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去了單位人事處，這應該是最后一次。提前辦好手續，九月就正式退休了。之所以用“（平安）落地”或者如釋重負等可能有點奇怪的言辭形容退休，那是因為2020年已去世的父親。這陣子總想這件事，覺得是應該說幾句。

　　我的父親總對我的工作不放心，即使我五十多了，他依然會以命令般的口吻提醒說，要我講課注意點，擔心我出什么事。我從不跟他談論我的工作，因為那是自找麻煩。但他似乎有特殊敏感，否則很難理解，我都是半老頭了，他為何還在擔憂不止。這種態度讓我很不以為然。盡管我可能是極少數完全不講課本的馬列老師，但我從沒覺得會有什么問題。

　　關于馬列課問題，需要解釋申辯一下。我看到習總講話，他本人反對照本宣科。但事實上，現在大學政治課完全喪失了活力。關鍵是現在的課本太過于教條或經驗主義，很難令人信服。據我觀察，講授它的老師們大多也根本不信從。我覺得這可能是一種多重蓄意——用最生硬的方式教授不令人信服的內容。再沒有比它更有效的詆毀方式了！我堅信應該徹底重建新社會主義理論，在當今世界沖突白熱化時代，這實在太重要了。但主流思想界學術界似乎沒有表現出任何誠意。走著看吧。

　　事實上，我父親的預感也是對的，這兩年我確實被迫離開教學崗位了。不過對我個人影響不大，算是退休過渡吧。管理方顯然很清楚我反對自由主義的堅定立場，那么動機是什么呢？如果再年輕幾歲，在這來勢洶洶的偽忠誠風潮中，真不好說啥結果。這氛圍很怪異，我常常會聯想9.13事件后的政治環境，既然本質有某種一致性或共同趨向，有相同表現再正常不過。

　　出于多種理由，我應該寫幾句我的父親。他對政治的神經過敏完全源自他自己的經歷。文革時期，他是原華東地質局造反派頭頭。文革前，他大概是個不到30歲宣傳干部。文革開始后，遵循導師教導站出來。其實那也是需要點勇氣的，畢竟那是與領導與眾多老革命過不去。我對那段歷史的解釋一直用“邏輯真”這個術語。它的意思是，對于革命政黨而言，繼續革命就是邏輯上合理的。也就是說，類似托洛茨基主義的問題，如果它是錯的，那只能是它的前提有問題。這不是學生的錯，是老師錯了。當然，托洛茨基是老師級別，他的錯是故意，是對蘇聯的背叛。

　　我記得一個有趣的家事。我母親，一個上海小資（在此，我只能以哲學人的率真說話。事實上，這個詞在當今的日常，幾乎沒有多少貶義。在這里，它就是日常的意思），她有一個特殊的抱怨方式，她喜歡對我說，某某某（她過去的同事）說你父親是官迷。坦率地說，我年少時聽到這話極其震撼。我當然不懂的中國女人貶低丈夫幾乎可以沒有“底線”，當然我現在自己體會到了。我幾乎可以記得對此的反應的變化過程：政治啟蒙之初的小青年時，感覺是母親偉大無私，能讓母親大義滅親，一定是父親不好。有點成熟了以后，我開始學會以“客觀”的方式看待它，一種自由主義的解釋：想當官不是很正常嗎？到了“邏輯真”意識時代，我會認定革命青年實際上都是好學生，不僅學習好，品格也好。一切是老師帶路錯了。

　　當然，這些學理性的東西進入日常對話可能是很困難的，尤其對我這種不善于“急智”的人。我不記得我母親抱怨時我是否直接清楚地回應過上述想法，直到有一次，我覺得我母親徹底破防了。當然，這肯定是她最后一次這樣抱怨。我記得我反問她：說我父親這話的那個某某某是保皇派吧？保皇派當然會這樣攻擊造反派。看來，那時候我的思想進入了保守時代，已經返璞歸真了，對人性的劣根性開始深信不疑。是的，自大學時期開始，我的政治理念差不多經過這樣一個過程。它們按順序是：民主主義，社會民主主義（1990-1993年），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到今天的古典理性主義和社會主義。似乎繞了一個圈，但回到少年時期的信仰——那個明晰、優雅的理念世界，讓我覺得無比欣慰。

