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有馬前卒“俄羅斯可以成為中國的加拿大”，后有杜建國“中朝關系應向美韓關系學習”——這年頭工業黨的社會帝國主義傾向已是按耐不住了是嗎？

　　什么是帝國主義？正是前年楊主任在安克雷奇批判美國的：

　　從實力的地位出發。

　　喬治敦大學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主任R·S·克萊因教授在其《世界權力的評價》一書中，曾有這樣論述：

　　在國際舞臺上的所謂實力，簡言之，乃是一國之政府去影響他國政府去做本來不愿意為之的某一事情之能力，或是使他國不敢去做其本來躍躍欲試的某一事情之能力，而不論其影響方式是利用說服、威脅，或明目張膽的訴諸武力。

　　說白了就是三個字：法西斯。

　　比如杜建國這種就是非常恐怖的法西斯式話術：要求中朝之間的血盟關系蛻變為美韓之間的父子關系，要求我們的同志喊自己“爸爸”。

　　不愧是赫魯曉夫的鐵粉、蘇聯修正主義的骨灰級死忠粉，當年蘇修是怎么要求中國給克里姆林宮當兒子的，今天竟然就如法炮制、要求中國也學習早已被拍死在歷史塵埃里的蘇修之沙文主義做派。

　　我先不說中國是不是蘇修，就說他朝鮮是韓國嗎？他朝鮮沒骨頭沒骨氣嗎？

　　更別提，誰告訴你美韓關系“一直牢固平穩”的？牢固平穩，美國人用得著一屆又一屆的清算韓國退休總統？牢固平穩，韓國人用得著一輪又一輪舉行反美游行？

　　如是帝國主義思維，既是侮辱朝鮮的民族主義，也是侮辱中國的社會主義。

　　杜建國的這種論調其實就是當年勃列日涅夫“有限主權論”的復制粘貼。

　　然而昔日核彈頭數量不及蘇修社會帝國主義一個零頭的中國，在毛主席的領導下，已經證明我們可以迫使勃列日涅夫在捷克斯洛伐克肆意橫行的“有限主權論”陰謀概念一敗涂地。

　　所謂“有限主權論”，是60年代末以勃列日涅夫為首的蘇聯修正主義軍事集團提出的一個說法，是有關處理社會主義國家之間關系的主張——本質是一種霸權主義的理論。

　　這一理論認為，在當代國際社會中主權已經過時，主張用“聯合主權代替單一的國家主權”。

　　這一政治主張曾受到美國政府的重用，后被同為帝國主義的蘇修當局衍生進化。

　　1968年8月，蘇聯出兵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也震動了中國共產黨方面。

　　蘇修領導集體認為，由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所組成的大家庭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利益”是“最高主權”高于一切；因而“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各“兄弟國家”的主權是有限的。

　　由此，人們把這一論點稱為“有限主權論”。

　　毫無疑問，蘇修的“大家庭利益”是徹頭徹尾的騙術，不過是為了服務于自己控制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干涉別國內政罷了。

　　此等霸權外交也一度被蘇修用以染指我國香港和澳門。

　　早在1960年12月24日，聯合國通過蘇修帶領四十余個亞洲國家提出的《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草案——將香港和澳門納入名單之中時，毛主席就察覺到蘇修的霸權主義。

　　正是那份《宣言》，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自決權”，使其可以“自由決定其前途，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

　　從歷史縱向維度而言，那份《宣言》成了此后蘇修進一步炮制所謂“有限主權論”、干預第三世界國家內政的預演。

　　其時，正是毛主席敏銳覺察到蘇聯和西方帝國主義集團有可能通過該法案干香港、澳門等地區形成事實“獨立”。

　　為了將中國的主權領土——香港與澳門從法案名單中永久刪除，在聯合國席位彼時仍被蔣介石政權非法把持的情況下，毛主席與虎視眈眈的帝國主義勢力進行了長期艱苦的斗爭。

　　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了聯合國合法席位之后，毛主席立刻指示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盡早行動：

