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認的是，在過去若干年的“造城運動”中，通過城投債務的手段，的確迎來了基礎設施建設和GDP的爆炸式增長。

　　主流經濟學家也總是會拿這個絕對數量的增長，來指責毛澤東時代“一窮二白”，“耽誤了發展”。

　　在這樣的增長曲線中，新中國“漫長”的前三十年接近于一條停滯不動的“水平線”，似乎很能佐證經濟學家們的觀點。

　　然而，且不說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計劃經濟環境下，很多經濟活動并沒有拿貨幣結算，因而水利建設、三線建設以及許許多多的動輒投入億萬人力的重大工程，都沒法計算GDP。

　　以水利建設為例，1949年-1979年這30年間的水利工程建設，靠國家和各級政府投入完成的工程體積為1083億立方米，靠群眾“記工分”完成的工程體積為2527億立方米，總計為3610億立方米。

　　3610億立方是什么概念呢？萬里長城的工程量是2億立方，三峽工程不過3億立方——也就是說在新中國的前三十年間，以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和技術條件，僅水利建設一項就相當于修了1800條萬里長城或1200座三峽，相當于平均每年40座三峽工程！

　　三峽工程的總投入是2000多億，據此計算的話，毛澤東時代僅水利建設創造的GDP就達到每年至少8萬億?。ㄟ@還沒有考慮物價及通脹因素）

　　巨大的水利建設當然不是無效勞動，即便是80年代的農業主流專家，也不敢否定（只是故意隱瞞和忽視）毛澤東時代水利建設對糧食增產的重要性；大規模的山河整治極大地減少了旱澇災害的發生，保證了今天很多地方的工業和生活用水，是造福后世的壯舉；此外，今天的很多地方取名“xx湖”的風景區，實際上都是毛澤東時代修建的水庫，在源源不斷地為旅游業創造著GDP……

　　而即便單考慮GDP的問題，我們不妨把1978年前后的增長曲線單列出來：

　　1953-1978年GDP增長曲線（縱軸單位億元）

　　1979-2020年GDP增長曲線（縱軸單位億元）

　　從圖中可以看出，新中國無論是1978年以前還是1978年以后，GDP增長大致都是一條上拋物線形狀。

　　其中，1953年-1978年的25年間，GDP增長了4.46倍；而1979-2004的25年間，GDP增長了39.7倍；同樣的25年跨度，1978年之后的增速是前面的8倍多。

　　不過，GDP始終是單一貨幣指標，我們還不得不考慮不同時期實際物價水平的影響。2009年底，《第一財經》評論部主任徐以升先生曾經發表了一篇《系統性質疑CPI》的文章，綜合對比了《北京志·物價志》、《上海價格志》、《廣州市志·物價志》等資料上查詢到的1978年的多種單一物品的價格，以及中國價格信息網查詢到的2009年各單品的價格，發現1978年的單位貨幣購買力是2009年的58倍。

　　而更為直觀地，則是可以拿兩個時間段的主要工業品的增長曲線來進行對比。

　　鋼產量（萬噸）：

　　1949-2018

　　1949-1978

　　1979-2018

　　煤炭產量（億噸）：

　　1949-2015

　　1949-1978

　　1979-2015

　　發電量（億千瓦時）

　　1949-2017

　　1949-1978

　　1979-2017

　　從上面幾個主要工業品產量的增長曲線對比可以看出，與GDP增長曲線相似，對于單一產品來說，我們將新中國整個階段的增長曲線擬合在一起的時候，1978年以前看起來都是接近零刻線、且幾乎停滯的水平線，這就是主流經濟學家口中的“僵化”、“貧窮”；而一旦我們將1978年其后分開生成增長曲線，可以發現無論是1978年之前還是之后，其實都是接近于上拋物線的高速增長曲線。

