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聊了下近期的三部熱門影片，關于王寶強的《八角籠中》，想想覺得不過癮，今兒再多寫點。

　　昨天的粗略點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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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還記得兩年前那個死在涼山的孩子嗎？那個熟悉的名字：墨茶。

　　一個年輕的生命，因病致貧，又因貧致病，再因饑累病，最后帶著你根本不知道他是否是堅強還是絕望的情緒，離開人間。

　　如果沒有B站的平臺，如果他不是一個愛好二次元、喜歡在公共平臺抒發心情的up主，可能連這樣的涼山悲劇我們壓根都無從聽聞。

　　那么像這樣大山溝里的孩子，還有多少？

　　涼山，一個前兩年才宣布脫貧的地方，2015年8月時就成為過一次焦點：涼山彝族小學生木苦依伍木寫的作文《淚》在網上被瘋狂熱傳，被稱“最悲傷的作文”。

　　那個故事里的主角和“墨茶”很相像，墨茶的父母外出務工拋棄了他和奶奶，后又搶奪了唯一的平房；而木苦依伍木的父母則是相繼病逝，讓木苦依伍木姐弟三人自幼就是孤兒。

　　七年多前那篇題目叫做《淚》的作文里，最刺痛億萬網友心扉的就是這一句：

　　飯做好，去叫媽媽，媽媽已經死了……課本上說，有個地方有個日月潭，那就是女兒想念母親流下的淚水。

　　從90年代國家逐漸開始將市場作為“關鍵性的資源配置手段”以來，四川涼山等西部山區的勞動力逐步進行了成批次、有秩序的“外逃”，可謂不分男女老少地將勞動力推向了東部沿海，把整座大山留給了不具勞動作業能力的高齡老者和初生孩童。

　　也正是從90年代開始，涼山成為了毒品、艾滋病、賣淫、黑社會藏匿軍火的西部深窩。

　　截至2015年9月，涼山州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累計報告38568例，其中靜脈注射傳播的人數占到57.8%，總人數占四川全省50%；2016年，涼山州破獲毒品刑事案件1236起、抓獲犯罪嫌疑人1613名；當地沒有父母撫養的兒童約2.5萬名，占總人口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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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去市場經濟、極端市場化思維大行其道的歲月里，拯救涼山的唯一出路就是用萬能的“市場”來解決問題，即：讓涼山的勞動力“匹配、接壤”東部沿海的發達經濟。

　　打工潮，就被主流輿論捧為改變命運的正確洪流。

　　然而，根據少部分良心記者和媒體過去深入東莞、廣州等地的調查，涼山打工人在東部的遭遇往往讓人無語凝噎……

　　直到墨茶事件，我國的第四權依然在公然地向無力發聲的逝者潑污、通過遠程采訪墨茶母親而叫囂所謂“墨茶事件反轉”。

　　這種打造“不完美受害者”的手法其背后是非常陰狠的仇貧辱貧立場。

　　最終證明，所有的“反轉”都是子虛烏有，包括所謂的“借錢騙錢”，也是一網絡渣子的嘩眾取寵。

　　恰如這些第四權在六年前報道恩波事件博關注時，只知著眼皮毛的一副大氣凜然的模樣“控訴恩波”，而不知深入調查為什么那些大涼山的孩子會愿意留在恩波俱樂部里、不想回到山中。

　　這和今天它們群起攻之張雪峰，是一模一樣的路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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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關于界面新聞我早有揭露過：

　　兩年前的墨茶事件，我也依然看到了這樣的評語：

　　類似的還有去年的唐山打人事件，輿論爆發沒幾個小時，“被打者是坐臺小姐”、“正經姑娘誰大晚上出來吃燒烤呀”的惡謠論調（本質是為強行維穩而洗白黑暴勢力）馬上就在互聯網上奔涌………

　　黑化低位次受害者，其目的不過是為了給予高位次勢力以「去罪化」的心理慰藉。

　　最近四十年，先富起來的人教會了我們油頭傲氣地說這些話：

　　“窮生奸計，富長良心”

　　“窮山惡水出刁民”

　　“窮是因為窮人思維”

　　“窮是因為不勤勞”

　　“經濟實力決定修養氣質”

　　“你自己窮不要賴社會”

