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央政府一度采取壓制私營、民營和鄉鎮企業的政策。但在地方利益的驅動下，一些中層政府官員立場鮮明地站在了后者一邊，于是有“幾不變”政策的出臺。由此，在地方和基層的層面上，經濟精英與政治精英建立了密切的關系。此后，在“下海”過程中，一些官員或有極強官方背景的人變為商人，促進了體制內與體制外的親和性。文章引用了孫立平基于對中國社會的長期跟蹤研究，分析了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四個可能趨勢，認為這些趨勢將對中國社會的未來走向產生根本性影響，得出了抑制強豪才有社會穩定的結論，但是再回首才發現，抑制豪強的人本身就是大豪強，我們平頭百姓是“地心海命”，所以不能“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

　　我們首先來看看美國的財富集中程度：

　　這個數據是全美國top1%收入人群，所占總收入的比例，可以看到在1929年大蕭條之前，這個數據達到了巔峰，后來經歷了二戰和美國經濟滯漲，到了80年代之后又有了飛速提升。當收入不均衡又達到了之前的高峰點，就是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時。

　　這幅圖更有意思，這個講的是在top1%的人群中，財富的集中程度，可以看到那條紅色的線，是top0.01%的人群，有一個非常明顯的加速上升趨勢，即便是在金字塔的最頂端，也是再分金字塔的，財富集中的明顯趨勢在這張圖下一覽無余。

　　再看一下我們中國的金字塔吧：

　　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

　　私有制注定會造成人類的不平等，注定會造成兩極分化。中國基尼系數如此之大，要想縮小難上加難，如果中國能消除兩極分化，那么再穩定百八十年不成問題，如果不能消除兩極分化，甚至還不斷擴大貧富分化，那么不管什么神一樣的統治者都是徒有羨魚情了。那么中國能不能消除兩極分化呢?我們先來參考孫立平提出的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四個可能趨勢，即結構定型、精英聯盟、寡頭統治和贏者通吃。從今天來看，這四個趨勢有的要更為明顯。

　　▍結構定型

　　社會結構的定型化不是一種反常的現象而是一種歷史規律。除非在大的社會變革時期，社會結構的常態是定型的，而不是變動不居的。在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其社會結構也大體處于定型的狀態。中國自古就有“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打地洞”，并不是說“草根”的兒子比富二代、官二代蠢一些，而是官二代、富二代們壟斷了資源，占據了平臺，導致草根階級無法與其競爭。

　　就目前開始逐步定型下來的中國社會結構而言，這樣的幾個跡象是需要給予足夠注意的。

　　第一，階級之間的邊界開始形成。最顯而易見的是不同居住區域的分離。北上廣與西北地區的差距很大，富豪區與棚戶區更是天壤之別。如果說由居住分區形成的階層邊界是可見的，那么，由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成的階級邊界則是無形的。但這種無形的邊界，不僅可以作為階級邊界的象征，而且，如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布爾迪厄所說，還是階級結構再生產的機制。亦即：高考是階級再生產的機制，是富二代、官二代掌握資源的合理性的機器。為什么呢?我們從考上名校的孩子的家庭北京就可以看出，真正出身寒門的學子只占到5%左右。

　　第二，內部認同的形成。階級內部認同的形成是與階級之間的邊界聯系在一起的。因為人們正是從這種邊界中萌發“我們”與“他們”的概念和意識的。在1991年，上海市社會科學院曾經對上海市民的階層意識進行過調查，得出的結論還是“有階級差別但無階級意識”。而在1996年的武漢進行的調查則表明，絕大多數市民具有階級認知，其中3/4的人認為自己是處在一個不平等的社會當中。

　　第三，階級之間的流動開始減少。在80年代，包括在90年代初期，階級之間的流動是相當頻繁的。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情況發生了明顯的變化。這種變化的表現之一是社會中門檻的加高。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時候，只要很小的資本就可以進入一個經營領域。現在的一些大房地產開發商，有的當初就是借幾萬元錢就進入房地產領域的，而在今天，已經完全沒有這種可能。

　　第四，社會階級的再生產。也就是說，過去人們常說的農之子恒為農，商之子恒為商的現象開始出現了。十幾年前，我們社會中有了“第二代富人”的說法，近幾年中又有了“第二代窮人”的說法，這說明社會地位的繼承和世襲的現象開始出現。

　　從上述幾個方面判斷，可以確認社會結構的定型化過程已經開始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呈現。

