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同志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是對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新的認識觀點，這一“新的重大論斷”，對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發展社會主義事業”具有什么樣的重大指導意義?筆者在展開討論之前，首先回顧我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時期，關于社會主要矛盾認識觀點的發展變化過程。

　　關于社會主要矛盾認識觀點，由“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的認識觀點;到一九五七年九至十月，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糾正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認識觀點;從1979年以后，“關于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認識觀點，不僅否定了毛澤東的認識觀點，就連“八大”的“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的觀點;也改變為“我們現階段所面臨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改革開放”近四十年，“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觀點，基本就沒有發生過“性質的改變”。回顧我國社會主義發展歷程，圍繞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觀點，主要就是毛澤東的觀點與“改革開放”后的觀點，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兩條政治路線的核心要害”，孰是孰非呢?本文意在說明這個問題;并闡述十九大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新的重大論斷”、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發展社會主義事業”的指導意義。

　　關于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八大”的“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的認識觀點，是依據馬克思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社會化生產與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即“社會化生產和資本主義占有不相容性”的觀點推演而產生，也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相對發展進步的社會化生產與資本主義落后的私有制之間的矛盾”，那么社會主義的主要矛盾，理應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樣“八大”認識觀點的源頭與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認識觀點是相關聯的。問題在于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認識觀點是不正確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并不決定產生“資本主義占有方式”;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也不是“社會化生產與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而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矛盾。為什么呢?因為資本主義“私有制”，是“資產階級革命”，消滅封建社會“皇權所有制”而建立的，是“階級斗爭”產生了占有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制變革”，即“資產階級革命”的“階級斗爭”，決定與產生了“資本主義私有制占有方式”。而人們往往反過來認為：因為有了“私有制”才產生了“階級斗爭”，這是只看到資本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表現形式”，不明白“階級斗爭是推動社會發展進步動力的原理”。按照馬克思“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觀點”，“生產力發展的要素”是：“勞動者、勞動對象、勞動資料”;生產勞動活動遵循“自然科學進步認知的原理”;生產勞動過程中，“形成的人與人之間勞動合作關系”，就是“生產關系”。這種“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認識觀點的缺陷，就是“丟失了生產勞動成果”，即通過生產勞動過程與市場交換過程，而形成“勞動剩余成果”的社會財富。而如何處理與分配“勞動剩余成果”的社會財富呢?這是社會(制度)所有制的問題，即“勞動剩余成果處理方式”。生產勞動過程的“社會化”發展形式，只能表現“產品量與質”的變化，沒有“市場的交換”，就連“商品的價值”都無法認識;更不要說如何認識：通過市場交換平臺已形成的“勞動剩余成果”，是怎樣的處理與分配方式了。而“勞動剩余成果處理方式”即“社會(制度)所有制”，是擁有生產資料占有“勞動剩余成果”的根據，因此產生社會“人與人之間占有不同勞動剩余成果經濟利益的巨大差異”，而“最大差異的兩個階層”，就是社會“人與人之間”主要的“階級斗爭矛盾關系”。這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發展生產力”的觀點是不能正確認識與理解的。社會“生產力社會化發展變化的形式”，因為自然科學發展進步的原理而決定;而通過“生產過程與市場交換”形成的“勞動剩余成果”社會財富，如何處理與分配，即“社會(制度)所有制”的變更形式，因為社會科學發展進步的“階級斗爭原理”而決定;自然科學原理范疇的“生產方式”變化形式與社會科學“階級斗爭原理”范疇“社會所有制”變化形式，交織存在，但是分屬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兩個不同范疇，“兩者的客觀內容與作用原理不同”，也不是對立矛盾的“不相容性”關系，而是“緊密的依賴關系”，“各自的客觀內容功能作用與表現形式”，只能分別認識與闡述，不能混淆，混淆了就無法辨識各自發展客觀規律的特性。筆者的認識觀點是根據毛澤東《實踐論》中“階級斗爭、生產斗爭、科學實驗”即“三大實踐運動”分類，結合《矛盾論》而研發的(詳見筆者《階級與階級斗爭再認識》、《澄清馬克思“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的迷霧》兩文)。