　　我父親極少談論那段歷史。我曾勸他寫回憶錄，他笑笑搖頭。在我看來，他們那代人，中下層的依然被時代洗腦，羞于面對過去。只有少數信念上更為堅定的高層愿意寫個記錄。但這些遠遠不夠，歷史又變成一面之辭。因此，我對歷史學的看法接近于柏拉圖對哲學的態度，柏拉圖說，不懂幾何學的不能進哲學之門。我相信歷史已如同黑箱，它是由勝利者書寫的，遠不是真相。實證主義歷史學方法完全是緣木求魚，相反，邏輯推理才是真正有效的方法，當然，基礎和前提是常識、常理、常情。最終，看這套解釋系統的效力，如果它能圓滿地解釋更多的甚至全部的歷史，那么無疑，它就是理論上的真實歷史。這要比一大堆歷史的所謂證人、證詞可靠得多。是的，人性有多偽善，多自私，現在的所謂歷史就有多假。

　　父親高興的時候，他會聊一些回憶。但我猜，那些東西也多是符合今天政治正確的部分。比如，他曾提到江蘇造反派商議沖擊南京軍區，他說他當時是反對的。這件事確實鬧得很緊張。有關資料提到，華東地區軍事首腦許世友將軍曾揚言如果造反派沖擊軍區，他就要開槍。武漢7.20事件后，許世友曾向毛主席哭訴，軟硬兼具地稱要躲進大別山打游擊，后來也真的去了一陣。毛似乎一向對李逵式人物頗為看重。長征完成后，針對四方面軍的不服氣和騷亂，毛以宋江一般戲劇性方式救下許世友，也因此換來了一位難得的忠臣。我認為許世友等少數毛最信任的將領的態度對毛處理7.20事件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也因此改變了中國歷史甚至人類歷史。事實上，7.20事件始作俑者陳再道將軍也是這樣的人物，與許世友并稱為“軍中羅漢”。這大概能解釋為何毛不可思議地原諒陳再道。進一步，甚至可以設想，是否有人有針對性地做出安排，有意動員李逵們逼宮。

　　1967年7月20日發生在武漢的事件，是文革的轉折點。毛突然調轉槍口抓捕自己的文革干將王力、關峰、戚本禹，由此宣告文革事實上結束了。我曾跟父母提到這件事，很奇怪他們沒啥印象，只知道陳再道將軍這個人。我因此嘲笑他們太不聰明。信息不足也是一大原因，畢竟很多宣傳是相反的。到處都是打著紅旗反紅旗，下層多是傻傻的跟風而已。7.20事件后，大名鼎鼎的清華大學造反派頭頭蒯大富依然在學校里組織武裝保衛戰。直到毛忍無可忍，當面指責說：紅衛兵也會犯錯。他方才驚醒。回學校后蒯哭訴：毛主席不要我們了。

　　這類事情常令人驚訝。比如幾十年過去了，我父母才從我這里知道當年著名的杭州二熊案的主角是熊應堂將軍的兒子。而提起熊應堂這位著名支左將軍，他們是一臉的尊敬。他們的態度也促使我進一步研究浙江的那段歷史。我驚訝地發現，溫州這個商業之鄉，在文革中，溫州左派表現出極強的干勁，溫州成為所謂的“武斗重災區”。溫州武裝沖突升級，造反派危在旦夕，最后江青、林彪元帥安排野戰軍干預，直接扭轉了浙江的形勢。革命文化與商業文化奇怪地糾結在一起。對此我有一個解釋，溫州也是中國的數學之鄉，數學與政治理性、商業理性都是正相關的。

