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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量和生活量的關系問題,兼勞動效用價值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增補

劉光晨 · 2017-10-16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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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三個說明

  引言

  一、生產和消費的關系

  二、使用價值和它的效用

  三、交換價值

  四、生活量問題及其與勞動量的關系

  五、效用勞動的價值實現

  六、效用勞動的價值構成

  七、交換一般

  八、生活量的等價交換和勞動量的非等價交換

  九、工業革命的機制

  十、成本及效用趨同化趨勢和利潤率平均化趨勢

  十一、市場價值與部門基于效用更新的商品結構變動

  十二、四部類生產和不斷地生產生活革命

  十三、社會總財富和總效用遞增

  十四、工業革命的本質

  十五、勞動價值論的要義與馬克思的不足

  十六、資本主義矛盾的新認識

  十七、共產主義革命

  第一個說明

  20世紀社會主義革命的挫折,可以歸結為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上層建筑領域沒有能實現適應于新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持續地變革、以保護新的經濟基礎,一是在經濟運行中還沒有顯現出比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更加有利于產品效用更新方面的切實有效的機制或生產關系。前者保障不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生產和再生產,后者則暫時保障不了社會主義產品相比資本主義商品在推動人與自然關系發展方面的持續的高效的進步。而這確實是大大地影響了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這個問題僅從這些國家主要的都是工業革命后進國家辯解,不好完全解釋得通。

  而這就要求我們往回看,回到馬克思那里重新探討商品的效用問題。

  然而,要研究商品的效用問題,首先會面臨一些困難。因為長久以來,使用價值的效用問題還一直徘徊在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之外。

  只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如果不能把效用問題納入在內,最起碼我們就無法解釋各部門商品尤其工業品為什么會不斷的更新換代的問題。比如,彩電為什么會代替黑白,數字電視為什么又會主導市場。再比如,移動通訊領域從BP機到大哥大、再到手機以及后來的一系列的發展。諸如此類,等等等等。另外,我們也解釋不好工業革命以來人與自然關系的長足發展與使用價值的進步實際存在的必然的內在聯系。實際上,效用問題的內涵體現的正是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自然關系的進步,必然的要通過人類勞動所創造的物質結果本身的進步表現出來。不單如此,實際效用還可以是一種生產關系。當產品的效用體現的是一個人滿足另一個人的某特定需要的特定滿足程度的時候,當它體現的是一群人競爭著要滿足某一個人的某特定需要的可選擇的不同滿足程度的時候,效用本身體現的就正是一種標準的生產關系。人們不過是在這樣一種互相的生產關系中,共同地促進著他們同自然關系的進步。在這里,效用問題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來說就一定不是無關緊要甚至絕口不提的,而是非常重要的。只是,這就需要突破理論界一些成見,甚至馬克思本人的一些成見,解除《資本論》關于部門商品沒有任何效用差別的那種假設,回復到經濟現實中部門同類商品千差萬別的效用差別的實際情況,補充上勞動價值論基于商品效用問題的關于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完整描述。

  有不少人依據馬克思所說的使用價值不在政治經濟學研究之列,以及馬克思批判耶利米.邊沁的話,教條的認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應該把效用問題排除在外,否則就不再是馬克思主義的了。我認為這是不對的。實際上馬克思關于使用價值不在政治經濟學研究之列的話本身并不能說明什么問題,至多只是說明使用價值及其效用問題,在當時還沒有進入馬克思的視野,還沒有引起馬克思的足夠重視,因此不足以作為否定效用問題的依據。

  至于馬克思批判邊沁的那段話,實際馬克思一整段話也只是在挖苦邊沁看待效用問題的“幼稚”和“乏味”,認為邊沁看問題的角度和方法太過淺薄,實際也根本不存在馬克思對效用問題本身的任何討厭之意。非但如此,恰恰正是在這個地方,興致所至的馬克思實際上無意中為我們后人最終解決效用問題指明了原則和方向。

  馬克思在批判邊沁時說:“效用原則并不是邊沁的發明。他不過把愛爾維修和十八世紀其他法國人的才氣橫溢的言論枯燥無味地重復一下而已。假如我們想知道什么東西對狗有用,我們就必須探究狗的本性。這種本性本身是不能從“效用原則”中虛構出來的。如果我們想把這一原則運用到人身上來,想根據效用原則來評價人的一切行為、運動和關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個時代歷史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但是邊沁不管這些。他幼稚而乏味地把現代的市儈,特別是英國的市儈說成是標準的人。凡是對這種標準的人和他的世界有用的東西,本身就是有用的。他還用這種尺度來評價過去、現在和將來。例如基督教是“有用的”,… 藝術批評是“有害的”,… 如此等等。這位勇敢的人的座右銘是“沒有一天不動筆”[204],他就用這些廢話寫出了堆積如山的書。如果我有我的朋友亨·海涅那樣的勇氣,我就要把耶利米先生稱為資產階級蠢才中的一個天才。”【《資本論》第一卷第669頁】——許多人從馬克思批判邊沁的這段話中,得出馬克思反對討論效用問題的結論。其實正好相反,馬克思興致之外正是在這里無意中流露了我們解釋效用問題的一般鑰匙——效用不是虛構的,它應該體現在“人的一般本性”,及其“在每個時代歷史地發生了的變化”中。

  在馬克思那里,效用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這比較好理解,主要是歷史本身的局限,當時效用的意義還沒有足夠顯現。

  然而,歷史是發展著的。今天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各部門內部的競爭,已經使部門內各生產主體把基于效用的商品的更新換代,作為他們搶占市場份額和提高各自利潤率的主要的手段對待。使用價值基于效用的更新換代,在今天是如此頻繁的影響著人們對部門同類不同效用商品的需求結構的變化,從而部門同類不同效用商品實際供給結構的變化,以不斷升級產業結構和推進工業革命。那么在這個時代,還要去懷疑商品效用的經濟學意義,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來說,就一定是掩耳盜鈴了。

  如此,勞動價值論就要對使用價值的效用問題進行研究,就要對效用更新的經濟學意義和歷史意義做出解釋。既要在資本主義經濟學部分,對部門內部競爭中不同效用同類商品的價值實現問題做出解釋、在勞動價值論中補充上使用價值的效用更新對部門同類商品的需求結構從而供給結構影響的解釋,這實際是對產業革命規律的補充解釋,也要對共產主義時期,如何更好地推進使用價值的效用發展和最終解決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作出解釋。

  由此看,馬克思限定使用價值不在政治經濟學研究之列,確實是不恰當的。

  當然,既然是一個多世紀后繼續馬克思未完成的工作和為社會主義經濟學服務,舊理論的個別問題甚至基礎性問題,就有重新梳理的必要.