　　毛澤東“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認識觀點，極其敏銳的分辨了：自然科學范疇的“生產斗爭與科學實驗”與社會科學范疇的“階級斗爭”，各自的內容功能與作用原理;抓住了“三大實踐運動”相互關聯中：核心要害的“階級斗爭”，揭示了社會科學范疇：社會基本矛盾與社會主要矛盾，“階級斗爭轉化發展辯證運動的原理”;正是因為“毛澤東的偉大科學論斷”，及時糾正了“八大”不正確的認識觀點，繼承與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才得以順利進行、蓬勃發展。

　　馬克思主義的“局限性”，就是因為《資本論》沒有完成“階級與階級斗爭原理”論述，也就是未能認識與區分：自然科學原理范疇“生產方式”變化形式與社會科學“階級斗爭原理”范疇“社會所有制”變化形式，各自內容功能與作用原理，所以才會產生：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社會化生產與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決定產生“資本主義占有方式”;這樣混淆“自然科學范疇的生產活動”與“社會科學范疇的階級斗爭活動”的不正確觀點。馬克思主義自產生以來，各種形形色色的“老牌修正主義”與“近代修正主義”層出不絕，雖然這些“新老修正主義”的立場觀點是主要原因，但是與“馬克思主義本身不完善密切相關”。就像認識一個人的優缺點，不能正確辨識優點與缺點，怎么“堅持優點，改進缺點”發展進步呢?無奈“馬克思主義本身不完善的地方”，只有讀懂毛澤東的哲學觀點才能辨識。

　　毛澤東關于社會主要矛盾“偉大科學論斷”的意義，在于揭示了社會發展進步的“階級斗爭原理”，也就是“社會基本矛盾與主要矛盾轉化發展辯證運動的原理”。人們僅一般知道“階級斗爭是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動力”，而對“社會基本矛盾與主要矛盾轉化發展辯證運動”的“階級斗爭原理”卻未能深刻認識與理解。這只有讀懂毛澤東哲學觀點的“兩論”，才能理解：社會“三大實踐運動”分類的意義;才能理解：“三大實踐運動”中“階級斗爭推動社會發展進步原理”的核心作用與意義;才能理解：“階級斗爭(對立矛盾)不變的邏輯關系”與“階級斗爭(對立矛盾)萬變的內容與表現形式”。按照毛澤東的觀點：“一萬年也存在對立矛盾的斗爭，只是表現為先進與落后的形式而已。”毛澤東主義繼承與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這不僅解決了“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問題”，而且揭示得“社會基本矛盾與主要矛盾轉化發展辯證運動”的“階級斗爭原理”，是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客觀規律，具有劃時代的永恒意義，這對“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各個階段”都具有“燈塔照亮航向”的深遠意義。毛澤東由最初“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到“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與最后形成的“階級斗爭為綱”，社會發展進步客觀規律的“階級斗爭原理”，貫穿于中國革命道路與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過程的始終，這其中認識與理解的難點：就是社會發展進步客觀規律“階級斗爭原理”中，“對立矛盾(階級斗爭)不變的邏輯關系”與“對立矛盾(階級斗爭)萬變的內容與表現形式”，這“不變與變，變與不變”的“階級斗爭推動社會發展的辯證原理”，只有讀懂毛澤東哲學觀點的“兩論”才能抽象認識與理解。毛澤東的偉大無與倫比，人類社會任何先哲望其項背。社會主義事業，共產主義運動，違反毛澤東主義，是不能健康發展的(詳見筆者《馬克思主義必然升華為毛澤東主義》一文)。

　　“改革開放”以來，認為“我們現階段所面臨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種認識觀點存在什么問題呢?產生的淵源又在哪里呢?

