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宗教與科學，相反相成？一般而言，科學必須實事求是，有就是有，無就是無，信之也有，不信也有，一點含糊不得；而宗教則不然，信之則有，不信則無，是個未知數。

　　那么，宗教崇拜的神、上帝，究竟存在不存在嗎？若說存在，可古往今來，誰也沒曾見過？然而，中世紀一千多年來的歐洲神學家，從圣奧古斯丁（St. Augustine，354—430）到圣托馬斯·阿奎那（湯瑪斯·阿奎那1225年－1274），都在絞盡腦汁證明這個、人從未見過的超自然的神、上帝的存在。

　　這是我們的圣人孔子不肖為的，認為這純屬浪費精力、徒勞無功的傻事。孔子為人處世治學的態度，就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誰見過神，上帝？誰都沒見過，誰也講不清楚，所以不知道的，就老實地說不知道，不要亂講了。這是孔子為人處世治學的基本態度。

　　另一個大儒荀子則認為，凡不實用的東西，抽象的東西，無助于民生人倫的東西，應該一概禁絕，何況宗教的祭祀儀禮，又繁瑣靡費。

　　這兩位圣人對宗教的反感的言教，決定了后世中國人對宗教可有可無的冷漠態度。然而，宗教除了怪力亂神之外，其中卻含有對自然界，對人生終極意義的大道理。希臘古典時代的哲人，就在這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們對自然界的好奇與探索，產生了早期的科學；對人生終極的目的和死后的世界探索，產生了早期的神話、宗教、神學和倫理學。

　　古典希臘人，將宗教、哲學、科學視為一體，并未分家，分門別類，是以后的事。中國古典時代，也是如此，中國本來沒有哲學這個名詞，是日本人西周將philosophy譯為“哲學”（明治維新時代），然后被中國的留日學生學人，傳入中國，才有哲學這個門類，而被納入中國的外來語中。

　　這里要強調的是，在漫長的幾十萬年的遠古時代，人類不斷進化、脫離了動物階段，而成為靈長類的人，逐漸發展認知和思辨的能力，從而為大自然的威力和浩瀚無際所震懾；對于人死后的精神肉體，何所歸屬，當然都超出當時人類的理解能力，所以就都歸之于超自然的力量，神，認為是神創造了宇宙，創造了世界，創造了人。

　　有此思路的民族，文明，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希臘民族和希臘的哲人。希臘人，希臘民族，沒有中華民族那種以孔子為代表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謙虛謹慎態度，而是大膽地發揮理性、發揮想象力，探索人類所碰到的根本性大問題，并提出一套假設性的解釋。例如柏拉圖，根據他的理念論，對于宇宙，提出了地心說，地球是圓的，在空中作圓形運動，并由此提出自然神學，一切歸之于神，宗教。當然這種思維方式，源遠流長，源于希臘的神話，其中荷馬史詩，就是想象中的神的世界。后來的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繼承這一傳統，剔除迷信的神話部分，并將之哲學化，理性化，成為哲學、邏輯學、物理學、生物學、天文學、數學、形而上學等，脫離宗教而獨立自成一博大精深的知識系統，為西方文明奠定的基礎。

　　到了中世紀，如上所述，神學當道，神學家們以圣奧古斯丁和圣湯瑪斯為代表，以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的哲學為基礎，構建了中古地心說的神學。中古神學，十分繁瑣，又稱經院哲學，它可以像柏拉圖一樣，完全靠理性形式邏輯的推演，充分發揮人的想象力，構建宇宙和世界秩序。

　　需要強調的是，歐洲中古的神學，表面上似乎對科學的發展構成極大的障礙，因為他們一旦被教會接受后，就成為必須服從的真理，不得違背，否則輕則告誡軟禁，重則處死，十分嚴厲，相較于中國的焚書坑儒，不遑多讓。但英國哲學家懷德黑（Alfred N. Whitehead）在他的《科學和近代世界》（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一書中卻提出獨特的見解，他認為，中古神學近千年的抽象思辨訓練，卻為近代歐洲科學的誕生和發展鋪平了道路。尤其是，誠如量子力學前驅普朗克所言，近代物理學處理的宏觀和微觀世界，都是看不可見的事物，除非借助顯微鏡和望遠鏡之類的工具，與傳統的察物觀象截然不同。所以中世紀神學的形式思辨，在思維上有助于近代物理學和數學的興起與發展。

　　質言之，固然神學的權威流于武斷，在某些方面阻滯了科學的進步，但其思辨思維，卻有助于近代認知宏觀和微觀世界，從而有助于構建近代的物理學和數學。牛頓的物理學，《自然哲學之數學原理》，就是最好的證明，他借助數學，探索宇宙，找出宇宙運作的規律，是一種高度抽象、高度形式化的神學式的思辨運作。這時還沒有實驗物理學，所以無法通過觀察實驗，證明理論之是非對錯。

　　讓我們來看看牛頓關于科學與宗教的關系的論斷：這最美麗的太陽、行星、彗星的系統，只能從一位智慧的、與無所不能的神的計劃與控制中產生出來……“這是牛頓著名的“天意論”的觀點，將一切歸之于神。西方的大科學家例如歌德爾（Kurt Godel）的宗教觀不僅不是科學的障礙，反而是對科學具有啟發和指導的作用。愛因斯坦和楊振寧也持同樣的看法，認為宇宙太完美了，絕非偶然產生，認為一定出于某種超自然的力量的精心設計，愛因斯坦是猶太人，所以是有神論者，是虔誠的宗教信徒，而楊是中國人，受中國無神論傳統的影響，不相信有神，遂稱這種神奇的力量為造物主。