  第二個說明

  受幾篇文章的提示最近讀了恩格斯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方面最早的比較系統的著作,被馬克思稱為“天才的大綱”。正是這篇大綱引發了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興趣。文章中恩格斯在批判了薩伊和李嘉圖之后,有這樣一段話:

  “物品的價值包含兩個要素(生產費用和效用),爭論的雙方硬要把這兩個要素分開,但是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雙方都毫無結果。價值是生產費用對效用的關系。價值首先是用來解決某種物品是否應該生產的問題,即這種物品的效用是是否抵償生產費用的問題。只有在這個問題解決之后才談得上運用價值來進行交換的問題。如果兩種物品的生產費用相等,那末效用就是確定它們的比較價值的決定因素。

  這個基礎是交換的唯一正確的基礎??墒羌偃缫赃@個基礎作出發點,那末物品的效用又該誰來決定呢?單憑當事人的意見嗎?這樣總會有一方受傷。是否有一種不取決于當事人、不為當事人所知悉、只根據物品固有效用來決定的方法呢?這樣,交換就只能強制進行,并且每個交換者都會以為自己受騙了。不消滅私有制,就不可能消滅物品本身所固有的實際效用和這種效用的決定之間的對立,以及效用的決定和交換者的自由之間的對立;而在私有制消滅之后,就無須再談現在這樣的交換了。到那個時候,價值這個概念實際上就會愈來愈只用于解決生產的問題,而這也是它真正的活動范圍。”

  結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48頁《反杜林論》中的另一段話:

  “ 它(共產主義)必須按照生產資料,其中特別是勞動力,來安排生產計劃;(按)各種消費品的效用(它們被互相衡量并和制造它們所必需的勞動量相比較)最后決定這一計劃。人們可以非常簡單的處理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價值”捶身其中。” 在這句話中有個角注,注說“在決定生產問題時,上述的對效用和勞動花費的衡量,正是政治經濟學的價值概念在共產主義社會所能余留的全部東西,這一點我在1844年已經說過了(就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上面這段話的最后一句)……但是,可以看到,這一見解的科學論證,只是由于馬克思的《資本論》才成為可能。”

  我們知道《反杜林論》的理論史部分是馬克思的作品,馬克思對《反杜林論》應該是有審定的。說明馬克思看過恩格斯的意見,但沒有反對。

  結合《反杜林論》和《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的兩段話,可以看出效用和價值的關系問題,自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產生之日起,實際就已經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思考之列了,并且一以貫之,好像即使到共產主義社會,使用價值的效用衡量問題都依然也還要存在,其地位都沒有絲毫降低。這就要使那些根據馬恩的片言只語頑固對待效用問題研究的朋友注意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是不要效用問題的研究,只是由于歷史的局限和敘述側重點的需要,以前沒有充分的展開罷了。并且,效用問題又是發展的。比如,在以前有階段就好像僅僅從產品的合格與否來所體現的效用問題——合格的就可以買賣,不合格就不能買賣,來理解效用問題。但今天我們就必須要按部門同類不同效用商品的相對效用比較來理解效用問題了,否則恩格斯說的,共產主義社會,按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安排生產計劃,在被互相比較權衡后按效用最后決定生產計劃,其中效用的被比較權衡就不好理解。共產主義生產計劃的最后決定,起碼是考慮了部門同類不同效用產品的“比較和權衡”(生產什么生產多少)的。所以,對使用價值的效用問題作適當的研究是必要的。

  另外,《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還提出了一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綱領性的問題,我認為對今天的某些政治經濟學者,依然有著警示性的訂正性的意義。

  在批判了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以后,恩格斯總結說 “ 然而經濟學家自己也不知道他在為什么服務。他不知道,他的全部利己的論辯只不過構成人類整個進步的鏈條中的一環而已。他不知道,他瓦解一切私人利益,只不過是替我們這個世紀面臨的大變革,即人類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類本身的和解開辟道路而已。”

  恩格斯在這個地方無疑是為從那時以來我們這整個時代的變革歸納了核心的命題,同時,實際也是為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提出了它的核心命題,就是為“人類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類本身的和解”開辟出道路。這實際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綱領。

  但一當我們把“人與自然的和解”納入政治經濟學考量,有些人把政治經濟學僅僅理解成研究生產關系,就顯得有些片面了,尤其一些學者甚至把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依然理解成僅僅研究生產關系,就更是片面了。

  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政治經濟學和唯物史觀從來是渾然一體不曾分家的。在人的發展中,生產力——主要體現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個基礎,隨著這個基礎的發展,生產關系——人與人的關系,也隨之發展。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部分要為革命服務,當然要以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為核心。但即使如此也不能脫離對生產力即人與自然關系進步的研究,如果不是把私有制的消滅和共產主義的實現——這個生產關系的變革,放在在工業革命和機器大生產——這一人與自然關系變革的基礎上看,那么就不會得出私有制滅亡和共產主義實現的必然性的結論(《共產主義原理》)。也就是說即使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都不能離開人與自然關系的研究。而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更是如此了。共產主義時代,剝削沒有了,人與人的關系和解了,人們面對的直接已經是自然,這時人與自然的關系的發展就要進入核心的地位。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解,不能僅僅理解成人與自然關系從資本主義的自然關系中的和解那么簡單,即使人與自然關系從資本主義的人與自然關系中解放出來了,也還有人類史意義的那種人與自然關系需要進一步的解決。共產主義時代,人們結束了人類發展此前那種盲動的自發的發展狀態,這時人們間的生產關系也不是不再發展了,而是進入了一種以人與自然關系的自覺發展為基礎兩類關系相互協調的自覺組織狀態。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要為人發展的這種自覺狀態提供理論依據,但它必須是建立在對人與自然關系發展深刻透徹理解的基礎上的。

  最近我還偶然從舊書攤上得到了一本《孫冶方社會主義流通理論》,讀之,感覺孫冶方把“費用對效用的關系”主要的理解成費用對使用價值量的關系,還是回避了效用問題的本意的,實際上是依然沒有對使用價值進行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的使用價值作為預備階段的生產資料或生活資料,在產品階段上相比資本主義生產,依然并且應該更有利于節省人的勞動和發展人的自由生活。

  第三個說明

  我不是經濟學科班出身,馬列的書也沒讀全,以后也依然可能讀不全(這可不是態度不好)。所以,首先要對老祖宗說聲對不起,如果有對祖宗誤解曲解的地方,恕晚輩無知,還請祖宗們見諒!