　　……………

　　當我們跟在那些鯨吞者和食利者的背后、不知不覺充當了他們的輿論打手時，可曾想過：所謂“窮山惡水”是如何形成的？那些年我們口中的所謂“刁民”，他們又是如何被環境塑就的？

　　1951年，毛主席在回憶起自己年輕時在圖書館的日子時曾直言：

　　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為世界上存在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數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

　　據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發布的《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改開不到二十年的1995年，我國財產基尼系數為就已經達到0.45；據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則顯示，2012年我國基尼系數為0.474，2013年為0.473，2014年為0.469，2015年為0.462，2016年為0.465。

　　頂端1%的家庭占有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財產，底端25%的家庭擁有的財產總量僅在1%左右——這是《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給出的結論。

　　還是通過國家統計局的數字，1949-1978年之前的中國基尼系數均值約為0.16。

　　當龐大的「窮人」階層仍然在被污名化的當下，有誰愿意去注目一番被無視的「窮山惡水」呢？

　　薩森在其著作《大驅離》中曾這樣描述：

　　真正底層的人，甚至于都沒人愿意去剝削你、壓迫你，只是被動地把你驅離出主流社會。

　　鮑曼對此也曾過論述：

　　沒人想要窮人，沒人需要窮人，窮人被人拋棄。哪里是窮人的歸宿呢？最簡單的答案是：消失。

　　首先，把窮人從大街和其他公共場所遷走，這些場所是消費社會的成員使用的；更好的情況是，如果他們手里的文件不夠完備，就可以剝奪他們所有的社會責任；如果沒有驅逐的理由，就把窮人監禁在偏遠的監獄或集中營里，最好的地方是亞利桑那州的沙漠，在高科技、全自動的監獄里。

　　還要把窮人從社會群體和道德責任中驅逐出去。這可以用剝奪者和墮落者的語言改寫故事來完成。

　　把窮人描繪成松弛懈怠、有罪、缺少道德的標準。媒體樂意與警察合作，向喜歡看轟動新聞的公眾呈現駭人聽聞的圖片，充滿了犯罪、毒品和性混亂、在破舊接到的尹安中找到庇護的不法分子。

　　向公眾們明確：貧窮問題就是犯罪問題，然后用對待罪犯的方式處理這個問題。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窮，就是原罪，你連解釋的機會和權力都沒有。

　　郭德綱的段子諷得就很到位：

　　于老爺子善良，高呼：“快，快把方圓二十里內的窮人都給我趕走！我這人心善，見不得窮人……”

　　而大涼山，就是一個在私有制事實復活、資本主義思潮席卷全民顱腦的時代里，被拋棄的“楚門外的世界”。

　　資本控制下輿論領域其解釋手法依舊堂而皇之：

　　涼山彝族農民根深蒂固的民族性是貧窮的根源，他們思想閉塞、不思進取、不重視教育，所以在大城市不適應，同時國家的幫扶徒增了他們的依賴性……

　　這就是很多年來南方系給涼山人、東北人、西北人等窮苦地區務工人員的定論。

　　晚近三十余年，南方系輿論勢力的崛起史，幾乎就是一段地域歧視史：東北三省、山東省、河南省則成了當仁不讓的被黑主角。

　　最起初的訴求，不過是為了強行合理化1998年國企改制與工人下崗。

　　想要打碎和驅逐一個階級，必須首先污名化這個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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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人浮于事”、“大鍋飯”、“虧損”、“懶漢”等一個個帽子，率先由東北地區和華北地區的工人們戴起，一戴就是二十年。

　　被剝奪了階級高位和話語權，還要被強制定義為“落后”，這是殺人+誅心的組合拳。

　　至后續進入新千年，入世之后南方系更加大張旗鼓地為市場經濟和資本奪權唱贊歌，“地域歧視”也就更加成為一枚法寶，被歧視地區也就擴大到了所有經濟落后區域。

　　只有制造精英群體與勞工群眾的“差異”，才能教化和啟蒙后者向前者跪下服從——而前者，往往是深度西化、依附于西方話語權的買辦喉舌。

　　將被拋棄的底層民眾（特別是農村地帶）的一切表現出“落后于發達地區”的言行新聞，全數歸于“窮山惡水之劣根性”——這種嘴臉手法，南方系及與之蛇鼠一窩的某些文人叫獸真的是讓人歷歷在目。

　　3

　　不妨再說回涼山。

　　真正可以拯救解放貧困人口的，絕非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而只可能是集體主義的公有制。

