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于人們在實踐中常犯主觀、片面、表面的，孤立的，靜止的形而上學錯誤還自以為是的情形，以及少數人則利用形而上學作藏污納垢的借口或載體，甚至走向違法犯罪的事實。因此，必須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辯證法普遍真理從基本原理中突顯出來，用客觀、全面、由表及里的，聯系的，運動、變化、發展的觀點去識別形而上學，讓形而上學無處可藏，逐而殲之。

　　實際上,能稱之為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很多，如實事求是、調查研究、發揚民主、批評與自我批評等等。然這些基本原理在實踐中究竟有多大的指導意義呢?現用辯證法進行分析：

　　如“實事求是”，毛澤東就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一是求事實產生的規律，二是說真話。這兩種說法雖不同，但都是人類認識客觀世界的基本規律，后來就被稱為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或稱為基本原理。然根據辯證法，卻發現：“求事實產生的規律”這種說法雖與辯證法由表及里(而不是形而上學表面的)的觀點相符，但因缺乏全面的，聯系的，運動(變化)、發展的觀點和方法的說明而沒有排除片面的，孤立的，靜止的觀點和方法，因而它尚還不完全具備說明歷史，解決現狀，推動將來的指導作用;再看“說真話”，盲人摸到大象的腿，便以為大象似柱子，此真話能信么?下屬以停滯在或滿足于表面、片面所看到的事實而說真話，此種真話能作領導決策的依據么?小崗村大包干分田到戶如說真話，后來能成為全國推廣的典型么?因此，說“實事求是”稍不注意，就誤導人們犯形而上學的錯誤，或成為滋生領導者的教條主義的溫床。如法官對證人說：“要實事求是回答法庭的提問”，而自己卻往往只憑一方當事人的片面舉證就作裁判;又如領導者常擺出一副馬列主義的面孔，對下屬說要“實事求是”，而自己又有否綜合方方面面的資料按辯證法進行實事求是呢?本來，說“實事求是”者要比聽者更須實事求是，然實際情形則往往相反，本末倒置。 故“實事求是”以少說、不說為佳。又如：“批評與自我批評”問題。盡管當事人作批評與自我批評動機很好。但是，倘若自己是形而上學者，不了解事物的真相，不能解釋事物質的多樣性、變化性，又將如何說服他人，反省自己?這并非不該實行批評與自我批評，而是自己要懂得辯證法，遵循辯證法，有好的動機，還要有正確的觀點和方法才行。再如，調查研究的目的是為了解決問題，制定合理的方案，以便推動事物朝有利的方向發展，但調查方式因存在片面、表面與全面、由表及里的不同，研究方法也存在孤立的，靜止的與聯系的，運動(變化)、發展的不同，也就必然導致結果的不同。再又如，發揚民主是為了發揮集體的智慧，然若沒有集中的領導，又絕大多數人的思想被形而上學所統治而只有少數人才懂辯證法的情形時，這個民主不發揚還更好，否則，正確的反被錯誤所取代。

　　所以，偉人的經典名言即便是基本原理，在實踐中所具備的指導作用也是不完全的，確切地說只能是借鑒作用。毛澤東在《實踐論》中講：“許多理論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經過實踐的檢驗而糾正了它們的真理性，許多理論是錯誤的，經過實踐的檢驗而糾正錯誤。”“不論在變革自然或變革社會的實踐中，人們原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毫無改變地實現出來的事，是很少的。這是因為從事變革現實的人們，常常受著許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著科學條件和技術條件的限制，而且也受著客觀過程的發展及其表現程度的限制。”毛澤東還在《整頓黨的作風》中講：“共產黨員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么，都要經過自己頭腦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符實際，是否真有道理，絕對不應盲從，絕對不應提倡奴隸主義。”由此可見，即便是將偉人的基本原理與現實相結合，也還有待于在實踐工作中予以完善、修正、糾正的必要性。明白此道理，人們就能自覺地抵御生搬硬套偉人的基本原理而不犯教條主義的錯誤，同時也將普遍真理突顯出來。