  其他人的書更是了解的不多。沒辦法,不一定有條件接觸,另外世界上的書太多了,讀不完,也不想讀完。所以,雖是閉門造車自己搞出的一點東西,但要按照嚴格的學術標準卡,恐怕重復某些別人已經做過的事情——學問人統統稱“剽竊”,可能還是會有的。所以,在比較嚴肅的問題上,只有克服各種局限盡可能增加對相關領域的了解,才可能做到對前人的尊重。

  當然,就一些已經近似生活常識性的東西,所謂剽竊,和說用祖祖輩輩發明的漢語漢字交流寫文章是剽竊,就沒實質性的區別。所以,所謂學術標準,是不是也應該有個與時俱進的問題。況且,隨著電腦網絡等新的社會交往能力的發展,隨著普羅大眾查詢和掌握資訊能力的增強,未來世代越來越多學術問題的突破,恐怕將不再是專家教授們的專利,而將越來越多就是普通普羅大眾們自己完成的。面對日新月異的變化,標準有,但屆時是不是也要變化了。比如,大家各自獨立完成的相同課題,就要看誰完成的質量更好。

  引言

  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沿襲前人,是從生產者與生產者分工交換的角度提出交換價值問題的。結論商品的交換價值最終應該歸于生產商品所需的勞動時間來衡量,商品交換是基于等量勞動時間的交換(主要參看《政治經濟學批判》)。在馬克思那里,整個商品交換史及其政治經濟學,就是經由商品由此開端并展開的.

  然而,商品交換的開始是否就真的如此簡單呢? 仔細考察,其實不然。 因為交換史的開端上還有開端,源頭上還有一個源頭。那就是人們的生產和生活。在沒有商品交換之前的世代里,人們就一直在生產生活。生產生活是自來的,生產生活是源,商品交換是流。如果有這么一個源頭,那么我們考察商品交換問題,就應該從它的這個源頭入手。

  人們生產勞動的目的,是為了生活。人們對自然付出一定的勞動時間,是為了得到另定的生活時間。一定的勞動時間叫做勞動量,而一定的生活時間我們給它取名叫生活量。其中,勞動量已經被大量的引入到經濟學領域,而生活量則一直沒有進入過經濟學家的視線。勞動量與生活量的關系,是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之所以為人向來就有的,可見實質的勞動量生活量不是商品社會的內生關系,而是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早已經存在了的。如果說交換關系中,勞動量生活量這些概念還依然要起作用,那只能說是人與自然關系的一種延伸。不管是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還是在人與人的交換關系中,人們總要耗費一定的勞動量,獲取一定的生活量,耗費盡可能少的勞動量,獲取盡可能多的生活量。商品社會前人們耗費勞動向自然要生活量,商品社會中人們耗費勞動同時向社會要生活量,是把社會當自然來“耕作”了。也就是說,商品交換作為人與人的交換關系,是人與自然交換關系在商品社會關系中的延伸。這樣,對一個勞動者來說,在商品社會中他勞動的價值就應該同時與他可收獲的生活量的多少產生某種關系,或是在他的生活量與勞動量的某種關系中確定的,而不是僅勞動量一個范疇就能解釋了的那么簡單。這是從生產者個人的角度講的。

  當然談到商品交換,必然同時就要談到分工------首先是生產與消費的分工,然后是生產者與生產者的分工。從不同的角度看分工,在這里同時就是從不同的角度考察交換價值問題。

  而研究交換價值問題,必須要充分注意從生產與消費分工的角度分析,非如此就要犯很多錯誤。

  一、生產與消費的關系

  在社會分工生產中,商品交換反映的是生產者與生產者一種生產合作的關系,但具體到某一商品而言,最終就成了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一種關系。

  在這里,生產者通過他的勞動為社會提供的是使用價值【本篇所說使用價值多泛指商品或產品】,但他需要的是他未來的生活;社會需要的是使用價值,但它又必須要對生產者的勞動,付出生產者所需要的生活。部門內部每一個生產者面對的都是整個的社會,而社會面對的又是部門內部眾多同類使用價值的不同生產者。單個生產者,為社會提供的是特定效用的使用價值,而部門同類使用價值的眾多不同生產者,為社會提供的則是眾多不同使用效用的同類使用價值;同類使用價值因為對社會的效用的不同,也就意味著它們各自生產者的具體勞動對之于社會的效用的不同,而社會對部門同類使用價值的不同生產者通過各自使用價值表現出來的不同效用的具體勞動,又必須要通過他的購買行為——他付出的生活的量的多少,來區別、評價和鑒定。

  這樣,部門同類使用價值的不同生產者因為其具體勞動對社會的效用的不同,它們從社會那里所獲得的回報就會不同。而在競爭性生產中,這就必然的要涉及到部門同類使用價值不同生產者間具體勞動的效用競爭問題。

  如此,分工生產中,效用第一位的就表現為一種生產關系,既是生產者和消費者間的一種直接生產關系——標示生產供給方滿足消費需求方特定需求滿足程度的一種關系,又是部門同類使用價值不同生產者間的一種生產關系——實際是種生產競爭關系。

  然而,使用價值的效用并不是從一開始就表現為一種生產關系的。使用價值的效用其實從始至終首要的表現為一種人與自然的關系。這是因為效用首先標示的都是物滿足人需求的某種有用程度,而這本身就是人與自然的關系。效用只是在一個人開始為另一個人勞動提供這種有用性的時候,才開始表現為生產關系。