　　港澳問題完全是為中國主權范圍內議題，不可以“殖民地”性質而論，應將港澳兩地剔除出名單。

　　1972年11月8日，聯合國大會對港澳問題進行表決：支持刪除99票，反對5票，其余棄權。

　　香港和澳門的主權底色，被毛主席以不容撼動的政治決心成功維護，也奠定了此后回歸祖國的水到渠成。

　　而1969年珍寶島戰役的勝利和鐵列克提保衛戰的不屈，更是直接宣告了“唯武器論”“原子彈崇拜”的失敗，是毛主席人民戰爭理論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勝利，令勃列日涅夫、格列奇科等蘇修法西斯分子的沙文主義陰謀破產。

　　其中鐵列克提的所謂主權爭議本就不存在，是蘇修基于沙皇時期的侵略版圖而炮制的陰謀，后來也在蘇聯解體后經哈薩克斯坦與中國友好協商后正式宣布完整屬于中國領土。

　　至于珍寶島的所謂爭議則更加荒謬。

　　不得不說，杜建國的許多言論已經不屬于學術爭論了，這屬于政治倫理失真和民族立場反動。

　　首先要明確，珍寶島、黑瞎子島等，之所以會產生所謂“領土爭議”，是因為其位于中國（黑龍江）與蘇俄遠東地區的“界河”烏蘇里江之上，這給了蘇俄插足的勇氣。

　　但問題在于，當烏蘇里江退潮時，珍寶島、黑瞎子島等會整個變成中國領土延伸的半島，位于烏蘇里江主航道中心線西部中國一側（黑龍江省雞西市虎林市境內），毫無疑問屬于中國。

　　按照國際法以及中俄之間簽署的條約，國界應以「河流主航道」劃分，珍寶島在任何時候都屬于中國。

　　1969年6月，蘇修曾發表聲明稱：

　　沙皇專制政府雖然崩潰了，但俄羅斯國家的邊界不應該毀滅，沙皇政府從未同中國政府簽訂過任何不平等條約。

　　當時蘇修聲稱“柳條邊”和長城是中國“北部疆界的標志”，中國西部邊界“沒有超出甘肅省和四川省”……

　　蘇修口中所謂的“柳條邊”，是清朝地方政府在遼河流域修的一條柳條籬笆，以禁止一般居民越界打獵、放牧、采人參——蘇修隨意舉出此例來說明中國的近代歷史邊界，是缺乏歷史常識的表現，足見其領土劃分的陰謀和野心。

　　并且，早在1964年，本著殘存的國際主義精神和未完全破碎的中蘇友好關系（也是因為赫魯曉夫對美投降主義即“戴維營精神”宣告失敗，以及蘇修親近幫扶印度但遭到中國對印自衛反擊暴打，包括古巴導彈危機對美退讓，蘇聯重新需要團結中國），蘇方已經決定化解珍寶島爭議、不再延續此前對蔣記國民政府的領土侵占（1929年中東路事件后，蘇聯派兵占領黑瞎子島等遠東地區中國領土）。

　　但是從1967年開始，隨著國力、特別是武裝力量進一步復蘇上升，勃列日涅夫領導下的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再度對侵占珍寶島產生幻想，領土爭議被不斷放大。

　　1967年1月至1969年2月，蘇聯邊防軍先后16次侵入該島，干涉中國居民的正常通行和生產活動，阻止中國邊防部隊執行正常巡邏勤務，打傷中國邊民和邊防戰士多人。

　　最嚴重的當屬1968年1月5日，蘇聯邊防部隊大批武裝人員越過烏蘇里江主航道中心線、侵入中國七里沁島地區，野蠻干涉中國漁民正常的捕魚生產活動，用裝甲車軋死和撞死漁民4人，撞傷和打傷漁民9人。

　　我國政府多次嚴正要求蘇修方面停止武裝入侵活動，蘇修卻置若罔聞。

　　其實早在1966年1月，蘇修當局就和蒙古國簽訂了為期二十年的具有軍事同盟性質的友好合作互助條約”。

　　要知道，蒙古國與中國邊界長達4500余公里，事實上對中國華北、東北、西北三個方向構成了軍事威脅。

　　尤其是當時蘇聯戰略軍團的任務縱深可達700余公里，而自中蒙邊界到我首都北京直線距離不過500余公里，且地勢平緩，極便利蘇軍機械化部隊的推進，蘇軍的洲際導彈和中程導彈更是可以攻擊中國全境。