　　我的解釋與主流說法正好相反，后者說法一直非常流行也頗符合印象流，它聲稱文革是一種非理性。在我看來，在中國這個經驗主義文化傳統里，對理性這個概念似乎普遍存在誤解。另一個例子是上海，這是左派唯一奪權的地方。同樣是商業之都，對此馬克思主義解釋是有一定道理的。但繼續革命是個復雜問題，階級覺悟之類顯然是不夠的。另一方面，上海也是中國數學之鄉，是《幾何原本》中譯本的誕生地。因此，理性主義似乎也構成部分原因和動力。這方面其實有一個概括性描述：總的來說，左派熱衷于講道理（運用理性），尤其是左右派共享同一個革命背景作為邏輯前提時，左派幾乎總能占據論理的優勢。右派則很尷尬，只能取“不爭論”的姿態。

　　幾十年人文洗腦運動加上技術崇拜，徹底蕩滌了國人的理性。在這個過程中技術崇拜扮演了重要角色，原因是它沾了科學的高光，混淆了科學與技術概念，異化了價值。關于理性的問題值得今天國人認真對待，如我開始就提到的，政治教育乃至學術研究要么教條主義要么經驗主義，理性失去了應有的位置。中國已經具有了世界性影響力，這實際上意味著我們到達了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雖然經驗主義和實用哲學主導的國家戰略給我們帶來了較大的利益，但在糊弄了競爭對手的同時，我們事實上也在糊弄自己。在游戲真正結束時，我們仍有可能輸掉40年來的全部所得并把自己一并給賣了。因此，理性選擇至關重要，埋頭拉車應告一段落了。例如，今天的輿論熱衷討論中國的核心價值，但在政治虛無主義基礎上，這樣的討論一定是緣木求魚，結論也一定是虛假的。在危機的警鐘長鳴時刻，主流輿論卻不斷宣稱“歷史終結論”已終結，用所謂的“文明型”社會這種虛構而矯情的概念掩飾意識形態對抗日趨嚴峻的政治現實。事實上，在當今時刻，中國的國際處境甚至要比上世紀70年代更加危險。那時候，盡管中蘇激烈紛爭甚至沖突，但人們無法想象美國顛覆蘇聯而中國袖手旁觀，或者反過來，蘇聯會允許美國攻擊中國。這里的原因就是，政治大原則遠高于意識形態內部的爭論，即使這些內部爭論被人為地甚至是一些人的別有用心地夸大，但社會主義領袖們和人民絕不會違背常識去支持資本主義國家。順便說一句，我們看到的“實證史學”則完全展示另一幅圖景，比如基辛格回憶稱美國阻止了蘇聯對中國使用核武器的計劃。對此，有腦子的人們只會付之一笑。進一步地說，按照我們試圖恢復的意識形態的邏輯，當今中國的核心利益恰恰在北方，北方鄰居一天不回歸社會主義，中國的核心安全就無法真正落實。

　　有點扯遠了。我想表達的是，作為時代的弄潮兒，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其思想和邏輯與大人物們也應該是同樣的。更準確地說，實際上是同一個理念投射在不同的人身上，區別僅僅是，各自表現出不同的影響力。此外，不同的理念的碰撞下被擠碎的小人物們基本被人遺忘，甚至他們自己都不明所以。這方面的話題既是有趣的也是有意義的。

　　我父親1970年代初被打成“516分子”，應該是我小學二年級。他被所謂的隔離審查也就是坐牢近兩年。我“榮幸地”被成為反革命小崽子。后來我研究了一下，發現這也是很滑稽的現象。“516分子”出自北京，據說是7.20事件后，一些大學生組織貼出批判周恩來的大字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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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該事態飛快地被平息，全國各地的革命群眾甚至都沒聽說。但武漢7.20事件后，毛的妥協開啟了新局面，官僚派抓住機會迅速反擊。由于那個坐鎮江蘇的實權人物強烈的敵視左派的原因，江蘇成為清理516分子的重災區。后來，我有一個始終沒太想通的問題，那就是為何林彪的9.13事件會促使我父親的被釋放。道理上，9.13事件后，右派實際掌控了大局，已經取得的清算成果如何能輕易放棄？仔細想想，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9.13事件后，迅速填補林系勢力的主要是中央文革代表的左派。后來他們將批林扯上批孔（孔丘），矛頭暗指周公。二是，右翼在穩住陣腳情況下，主要策略是等待那個關鍵時刻的到來，因此，明面上以妥協為主。