  二、使用價值和它的效用

  研究使用價值的問題,實際上就是研究它的效用問題。

  效用就是使用價值的有用性。使用價值的效用不光來自于人的勞動,馬克思說,商品是“一個靠自己的屬性來滿足人的某種需要的物”,因而只要能滿足人的某種需要,自然物天然的就有它對于人類的效用。所以說,勞動效用價值論之所以叫做勞動效用價值論,并不是因為效用完全是勞動創造的效用,還是因為效用是勞動所擁有的效用。

  當然,效用如果只是停留在自然物的效用上來談論,就沒有研究的必要。因為今天支撐著我們所有整個現代生產生活的使用價值的效用,都是在自然效用基礎上,人類勞動創造和積累了無數的新的效用的結果。鐵本身不能蒸飯,做成了鍋就能蒸了;土不能盛水,燒成碗便可盛了。我們談論效用問題,就以勞動對使用價值效用的創造積累為基礎。

  使用價值的效用不是虛構出來的。大哥大就是比BP機好,而后來一代代發展起來的手機總比先前的大哥大更要靈巧功能也更多。所以說,研究效用問題,實際就是研究使用價值效用的歷史發展趨勢問題。至于怎么個研究方法,馬克思在批判邊沁的時候,實際已經告訴我們了,使用價值的效用,體現在消費它們的人的一般本性及其歷史的變化發展當中【《資本論》第一卷第669頁】。這和使用價值體現在它滿足人的需要的程度有同等的意義。

  從人與自然的關系上講,淺顯一點說,人的一般本性就是要自由自在的更好的更方便的生活。只是要生活,就要勞動,勞動了才可以生活。要想得到更好的生活,就要更好勞動。要更好的勞動,就要減少更多自由自在的更好的生活?;蛘哒f人們需要的是,既要更好的生活,又要更少的勞動。

  而在工業革命以前,這根本是不可想象的,當然,不可想象和在夢境中想象往往是一回事。所以,這就成了駁論,人類幾百萬年沒有走出這個駁論。

  如果說今天這個時代,人的這個一般本性已經有了什么樣的變化的話,那就是通過200年的工業革命,人們突然有一天發現,本來頭腦中那個鏡像不單是可以在夢境想象一下,并且已經慢慢的部分變成現實了。從而人的這個一般本性在今天就已經在人們頭腦中進一步大體明確出來——那就是在生產生活的各個細節上,盡可能多地減少人的勞動付出,盡可能地延長勞動外更隨自己心意的自由自在生活的長度、盡可能地提高和延長生命的質量和長度。

  如果從人的本性這個理解出發,人們對使用價值進步的要求,不管是它們未來作為生產資料存在,還是生活資料存在,它們作為使用價值的效用,最終就體現在它們可以實現的人們生產生活中勞動付出的時間和強度的減少,和可實現的勞動外自由生活時間延長的能力上,包括對人生命的維持、質量的提高和長度的延長的能力上。

  當然,我們也可以深一步理解人的這個‘一般本性’。

  深一步講,人的‘一般本性’就體現在人與自然的關系當中,體現在人作為主體要取得對自然世界這個客體的自由關系中,就是要駕馭物質運動,否定其對于人和對人生產的自在作用。如果說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自然界要束縛人,物質運動對人、對人生產的自在作用表現為人本身和自然界作為人自然產生的生產工具的存在,表現為勞動、資源、時空對人的束縛,那么人的這個一般本性,就是對如上自然條件束縛的否定,就是對人本身和自然界這兩樣自然產生工具的延長和替代,就是人同時對勞動、資源和時空束縛的解放。這樣如果從對人一般本性的這個深一步理解出發,那么使用價值的效用,就不僅是從勞動束縛中的解放,還包括了從資源時空束縛中同時解放。其核心上,就都是需要人類文明的創造工具對人本身和自然界這兩樣自然產生工具的延長和最終替代。如果我們把使用價值劃分為基礎生活品、生活方式品、生產方式品、原料半成品,那么基礎生活品的效用就體現在它維持生命、提高生命質量、延長生命長度的能力上(食品、保健美顏品、古人研究的仙丹);生活方式品和生產方式品的效用則體現在它們減輕、否定勞動束縛資源束縛時空束縛的能力上;原料品由于與自然資源的連接,所以它就既有其作為使用價值本身的有用性的問題,即效用問題,又同時包涵有人類在否定資源束縛能力上拓展狀況的問題??傮w來講,使用價值的效用在人減輕、否定勞動、資源、時空的束縛,在人自由生活的延長、在人生命質量和長度的提高和延長。它的終極指向,是資源和時空束縛的否定和勞動本身的最終被否定,工業革命中首要的就是文明創造工具在消滅人類勞動方向上的一代代的改進。

  使用價值的效用是歷史的發展著的。工業革命之前,它的發展非常緩慢。工業革命之后,各工業部門的產品的效用更新遞增才迅猛的發展起來,并帶動著人們持續的生產生活革命。

  使用價值的效用是絕對效用和相對效用的統一。

  說商品或產品的效用有絕對性,是就部門同種或同類使用價值它們共有的有用性而言的。這些部門商品或產品共有的有用性,是此種或此類商品或產品之所以成其為此種類使用價值并且成其為各個獨立部門的依據。我們把部門使用價值這部分共有的有用性,稱作使用價值的絕對效用,也就是馬克思商品的二重性中相對交換價值的作為使用價值的那個東東。部門商品或產品的絕對效用,作為部門商品或產品共有的使用價值,承擔著人們生產生活一部分職能,同時代表了此部門商品或產品的效用在維持人類生存和否定自然條件束縛能力上的整體的發展狀況,反映的是絕對的人與自然關系。

  說效用是相對的,是就部門內部商品比較的意義上講的。不同部門之間的商品無所謂效用比較。在商品社會,使用價值的效用更新也只有在部門內部競爭的意義上,才有其存在的意義。另外,既然是部門同類商品的相對效用,就不是指它們之所以可以作為此部門商品的共有的那些有用性,即不是它們的絕對效用,共有的東西是不可比較的。而是指它們有用性中相對差異的那些部分,只有存在差異的部分才可以比較。