　　這種認識觀點否定了毛澤東“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的觀點，實質就是否定了社會基本矛盾的“階級斗爭”與社會主要矛盾的“路線斗爭”;丟棄了“八大”關于“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容，屏蔽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重大根基作用”，也就是沒有認識到社會(制度)所有制“勞動剩余成果處理方式”的“重大基礎性作用”。“根基不牢，地動山搖”，這種觀點直接危害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根本制度“公有制”，這已有“兩個毫不動搖”發展私有制經濟的政策所證實。從理論上講這種錯誤認識觀點，源于對馬克思“生產力是決定因素”，“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觀點的簡單認識。也就是“新老修正主義”慣用的伎倆：閹割馬克思主義主要核心正確觀點，選擇性馬克思主義不完善不正確的觀點為圭臬。“發展生產力”是“硬道理”的觀點，就是機械唯物主義的“唯生產力論”。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需要發展生產力，這個觀點是不會有人反對的，但是發展生產力只是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必要條件，不是充要條件。發展生產力并不一定能夠解決“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問題，因為發展生產力是解決“生產產品的量與質”的問題，而“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是社會(制度)所有制“勞動剩余成果處理方式”屬性的分配問題，也就是說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如果不是“按需分配的供給制”，那么人們就需要用“經濟收入”去購買，才能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這樣人們“穩定的工作與經濟收入”，才是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前提條件，不是嗎?如果只講發展生產力，改變“落后的社會生產”，而沒有認識到人們“穩定的工作與經濟收入”重要的前提條件，這屬于認識觀點的問題，那么調和“公有制與私有制的階級斗爭矛盾”，“兩個毫不動搖”的發展私營產業的政策，則再也隱瞞不住“發展私有制”的目的了。換言之就是所謂的“發展生產力”，實質是發展私營經濟;所謂的“國企改革，精簡效能”，實質是下崗幾千萬職工。所謂的“政府發展生產力”，就是不管私營經濟“勞動剩余成果”的社會財富歸屬少數人，就是不管幾千萬下崗職工，有無“穩定的工作與經濟收入”。請問“勞動剩余成果”的社會財富歸屬私人，怎么避免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產生的階級矛盾呢?國家得不到“勞動剩余成果”的社會財富，又怎么能加快發展呢?幾千萬下崗職工沒有“穩定的工作與經濟收入”，又怎么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呢?形而上學的修正主義;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高喊“發展生產力”，實則是“發展私有制經濟，產生兩極分化的階級矛盾;打著“國企改革，精簡效能”的旗號，實則是削弱公有制經濟，下崗幾千萬職工，這是不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呢?這是不是“打著紅旗反紅旗”呢?結論不言而喻。

　　“我們現階段所面臨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種社會主要矛盾的錯誤認識觀點卻與西方經濟學的觀點一脈相承，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就是“人類需求欲望的無限性與物質資源有限性或稀缺性，這是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一個基本矛盾”。換言之就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是無限性的，而社會生產的資源與生產的能力，能夠提供給人們“滿足需求”是有限性，這種“無限性與有限性的基本矛盾關系”是資產階級學者錯誤建立的一個偽命題。“人類需求欲望無限性”的定義，決定了西方經濟學的錯誤理論基礎，因為“人類需求欲望無限性”的定義，沒有社會時代客觀生產能力的限制，完全是一個主觀臆斷的概念，任何社會發展階段，無論是“先進生產力”或“落后生產力”，社會生產能力與能夠提供給人們享用的商品總是一定的，人們無限性的需求欲望，必須符合社會生產能力的客觀限制，實際人們的需求欲望也無法突破這種生產能力的客觀限制，人們的需求欲望必須與社會客觀生產能力提供的“經濟物品相適應”，也就是人們只能克制“無限性的需求欲望”，公平合理的處理與分配社會客觀生產能力所提供的“經濟物品”。而這是“勞動剩余成果如何處理與分配的問題”，這與“先進生產力”或“落后生產力”根本就構不成矛盾關系。這里有一個重要的時間條件被顛倒與隱藏了，就是人們需求享用的“經濟物品”，是已經生產完成的，就只存在“勞動剩余成果如何處理與分配的問題”，根本就不在與什么“先進生產力”或“落后生產力”發生關系。雖然“先進生產力”提供的“經濟物品多”，“落后生產力”提供的“經濟物品少”，但是一定的生產力，所能夠提供的“經濟物品”是確定的，已經確定完成的“經濟物品”，再與“先進生產力”或“落后生產力”又發生什么關系呢?即便是未完成的“經濟物品”，也只能根據一定的客觀生產能力，選擇“生產什么產品的問題”，也就是選擇生產“少數人還是多數人需要的產品”問題，選擇生產什么產品的問題，又與什么“先進生產力”或“落后生產力”有什么關系呢?客觀“落后的生產力”，不能選擇生產“人們需要的產品嗎”?“先進生產力”是相對比較“落后生產力”而言，“落后生產力”是相對比較“先進生產力”而言，這最多也只是“生產能力的比較”;而“人們需要的產品”，前提是“確定的生產力”已完成生產的產品，已完成生產的產品，只有如何處理與分配問題，或者說是“勞動成果處理方式”的問題，這是“社會所有制范疇”的問題，雖然兩者有關聯，但是兩者概念應用范疇與時序根本不同。西方經濟學“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一個基本矛盾”的觀點，回避“勞動剩余成果處理方式-所有制”的討論，掩蓋資本主義“私有制”而產生的社會基本矛盾：“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矛盾”。按照西方經濟學錯誤的偽命題，“社會基本矛盾的內容”演變成“投資需求與生產供給”的問題，由此進入幾百年的“經濟危機漩渦”(詳見筆者《用毛澤東主義揭開經濟發展歷史的迷霧--解析“經濟危機”發生的原理》一文)。西方經濟學的錯誤觀點，被“改革開放”的后來者當做“人類社會的先進經驗”引進了，所以才有了“我們現階段所面臨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的偽命題觀點。這種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觀點，與西方經濟學“人類社會基本矛盾”的認識觀點，有著密切聯系，是同一種邏輯的錯誤觀點。我國的經濟發展，經過“投資刺激需求”、“生產供給改革”的一番折騰，最終被“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證實了。