　　隨著社會結構的定型，一種影響、左右社會發展進程的機制，甚至扭曲改革的機制已經在開始形成。

　　我們在現實的生活中可以看到這樣一種現象：當一種改革措施或一項政策出臺前后，社會上特別是知識界往往出現很大的爭論，其中的一些爭論會帶有很強的意識形態色彩，比如改革與保守，左與右等，但在這項措施或政策實施之后，人們會發現，無論這些措施或政策的取向是什么，在利益結果上幾乎都沒有太大的差別，該對誰有利還是對誰有利，該對誰不利還是對誰不利。即使是那些在價值或意識形態上會有很大差別的措施和政策，其最后的利益結果也還是差不多。

　　在這種現象的背后的，實際上是一種扭曲改革的機制已經在開始形成。由于這樣一種扭曲改革的機制的形成，一些旨在促進社會公平的改革措施，往往在實踐中收到的是不公平的社會效果。在極端的情況下，就是將改革的措施轉化為一種腐敗的手段。在最近幾年間對改革的反思和有關爭論，就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發生的。

　　▍精英聯盟

　　相對穩定的精英群體的形成，是社會結構定型化的組成部分之一。新時期精英的形成是伴隨改革開放和由此導致的社會轉型而來，而在社會結構定型化的過程中，精英中不同部分所結成的聯盟關系是一個更值得關注的現象。

　　分析一下歷史就可以看出，在80年代，當體制外精英剛剛開始出現的時候，曾經使得體制內精英感到極不適應。懷疑和恐懼構成了雙方關系的基本內容。當時一些重大事件的發生，事實上與這種懷疑和恐懼是有直接關系的。懷疑和恐懼減少了對話和溝通的可能。

　　但到了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雙方關系已經在開始發生明顯的變化，并在此基礎上形成復雜的聯盟與沖突的模式。在此背景下，體制內精英和體制外精英的關系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在這個過程中，如下的幾個因素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第一，80年代末開始形成的“穩定話語”，形成了經濟精英與政治精英聯盟的基礎。80年代末的事件使雙方共同認識到，“不穩定”既不利于統治和權力，也不利于商業活動。因此，保持穩定是雙方共同的利益之所在。

　　第二，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央政府一度采取壓制私營、民營和鄉鎮企業的政策。但在地方利益的驅動下，一些中層政府官員立場鮮明地站在了后者一邊，于是有“幾不變”政策的出臺。由此，在地方和基層的層面上，經濟精英與政治精英建立了密切的關系。此后，在“下海”過程中，一些官員或有極強官方背景的人變為商人，促進了體制內與體制外的親和性。

　　第三，新保守主義的形成，則標志著一部分知識分子對這個聯盟的加入。實際上，后來由于政府的政策取向等原因，自由主義(主要是經濟學中的自由主義)以更大的規模加入了這個聯盟。

　　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的幾年中，在精英聯盟不斷發育的同時，精英和大眾之間的裂痕也在進一步的加深。典型的是對一些改革措施的爭論。很難說爭論雙方誰對誰錯，因為這是不同的利益。

　　在最近的幾年中，在國企改革、醫療教育改革、房地產熱以及其他一些有關改革和社會政策的看法和主張上，精英和民眾之間的分歧甚至裂痕已經大大地加深。在網絡上，人們可以看到精英變得越來越專橫和霸道，他們對群眾的奚落和羞辱越來越多。諸如2017年國慶前夕馬云旗下支付寶“年紀越大，越沒有人會原諒你的窮”系列廣告那種字里行間、深入骨髓的一股濃濃的咪蒙味兒，那種深秋時節吹來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寒風，讓人不由得心頭一凜。這樣赤裸裸地羞辱勞動者，真是世所罕見。不禁讓我想起了馬克思的一段話：

　　“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它把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這些情感的神圣激發，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

　　精英的結盟會導致“上層階級化”的結構形成。應當說，這是值得警惕的趨勢。

　　▍寡頭統治

　　精英寡頭化是資源高度集中和精英力量不受約束的必然結果。在當今世界上，有兩個地方的寡頭問題成為引人注目的現象。一個是拉丁美洲。拉丁美洲的寡頭統治有著復雜的歷史原因，其中一個重要背景就是大地產制度。到18世紀末的時候，大地產制已經在拉丁美洲占據了支配地位，大農場主、大牧場主壟斷了大部分的土地資源，他們不僅掌握著最多的經濟資源，而且對政治事務有著非常大的影響力。

　　另外的一個地方就是轉型中的俄羅斯。俄羅斯的“寡頭”主要是由在20世紀90年代私有化過程中迅速暴富起來的大資本家構成。在俄羅斯的私有化過程中，那些控制石油、天然氣、鉆石、有色金屬等重要資源的人逐漸成了經濟寡頭。俄羅斯眾寡頭不僅控制著俄的經濟，甚至逐漸將觸角伸至政治領域，包括壟斷、控制和操縱媒體，通過提供贊助等方式左右選舉過程，干預決策、立法等，有的還親自出任政權機關要職。