  比如,大米能吃。按說作為主糧,大米是最有效用的商品了。沒有食品人就會餓死,所以不能說效用不大。但能吃這個絕對效用作為大米的共性在大米這種商品的內部競爭中,實際上稱不上效用。很簡單,大米都能吃,如果沒有其它特別之處就無所謂優劣比較。所以大米的效用就往往僅僅指口味。我們稱道東北大米,寧可多花一些錢也愿意,就是這個道理。而當天下所有的大米口味都一樣了的時候,口味就也失去了比較優劣的相對效用的意義而沉入大米的共性,即其絕對效用了。

  其它種類或部門的商品也一樣。

  因而,當我們談論商品的效用問題時,往往又僅指商品的相對效用,而不是指它的絕對效用。部門商品的相對效用,是指部門各商品在它們的生產競爭關系中各自在滿足人們否定自然條件束縛(勞動、資源、時空束縛)能力上相對的發展狀況,是種相對的人與自然關系。

  并且,既然是相對效用,對部門來說,它的商品就由主要效用商品、新效用商品、和過氣老效用商品構成。對新效用商品來說,它應該是在歷史地繼承了部門商品主要的歷史效用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的問題是如何在實踐中獲得社會認可占領市場。對主要效用商品來說,它是已經通過社會檢驗獲得了社會認可成功占領了市場的那部分效用商品。對過氣老效用商品來講,它即將喪失社會認可即將喪失市場。這也就是說在相對效用的競爭中,具體商品的相對效用,會隨部門商品效用的更新不斷地遞減,直到被認為“喪失”效用淘汰出市場。實際這個效用不是喪失的,而是被“喪失”的。個別商品相對效用被失去了,也就意味著個別商品社會需求的喪失和被淘汰。可以以BP機為例。

  當然就部門而言,部門個別商品被失去的所有相對效用,實際是在部門新效用商品的效用中依然存在著。比如,我們不能說BP機的效用在移動通信工具領域真的就消失了,因為它實際依然在手機的效用中存在著。或說部門所有發展了的新效用商品,實際上它的效用都是在歷史的積累了部門商品效用所有的積極的歷史積累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相對效用實際是不斷的被沉淀到部門商品整體之所以可以成其為此部門商品的絕對效用,而以部門商品整體絕對效用的面貌保留和存在的。部門商品或產品相對效用的競爭更新,總在為部門商品或產品整體的使用價值即其絕對效用的更新添磚加瓦和開辟道路。或說部門商品或產品的絕對效用,總是在其相對效用的不斷更新中向前發展的。

  所以,我們必須從相對效用與絕對效用的這種辯證統一中,才可以真正理解使用價值的效用在減少人的勞動時間和延長人的自由時間上的這種歷史的發展。

  如果說人與自然的矛盾是勞動、資源、時空對人的束縛,那么使用價值——不管它是要作為生產資料被消費,還是要作為生活資料被消費,其效用的意義,就在它對這種人與自然關系的解決中。

  三、交換價值

  商品的交換價值,表面的看是交換中社會對商品使用價值實際的評價鑒定和量度,是量度意義的相對的使用價值。但深一步看,由于一切使用價值都是各種不同效用的具體勞動創造的成果,因此,一切商品的交換價值,歸根結底其實是創造它們的人的各種不同效用的具體勞動的價值。我們以往看待勞動價值論,僅僅停留在交換價值是商品生產中勞動者所消耗了的生活時間即勞動時間的價值實現,來理解交換價值。而今天我們則認為交換價值作為這種價值實現,一定也是參考了商品或它背后的具體勞動的相對效用的,是根據具體勞動的數量(勞動時間消耗量)和質量(部門相對效用),社會對其在交換中的價值(勞動時間消耗)補償性實現。

  交換價值作為具體勞動或說效用勞動的價值實現,實際與效用優劣本身所產生的價值問題(勞動消耗)并沒有絕對的關系。當然,我們首先要承認,效用優劣問題也是承載著一定的不同的勞動時間消耗問題的。產品的質量好壞總是與勞動者付出的時間精力、精神集中程度、技能水平、技能培訓投入情況或多或少的相關,產品的功能多少也總是會與科技人員付出的科研勞動的時間多少或多或少地相關。但與相對于商品效用對其價值實現和市場占有的的巨大差別比,效用本身所產生的勞動消耗對商品價值的影響,就顯得不那么完全重要了。起碼光用勞動的消耗問題是不能完全解釋通的。所以,為了研究方便,在接下來的研究中,我們就把效用對價值的影響問題抽除掉,僅僅把效用問題看作一個對價值的實現起作用的問題對待。

  交換價值之所以是勞動價值,是就交換價值之所以會產生和存在的根源講的。勞動是為了生活。勞動的交換當然也是為了生活。所以,交換價值只能是根源于生產者的生活需要。沒有生產者的生活需要,就不必非要有交換價值。然后,生產者生活需要的滿足狀況,又只能依據于生產者的勞動——勞動的數量(按勞動時間——勞動中耗費了的生活時間)和質量。在勞動存在時代,沒有勞動就不可能有人們新的生活本身,從而交換價值最終只能根源和依據于生產者的勞動對社會的貢獻的狀況。拋開了人的生活需要和勞動,商品本身就不會衍生出交換價值,生產資料(包括機器)本身也更不會創造出交換價值。只有勞動著的人才需要生活,因而才需要交換價值。

  所以,在勞動價值論者看來,所謂商品的交換價值,說是商品的價值,其實并不是商品本身的價值。因為商品本身不需要生活。商品(包括作為原材料的自然物)本身的效用也不需要生活。只有一樣東西需要吃飯花錢需要生活,那就是生產商品的人本身。商品的數量和使用效用,在這里其實只是社會衡量生產者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從而可以給生產者多少生活時間的生活費用的依據。

  并且,一切商品的交換價值,當然首先基礎的與生產它們的勞動時間消耗量有關,但最終的卻決定于此商品的相對效用,是在與其同類商品的交換價值及效用對比中實現的。交換價值是價值的實現,但這個實現也不是沒有其它比照因素的實現,而是比照同類具體勞動的相對質量的實現。因而,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最終的確定者最終只能是社會,并且是在它最終成交的那一刻確定的。

  這和馬克思關于交換價值問題的思想實際并不矛盾:抽象勞動時間的多少產生價值問題,而具體勞動的質量則影響著部門同類商品各自的價值實現。具體如何實現將在本文第五部分《效用勞動的價值實現》中論述。

