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新冠疫情爆發以來，我對國家的抗疫政策一直都持肯定的態度，并且認為，相對于西方國家，中國的現行體制在應對突發性公共衛生危機和減少人民生命財產損失這一點上，具有無可置疑的優勢。但隨著新冠病毒的不斷演變，致病和致死率逐漸減輕，當全世界大多數國家放開管控之后，中國仍然堅持嚴厲的防控政策，形勢變得日趨復雜起來。
大約從去年下半年和今年年初開始，由于過度防控造成的“次生災害”頻頻發生，封城封路封樓和所謂靜默管理不斷引發官民沖突，老百姓有病不能及時治療死在醫院門口或跳樓身亡的悲劇時有發生，越來越多的民眾面對極端管控措施下失去人身自由，面臨失業等困境，也越來越焦慮。疫情之初那種全民支持抗疫的“眾志成城”局面，開始分化為“主張放開”和“堅持清零”兩種截然相反的態度，社會的不滿情緒逐漸累積，呈現出撕裂的態勢……
盡管如此，我對國家的總體防控政策仍然持肯定的態度，但前不久我和家人意外經歷的幾件事，迫使我對新的防控形勢和日益強烈的社會情緒，產生了新的思考。
10月2日，我攜妻子及侄女一家人回老家S市新廠鎮度假，3日早晨，正按原計劃駕車返漢時，S市防疫指揮部突然發布通告，鄰鎮橫溝市出現一名無癥狀惑染病例，對江北五鎮(區)實行“靜默管理”，新廠全部出口被封，一行五人只好返回。
由此，我們開始了一場遙遙無期的等待。每天按要求做核酸，非必要不上街，通過各種渠道了解新廠鎮及S市和周邊市縣的疫情變化情況。4日，氣溫從前一天的39度驟降至10度左右，因離漢前只備有夏裝，一家人只好去鎮上購買御寒衣物。心情也如回天氣一樣，由國慶節假的愉悅心情變得寒冷、焦慮、不安。
盡管如此，根據了解的國家防疫政策，我還是相信隨著疫情的逐漸消失，S市方面會如期解除封控，但隨后經歷的事情越來越超出預料，違悖常情。
7日，經過五天的核酸檢測，曾經發生一名無癥狀感染病例的橫溝市再未發現新的病例、新廠鎮及S市全市未發現病例，連與新廠鎮比鄰，曾經出現過多起病例的汀陵縣也開始允許外地人員離江返崗，而未再發生一起病例的S市，卻繼續實行全市封控政策，導致大量節日回石度假探親人員滯留。
8日晨，氣溫陰冷，秋雨連綿。街上店鋪關閉，街上幾乎空無人跡。早餐后，我和妻子到鎮防疫指揮部咨詢，工作人員稱市鎮領導正在開會研究相關政策，經過再三要求，工作人員開具了一份“返崗證明”，讓我們去高速公路S市北入口處“試試”，結果以未接到“市防指通知”被警車攔住;打電話向市防指申訴，對方像機器人一樣背誦當地封控政策，不作任何具體答復。一個姓金的科長敷衍幾句，便撂下了電話。一行五人只好駕車返回。
因來回奔波，加之與人交涉，身心俱疲，午飯后便沉沉睡去。大約3點鐘，有消息說S市防控會議結束，已允許返崗人員離石，精神為之一振，遂匆忙收拾行李上車，直奔S市北而去。再次到達高速路口，卻又一次被攔下了，仍然是同樣的理由;沒有接到上級的指示，在路口打電話跟有關部門勾通近一小時，無果。5時許，再次返回鎮上。
以前曾聽到有些地方不顧社會經濟發展和民生艱辛，粗暴防疫，動輒全域封控和靜態管理，不時導致次生災難發生，想不到意讓自己碰時了，心里真是五味雜陳。這些天的經歷，使人強烈感受到，S市過度防疫的政策和無視疫情具體事實不及時進行調整的行為，已經不只是違背中央和省防疫政策的問題，而是暴露出從政府到干部存在亂作為和不作為等嚴重的官僚主義傾向，仿佛他們不屬于中國和湖北省治下的一個縣級市，而是一群罔顧事實民意，眼里只有烏紗帽，心里缺少基本擔當精神，尸位素餐的官僚機器人。這是一種比腐敗還要嚴重的怠政瀆職行為。作為S市人，我感到羞恥和憤怒，有一種步入類似《等待戈多》和《第二十二條軍規》等荒誕派戲劇情節的感覺。
兩天之后，終于踏上了回家之路，但想到還有很多像人質一樣被強行滯流，不能回家的人們，我的心情絲毫輕松不下來。
回到武漢不久，10月12日，我去同濟醫院做例行體檢，誰知第二天就接到防疫部門電話，同濟醫院發現了一個陽性病例，所有在12日去過同濟醫院的人都成了密級或次密接者，必須居家隔離。于是，我又在家隔離了七天。