　　就現實的情況而言，精英聯盟寡頭化的結果之一，是侵占了其它階級的發展空間。這當中有兩個跡象是值得警惕的。

　　一是中小企業和個體戶生存環境惡化。國家工商總局發布的一組數據表明，1999年我國實有個體工商戶3160萬戶，到2004年這一數字下降為2350萬戶，6年間凈減少810萬戶，平均每年減少135萬戶。相反，壟斷行業占有了全民資源，卻只向國家交納所得稅，剩下的利潤全都留給企業。這些年大家可以看到互聯網越來越難做，沒有誰能競爭過BAT(百度、阿里、騰訊)，中小企業生存越來越難，所以國家提出要培育中小企業。這其實是在為自己續命。我們才能看到2016年全國個體工商戶突破5500萬戶。

　　二是中產階層在最近幾年中開始成為掠奪對象。2015年一場股災讓多少人跳樓。特別是城市房地產將大多數預備中產階級擋在了門檻之外很難翻身，不但普通市民，就是收入不菲的白領階層，面對不斷攀升的房價，也苦不堪言。對于剛剛從學校畢業的年輕白領來說，存錢的速度往往趕不上首付上漲的速度。而房價的升值讓房叔、房姐與房奴、沒有資格做房奴的人們的差距拉開了祖宗十八代。

　　▍贏者通吃

　　稀缺的社會資源，從類型上說可以大體分為三類，一類是物質性的財富，即經濟資源，一是政治上的權力，三是社會威望或社會聲譽。

　　在私有制的社會中，這三類資源都是稀缺的，但在不同社會中，分配這些資源的原則是不同的。一種方法是彌散型分配，即分配不同種類資源時實行的是不同的原則。在這樣的社會中，擁有某種資源較多的人或群體不一定也擁有較多其他的資源。而在另外一種社會中，則可能實行一體化的原則。也就是說，各種不同的資源往往是集中同一部分人的手中。按照這兩種不同原則進行資源分配所產生的結果和社會影響是完全不同的。

　　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社會資源的分配主要是一種彌散型分配。原來處于弱勢地位的群體，比如農民、城市中沒有固定職業者、兩勞人員，其經濟地位首先獲得了改善。其中，中國社會中最早的“先富者”或當時的“萬元戶”，往往是從這些群體中產生的。但這些人的社會地位和社會聲譽，卻往往不能與他們擁有的財富成正比。社會中的相當一部分人，一方面嫉妒他們的收入，另一方面又用歧視的眼光看待他們。

　　而干部和國有企業的工人，在收入上往往低于這些“先富者”，但他們不僅享受著“先富者”不能享受的種種福利，而且他們的地位和職業在當時看來是牢不可破的。因此，他們的社會地位仍然是高于“個體戶”的。

　　另外的一個群體則是知識分子。在社會和文化上，他們受到社會的尊敬，以至于當時社會中有“老九上了天”的說法。但在相當長的時間里，知識分子的經濟狀況卻得不到改善。在這樣一種資源配置的格局中，幾乎每個群體都有自己可以自豪的，也都有自己感到失落的。

　　但在90年代，情況發生了變化。如果說在90年代個體戶這個階層仍然存在的話，作為富人代稱的含義已經不存在了。他們當中盡管個別的人可能發展成具有一定規模的私營企業主，但大部分人回歸到了較低的社會地位。

　　更重要的是，在新富階級迅速崛起的時候，個體戶階層已經逐步失去了在短時間內可以令他們頗為自豪的經濟優勢地位。而城市中的工人，在改革的過程中不僅逐步失去了種種過去令人艷羨的福利待遇，而且其中有幾千萬人失去了過去以為不可能失去的“鐵飯碗”。即使是沒有失去飯碗的，不僅也面臨失去飯碗的壓力，而且原來能夠令他們自豪的經濟和社會地位也一去不復返了。在80年代初期收入迅速改善的農民，實際上在80年代中期開始就過了短暫的黃金時代。上述階級在今天能夠令自己自豪的資本已經很少。但在另一方面，一個以擁有總體性資本為特征的階層，迅速地吸收社會中的種種資源。

　　值得警惕的是，贏者通吃開始擴散到社會生活許多方面。在前幾年，伴隨豪宅熱，一些地方的自然資源開始被瓜分和蠶食。在廬山蓮花洞這個聞名全國的國家森林公園，這個歷史上儒、釋、道、天主四大教派的聚集地，園內居然興建起大約50幢豪華別墅，其房主大多是政府官員和富商。在北京的香山，有開發商說“要把這里變成京城的第二個富人聚居區”。在上海，市郊一處山林名勝周圍就被圈走1000多畝地，建造了100多棟超豪華別墅，一棟別墅的最低售價為1800萬元，其中最大的一處竟占地20畝，標價1億多元。此外，泰山、嶗山等一些名山大川也已成為開發商獵取的目標。當然，這只是表面性的特征。在這些表面性特征的背后，是贏者通吃的現象已經開始全面形成。