　　任何社會都存在社會的基本矛盾，社會的基本矛盾因經濟利益差異而產生，或者說社會(制度)所有制即“勞動剩余成果處理方式”，是造成人們經濟利益差異的主要因素。人們經濟利益差異的矛盾，就是社會的基本矛盾，在社會基本矛盾中，利益差異最大的兩個階層，就是社會基本矛盾中核心的“階級斗爭矛盾”。社會存在“階級斗爭矛盾”的普遍性，但是因為社會發展時代不同，普遍性的“階級斗爭矛盾”，又存在“特殊性”，即封建社會因“皇權所有制”，而產生“資產階級及民眾與皇權勢力的階級斗爭矛盾”;資本主義因“私有制”，而產生“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矛盾”;社會主義因“公有制”，雖然沒有明顯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矛盾”，但是幾千年舊社會“私有制”遺留的“官僚精英等級收入制”，仍然造成“工農與官僚精英經濟利益差異”，這種“階層利益差異矛盾”，就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或者說社會主義“階級斗爭矛盾存在著特殊性”。這種“階級斗爭矛盾的特殊性”，因為社會主義“公有制”，而不同于資本主義社會“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矛盾”;也就是“工農與官僚精英經濟利益差異”的程度，遠比資本主義社會“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經濟利益差異”的程度小得多，或者說“階層矛盾”對立的程度要低的多。但是這仍然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如何解決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呢?也就是如何解決這種“階層利益差異矛盾”呢?又應該如何定性這種“階層利益差異矛盾”呢?如果要“消滅工農與官僚精英經濟收入的利益差距”，就必須消滅“官僚等級收入制”、“學術權威等級收入制”，而官僚精英為了維護自身經濟(收入)利益，必然維護“按等級收入制”。資本主義“舊社會遺留的產物”“按等級收入制”，不符合新生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本質要求。由于大多數人還存在“私有觀念”，國家也沒有經濟能力來立刻消滅這種“階層利益差異矛盾”，如果強行“消滅官僚精英等級收入制”，這不僅容易助長“左傾錯誤的平均主義”，現實人們的覺悟與物質條件也達不到;這也只能在提高人們覺悟與發展生產的基礎上，來逐步“消滅官僚精英等級收入制”，逐步實現社會主義發展目標--“平均分配按需供給制”的共產主義社會。但是“消滅官僚精英等級收入制”等資本主義屬性產物，則具有“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矛盾屬性，這是社會主義基本矛盾必須要明確的核心問題。或者說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核心問題，就是消滅與維護“官僚精英等級收入制”等資本主義屬性產物的對立矛盾。“官僚精英等級收入制”等資本主義屬性產物，是幾千年“私有制”社會屬性的產物，我國發展社會主義事業，當然要逐步消滅這些“落后的東西”。而消滅“官僚精英等級收入制”的主要動力是“工農群眾”，而維護“官僚精英等級收入制”的主要力量，則是“官僚精英”，認識社會主義“階級斗爭矛盾的特殊性”，即“階層矛盾斗爭的本質”，講“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正確認識與抽象理解斗爭本質的觀點。因為初建的我國社會主義處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中，企圖顛覆我國社會主義的對立勢力始終存在，我國社會主義“階級斗爭矛盾的特殊性”，聯系結合國際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長期斗爭，與發展國際社會主義事業的使命，毛澤東把社會主義基本矛盾定性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完全是偉大的科學論斷。如果把社會主義基本矛盾定性為“工農與官僚精英經濟收入利益差距”的“階層矛盾”，那么就很容易掩蓋與模糊“官僚精英等級收入制”，是幾千年“私有制”社會與資本主義屬性產物的意義，也很難體現新生社會主義發展公有制，“繼續革命”的政治意義，即“消滅官僚精英等級收入制”，向“平均分配按需供給”的共產主義社會發展;推動國際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進步。這在上個世紀60年代，是做為“資產階級法權”來批判的。這由“文革”后期，“取消軍銜制”、“新提拔的國家領導人仍然拿著工農基層單位的薪酬”即“提干不提薪”等事實為證。如果堅持毛澤東的路線，解決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消滅資產階級法權”的“官僚精英等級收入制”，持續發展經濟，也許今天已經實現了人民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就像南街村創建的“共產主義小社區”。即便是今天，按照現在的科技發展進步的“生產能力”，如果能夠按照毛澤東的路線，消滅與改造“私有制”經濟，消除“官僚精英等級收入制”，我國的社會主義，也會完全不同于現在的“這個樣子”，可惜毛澤東路線被否定了，歷史沒有如果。