　　中國宋代的邵雍，也曾經沿著這個方向，根據《易經》、《河圖洛書》，伏羲八卦、陰陽五行，構建一套宇宙和人間秩序《皇極經世》的象數學，但他的推演，充其量是科學哲學，無法做到人與物二分，所以不是科學；科學必須要求人與物分離，但邵雍的思想還是離開不了人間世的終極關切，他主張遵循天理，達于內圣，所以對北宋理學的興起有奠基性的貢獻，但對中國的科學發展卻沒有絲毫助益。天理，是中國哲人避開上帝、神，而納入人學范疇的一種抽象表述。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國，以孔孟荀為代表的儒家，則發展出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人學”，來解釋說明天地人的關系；人學的一個標志性特點，就是基于血緣的祖宗崇拜，祖宗是人，不是超人，但基于信仰，所以也是一種宗教，姑名之曰“人教”；但從倫理學的觀點視之，則可稱為”人學”。

　　另一個特點就是天人合一，人天和諧，一個典型的中國式的呈現方式，就是以自然代替宗教，在失意時寄情山水之間。例如山水詩人謝靈運，就是個典型的例子。白居易對此有詩云：謝公才廓落，與時不相遇，壯士郁不用，須有所泄處。泄為山水詩，逸韻諧奇趣。政治上失意，遂將精神寄托于山林自然山水，發揮了宗教舒難解困的作用。古代士人，長于詩詞，寄情山水，替代了宗教。

　　但這不是探索自然，在中國的思想流派中，最醉心于自然探索的是名家，他們發展了一套邏輯方法論，以此探索天地人的世界，其學說中含有豐富的科學思想。特別是惠施、公孫龍的邏輯思維的堅白論，十分抽象，一種形式思維，但由于過于抽象玄思，脫離現實太遠，因而遭到儒墨法各家的激烈批判反對。

　　以荀子為代表的儒家之所以反對名家，反對名辯之學，是因為儒家關注的是社會倫理綱常，治國平天下，與名家背道而馳，因而他抨擊名家之說，對世道人心毫無助益，而且名家的經典晦澀難懂，無師難以自通。如此一來，民間不傳，官方打壓，以致雙重壓力下失而不傳。

　　名家開中國邏輯學之端倪，與科學發展有很大的關系。荀子將名納入治世軌道，滲入政治倫理因素，認為只有帝王始有評論授受名位之權，所以名家又遭到官方打壓。

　　最難能可貴的是，名家發展出令人驚訝的天文思想，例如名家創始人鄧析研究過日月之運行，并以此說明離堅白的命題。惠施對天文學有更深入的研究，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提出地圓說，還有地動的思想。在數學上提出極限的概念，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于此可以概見，名家對自然之研究是如何的先進深刻。英國科學史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對此有過中肯的評價，他說，連續的概念和無限分割的概念，公元前四世紀的惠施等都已清晰地表述過了。

　　簡言之，關于天地宇宙的課題，除了遠古時期，有開天辟地的神話，中國的哲人，自孔子不語怪力亂神，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之后，中國哲人，就事論事，不懸空冥想，習以為常，從而關閉了中國哲人探索抽象自然界奧秘的大門。

　　那么對于實事求是的名家探索自然奧秘的思想，為何要問難打壓？這與西方的宗教不一樣，當宗教定于一尊之后，宗教規定的社會和自然界的秩序，不容挑戰。所以歐洲中世紀的千年，是神權時代，神學定于一尊，宇宙秩序和人世的秩序這樣的大事，只有教皇教會才有發言權。教會一般對于訴諸理性而非神性的科學極力加以打壓，所以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死后才能發表；伽利略被教會軟禁反思懺悔，布魯諾被燒死。但神學的反科學的宇宙觀，終于在實驗物理所驗證的一個個的真理下破滅，所以科學和宗教，在西方是的一種反者道之動的辯證關系。

　　在中國，固然沒有宗教的權威，但有人教的權威；人教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宗教，所謂人教，是一種植根于血緣祖宗崇拜的信仰，是一種氏族部落時代形成的、延續下來的原始信仰。后來被孔子通過禮教而加以哲學化，系統化，成為中國的主流思想儒家。人教著重的是倫常秩序，社會和自然界的和諧，也即人倫秩序，此外皆被視為異端邪說。漢武獨尊儒學，罷黜百家，所以，名家光談自然秩序，不談人倫秩序，當然也在罷黜之列。

　　科技在中國，只限于有助于農耕經濟發展和延長壽命（長生不老）的科技，可以自由發展，此外都在打壓之列。因為奉行儒學的統治者認為，過度的科技發展，將打亂以三農（農業、農民、農村）為標志的農業社會秩序。這就為科技發展畫了底線。所以中國只有科技，沒有科學，而且只有依附農耕和醫學的科技，沒有抽象的純科學。除了農耕和醫學之外，還有美化帝王的威儀、鞏固國防、宣揚國威的科技，例如修建長城，帝王的地下陵寢，建造鄭和七下西洋的龐大艦隊的科技，也在開放之列，但必須在農耕經濟能夠承受的限度之內，否則都在打壓之列，所以鄭和死后，中國的海洋事業，也嘎然而止。

　　中國農耕民族的特性，太實際、太具體、太現實了；中國的價值觀，過度的以人為中心，在天地人三者的關系中，將“人”絕對化了。這不利于超人的宗教的發展，也不利于超人的科學的發展。到了近代，在歐風美雨的洗禮下，一切都改觀了，都向西方靠近了，或者說西化了，歐俄化了。這是中國近代被逼進入西方主導的歷史軌道之后的必然結果，一種有益的具有建設性的結果，縱然為此付出了遭受被侵略的高昂代價。

　　這是歐風美雨帶來的積極的影響，值得肯定；否則中國單靠本身，難以突破人學的牢籠，發展近代的科學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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