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2023年8月20日0時59分，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著名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新中國建設時期影響深遠的教育家、人類學家，英語教學事業拓荒人、北京外國語大學外國專家、終身榮譽教授、中國工合國際委員會顧問——伊莎白•柯魯克同志，于北京逝世，享年108歲。
1912年辛亥革命后，伊莎白的父母從加拿大來到中國，扎根成都。他們分別參與創辦了華西協合大學（今四川大學華西醫學中心）和成都弟維小學等。
三年后，伊莎白在四川成都出生。
1938年，23歲的她從多倫多大學碩士畢業后就迫不及待回到中國。此刻，生養她的“故鄉”四川正飽受戰爭摧殘，可不過弱冠的伊莎白卻天生是一位逆行的戰士，毅然定居川內，潛心做人類學研究。
她希望通過人類學研究，找出中國貧窮落后的原因。
年輕的伊莎白套上藍布衫，戴上草帽，穿上草鞋，從一個城市“白富美”秒變舊中國的“村姑”，和農民打成一片。
在極其艱苦的環境下，她和同伴從成都出發，翻越泥巴山，來到四川漢源趙侯廟，走近“害羞的民族”——彝族，開啟了人類學調查的序曲。
后來又爬山涉水去了四川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理縣甘堡鄉八什鬧。近一年時間，她卷起褲腿，挽起衣袖，深入到理縣的多個地方，走田壟，進村寨，在泥濘與炮火之中穿行，用荊棘與汗水為青春加冕，調查，采訪，拍攝，跟著向導在一山又一山的村落里跋涉。
有時太遠不能回來，伊莎白晚上就睡在當地人家栓牲口的屋子旁邊，又臟又臭，蚊蟲飛舞，但她毫不在乎，堅持努力寫下大量的社會人類學日記，為理縣留下了許多風土人情的珍貴資料。
最終，伊莎白完成了璧山縣興隆場及周邊村社1500余戶居民的調查，以“龐雜而細碎的田野手記”記錄了興隆場鄉民的婚俗、種植養殖、交易等日常生活，堪稱史上最全興隆場大數據，讓后來的學者得以了解當時中國邊緣鄉村的發展軌跡。
從四川漢源趙侯廟，到理縣八什鬧，再到重慶璧山興隆場，三次田野考察的經歷，不僅讓伊莎白和鄉親們結下真摯的情誼，讓“饒小姐”的稱呼傳遞八十多年，也讓伊莎白初嘗人類學研究的苦澀、收獲珍貴的素材并深入了解中國社會的復雜性——官、匪、地主的壓榨，底層民眾的麻木、愚昧、自私……
伊莎白深知，中國要翻開新的一頁，必須對癥下藥，必須堅持制度變更與群眾革命。
抗日戰爭期間，在埃德加·斯諾、路易·艾黎等國際友人的影響和支持下，伊莎白加入“工合國際”，在歐美等地組織參與舞獅提燈巡游捐款、“一碗飯”運動等活動，積極宣傳中國抗戰壯舉。
無論工商巨賈還是貧民，各階層人士各盡所能慷慨捐款，事跡感人。
截至1945年底，從歐美國家籌集到國際捐款和捐贈物資價值上千萬美元，為中國抗戰勝利作出重要貢獻，受到毛主席、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高度贊揚。
在這個過程中，伊莎白之所以對中國大地和中國人民充滿著濃烈的熱愛，與另一個人的生命軌跡息息相關，那便是大衛·柯魯克——伊莎白的丈夫和同志。
大衛·柯魯克是一名英國共產黨員，曾加入西班牙國際縱隊，作為白求恩大夫的好友，受埃德加·斯諾《紅星照耀中國》的感召和共產國際的派遣于1938年來到中國。
在對中國的苦難深有體會的柯魯克看來，要徹底改變中國的面貌，必須采取革命的手段，而領導者則應該是中國共產黨——這種觀點深刻影響了伊莎白。
1940年，伊莎白與大衛在成都邂逅，惺惺相惜的兩位年輕人走到了一起。兩年后他們在倫敦成婚。
正是在丈夫的影響下，伊莎白也成為一名共產黨員，一名國際主義者。
1947年11月，放不下中國這片土地的伊莎白夫婦以國際觀察員身份來到河北太行山下的解放區十里店村，調研正在進行的中共土地改革。
經過詳細考察， 伊莎白完成了著名的社會調查著作《十里店（一）——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和《十里店（二）——中國一個村莊的群眾運動》，真實記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重要階段的改革和發展情況，成為當時蜚聲海內外的社會人類學名著。
1948年春天，他們完成了此次調研，準備辭華。
臨行歸國之際，他們受到中共中央外事工作負責人王炳南的深情挽留。
經過慎重考慮，他們決定留在中國任教，從此開啟了與中國人民風雨同舟、同甘共苦的教育征程，伊莎白夫婦終于成為中國革命的直接參與者。
1948年，葉劍英（左一）與大衛（左三）、伊莎白（左四）等合影
伊莎白剛接觸英語教學時也有過忐忑，她后來有回憶：
我和大衛一開始確實都很缺乏專業的教學經驗，但好在我們都很了解中國革命，我非常希望看到社會主義是如何建設的，想了解毛澤東思想及其實踐。
我沒有那么偉大，就是每次都選擇了中國，選擇留在自己喜歡的地方，選擇和喜歡的人民在一起。
這是伊莎白發自肺腑的話。
在戰爭中開展教學，條件之艱苦可想而知。
夫婦二人與學生們同吃同住，想方設法機動靈活地開展教學。大家帶上小馬扎，到處都能成為他們的課堂。