  要搞明白交換價值,首先要搞明白什么叫價值。

  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商品生產本身所消耗的勞動時間量——勞動量(勞動中的生活時間消耗量),叫價值,這比較明確。而交換價值概念則有個演進過程,需要好好理解。

  在馬克思那里,交換價值首先被明確定義成商品所能交換得到的其它商品數量,比如,一斤棉能交換二尺布,二尺布就是一斤棉的交換價值;但有時又定義成貨幣量、勞動時間、社會勞動量,總之是散見在他的著述中顯得有些龐雜混亂。在這一問題上,馬克思是否真的有些混亂呢?實際上并不混亂。按照馬克思的邏輯演進,馬克思先是談交換價值的物質載體——交換所得的使用價值量,然后挖掘物質載體背后真正決定著交換尺度的商品所內涵的勞動時間量——價值——人們是根據他們各自在勞動中的時間消耗量比交換的,然后是體現勞動時間的一般等價物——貨幣。在貨幣產生以后的時代,交換價值雖然還依然是要標示不同商品間交換比例,但這時的這個交換比例,卻都已經是以各色商品與貨幣這一特殊商品的交換比例,作為它們與其它商品交換比例的標記了。而貨幣量如果抽除了它的物質形態,純純就已經是價值的量或說勞動時間的量了。所以,與其說是貨幣最終的作為一切商品統一的交換尺度,毋寧說是勞動時間(價值)作為一切商品統一的交換尺度。只有這個東西才是終極的真正的交換尺度(結合《資本論》和《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解)。在普遍的W-G(W代表商品,G代表貨幣)形式的時代,既然G直接代表勞動時間(價值),交換價值就已經可以直接用社會勞動時間消耗量表示。所以,在馬克思那里,交換價值有時直接說成使用價值,有時說貨幣,有時又說社會價值(即社會的勞動時間消耗量),就是很正常的了。

  為了明確起見,我們把馬克思的交換價值概念進一步明確一下:

  商品本身包含的勞動時間消耗量叫商品的價值;商品通過交換得來的他人的勞動時間消耗量——社會勞動量或社會價值量——商品價值的最終實現量,叫做商品的交換價值(再強調一次,交換價值的這個規定最終顯化定型在W-G時代,貨幣量G,作為交換價值,它直接的就是社會勞動量或價值量)。這樣價值和交換價值對比,一個是商品自有的勞動時間量,一個是交換得來的社會的勞動時間量,二者是一個對應關系。

  在這里,商品的交換價值,作為交換得來的社會的或他人的勞動消耗量,實際就是效用商品的價值實現量——背后是效用勞動或具體勞動的價值實現量。

  如此,作為價值實現形式的商品的交換價值和它本身的價值,大多就往往并不是相等的(我們這里先不談作為部門平均的社會必要價值問題,但考慮進去可以。馬克思刨除了商品效用差別問題的所謂相等,實際是僅能就部門的總體和平均而言的,下面的章節我們會有論述)。并且,商品交換價值的多少,既然依據于商品本身的價值及其與同類商品的效用和交換價值對比,那么,商品的交換價值就往往與其效用成正比例關系。

  進一步探究,交換價值在這里就同時既包含了社會對生產者抽象勞動消耗即其價值的成本補償,又同時包含了社會對其具體勞動的效用獎懲兩個部分。

  馬克思的缺點是只研究了前一個部分,雖然馬克思也談到了個別有特殊需求商品的交換價值確定問題,但由于對效用問題的尚缺乏思考,對于后一部分——即由于效用差別商品價值的實現問題,馬克思實際涉及甚少。也就是說,由于還沒有把效用問題納入勞動價值論思考之列,馬克思對交換價值的探討展開,實際是還不夠徹底的。這并不是說馬克思的經濟學不對,而只是說馬克思的經濟學還沒有完成。當然我們也承認,一當效用問題的經濟學意義確立,偉大的馬克思實際已經為后人進一步解決問題提供好了方案【可以參看《剩余價值理論》二冊17頁相關內容】。

  關于交換價值,關鍵是要明確它的意義。商品生產中,既然社會需要的是生產者提供的使用價值,而生產者需要的又是社會回報給他們的一定量的生活,那么,所謂的交換價值,實際上就是社會根據生產方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實際補償和獎懲給生產者集體或個人按社會勞動時間的社會自己的一定量生活資料或費用(或其轉化形式)。交換中,交換價值是商品可交換得到的買方所擁有的一定的勞動量或社會勞動量(或其轉化形式), 但細究這個勞動量或社會勞動量,作為勞動量與生活量這對人與自然關系的社會延伸,實際代表的卻已是人們的生活量(或其轉化形式)——先是構成買方的生活量(或其轉化),然后轉化成賣方的生活量(或其轉化形式)。

  交換價值不管怎么樣由生產方可交換得到的社會勞動量所規定,作為生產供給方勞動的目的,最終都要表現為生產方的生活量(或其轉化形式)對生產方才有意義。 實際上,這也正是生產方具體勞動的價值所在。具體勞動的優劣或說勞動效用雖然不能直接“創造”價值,但卻可以影響價值的實現;具體勞動的價值、效用勞動的價值,就是在具體勞動的質量或效用影響下此勞動最終可實現的生活量。具體勞動的價值最后總要通過它可實現的生活量的多少表現出來。而這里的生活量就是交換價值的量。在商品交換中最終演化成貨幣量,用G表示。

  四、生活量問題及其與勞動量的關系

  商品社會中,人們經驗的是用人們每天大體相同的生活消耗或費用,作為具體勞動的交換價值,從而作為一切使用價值及其效用,或者擴大一點作為社會財富最終的量度尺度的。

  生活量,作為交換價值可維持的人們在社會生產生活時間上的生活延續量,作為生產勞動的目的本身,正是為了便于交換,人們對具體勞動在交換中的價值量度標準。我們看一商品在交換中到底價值幾何,就要看它能夠維持人們多長時間的生活量,或者在它的生產中它消耗了人們多長時間的生活量從而可以交換人們多長時間的生活量。

  生活量是人們勞動所生產或換回的人們在社會生產生活時間上,新產生出來的可持續生活時間的數量。它的背后當然要也要代表一定勞動時間的數量。生活量的付出者是自然界【如,土地】、買方或消費者。