　　70年代末期，我父親不出意外地被定性為“三種人”。他精神上承受的壓力應該也不小。我覺得后期對他而言比較大的打擊是被迫調離江蘇冶山鐵礦。其時，他似乎被黨員干部選為黨委書記，但顯然這違背了針對“三種人”的政策。70多歲以后，他神志有時不太清醒。每當這時候，其表現就是對政治（斗爭）的驚懼和幻覺。可以想象，被戰友的出賣和相互猜疑，身體和精神遭到的“清理整頓”都遺留了深深地痕跡。雖然他一直避而不談那個過程，但傷害一定不小。80年代初我考上南京大學數學系，我覺得他可能是最高興的。一來，造反派的形象極差，媒體輿論的宣傳造成的公眾印象是造反派和左派都是文盲、科技盲（實際上我認為，這樣的印象不完全是偏見，蓋因為左派常流行的教條主義具有某種反智傾向。因此，今天的左派需要回歸它吸取古典思想愛真理哲學品性的傳統，重建左翼文化）。更重要的是，遠離政治可能是我父親最大的“經驗教訓”，讓子女從事科技工作顯然這是他最大的希望。事實上，這可能是他們那一撥人的普遍心態，他們有一種受騙上當的感覺，更加相信政治充滿陰謀，詭譎而危險。

　　我后來棄理從文，父親應該是既失望更擔憂。對此，我覺得他一方面可能是多慮了。從根本上說，文革的所謂路線斗爭還是屬于左派內部的辯論。過去的左派早被邊緣化了，如今，主張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反而是那時候的右派。進一步說，文革的兩派應握手言和，他們都在某個方面證明自己是正確的。另一方面，從全球范圍看，社會主義的發展形勢極不樂觀。隨著冷戰后社會主義轉型產生的不確定性的增加，自由主義的急劇擴張，左派面臨的挑戰更為嚴峻，斗爭將更加殘酷。不得不說，父親透過很局部的觀察和感受，可能無意中又作出了正確預見？實際上，左派的邏輯明晰而簡單，也因為此，它構成社會歷史的基礎原理，即狗不改吃屎本性，壟斷資本不會放棄征服世界的野心。很明顯，今天左派的生存空間已變得空前狹小，資本極大地影響輿論環境，變相施行白色專制。但是，很不幸，左派很可能是真正正確的一方，這樣看來，形勢不樂觀，后果很嚴重。

　　西方統治集團越接近他們的目標，越表現出因貪婪而起的暴力和兇殘。在敘利亞，他們不惜利用恐怖組織攻擊阿拉伯社會主義復興黨及阿薩德領導的政府。在烏克蘭，他們策動顏色革命，其傀儡勢力用法西斯手段挑動民族沖突。西方壟斷集團重要的戰略目的仍然是瞄準俄羅斯原本深厚的社會主義群眾基礎，即借助烏克蘭戰爭，一方面盡可能多地肉體消滅那些勇敢、忠誠者，一方面挑動俄羅斯民族主義來削弱真正的左翼力量，即對它視為真正的敵人的左翼施行精神閹割。此外，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的看家本領依然是進行和平演變，它的一個重要手段是在敵對國家去意識形態化。例如用民族主義取代社會主義，從而達到有效阻止敵對陣營的聯合。正在以資本積累和集聚方式不斷壯大的國際壟斷集團，想方設法利用其代理人引導敵對國家的人民誤判形勢。最后，在一片“美國衰落了，資本主義崩潰了”的麻木的歡呼聲中，卻發現國際壟斷集團成功登頂。可以想象，伴隨紅旗倒下，一場世紀性大規模屠殺也不可避免。

　　但是，只要真理和正義之光依然閃耀，神圣、偉大和榮耀就將召喚和伴隨著左派。

　　紀念我的父親、曾經的左派戰士 褚致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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