　　社會主義是在舊社會基礎上創建的，舊社會“私有制”屬性的產物與“自私自利的觀念”影響極其廣泛。因為舊社會“私有制”遺留的“官僚精英等級收入制”，而造成“工農與官僚精英經濟利益差異”的社會主義基本矛盾，或者說“階層矛盾”，這是社會主義基本矛盾中的“主要方面”，當然還存在“工農之間利益差異”等矛盾，相對而言這是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次要方面”。就像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中的“主要方面”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而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中的“次要方面”，則是“小資產者與壟斷大資產者之間的矛盾”。在創建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上，逐步消滅與鏟除社會存在的資本主義屬性產物，是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壯大的充要條件。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階層矛盾”，即“特殊性的階級斗爭矛盾”，反映到“上層建筑”的“黨內”，就是消滅與維護“官僚精英等級收入制”等資本主義屬性產物的“黨內斗爭矛盾”，這就是毛澤東指出的“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這是社會主義“上層建筑”存在的社會主要矛盾。

　　按照毛澤東《矛盾論》的哲學觀點講：就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決定社會主義的主要矛盾，社會主義的主要矛盾轉化，反作用(主導)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轉化，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改變，也就是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進步或后退的“質變”，意味著社會主義基本矛盾與主要矛盾都發生了性質的改變，這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是根本不能理解的。

　　社會主義的主要矛盾，就是“上層建筑”內部：“創新與鞏固社會主義公有制，消滅與鏟除對立的資本主義屬性產物;與打壓與消弱社會主義公有制，維護與發展資本主義屬性產物”。這兩種正確與錯誤對立勢力的矛盾，就是“走社會主義道路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路線斗爭矛盾”。“上層建筑”內“一些掌握權力的人”，“自私自利之心作祟”，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與滿足“沽名釣譽”的虛榮心，必然以各種借口，維護“官僚精英等級收入制”等資本主義屬性的產物，這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表現;而消除“官僚精英等級收入制”等資本主義屬性的產物，發展壯大“公有制”經濟，逐步增加“平均分配供給”的經濟物品，逐步縮小因“等級收入制”產生的經濟利益差異，這就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表現。毛澤東講“斗垮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抓社會主義主要矛盾“上層建筑”的“路線斗爭”，抓住社會主要矛盾，才能引導社會基本矛盾轉化，才能使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進步，才能夠推動歷史車輪前進。毛澤東“斗垮”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炮打”司令部，嚴格規定了“黨內路線斗爭方法”，可惜當時與現在的大多數人并不理解：“懲前毖后治病救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這“嚴是愛松是害”、“大慈大悲的公心”啊。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指出：“黨內不同思想的對立和斗爭是經常發生的，這是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新舊事物的矛盾在黨內的反映。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決矛盾的思想斗爭，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毛澤東選集第一卷P306)“黨內開展積極的思想斗爭”，是共產黨提高覺悟發展進步的動力，是共產黨斗爭哲學真諦的宣示。形而上學虛偽脆弱的本質，根本就不敢開展“黨內積極的思想斗爭”，回避“黨內積極的思想斗爭”，共產黨怎么發展進步呢?