  勞動量是人們在生產勞動時,在物質資料生產上所耗費了的過去了的生活時間的數量。它的付出者是賣方或生產者。

  從這里可以看出,從一開始勞動量實際是受生活量規定的。勞動量是勞動中消耗了的生活量。交換中,勞動量之所以可以有意義,是因為它代表了勞動者在勞動中一定的生活量消耗,要得到這個勞動成果的社會,必須要對勞動者的生活量消耗進行新的生活量補償才會有其意義。因而勞動量實際也還是生活量,是受到勞動規定的生活量。不過不難看出,從一開始,從人與自然的關系中,就已經包含了生活量和勞動量不等的因素。

  勞動量和生活量的關系,本來只是人與自然的關系。人們總是要向自然界付出一定的勞動量,才可以從自然界那里得到另定的生活量。人們耗費一定的勞動量,所為的正是另多的生活量。這在商品社會和非商品社會是沒有區別的。商品社會,人們付出一定的勞動量為社會生產和提供使用價值,所為的依然是從社會那里獲取另多的生活量。在這里,商品社會的區別僅僅是在于,人與自然的這種關系必須要通過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才可以實現,即通過價值(即勞動量)與作為交換價值的社會勞動量的交換實現?,F在的生活量已經不再是自然關系中自然的直接賜予,而是交換價值——社會勞動量,這么一種社會關系了。過去是生活量規定勞動量,現在已經是勞動量反過來規定生活量。其實,即使人與自然關系意義的那個生活量,背后都是受一定的勞動量支持的。

  在商品社會中,人們能實現多少生活量,基礎的取決于人們付出了多少勞動量,就這一條并且僅僅這一條,就規定了原先為生活量所規定的勞動量,反過來規定人們的生活量規定交換價值了。作為價值(勞動消耗量)標準,生活量規定勞動量;作為交換價值的標準,社會勞動量規定生活量。正是因為商品社會中,勞動量反過來對人們可實現生活量的這種規定作用,所以商品社會中,勞動時間從而勞動量就直接成了商品交換的尺度了。初期是生活時間生活量做尺度,逐漸的才是勞動時間勞動量做尺度。對生產方來說,他勞動的價值即使是社會勞動量了,也依然是他的生活量;但對高度分工的社會來說,為了更有效的組織好社會生產,社會勞動時間量作為社會必須補充生產方的生活量,已經作為勞動的調配工具獲得了某種獨立的發展。在商品交換中,我們所說的生活量,在多數情況下就是指受社會勞動量規定的以勞動時間為尺度的這個東東,就是交換價值。

  直接以生活時間作為交換價值的基本尺度,只有在共產主義前期(社會主義初期)的價值生產中,才有獨立存在和考察的意義(這個問題的論述,見《共產主義政治經濟學ABC》)。因為只有在共產主義前期的價值生產中,勞動量與生活量的關系才可以重新擺脫掉它社會關系的意義真正恢復它人與自然關系的本來意義。

  這段我們的重點就是要說明,在商品社會我們所要講的生活量,是個什么概念,它就是交換價值,是社會勞動量。

  生活量與勞動量的關系是有其歷史演進的。

  在社會生產中,生活量是與勞動量對應著的。生活量(包括它后來社會勞動量交換價值的存在形式)作為自然或消費者對生產者的勞動回報,衡量勞動的整體價值。勞動量作為生產者的勞動消耗,衡量勞動的成本價值【包含資本家眼中的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兩部分】。二者統一于各自所代表的一定量的社會生產生活時間上【如果勞動者的勞動日同時包含了其家庭成員的生活,那么勞動者的生活日同時就也包含了其家庭成員的生活,這也是二者在生產生活時間上統一的一個基礎】。勞動量消耗在勞動的過程中,生活量產生于勞動的結果中;勞動量作為勞動創造過程中的生活消耗量存在,生活量作為勞動所創造的社會效用成果,即生產者新的生活本身存在;任何一個生產者,都會消耗盡可能少的勞動量,去生產未來盡可能多的生活量;而任何一個社會,也都會以同樣的生活量能否消耗盡可能少的勞動量,同樣的勞動量消耗能否生產出盡可能多的生活量,作為其衡量社會進步的最根本的標準。

  勞動量和生活量是統一著的。

  勞動量同時是生活量,是勞動中耗費了的生活時間的數量。社會勞動量也還是勞動價值最終得以實現的那個生活量,先是構成買方的生活量,通過交換最終轉化成賣方的生活量。因而,生活量同時也還是勞動量。

  在商品交換的早期,或說分工發展的早期,生活資料部門(主要是早期農業)進入非生活資料部門(主要是各個階段的早期手工業)的生活量剩余,直接就規定著非生活資料部類的勞動量,有多少剩余的量,才可以會有多少勞動量;各部門能分配到多少生活量,就規定著各部門可以容納的勞動量。那時,可以進入交換的生活量,理論上就等于非生活資料部門所能容納的勞動量,反過來講,非生活資料部門的勞動量,同時就等于它的生活量(勞動者的勞動時間和生活時間同時都包含了其家庭成員的生活時間)。在商品交換最初的那個階段,非生活資料部門勞動的目的,直接的不過就是為了生活資料部門剩余的那個生活量。

  后來,隨非生活資料部門生產的目的,由獲取生活資料部門生活量剩余的生產(主要是早期個體手工業),向以這個生活量剩余作為社會必要勞動量更多剩余勞動量的生產的轉變——最終轉變成資本的生產。這時的生產雖然名義上還是為生活量的生產,但是,一方面這個作為目的的生活量的剩余作為剩余勞動,主要的已經不再是為了轉化成群眾實際的生活,而是為了轉化為剝削者更多的資本積累或個人的豪華生活;一方面,這時生產也已愈益在遠離人與自然的關系的地方進一步深化了社會關系,作為交換價值,生活量也愈益以社會勞動量[以貨幣形式呈現]作為衡量的標準,而不再以生活資料作為衡量標準,從而實現了生活量上面所說的轉變。