　　早在1950年，黨中央就派出過規格甚高的中央民族訪問團進駐大涼山，著手對涼山地區的發展扶持工作。其中有一個學者是胡慶鈞，專做彝族社會調查；還有一個叫陳士林，做彝族的語言調查，他后來還創造了彝族的新彝文。

　　這些都足見以毛主席為核心的黨中央對落后民族區域、特別是對農村貧困地區的重視。

　　根據涼山老農張望2005年的回憶：

　　他們那時候來，傳授新農技、加強農田基礎建設、植樹造林、開展生產組織合作化、實施救濟……等等。可熱鬧了！

　　1955年12月，四川省第一屆人大第三次會議通過決議，從1956年開始在涼山山區進行民主改革試點，要把涼山作為“奴隸社會典型”進行改革，并制定了詳細的條例。

　　1956年，涼山正式成立合作社，兩年后擴大為涼山人民公社。在廢除了奴隸制度并平息了幾場彝族/藏族奴隸主的叛亂反撲（粟裕戰神親自掛帥）之后，涼山山民宣告走上了集體化道路。

　　事實證明，集體經濟的大規模生產協作和有組織的分工合作，都適應了涼山農業自身特點。更為重要的是，這種組織形式還保證兼顧了公平。

　　此外，在對資源的開發利用上，涼山集體經濟也顯示了組織化勞動和規模化管理的優勢，涼山當地至今大部分平壩耕地都是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開辟出來的。

　　涼山地區山體連綿，在山巒之間有一些面積很小的盆地，當地稱“壩子”。根據當地老人前幾年接受采訪的敘述，這些壩子曾經在舊社會時期都是爛泥巴，或是季節性被水淹著，不能種莊稼——直到50年代的新政府組織了涼山村民去挖溝、修渠、排水、整地，才形成了今天看到的平壩耕地。

　　到今天，不少說話已非常吃力的涼山老人，都依然記得并能脫口而出當年生產隊的口號：“山上戴帽子，山腰拴帶子，山腳穿襪子”——“戴帽子”，指保護森林；“拴帶子”，指堰渠通水；“穿襪子”指土地改造，搞條地溝，把幾個大隊的溝連在一起。

