授對那些親友的回答是，我覺得現在很好，很安全，沒有必要出去。李教授對祖國的熱愛和自信，不知道會讓多少人自慚形穢。當然，沒有臉皮或者臉皮極厚的人，不會有什么羞慚。

　　李教授回國后這幾十年來，除了對祖國的教育科學事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之外，還對于我們在學校工作上的缺點，在教學工作上的缺點，對學生自身存在的缺點上，都毫不留情地提出嚴肅的批評。他的批評都是很直接、很尖銳，也是很不留情面的。這更是體現了他對祖國的愛，對祖國教育與科研事業的愛，對我們的學生的愛。大愛無私，這正是對李教授一片赤誠之心的恰當體現。

　　老話說，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從富足的西方回到還相當貧窮的祖國，是不是一種由奢入儉? 或許這樣的說法并不一定準確，但畢竟是從一種富足舒適的生活環境來到相對艱難簡易的生活環境，這需要一種勇氣，也需要一種膽略，更需要一種熱忱。這樣的精神境界，太值得我們敬仰和尊重了。

　　五十年代，從海外回國的留學生一代，如錢學森、鄧稼先那一代老科學家，也是不顧一切阻撓，毅然決然堅決要回國。到了八十年代前后，像李教授這樣的在海外工作多年的學者，還都是在臺灣與美國生活過的，雖然人數不多，但他們堅決要回國工作的勇氣也完全能和錢學森那一代人相媲美。相反，后來那些著急忙慌一個心眼奔向美國而且絕不回頭的人們，與這些當年能夠毅然回國的人們相比，會給人們留下什么樣的印象反差? 今天，在美國駐中國大使館門前，據說還是天天都有排著隊等候簽證的長龍。或許他們都有各自的理由，但這一道獨特的景象并不那么簡單和純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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