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事想了很久，不吐不快。
常見報刊上或會議上介紹某人時，或在名片上印頭銜時稱：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甚至追悼會上也不忘加這一條。
1990年，這個“津貼”開始施行，那時知識分子待遇一般，生活拮據，于是為一部分人發津貼，有重視知識、重視人才之意，后延續下來。
不想這倒使一些人用來做了終身夸耀的資本。動不動就"我享受國務院津貼"(類似提法還有"享受正部級醫療待遇"之類)。
事情雖小，卻關乎價值導向和社會風氣。
津貼是什么?就是生活補助!
正常情況下一個有自尊心的人很少要人補助，如果真拿了別人或政府給的補助也會心懷忐忑，低調處事，加倍工作。
現在反過來了，把"津貼"掛在嘴邊，印之名片，顯于報章，足見其淺。
媒體也無知，跟著捧。
就像某一級首長，在單位吃小灶，出門坐小車，這本是一種生活和工作待遇的特殊化。
如果每開會或印名片，都要稱：享受小灶、小車者某，這還不笑掉大牙。
國務院特殊津貼實行20多年了，并不是說毛時代不重視知識分子，那個年代對知識分子有另一番理解。主席非常重視知識分子在革命和建設中的作用，“一切知識分子，只要是在為人民服務的工作中著有成績的，應受到尊重，把他們作為國家和社會的寶貴的財富”，“沒有知識分子是不行的”。
同時也強調知識分子應與實踐結合，與工農相結合，加強思想改造，因此要去工廠和農村與工農“同吃同住同勞動”，不要搞特殊化。
我舉個例子吧。
50年代后期，李敏、李訥考上大學后，根據毛主席的意見，她們過著與工農子弟劃等號的生活，吃住在學校，同普通群眾的子女一起，七八個人住一間宿舍，睡上下鋪，吃一樣清淡的伙食，一樣下鄉參加勞動，回家一樣擠公共汽車。只有到了周末大家都可以回家的時候，她們才能得到回家見見父母的機會。而就是在這種時候，她們也還是照例去機關食堂就餐。有一次，李訥參加學校的活動，天黑才離校回家。警衛員出于對安全的考慮，瞞著毛主席用車接了她，毛主席知道后，嚴厲批評了警衛員，并質問道：“別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別人的孩子能獨自回家，我的孩子為什么就不行?”
也是在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李訥正在大學讀書。有一天，一名衛士到學校看李訥，李訥告訴他，在學校里吃不飽，又沒有油水，老覺得餓得慌。衛士回到中南海，把情況反映給李銀橋，李銀橋自作主張，讓衛士悄悄給李訥送去了一包餅干。幾天后，毛主席知道了這件事，嚴肅批評了李銀橋：“三令五申不要搞特殊化，為什么還要搞特殊化?” 李銀橋辯解說：“別人的家長也有給孩子送東西的。”毛主席火了，拍著桌子說：“別人我不管，我的孩子一塊餅干也不許送!”
過去，那些最基層的鄉間知識分子生活困難，窘迫拮據。
縣里重才，就特批給一些老教師每逢重大節日可享受二斤豬肉的供應。
但我從未聽到過哪個教師自我介紹：享受豬肉二斤。
居里夫人是唯一得過兩次諾貝爾獎的女科學家，但她從不拿這個獎說事，還把金質獎章送給小女兒，在地上踢著玩。
搞特殊化是特別容易使人變質的。
我再舉幾個例子吧。
一個少尉軍官與妻子上街，一路上，妻子只見丈夫向別人敬禮，卻不見別人向丈夫敬禮，回家問丈夫為什么，丈夫答“他們的豆兒比我多”。妻子一聲不吭便翻開抽斗把丈夫的領章各釘上五顆星。第二天一早，丈夫未及檢查便匆匆穿上軍裝出操，結果便有了軍階上沒有的“特尉”笑話。
有個“學員”軍銜的教員(“學員軍銜”不是軍官，只多是“準軍官”，還不如準尉軍官，但一樣是橫皮帶、大蓋帽、四個袋、軍官高幫黑皮鞋。學員軍銜的領章標志，一般群眾不認識)，探親回到在城鎮的家，覺得這套行頭實在威風，貓在家里實在可惜，于是便在家門口的街上背著手來回踱步。鄰居見了奇怪，說是某某家的兒子怎么不認識自己的家了，這門不就是他家嗎?這些都是真實的小故事。
從中我們可以體會到毛主席為什么要拒授大元帥銜，為什么要取消軍銜制，并提高到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高度來認識?因為就是一個軍銜制，似乎僅僅是形式，與大政方針無關，但它在本質上與社會主義革命的精神背道而馳。
無論做事還是學問，一個最基本的素質就是腳踏實地，不欺世盜名。作為知識分子，應該深入工農群眾，而不是拿著國務院特殊津貼到處炫耀，搞特殊化。只有這樣才能沉下心來做事情，做學問，為社會之脊梁。
知識分子的人生理想不應該是“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區區津貼，念念不忘，還要挪做虛名，非人民的知識分子之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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