　　集體化道路，這是一代涼山山民的信仰。

　　正是集體化，讓他們戰勝了壟斷土地的舊彝族大家族和奴隸主，也正是集體化，讓他們親手喚醒了死寂了千年的涼山洼田。

　　在集體化之前的舊社會里，涼山彝族社會的基本秩序主要還是由各彝族大家族割據統治，多為競爭對立狀態，械斗沖突不斷。

　　從整體架構來看，那樣的社會模型還是是充滿了原始味道的封建堡壘和奴隸主經濟形態，賣身賣女、舉家為佃為家常之事。

　　直到等來了共產黨，是黨改變了一切。

　　根據2002年涼山彝族自治州地方志編撰委員會數據，到1978年，全州建穩產、高產農田35萬多畝，有效灌面38萬畝，噴灌6萬多畝。

　　但是1979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如一把刀子，將中國的農村切開了一道口子。

　　公社體制被瓦解的同時，是青壯年選擇逃離山區，徹底將包括四川涼山在內的一座座深山老林拋棄、淪為邊緣之所。

　　4

　　兩年前的墨茶事件，其實在那不久前也出現過，同樣是在B站，一張截圖曾火遍全網：貧困孩童吃洋芋，今日馬克啃牛排……

　　當然，后來又曾出現過一張更具藝術效果的截圖：

　　真乃魔幻現實主義。

　　在“算法為王”的當下，感謝視頻平臺為我們呈現了這么一出出精準捏合、精準推送的智能滑稽劇。

　　赤裸裸的階級鴻溝，冷冰冰的階層隔斷。

　　事實上，連洋芋都吃不上的孩子都依然有，同時吃得豐盛于區區戰斧牛排的狗狗，也大量存在。

　　2018年，中國人均單只寵物的年消費金額就突破了5000元，其中人均單只寵物狗的年消費金額約為6082元，寵物貓的年消費金額約為4755元。

　　即：在國內養一只狗平均花507元/月，且這是包含太多“平價養寵”的人在內，且這一數字還在迅速增長。

　　美團王興曾對中國消費市場做出論斷：少女>兒童>少婦>老人>狗>男人——然而就在去年雙十一，貓主糧已經超越嬰了幼兒奶粉成為新的“碎鈔機”。

　　于濆有吟《古宴曲》，恰如其味：

　　雉扇合蓬萊，朝車回紫陌。

　　重門集嘶馬，言宴金張宅。

　　燕娥奉卮酒，低鬟若無力。

　　十戶手胼胝，鳳凰釵一只。

　　高樓齊下視，日照羅衣色。

　　笑指負薪人，不信生中國。

　　在資本的分層定義里，（窮）人不如（富人的）貓/狗。

　　歐洲金靴

　　，贊200

　　《古宴曲》這首詩其高明之處就在于：雉扇朝車，嘶馬張宅，字里行間不見人影，卻又一筆一畫皆是達官顯貴；乃至用足足兩句來描摹婀娜多姿、披金戴銀的燕娥——不過一個服務員罷了——但是，這伺候賓客的服務員都如此華貴嬌熠，那么她所服侍這些賓客，其尊貴高居，僅憑畫外之音已足夠叫人領略。

　　同理，通過一條條三十秒的寵物奢華吃播小視頻，觀眾看到的是主人的愛心嗎？是寵物的幸福嗎？都不是，而是小小屏幕背后的“雉扇朝車，嘶馬張宅”。

　　同理之同理，通過一條條墨茶的B站動態，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一個人的悲劇，而是一個階級的“負薪”。

　　大涼山里的悲劇，其另一個痛心點在于，從墨茶依然留存的視頻作品、動態，可以看出這是一位堅定的“共產主義小戰士”，他從心底信仰毛主席，從心底信仰人類共運事業，他的第一個大號“TEA黑茶”還因為宣傳共產主義被封號過。

　　他很窮，很窮很窮，窮到因為身體原因干不了體力活而做視頻和直播時也要靠網友贈與的簡陋設備，窮到病危至生命最后時刻都只能每天食用一包方便面，窮到從來沒有在冬至吃過一枚熱氣騰騰的水餃，窮到垂危之際連一顆心心念念的草莓都吃不上。

　　特別特別想吃草莓，可惜草莓太貴了。

　　兩年多前的那個時候，如果有人能夠給他一顆草莓，讓他嘗一嘗鮮甜的味道，我想，他應該是會笑出來吧。

　　我記得兩年前在看到墨茶這則新聞時，當時我真的很難受。

　　難受在于，那則新聞里的墨茶竟然沒有一點點“賣慘”，他竟然那樣樂觀，而且那樣禮貌，在動態里寫下自己的病痛時都要配一個俏皮的表情包；因為身體支撐不了、設備太過簡陋而中斷直播時，他甚至還會說抱歉；時不時還會自嘲“直播沒人看”“粉絲太少了”……

　　后來，他的粉絲很多了，可是他已經不在了。

　　跋

　　我在紀念劉胡蘭的文章中曾寫過：

　　半個多世紀之前，董存瑞犧牲時年僅19歲，劉胡蘭犧牲時年僅15歲，池越忠犧牲時年僅15歲，賴寧犧牲時15歲，劉文學犧牲時14歲，王慧民犧牲時13歲，“小蘿卜頭”宋振中犧牲時8歲……

　　他們這樣的人，他們這些人，流血犧牲是為了建立一個什么樣的世界？又是為了告別、再也不見到一個什么樣的世界？

　　這不該有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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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可是涼山墨茶這個故事里的男孩，他什么訴求都沒有，他沒有渴求過廣廈千萬，他甚至會為漲了根本帶不來什么收益的一百個粉絲都能格外開心。

　　他唯一的一個念想，只是想吃一顆草莓，就一顆草莓……

　　這些，才是《八角籠中》應當去為之設計情節、演繹編排的重點。

　　否則無法解釋為何現實與影片中的涼山孩子會渴望待在格斗俱樂部里生活，縱使艱苦訓練勞其筋骨；也無法解釋為什么他們一旦回到山里就只能去行搶劫偷盜之事，不然就會挨餓受饑……

　　電影《八角籠中》似乎過于注重“逆襲”帶來的商業化爽感，這似乎是更為迎合市場觀感的必須。

　　但是“襲”的前提，一定是說好“逆”的故事。

　　為什么這樣一群孩子，這樣一片山區，之于今天的社會是“逆”行的存在，這顯然應當是更需要被繪述完滿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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