　　以發電量為例，對比各個五年計劃期間的發電量年均增長率，毛澤東時代所在的前面四個半五年計劃反而比后面更快：

　　1949-1978的30年間，發電量增長了58.7倍；而1979-2007的同樣30年間，發電量增長了11.8倍；類似的還有1949-1978的30年間，煤炭年產量增長了19.3倍，1979-2015的37年間，煤炭產量按照2013年的頂峰算也只增長了6.4倍。

　　可見，毛澤東時代的發展速度并不慢，增長曲線圖的奧秘也并不神秘，只有不懂數學的文人精英才會拿70年的增長曲線去嘲笑毛澤東時代的前三十年。

　　“九層之臺，起于累土”，更何況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創建的新中國實際上是首先填平了舊社會三座大山砸下的大坑，在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基礎上，建立起了一個完備的現代工業體系，為后面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抗美援朝的時候，我們還是“氣多鋼少”，到毛主席撒手人寰，新中國已經是“氣多鋼也多”，這才為新中國迎來了70年的和平建設歲月。

　　如果說“問題”的話，最大的“問題”恐怕是“積累太多、消費太少”，以至于群眾沒法從個人生活的改善中直觀地感受到所謂的“增長紅利”。當然，這個問題也是需要被討論的，畢竟新中國先后被兩大帝國主義威脅，所處的國際環境逼著那一代的領導者只能選取這樣的方式，盡快壯大自身。

　　前幾天，筆者看到國家主義者的代表人物何新轉發了一條微博：

　　何新支持這樣的觀點一點都不奇怪。國家主義者不等于馬克思主義者，不懂歷史唯物主義，不懂辯證法，不會聯系地、發展地看待問題。

　　據說，“上海180萬住戶中，三代同室的11.9萬戶，父母與12周歲以上子女同室的31.6萬戶；12周歲以上兄妹同室的8.56萬戶……”這在人均住房面積41平米的今天看來簡直是“罪大惡極”。

　　然而，解放前繁華的“十里洋場”只是上海的一角，絕大多數的底層百姓要么無家可歸、流浪街頭，要么就是一家人擠在茅草和樹葉搭建起來的簡易窩棚里。

　　即便是今天的香港，至少30萬底層百姓一家三代還住在大約7平米的“籠屋”里，還有更多的工薪階層住在條件稍好的、帶有廚房的“劏房”中。

　　那時上海工人的居住條件雖然遠遠無法與今天相比，但在力所能及的住房改善中，工人得到的是公平的免費分房。

　　公有制計劃經濟條件下，如果要把更多的建設資金用于住房改善，速度只會更快。

　　1949年，蘇聯的赫魯曉夫在斯大林的支持下，開始攻克裝配式房屋建筑的主要技術問題；1954年開始，大批的從法國“社會住宅”的樣板樓移植的簡易住宅開始大量興建，短短10年間，就讓約5400萬蘇聯人民住進了兩居室和三居室的新房。這樣的房子被稱為“赫魯曉夫樓”，其功能布局與現代住房當然沒法相比，但在當時至少讓歐美的工人階級大為羨慕。

　　赫魯曉夫樓

　　在后來新中國的三線建設過程中，那些新建的工廠住宅區已經在向這樣的標準看齊，工人階級的居住條件得到了極大改善，只是這些三線廠區在后來被荒廢了而已。

　　秦嶺大山中廢棄的某機械廠工人住宅區

　　而上海與這些新建的三線企業不同的是，它本身是新中國的“老工業區”，很多住房新建于解放初期，磚混住房相比簡易窩棚已經是極大的進步，而后要考慮的是什么時候拆舊建新、改善居住條件。另外一個重要因素是，改革初期大量知青返回上海，這些新增的住房需求完全是在毛澤東時代的“計劃之外”，自然會加劇住房困難。

　　隨著生產力水平、技術條件和物質基礎的發展，按照毛澤東時代的發展方式不是不能快速地改善群眾的住房問題。

　　1953年，毛主席就曾經指出：“資本主義道路，也可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言猶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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