學生的水平相差不少，他們倆就進行差異化教學。沒有現成的教材，就通過各種途徑搜集英文報刊上的文章。伊莎白常常用打字機工作至深夜，定稿后再刻蠟板印制，一本本簡潔實用的教材就是這樣“出版”的。
在口語教學中，伊莎白提倡先讓學生看教師作特定情境下的對話演示。那時學校沒有錄音機，她就親自演示。
伊莎白本身聲音就輕，不斷地演示，嗓子很難受，但她顧不上自己的身體。
1950年，東北邊境戰火紛飛，抗美援朝戰爭爆發。
那時候解放軍急需英語人才，在周恩來授意下，學校開設了十六人的小班，由柯魯克夫婦負責專門培訓，不僅白天要上課，晚上還要繼續輔導學習困難的學生。
令伊莎白印象深刻的是：
人們對參軍的熱情非常高，人人都帶著一種無以言表的自豪之情。待他們英語足夠好之后，就去了戰場。
伊莎白還為外交部培養了首批口譯人才：
我當時精挑細選各種各樣的錄音帶給學生們進行聽力理解和模仿。經過一年多的專門訓練，那個班里學生的語言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當問起在整個教學經歷中，令她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時，她說：
平等的師生關系。
五六十年代，伊莎白夫婦曾婉拒英國多所大學的盛情邀請，堅定地選擇留在中國、留在北外。
如果回到英國工作，他們顯然將擁有更優渥的生活，但是伊莎白和丈夫卻堅持留在百廢待興卻生機勃勃的中國。
有人問起她的人生選擇時，伊莎白的回答是：
我選擇中國是因為我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選擇了共產主義的理想，還因為我熱愛中國。
受教育部邀請，伊莎白又參與了新中國第一套全國大學英語專業通用教材《大學英語課本》和第一部《漢英詞典》的編纂工作，改變了大學教師只能使用蘇聯英語教材的局面。
1981年，66歲的伊莎白退休，但她并沒有停歇，曾多次返回西南地區，為貧困家庭孩子設立助學金；還前往內蒙古、寧夏等地，幫助開展外語教學活動。
伊莎白說：
我們一直是中國革命的參與者，毛澤東主席和中國共產黨對我們的信任使我們有了歸屬感，我們從不后悔來到中國。
從中央外事學校到北京外國語大學，從抗日戰爭到改革開放，伊莎白始終在崗位上勤勉奉獻，推動和見證了中國外語教育事業的發展。
伊莎白從來毫不諱言，哪怕面對外媒也依舊吐露：
我是加拿大人，但我對中國的熱愛絲毫不遜于自己的祖國。我是英國共產黨，但我對中國共產黨同樣充滿深切的熱愛。
北外西院南樓的老舊教工家屬樓，伊莎白夫婦居住多年，自住進來后再未搬離。雖有資格多次選擇新房，但夫妻倆總是把機會留給其他教師。
退休后的兩位老人資助了很多貧苦學生，對曾經工作過的地方捐錢修路挖井，但自己的生活極為簡樸，家中陳設破舊簡單到你無法想象，甚至可以用寒傖來形容。
從對聯殘存，銹跡斑斑的大門進去，撲入眼簾的是陳舊破損的家具，伴隨而來的卻是濃郁的書香氣。除臥室外，幾乎所有房間都成了書房，連客廳也不例外。用一般人眼光來看，房間里最值錢的莫過于一臺液晶電視。事實上，電視是一年多前換的，因為太老，壞掉無法維修。
而伊莎白夫婦倆生前居住的房間里最引人矚目的，就是偉人毛主席畫像和對聯——餐桌后墻上是1949年伊莎白入北平時買的毛澤東的黑白畫，一掛就是七十多年；對聯則是主席的詩句：“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
2016年，伊莎白曾給領袖寫信：
尊敬的主席：幾周前，外交部邀請老一輩外國專家參加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大會。我無法親自前往，但我的兒子邁克爾去了，我收看了電視轉播。音樂會上有很多我最喜愛的歌曲，比如《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領袖則在對伊莎白的回信中親切地贊譽她：
您和大衛·柯魯克先生對中國革命和中國教育事業所做的貢獻，中國人民不會忘記，歷史將永遠銘記。
2019年9月29日，這位身著對襟、盤扣中式服裝的老人在熱烈的掌聲中，氣宇軒昂地走向北京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主席臺：
伊莎白·柯魯克，女，1915年12月生，加拿大籍，北京外國語大學終身榮譽教授。1980年國務院批準認定的第一批‘外國老專家’……在英語教學、教育改革等方面革故鼎新，是新中國英語教學的拓荒人，為新中國培養了大量外語人才，為中國教育事業和對外友好交流作出杰出貢獻。
伴隨著鏗鏘激昂的介紹，當伊莎白走到臺中央的那一刻，領袖鄭重將中華人民共和國“友誼勛章”配掛在她的胸前并親切握手，場內響起雷鳴般的掌聲。
這是伊莎白·柯魯克一生中獲得的最高榮譽。
寒窗拂頁百年風，聽雨已是燈熄時。
沉痛悼念，敬承遺志。
向這位偉大的國際主義者、偉大的毛澤東思想追隨與實踐者、偉大的新中國意識形態捍衛者，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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