福不雙至，禍不單行。結束居家隔離沒幾天，我和妻子去看望高齡的岳父母，在岳父家待了不到半個小時就離開了，走到小區門口，忽然看見通往小區大門的路被人扯了一條繩子，一群身份不明的人站在路中間，不讓人通行，說是小區發現了核酸混檢陽性，需要篩查，小區所有人“只準進不準出“。我跟他們解釋我們不是小區的，只是來看看老人，但對方板著臉還是不讓出去，我氣得渾身發抖，中央剛推出的”二十條“明確規定，不得隨意封控封區封樓，這些人就公然違背，誰給他們的權力？后來經過再三抗議，我們才得以回家。
麻煩事一樁接著一樁，讓人防不勝防。昨天，半夜腎結石發作，我一大早去省中醫院急診，因幾日待在家，無“社會面活動”，我沒有做核酸，所以到醫院門口臨時做了核酸檢測，盡管如此，急診科仍然不予接診。
中央“二十條”和國務院頒發的“九不準”，以及最近發布的有關防疫政策，明確規定醫院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接診病人，我據此向在場醫務人員表達求診要求，但他們以醫院規定為由，不僅拒絕我的合理訴求，還叫來保安，試圖將我架離，在遭到我嚴詞抗議后，保安才悻悻離開。我在急診大廳待了近一個小時，始終無人理踩，只好忍著劇痛離開了醫院……
至此，像腎結石發作那樣，我感到一種異常強烈的痛苦和憤怒，承受力達到了極限的程度。我再次想起在網上看到的那些在過度防控下求醫無門、求生不能的人們。如果說以前只是通過網絡，還覺得自己跟那些人相隔遙遠，那么現在，我覺得跟他們處在了同一時空，同一處境，被植入同一種命運了。他們的呼告和抗爭、絕望和希望，也仿佛發自我的內心。那一瞬間，我成了他們，或者，他們成了我。
或許有人說，你跟他們不一樣，你身處體制，無論封控多久，你的工資福利照發，該享受的待遇（包括醫療）一點也不會少。如果是在以前，我也許認為他們說的是對的，但在遭遇近來發生的那些事情之后，我比任何時候都強烈地意識到，“自己所經受的痛苦沒有一項不是別人的痛苦，想到平時在這個世界上，一個人的痛苦往往是與別人毫不相干的，而現在大家卻能同病相憐，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了。”（加繆《鼠疫》）
剛讀到一篇《抗疫三年祭：從社會主義尋找答案》，文章中說：
“三年過去了，1000多個日日夜夜的堅守之后，持久戰中人們的心態開始分化，一些重大問題浮出水面。一種強烈的割裂感使疫情中的社會分成了界限明顯的兩個部分，正在形成兩個默然相對的群體。
一方面是享受體制福利的旱澇保收者毫無余地地擁護清零，一方面是資本經濟結構中個體創業者和失業的底層人士不斷祈求放松管控。中國社會這個最大的“雙軌制”，顯露出了結構性的經濟不平等，催生了無法回避的民生問題。”
作者進一步指出：“我們正在面對的是一場始料未及的復合型災難，它使市場化和社會主義的銜接出現了裂痕，暴露了無法視而不見的結構性經濟問題。經濟結構決定思想方式。有一個問題無法回避，那就是我們能否一直用資本主義的方式驅動生產，再用社會主義的方式應對危機。”
作者顯然抓住了所謂“躺平派”和“清零派”和解決當前矛盾產生激烈爭論的癥結所在。
我顯然是作者指出的那類“享受體制福利的旱澇保收者”，但我并不“毫無余地擁護清零”，而是越來越同情甚至支持那些在“資本經濟結構中個體創業者和失業”，主張放開封控的“底層人士”。
如同幾年前我“一不小心”將自己置于精英文人群體對立面那樣，這一次，我再一次背叛了自己所屬的那個階層。
這不昰那種表演式的意識形態站隊，更不是嘩眾取寵的道德煽情。在人的命運和基本權利遭受威脅的時刻，能否擺脫自身的利益牽制和意識形態定見，將個人的命運與最大多數人的命運連接在一起，讓自己成為他們中的一員，同他們一起歌哭、吶喊、悲歡，這不僅考驗到知識分子的責任，還考驗到一個人的良知。
因為 ，“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魯迅：《且介亭雜文末集.這也是生活》)。
2022年12月4日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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