  過去,生活量本來是衡量生活資料的量,現在作為社會勞動量,則成為衡量一切社會財富的量。過去,生活資料部門【主要指農業】的生活量剩余,潛在地就是非生活資料部門的勞動總量?,F在生活資料部類這個生活量剩余卻只能是非生活資料部門的必要勞動量;過去,獲取生活資料部類生活量剩余是非生活資料部類(早期從農業中分離出來的手工業)生產的全部目的,現在生活資料部類剩余作為必要勞動量,卻只是創造更多財富即資本的條件;過去的生活量是個生活的實量,現在以社會勞動量為標準的生活量卻已經只是一個生活的名義的量,因而和它本來的意義已經根本的不一樣了?,F在只有必要勞動量還代表著實實在在的生活量(還把非就業者排除在了生活之外),但卻已是為維持必要勞動量的必要生活量,剩余勞動量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則表現為對更多勞動量【從而勞動力】的擴大了的支配權,即資本的積累和擴大生產。

  五、效用勞動的價值實現

  這時,排除共產主義的情況,在商品生產各部類生產比例協調的情況下,或說在供求平衡條件下,部門商品生產所消耗的勞動總量,與通過交換得來的社會投入該部門的社會勞動總量(總生活量)才是相等的?!驹谶@樣的條件下它們必須相等,否則任何部門勞動消耗和社會補償的長期不等,都會影響其它部門的生產不能正常進行】

  實際上,這是個假設條件。但這個假設條件很重要!它是下面所做分析的前提。

  然后,通過社會勞動量或社會勞動總量(總生活量)的配給,買方對賣方——對個別單位或部門所投入社會勞動量或勞動總量(生活量)的增或是減,才最終調節著社會對它們各自所生產使用價值的交換價值、從而實際供給量或總供給量。

  有了上面這個前提,接下來,在供求平衡和不考慮部門使用價值效用差別的情況下,部門同類商品的交換價值——它們可交換的生活量,就是它的社會價值,即第一種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量。這時,社會投在此部門的社會勞動總量 [總生活量],也就平均分配在這些同類的商品上,商品消耗了的勞動量——價值,和交換來的生活量(社會勞動量)——交換價值相等。

  但這只能又是一個假設。因為,一挨到不管是供求的變化,還是商品效用的變化的條件,這種理想狀態就立即瓦解了。我們這里只考察部門商品效用差別所引起的交換價值的變化問題。

  在部門商品效用更新高低不同的情況下,它們各自的交換價值就近似的(注意:是近似的)隨部門所獲總社會勞動量[即總生活量]在各效用商品上按需求變化分配比例的變動和供給的情況而起了變化了。高新效用商品的社會需求和市場份額走高,但供給能力不足,所以表現為優質優價,交換價值就高;老舊效用商品的社會需求和市場份額減少,但供給能力一時又減不下來,所以就表現為劣質劣價,交換價值就低。這個價格差別與部門的總供求狀況是沒有關系的,而只與因為效用差別所引起的人們對部門內部同類不同效用商品需求供給結構的變化有關系。這樣,在這個價格差別中,高新效用商品多得那部分生活量,近似的就是老舊效用商品所損失的那部分生活量。結果是社會勞動量近似的由原有對老舊效用商品的投入撤出來,向高新效用商品轉移了。雖然部門獲得的總生活量或說社會對部門的總勞動量投入不變,與部門總勞動量消耗依然保持總體相等,但部門各效用商品的具體交換價值卻已經出現了千差萬別的變化,高效用商品所獲得的生活量,高于市場價值要遠遠超出它的勞動消耗量,其價值高額甚至超值實現;低效用商品獲得的生活量則要低于市場價值,有些要低于它的勞動消耗量,其價值只能部分實現甚至不能實現。當期中等效用商品,按市場價值實現。由于社會勞動量投入分配的變化,這時部門高新效用商品供給能力增加,老舊效用商品供給能力開始逐漸減少萎縮,直到新效用商品占領市場,部分過于老舊效用商品被淘汰,高新效用商品價值向市值回落。

  以上是就部門商品供求平衡的情況講的。部門商品供求失衡的情況,只會延緩或加速部門商品效用結構的變動,但不會影響商品效用不同所引起的交換價值差別的狀況。比如,供小于求的狀況,社會投入部門的勞動總量增加,新老效用商品都不愁賣,高新效用產品總會實現自己相較低效用商品較高的價值。這種情況,至多只是延遲了部門商品效用結構的更新變動。而供大于求的時候,社會需求相對減少,老舊效用商品相對龐大的供給能力繼續縮減,部分老舊效用商品價值注定不能實現,這時中等的老舊的效用商品為價值實現競相壓價,新效用商品為占領市場也要壓價,由此需求偏好向高新效用商品集中,部門從中等和老舊效用商品撤出來的社會勞動量投向新效用商品。所以即使供大于求的局面,新效用商品實現的價值量依然較高。供大于求的局面,實際只是加速了部門商品效用結構的調整。對商品因需要差別所造成的價格差別不構成影響。

  以上關于部門不同效用商品交換價值差別的這個解釋,是個近似的解釋。這個近似解釋的前提是,部門商品好像曾經有過一個從無效用差別到有效用差別的過渡,我們必須立足這個過渡來解釋效用商品的價值差別問題。但實際上,這個前提是不存在的,因為部門商品自來就有它的效用差別,因而不同效用商品的價格自來就有其區別不等的位階。效用更新中的各效用商品不過是不斷的按其效用位階不斷的重新定位它們在價格位階中的位置罷了。甚至于高效用商品所得社會勞動投入多得的部分,嚴格說來都不能說是從低效用商品那里抽調過來的,而是購買它們的社會一部分成員在消費的時候獨自承擔的,是這部分人縮小了對其它部門的投入或消費,獨自承擔了此部門效用結構調整的費用。當然,當這部分社會成員犧牲其它部門消費投入獨自承擔起此部門效用結構調整的時候,在這個調整中受益的一部分社會成員,他們在此部門因部分低效用產品減價減少了的對此部門的勞動投入,實際是向其它部門追加了,實際是加大了對其它部門的投入力度。也就是說,任何部門新效用商品的出現,實際首先影響的是作為個體的社會成員的對各部門的投入比例的變化,社會總勞動對各部門社會勞動投入的大體固定和平衡,是個體聚合起來的總量固定和平衡,是社會成員對各部門個體投入變動中的大體的總量固定和平衡,是種開放中的動態的平衡。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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