　　毛澤東講社會主義時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社會主義發展客觀規律的偉大科學結論。毛澤東揭示了“社會基本矛盾與社會主要矛盾轉變發展辯證運動”的階級斗爭原理--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用矛盾論的哲學觀點，深刻地把握了：“階級斗爭(對立矛盾)不變的邏輯關系”與“階級斗爭(對立矛盾)萬變的內容與表現形式”，敏銳地洞悉了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內容，即“特殊性的階級斗爭矛盾”內容與形式。這不僅由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對抗的激烈程度不同而證實;而且蘇聯社會主義國家解體，東歐劇變，也是因社會基本矛盾轉化而發生的，也就是僵化的“官僚精英等級收入制”，造成“工農與官僚精英經濟利益的巨大差異”，加劇了社會基本矛盾--“階級斗爭矛盾”，社會主要矛盾--“路線斗爭矛盾”轉化，即“上層建筑”“修正主義”的錯誤路線，引導社會基本矛盾轉化，最終消除公有制，導致蘇聯社會主義“質變”的國家解體。這也是違反毛澤東偉大科學結論的反證;“改革開放”的錯誤路線，不僅維護與恢復了私有制社會屬性的“官僚精英等級收入制”，而且還發展了造成貧富兩極分化的“私有制”經濟，社會基本矛盾早已由毛澤東時代的“階層利益矛盾”，轉化為現實存在的“階級斗爭矛盾”，即現實打工仔與資本家的矛盾，這由社會矛盾沖突增多加劇而證明。沒有一個國家或社會，可以逃脫毛澤東揭示的“社會基本矛盾與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發展辯證運動”的階級斗爭原理--社會發展客觀規律。毛澤東主義是人類智慧的“珠峰”，“那些山腳下的人”又怎么能夠認識與理解呢?

　　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進步，簡而言之：就是“維護鞏固與反對削弱社會主義公有制;反對改造與維護鞏固資本主義私有制的“階級斗爭”，社會主義發展時期，社會基本矛盾“階級斗爭新的內容與形式，貫穿于社會所有矛盾之中，集中表現為社會主要矛盾“上層建筑”內的“路線斗爭”，這是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進步的核心問題，也就是“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而在引導生產與經濟等領域發展方面，則建立“集中統籌計劃，分級分層管理”體制，自我約束“少數人過多需求欲望的生產產品”，大力發展“滿足大多數人生存需求的生產產品”，在按勞分配的基礎上，逐步擴大“平均分配供給”的范圍與物品，逐步縮小因“各種等級制”而產生的人們經濟利益差異，也就是“逐步消滅貨幣與商品經濟，向共產主義社會發展”。這樣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才能夠增進人民群眾大團結，萬眾一心，加速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進步，才能夠避免過大的“階級矛盾差異”或者說“階層矛盾差異”，才不會產生“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階級矛盾”，才不會產生“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

　　十九大報告講“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種“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新的表述，應該如何解讀呢?

