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是經過任命的有一定等級的政府工作人員。官員是社會結構必不可少的環節，是社會得以運行的重要成分，是社會狀態的顯著晴雨表。

　　對官員的定位說明官員對于國家社會的重要作用， 因為官員擔負著社會生產生活方方面面的責任，關系到千家萬戶的興衰存亡，更關系到國家社會的興衰存亡。官員看起來只是在做自己份內的事，看起來平常微不足道的瑣碎事，但是，無論從事怎樣的平常瑣事，都是公共事業的一部分，都是社會的窗口，都代表政府與社會的公開形象。因而，影響的是政府與社會的效率，影響的是社會方方面面人群的效率，進而影響政府與社會的口碑，影響社會方方面面人群的心情，并于社會產生連鎖反應、群體效應，什么臉難看，事難辦，踢皮球，躲貓貓，導致社會公信力下降，滋生貪腐溫床，成為社會的問題一族。

　　國內官員的產生基本都是政府運作，這是極大的弊端，缺乏群眾基礎。這種機制使官員不注重群眾的認可，只關心組織或上級的認可，是脫離群眾和群眾工作不力的重要原因，并且不在乎把群眾推向官員的對立面，積極建立官僚網絡，與社會強勢群體建立強強聯合，是社會產生分裂的重要根源之一。由于幾千年來的封建思想，對“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學而則優仕”“學好文武藝，貨賣帝王家”等封建殘余思想的追捧，使作官成了仕途的社會選擇和社會思維。不可否認人們的初衷是想大展宏圖，為社會做一番個人所能及的事業，但官場是個大染缸，個人的雄心壯志終究在這個染缸里面灰飛煙滅。之所以稱為大染缸，是因為官場的網絡利益所在，是個人利益在官場網絡中顯著位置的體現，對于不諳此道者在官場中自然遭到排擠難以生存，因而官員的生存意識就成了官場的生存法則。這是做官為己為家的封建思想殘余，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封建思想殘余，是與社會公眾道德背道而馳的封建道德觀念。現代社會人們的知識結構與認識能力相對有了很大提高，對于官場繼續沿用的封建流毒自然有較清醒的認識，尤其是經過毛澤東時代的洗禮，文化大革命的洗禮，(文化大革命的確是官老爺的一場噩夢，也難怪后來的強勢集團與官老爺深惡痛絕。)人們對于官員的本質具有明確的認識，對于官員是公仆或老爺具有清晰的判斷。

　　所謂的官老爺即是于官位上權利的充分釋放，這個釋放在于對社會及公眾利益的充分攝取，在于充分攝取中的充分享受，在于對社會與百姓的利益于不顧，在于懶政、怠政、亂政并損害與壓制社會與百姓的利益，在于職業內外對公共事業和人民大眾的態度。這是與處處以人民大眾利益著想的自覺自律的清官好官的明顯區別。

　　由于官場生態所產生的官場規則，一般步入的官員多有心理準備，首先是營造個人于官場的橫向與縱向網絡關系。橫向即是同階層官員網絡，縱向即是上下級關系，其中更關注的是上級關系，以打開官場個人的生存空間。官場多以走動見禮為開門，然后是利益捆綁，相互利用，使個人權利的空間不斷延伸與擴大。其次是積極營造晉升的空間，加大利益的捆綁與輸送。在這個過程中，個人的精力與財力必然受到限制，因而必然把手伸向公眾利益，以公眾利益養護權利利益，使權利私有化得以實現，并成為官場的潛規則。其三是鞏固權利地位，建立以個人為中心的權利網絡，輻射同級與下級中，拉攏一批，打壓一批，使利己者親，利他者梳，即所謂的拉山頭。最后是光宗耀祖，一人得道雞犬升天。

　　官場弊端必然產生社會弊端，分析本世紀愈演愈烈的貪腐案例不難看出官場毒瘤的根深蒂固，伴隨著小姐、N奶的享樂及懶政、怠政、亂政終致禍國殃民。為官至此終違初心，又于濁流中難以自拔，上不為君所待見，為平民憤不時重手整治;下不為民所擁護，怨聲載道，奔走伸冤。社會至此，為官著想，只得“維穩”，壓制百姓。這是官僚集團利益捆綁結盟的通病，是官僚集團不能也不敢正確直面社會矛盾的通病，是官僚集團不能也不敢自我斷腕的深刻內憂。這種情況，是內部管理機制的長期渙散造成的，是思想放棄改造造成的，是不恰當的理論與社會指導思想造成的，并產生了社會諸多嚴重問題，最突出的是產生了資本強勢群體和官僚集團，所帶來的后果不是在短時期內和風細雨能夠解決的，為社會的長期治理與和諧發展埋下了深重的隱患。

　　以近期(10月9日)人民日報刊發的《有了全面從嚴治黨，我們才起死回生》一文分析，吉林省四平市的官場已經嚴重影響了社會生態與社會發展，在四平科研院兩任院長及下屬的貪腐窩案中，在職工長期拿不到工資終于在2012年爆發集體上訪中，四平市長和市委書記不是想辦法解決問題，而是選擇逃避，以致上下班都要跳窗，吃飯下屬牽繩過窗解決，這要怎樣的領導才藝才能完成如此高難度領導藝術?這是個別現象嗎?顯然不是，官員怕人民群眾是有歷史依據的，“民情如洪水猛獸”是歷代統治階級對于百姓的恐懼心理，是民如羔羊任君驅使的另一個心理境界，是打壓后更加狂暴的社會民情，是官僚欺軟怕硬的紙老虎表現。在這個四平窩案中，一邊是群眾接二連三的上訪，一邊是科研院長董衛東的帶病升遷，該人甚至公開叫囂“四平沒人能查我”。的確，在群眾上訪中被推來踢去成了常見現象，這于官場網絡利益無不關系重大，難能自己打自己的屁股，終至四平窩案爆發，市委市領導紛紛落馬。

　　官員怕群眾是因為損害了群眾利益得罪了群眾，怕群眾討還，于是壓制群眾，壓制聲討。壓不住就踢，踢不了就躲，躲不了就拖，但凡能糊弄下去手段可以循環往復，反正“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官”，指不定那天調走了，滿屁股的麻煩事留待下任繼續，于是官官相護心照不宣，大家半斤八兩而已，誰肯揭老底傷感情呢?苦的只是天下百姓。

　　對此，毛澤東提出了解決辦法:“大字報、座談會和辯論會，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動人們進步的三種很好的形式。”(毛選：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式)。但是改革開放后強勢集團視大鳴大放為洪水猛獸，就是懼怕民眾的覺醒，擾亂官僚資本的美夢。毛澤東說：“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同上)的確，要使個人心情舒暢就要建立社會的傾訴渠道，就要讓大家的想法說出來，小問題小群體面對，大問題大群體面對，普遍問題社會共同面對。大家都能積極面對自身的問題與矛盾共同獻計獻策于社會是有益的，什么是毛澤東思想?這就是毛澤東思想。如果沒有私心雜念為什么要怕人民群眾呢?如果官員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為什么不能和人民群眾共同面對問題，共同解決問題?官員的封建思維使官僚隊伍走上了另一條社會治理的道路，步入了社會矛盾與暴力的歷史循環舊路，這條被奉若神明的舊路，歷史已經證明是行不通的，必然為歷史所摒棄與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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