　　其實，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普遍真理只一種，那就是辯證法。用辯證法分析實際問題與實踐相結合，就是辯證唯物論或辯證唯物主義，也稱唯物辯證法。

　　毛澤東在《實踐論》及《矛盾論》中講：“辯證唯物論之所以為普遍真理，在于經過無論什么人的實踐都逃不出它的范圍。”“馬克思列寧主義并沒有結束真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開辟認識真理的道路”。“我們現在的哲學研究工作，應當以掃除教條主義思想為主要的目標。”“共產黨人的任務就在于揭露反動派和形而上學的錯誤思想。”

　　為加深理解辯證法，現再對長期以來未能解決的人民群眾強烈反響的“申訴難”、“執行難”進行分析：

　　“申訴難”問題是由法官形而上學的片面(含不公正及枉法)裁判而起。那就對法院裁判文書實行標準化管理，凡不符合標準的裁判文書一律不能出院生效，否則，追究相關責任人。如此，看誰還敢作不公正裁判或枉法裁判。“申訴難”問題就此迎刃而解①。“執行難”問題則是由立法機關靜止的、孤立的、主觀的形而上學所致，具體表現在一、對法定義務人拒不履行法定義務的行為已質變為違法犯罪行為，仍靜止不變地認為是民事性質。其結果是法定權利人的權利要保護、法定義務人也要保護。如此，只有孤立的保護，沒有相對應的打擊，致使保護名存實亡;二、主觀地將原本由義務人履行義務的行為起作用，轉變為執行法官是否執行的行為起作用。這兩點便是造成“執行難”的根本原因，找到原因，也就找到了解決方法。這個方法便是對法定義務人拒不履行法定義務的行為進行打擊，并將是否予以打擊的決定權在法定的范圍內交還給法定權利人行使，“執行難”問題就這么簡單地解決，根本不難②。“申訴難”、“執行難”能否得到解決，即等于滋生法官貪腐的土壤能否被清除;法官能否公正執法，也即等于國家法治能否真正的落實和體現。法治能促進德治，德治能促進精神文明;精神文明能促進物質文明，物質文明又反回來促進精神文明,如此，無限地良性循環，正是黨和人民向往的和諧社會。

　　綜上論述已論證了“辯證法是指導實踐的普遍真理”(如若還不夠，敬請按辯證法分析身邊的事物就更為清楚)。根據事物的(矛盾)對立統一法則，沒有辯證法，就不能識破形而上學;反之，沒有形而上學，也就不存在辯證法。沒有普遍真理，就發現不了普遍錯誤;沒有普遍錯誤，也就不存在普遍真理。毛澤東用三萬三千余的文字在《實踐論》及《矛盾論》中詳細地、系統地、中國化地、創造性的闡述辯證法普遍真理。歷史證明，毛澤東就是以辯證法普遍真理在實踐中不斷地開辟認識真理的道路，在正確的道路上(《論持久戰》就是其中經典之一)帶領黨和人民推翻了舊社會，建立了新中國。故中國共產黨人在繼承毛澤東所創下的偉大基業的同時，更要弘揚毛澤東的辯證法普遍真理，以辯證法為座右銘，將“馬列、毛澤東辯證法普遍真理為指導”列入黨章、憲法。

　　辯證法作為指導實踐的普遍真理，不僅共產黨人的實踐需要它，全中國從事各行各業的人民的實踐也需要它，甚至全世界人民的實踐都需要它。假如人人都知道辯證法，就自然地知道精神與物質的變化、發展規律，人生觀就會以社會價值為先，而不做金錢的奴隸;就能以主觀能動性的作用變革自然、變革社會。如此這般，人類精神文明、社會物質文明到了一定的高度，那就如毛澤東所講“世界到全人類自覺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時候，那就是世界的共產主義時代。”

　　為此，中國共產黨人必須以身作則，帶領全國人民認真學習毛澤東《實踐論》、《矛盾論》等哲學著作，掌握并運用辯證法去識別、遏制、糾正形而上學，有的有矢，創新社會管理?，全面推動精神文明、物質文明的科學發展。讓世界學中國、共產主義時代就不遠了。

　　2011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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