　　筆者認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種社會主要矛盾新的表述，突破了“改革開放”以來對社會主要矛盾“人們需要與生產力發展之間矛盾”的錯誤認識觀點，也就是擺脫了機械唯物主義“唯生產力論”的影響。因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因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涵蓋的內容與范圍更寬泛;因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內涵，突破了西方經濟學“人們需求與生產供給”社會基本矛盾偽命題的誤區。雖然它沒有明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中，最重要的核心內容，但是有了很大進步。社會主要矛盾新的表述，承認“改革開放”近40年，出現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需要“實事求是”的巨大精神勇氣，這具有“總結改革開放經驗教訓”的含義。按照社會主要矛盾新的表述內容推理，“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是豐富多彩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是多方面的，在這“豐富多彩”和“多方面”中，那一個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呢?抓住其中“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豈不“一切問題都迎刃而解了”;10月19日上午，習近平參加黨的十九大貴州省代表團討論時特別指出，要深刻學習領會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的新特點。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提出了許多新要求。“我們要深入貫徹新發展理念，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更好滿足人民多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按照這樣的講話思路，抓住什么“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夠“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呢?才可以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呢?難道不是唯一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嗎?難道世上還存在其他什么可以解決“人民全面發展與共同富裕”的辦法嗎?“人民全面發展與共同富裕”，哪一個方面又可以離開“起著根本性作用”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呢?“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難道“貧富懸殊的兩極分化”不是最主要的問題嗎?難道這不是因“私有制”而產生的嗎?如果能夠認識到：“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就是消滅與改造私有制，這不正是毛澤東“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這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偉大科學結論嗎?總書記，加油啊!

　　為了便于人們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存在的問題，筆者應用毛澤東《矛盾論》的哲學觀點，解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錯誤理論概念。社會主義“共性的本質”是“公有制”，資本主義“共性的本質”是“私有制”;各個社會主義國家因為“各自發展階段的客觀條件與環境”，而表現出各自“特色的個性”;同理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因為“各自發展階段的客觀條件與環境”，也具有不同“特征的個性”。社會主義“共性本質”，存在于各個社會主義國家不同“特色個性”之中，社會主義“共性本質”--公有制，是抽象認識各個社會主義國家不同“特色個性”的共同本質;同理資本主義“共性本質”，存在于各個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特征個性”之中，資本主義“共性本質”--私有制，是抽象認識各個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特征個性”的共同本質。這種“共性本質”與“特色個性”是本質與表現形式的屬種關系：即“共性本質”具有長期穩定性，它是絕對性的;而“特色個性”則是有條件地暫時的存在，它是相對性的。“共性本質”是抽象認識所有具有不同“特色個性”群體的共同本質，它不能脫離各個“特色個性”而存在，而“特色個性”則是根據各自實際獨立自主的表現。這里請讀者注意!有條件暫時存在的“特色個性”，是相對同類屬性不同他體而言，而長期穩定性的“共性本質”，則是對同類屬性所有具有不同“特色個性”的群體而言，“共性本質”與“特色個性”，兩者所要表達的內容涵義根本不同。也就是說，社會主義國家，可以講：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朝鮮特色，社會主義古巴特色等，而不能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不能講朝鮮特色社會主義，古巴特色社會主義等;同理資本主義國家，只能講資本主義美國特色，資本主義日本特色等，不能講美國特色資本主義、日本特色資本主義等。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形而上學顛倒社會主義“共性本質”與中國“特色個性”的關系，就是顛倒“本質與表現形式”的屬種關系，按照老百姓的話講：“就是顛倒是非”。以所謂“實事求是”、“初級階段”、“中國特色”，迷惑與混淆社會主義“共性本質”，掩蓋“發展私有制經濟”，走資本主義道路行徑;“改革(削弱)公有制經濟”，改變社會主義“共性本質”，這完全是反社會主義的錯誤觀點。同理就像資本主義國家，英國存在“皇權女王制”、日本存在“天皇制”，這種資本主義國家的“特色個性”，并不能作為資本主義國家本質來認識與追求，如果打著“英國特色資本主義”或者“日本特色資本主義”的旗號，發展英國“皇權女王制”或者發展日本“天皇制”，那么英國與日本的資本主義社會，豈不倒退到封建社會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立足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觀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原本是相對“發展階段或高級階段”而言，在這三個發展階段過程中，社會主義本質公有制是不變的;而社會主義本質公有制，是相對資本主義本質私有制而言。也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表達的內涵與成立的條件，與社會主義“本質公有制”要表達的內涵與相對立的范疇根本不同。而“改革者”的一些“理論專家”，“將可變的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當成最大國情不變的本質，而把“三個發展階段”不變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本質當成可變的條件，假以“實事求是”、“初級階段”、“結合實際”的名義，發展私有制經濟，改變社會主義共同本質公有制，這難道不是“顛倒是非”的形而上學觀點嗎?請問世界上“資本主義各個發展階段”，或者什么“發達與不發達國家”，私有制的本質改變了嗎?反之世界上“社會主義各個發展階段”，哪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又不存在公有制呢?哪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變質，又不是改變了公有制呢?東歐劇變，又有哪一個國家還存在公有制呢?形而上學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發展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削弱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事實，哪一個人能夠否定呢?這難道不是社會主義倒退為資本主義嗎?這種形而上學的錯誤理論觀點必須拋棄。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指出：“這一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是關于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拋棄了辯證法。”(毛澤東選集第一卷P320)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所不能摘取的“哲學皇冠”，無奈這“共性本質”與“特色個性”之間關系的唯物辯證法道理，人們只能“用心領會了”。