　　同時期，蘇聯在中蘇邊境的百萬量級增兵之舉，進一步強化了我黨最高領導層的危機感。

　　1966年3月時，恩來同志在華北局會議上就明確表示：

　　華北可能是敵人的主攻方向，華北要作為主戰場。

　　毛主席則在接見日本客人時表示：

　　要準備修正主義來打，打進滿洲，東三省，打進新疆，中央突破，從外蒙古打進北京。

　　1968年1月，七里沁島流血事件發生后，中共中央軍委立刻電示沈陽、北京等有關軍區，加強中蘇邊界東段邊防警戒的重點部署，并要求邊防部隊有重點、有計劃地打擊蘇軍的挑釁，力爭做到“不斗則已，斗則必勝”。

　　同時強調邊防斗爭主要是搞好政治、外交斗爭，邊防上每一行動都要考慮全局，按政策辦事，嚴格執行請示報告制度。

　　中國最高領導層開始轉變對蘇邊防策略，要求邊防部隊選擇合適的時機對蘇聯進行反擊。

　　最終，釀成了1969年的中蘇軍事沖突。

　　1969年1月4日，我軍戰士照常登島巡邏時，遭到30名蘇軍的攔阻和推打，中國軍隊人員被迫撤回；1月6日蘇軍再次入侵珍寶島，抓走我漁民2名。

　　1月23日，蘇軍76名全副武裝的軍人，攜帶軍犬、分乘4輛軍車，在直升機的掩護下突然襲擊正在島上執行巡邏任務的中國軍隊邊防人員，圍攻、毒打中國軍人，打傷我軍20余人，其中重傷9人。

　　2月6日至25日，蘇軍又連續5次圍攻、毒打中國軍隊邊防巡邏人員

　　3月2日，蘇聯邊防軍出動70余人，分乘4輛軍車，從珍寶島上游的下米海洛夫卡和下游的庫列比亞克依內兩個方向侵入珍寶島，襲擊中國邊防部隊巡邏人員，打死打傷6人。

　　中國邊防部隊被迫自衛反擊，在圍點作戰、奇襲爆破的方陣下，我軍將入侵的法西斯蘇軍一點一點的逐出珍寶島。

　　15日，蘇聯邊防軍3次出動50余輛坦克、裝甲車和步兵100余人，在直升機、炮火支援下再度向守衛珍寶島的中國邊防分隊發起猛烈進攻，并用多種火炮轟擊中國境內縱深地區。

　　中國邊防部隊激戰近9小時，利用迂回穿插，頂住了蘇聯邊防軍的6次炮火急襲，挫敗了進攻。

　　當時“九大”即將召開，根據中共中央的安排，全國開展了聲討蘇修入侵的群眾性示威活動，參加者有1.5億人以上。

　　中蘇邊境、中蒙邊界附近的人民解放軍部隊和民兵，也全部進入戰爭狀態，以人民戰爭的形態對抗蘇修的鋼鐵洪流。

　　1969年8月后，我軍開始在珍寶島長設營房，主權至此之后再無爭議。

　　1991年，獨立后的俄羅斯正式承認珍寶島屬于中國；2004年，中俄兩國達成了關于黑瞎子島的協議。

　　根據中俄雙方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于中俄國界東段的補充協定》，俄羅斯將把占領的銀龍島的全部、黑瞎子島的一部分領土，以及額爾古納河上靠近內蒙古滿洲里的阿巴該圖洲渚，歸還給中國。

　　2005年4月，俄羅斯政府批準補充協定——而此前一個月，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也通過了關于批準《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于中俄國界東段的補充協定》的決定。

　　至此，領土爭議塵埃落定，中俄長達4300公里的邊界也全部得到確認。

　　珍寶島戰爭的法理正義性絕對不容后人污蔑！珍寶島戰爭71名我軍烈士的偉大犧牲絕對不容后人踩踏！

　　這場戰爭的歷史意義重大，是繼抗美援朝戰爭之后中國又一次正面擊退帝國主義國家的入侵——且是又一次粉碎核訛詐的威脅，為中國在第三世界的威信樹立起到了難以估量的拔升作用。