　　以上四個特征說明了當今的社會現象。在意識形態領域也具有很明顯的反應，當今笑貧不笑娼、歧視貧窮的現象普遍存在。不僅僅精英結盟，而且精英要在教育上奴化平民。比如精英們會告訴你，有些人就是蠢、就是笨，就是應該被管理，我們制定規則管理他們是對他們好。

　　再比如這些精英傳們會告訴你，農民起義就是破壞社會穩定，工人罷工就是不負責任，他們是“賊”、是“寇”，他們“不做安安餓殍，尤效奮臂螳螂”;比如你們的馬云爸爸會告訴你們，就算打倒了地主，農民也富不起來;比如有人在你耳邊諄諄教誨：“如果你不能改變社會，你就要去適應社會，這樣成功了才能證明你是個有本事的人”;比如高貴的文人一面公開大喊口號：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義死節，只在今日，一面偷偷對自己小老婆說“水太冷，不能下”。

　　▍抑制豪強才有社會穩定

　　如果我們僅僅看那些統一全國的大王朝，比如夏、商、周、秦、漢、魏、晉、隋、唐、宋、元、明、清等。我們會發現他們幾乎都是滅亡于內部的尾大不掉。即使被外敵滅亡的西晉、北宋，也是滅亡于內部尾大不掉所導致的無力抵抗外敵入侵。孔子曰：吾恐季氏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中國這種大體量的社會巨人，只能滅亡于內部的政爭和尾大不掉。

　　需要指出的是豪強擴張是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經濟繁榮的同時，豪強們就會趁勢崛起。如果政府無力抑制豪強的無限制壯大，則豪強就會上吞政府的稅基，下奪小民的生計。最終政府的稅收、豪強的侵奪、官僚的壓榨全部都會落到了百姓的身上。當壓迫到一定程度后，定會政爭頻仍，并最終迎來新一輪的大洗牌。

　　自從遇到西方人后，中國的這些豪強們似乎有了外逃的后路。大不了學李嘉誠棄中投歐，好像沒什么大不了的。

　　古代最重要的生產資料是土地，豪強們攫取的目標就是土地。市場經濟社會最重要的生產資料是資本化的股權、債權和期貨期權等金融資源。豪強們攫取的目標就會是股權、債權和期貨期權等金融資源。古代當土地集中到豪強手中后，政府的稅基消失了、百姓的生計消失了，社會也就開始動亂了。現代社會一旦多數企業股權、債權、期貨期權等集中少數豪強手中后，必然導致內需不振、消費不足，并最終導致馬克思說所的資本主義典型的經濟危機。后果是金融、經濟、社會、政治同步潰敗。我們都知道現代的美國生病了，是什么病呢?其實就是豪強病。美國的大豪強們攫取了多數資本化的生產資料，卡奴、房奴們無力維持足以支撐美國經濟的消費水平。美國不病才沒天理呢。

　　有人不清楚豪強們是怎么侵吞政府稅基的。古代豪強們所擁有的土地無法藏著掖著，都明白無誤地擺在地上，可是政府楞就是收不著稅。奇怪嗎?其實一點都不奇怪。逃避稅收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其中最常見的手法是逃田、飛灑、詭寄、將膏腴之地報為荒地、丈量土地時少報數字、謊報天災。天高皇帝遠，皇帝不可能親自來丈量;核查的官員們自己就是豪強地主。所以，土地一大片，稅收一點點。百姓不但要交自己土地的稅，而且要替豪強們交他們“飛灑”過來的土地稅收。現代的豪強們怎么逃稅呢?只要看看稅收的側重點就知道了。反正資本利得只有少數國家征很少的稅，大豪強們的資產絕大部分都是金融資產。這些資產是不征持有稅的。如果認為房產稅是富人稅，那就大錯特錯了，房產稅是地地道道的窮人稅。一旦房產稅開征，富人們都將會跑去擁抱金融資產而拋棄房產。

　　如果將房產稅按照國研中心383方案設想而確定為縣區級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則必然導致房產稅演變為貨真價實的窮人稅，因為窮人不可能不住房子，而豪強們卻可以只住一所房子。總而言之，古代豪強擁有土地不交稅。現代豪強擁有金融資產同樣不交稅。政府的稅基只能是百姓。一旦豪強坐大，政府為了生存只能將百姓逼到官逼民反的地步。

　　最后需要提醒大家一點的是，誰來抑豪強，回過頭來才發現抑豪強的人本身就是豪強，被人賣了還替人數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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