　　又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犯的是同樣邏輯錯誤，“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們的立國之本，而“一個中心”、“改革開放”，只是在立國之本基礎上的政策表現，也就是“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國長期穩定的社會主義政治本質，而“一個中心”、“改革開放”只是有時間條件變化的政策表象，顛倒與混淆“政治本質與政策表象的屬種關系”，就犯了“方向性的大錯誤”，這已由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遭受重大挫折的現實而證明。

　　“改革開放”社會客觀實踐的結果，出現了“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無論如何都是值得黨內深刻反省的。毛澤東在《實踐論》中指出：“基于變革現實的實踐而產生的辯證唯物認識運動——認識的逐漸深化的運動，”這是“理性認識的飛躍階段”，也就是產生正確理論的關鍵時刻：筆者提醒社會主導力量的“正能量”，千萬不要迷信什么“馬克思主義理論權威、專家”對社會主要矛盾的解讀，那會“誤大事的”。馬克思主義不能解決社會主義的發展問題，因為馬克思沒有搞過社會主義。沒有社會主義實踐，又怎么會產生指導社會主義發展的真理呢?只有社會主義偉大創新實踐產生的毛澤東主義，才能夠發展社會主義，才能夠救中國，才能夠救世界(詳見筆者《干社會主義，為什么必須高舉毛澤東主義旗幟》一文)。中國社會主義68年的發展歷程，好在有毛澤東正確路線的經驗與“改革開放”錯誤路線的教訓，人們通過正反兩方面對比，也許找到“社會主義公有制本質”，發現“走社會主義道路”并不難，但是當人們找到“走社會主義道路”時，也只是“階級斗爭與兩條路線斗爭的開始”，按照毛澤東《實踐論》的觀點，“理性的認識之能動的飛躍，更重要的還須表現于從理性的認識到革命的實踐這一個飛躍，”。這一革命實踐的飛躍，確是千難萬難，難處不在于改造客觀世界，難處在于改造人們的主觀世界(世界觀)。俱往矣，雖然今天的社會基本矛盾與主要矛盾的“階級斗爭與路線斗爭”內容與形式，與毛澤東時代已完全不同，但是社會發展進步客觀規律的“階級斗爭原理”卻沒有變。“社會主義復興的革命實踐飛躍”，離不開毛澤東的群眾路線，離不開毛澤東主義的指引，否則就不能完成這“改造世界”的偉大使命。就像那個火紅年代人們唱誦的“大海航行靠舵手，萬物生長靠太陽，干革命靠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不落的太陽。”現在可以明確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四個堅定自信”的內容是什么了，這就是“堅定中國社會主義道路自信;堅定毛澤東主義自信，堅定社會主義公有制自信，堅定共產主義道德文化自信”。雖然“十九大”未能徹底糾正“改革開放”的錯誤路線，但是有了很大進步，這不僅體現在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方面，也表現在《黨章》修正中，如“黨是領導一切的”，“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等。“改革開放”的錯誤路線已經實施了近40年，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沒有人能夠在短時間內立刻糾正，這是積重難返的現實。“十九大”的進步，首先在于突破“唯生產力論”在“經濟戰線的錯誤”，這頗具有“遵義會議”首先糾正軍事路線錯誤的意味，政治路線撥亂反正中國社會主義發展航向，時待可期啊，中國共產黨加油!中國發展社會主義事業加油!!!這是人民群眾的期盼與心聲!

　　歡迎批評質詢。

　　2017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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