　　面對勃列日涅夫、格列奇科、崔可夫等修正主義份子的原子彈叫囂，毛主席當時的態度是用大三線建設換取時間和空間，令蘇修軍隊入侵中國的成本和付出的代價呈指數級上升。

　　最終在大國捭闔、主動扭轉國際形勢的共同配合下，蘇修放棄了進攻中國，轉而培植越南等蘇修勢力，繼續在東南亞襲擾中國（然而七十年代末的中越戰爭也最終成了蘇修“流血的傷口”，間接促成其亡國）。

　　而如今回看1969年，不禁感嘆，珍寶島戰役、鐵列克提保衛戰可謂直接推高了國際共運的聲勢——我軍看似是與蘇聯軍隊交戰，但實質不僅是在保衛我國領土主權，也是在捍衛布爾什維克十月革命的成果、拯救蒙頭狂奔的修正主義蘇共。

　　從1956年波蘭危機到1968布拉格之春，從1979年阿富汗危機到1989年獨立分離風潮………一步步邁向深淵的蘇聯修正主義，不斷給予著中國最強音的警鐘鐘聲。

　　即毛主席所言：

　　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蘇聯人已經丟了。

　　而依然堅持列寧和斯大林導師地位的中國，通過珍寶島、鐵列克提等對蘇反擊戰的堅決斗爭，鼓舞了更多第三世界國家對美帝國主義和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入侵進行反擊。

　　抗美援朝時毛主席就做出過論斷：

　　美軍鋼多氣少，我們鋼少氣多。

　　真正的大國，其國之“大”，不僅在器，更在于“氣”。

　　1952年美帝國主義的原子彈幾乎快要到來時，毛主席的態度是什么？

　　時間要打多久，我想我們不要做決定。過去是由杜魯門、以后是由艾森豪威爾或者美國的將來的什么總統，由他們做決定！就是說：他們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勝利！

　　中蘇之間小規模戰爭的時代意義不亞于1950年的抗美援朝，都是震動世界格局、彰顯我國國格的大事，絕不可在后世遭到任何潑污與曲解——尤其是其目的是宣揚修正主義與沙文主義時。

　　在中國近代史上，出于歷史和現實的原因，抗美援朝戰爭近年來熱度頗高，可以說回到了它應有的歷史地位上（對比十幾年前國內因媚美氛圍濃郁而被淡化）——但是，珍寶島戰役一直處于輿論的邊緣地帶。

　　不得不說，這是一個巨大的遺憾。

　　珍寶島、鐵列克提等對蘇聯修正主義保衛戰的聲浪，對于后世發展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言，實際上在捍衛政治純潔性的層面高度更巨：它在時刻提醒著建國不過半個多世紀的新生共和國，絕不可受到帝國主義思潮的誘惑和修正主義演變的侵蝕，人民政權絕不可變色！

　　當抗美援朝戰爭隨著近年來中美局勢變化而被重新請上舞臺、并被賦予了濃烈的反美民族主義色彩時，除了一定程度上背離了抗美援朝戰爭的階級高度，也更加使得早已銷聲匿跡的珍寶島戰役、鐵列克提戰役、中蘇大論戰、九評蘇共等史跡，顯得無比落寞。

　　同樣的待遇，我想亦是在文藝戰線上被冷落許久的解放戰爭，在眼望著層出不窮的抗日題材作品連年出爐、甚至是倒人胃口的抗日神劇都屢禁不止時，是一樣的感同身受。

　　包括對蘇斗爭在內的共和國階級斗爭史，困囿于某些現實，講的太少了。

　　關于蘇聯的修正主義淪落史，關于中蘇的社會主義理論大論戰，關于新中國以階級本位為指導思想的外交方針，我們還要多講、大講、深講。

　　務必要記住《毛主席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貢獻》中那段令人深省的話：

　　如果中國有朝一日變了顏色，變成一個超級大國，也在世界上稱王稱霸，到處欺負人家，侵略人家，剝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應當給中國戴上一頂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就應當揭露它，反對它，并且同中國人民一道，打倒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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