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經濟導刊》6月刊
作者：胡鞍鋼，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驚悉原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副總干事馬賓先生于3月27日去世，享年104歲。我深感悲慟，以此文紀念馬賓先生，回憶我在30多年前與馬老的交往。
很多人奇怪，我這樣一個工科背景的人怎么會走上國情研究的學術之路?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很偶然的機會，我認識了馬賓先生，他成為我走上國情研究道路的引路者。
1985年5月，當時我是北京鋼鐵學院(現北京科技大學)的博士研究生。我父親胡兆森大學畢業后分配到鞍鋼工作，由于他在技術上的重大貢獻，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勞動模范。馬賓是1932年就加入共產黨的老革命干部，新中國成立后他成為鞍鋼的首任總經理、“鞍鋼憲法”的執筆人。由于我父親曾與他共過事，讀博期間我就去看他，到鋼院家屬宿舍馬賓先生家做客。當時馬老擔任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研究中心顧問，我們很自然就聊起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形勢。馬老向我推薦閱讀幾本經濟學著作，包括他當時翻譯并正式出版的勞埃德·雷諾茲(L G Reynolds)《宏觀經濟學分析和政策》(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一書，成為我的入門教科書。
我還記得，馬老曾將周小川的博士論文《國民經濟模型與經濟大系統的分解途徑》借給我看，當時周小川是在清華大學自動化系系統工程專業在職博士研究生，并于1985年獲得工學博士學位。他運用經濟學和系統論跨學科量化研究國民經濟，開創了這一領域的先例，對我來說很有啟發，很有示范效應。
在馬賓先生的鼓勵下，我調整了博士研究方向，轉入研究中國人口與經濟，后轉考到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博士生。當時，我的博士論文指導小組成員由多位不同學科的導師組成，其中包括馬老，他特別希望我能夠從事中國中長期重大問題的系統研究。
在八十年代中期，有關人口發展戰略和政策曾經出現過很大的爭論，當時，有的領導人主張要對農村人口生育政策開“小口子”，全國婦女總和生育率出現了明顯的反彈，達到了2.6，農村又高于上述水平，遠高于婦女更替水平的2.1，意味著中國總人口將持續高增長，人口生育政策出現了搖擺不定的嚴峻形勢，為此馬賓、于景元等多次向中央及有關領導部門呼吁，必須嚴格控制人口數量，否則我們將錯過歷史給出的最后機會。
1986年，中國科學院受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的委托，研究我國農村國情特別是人口、農業資源、生態環境與糧食供需關系。為此，中國科學院專門成立了國情分析研究小組，由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周立三先生負責，成員來自不同的研究所，跨學科地對我國中長期人口、資源、生態環境、糧食進行了綜合研究、定量分析、長期預測，其中我負責人口部分。1988年底我與王毅代表小組執筆撰寫了《生存與發展》國情報告，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按目前的生育水平(總和生育率為2.3-2.4)趨勢發展，中國到2030年總人口將達到16.3-17億。最重要的是，我國人口負荷過重，農業自然資源接近承載極限。基本國情仍然應該是計劃生育、控制人口。我們在報告中嚴厲批評了犯“急性病”，頭腦易于過熱的“速勝論”，認為中國現代化是“持久戰論”。我們的報告與批評得到了馬老的首肯。
1988年，我通過了博士論文答辯，博士論文的題目是《人口與發展——中國人口經濟系統分析與生育對策研究》，其中一部分成為我的第一部專著《人口與發展：中國人口經濟問題的系統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的內容。馬老專門為我的書寫了序，對我關于中國人口、資源、環境等基本國情分析進行了綜合評價。他特別指出，現在看來必須向全黨全國人民宣傳、動員，認識我們的基本國情，提高我們的人口意識，增強我們的危機感，提高貫徹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自覺性。我們提出對人口問題要有危機感。同時，一旦有危機情況后，我們還要“臨危不懼”，因為我們的事業是符合全民族和人民利益的。
每年“兩會”之后，中央都將召開全國計劃生育座談會，重申我國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的基本國情，將嚴格控制人口過快增長作為長期堅持的基本國策，由此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下降至婦女更替水平之下。
同樣在八十年代后期，在宏觀經濟政策上也曾出現過大的辯論，伴隨著經濟過熱和嚴重的通貨膨脹，馬老多次尖銳批評一些領導頭腦發熱、搞通貨膨脹的主張。直到1988年9月底，黨的十三屆二中全會重新分析我國當前政治經濟形勢，做出了花兩年時間轉向治理經濟環境和整頓經濟秩序的決定。
1989年6月，我與趙濤博士(經濟學)、姚增起博士(系統分析)完成關于《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協調發展報告》，在肯定40年來我國國民經濟發展取得重大成績的同時，針對急于求成的指導思想、國民經濟明顯出現的經濟波動、國民經濟重大比例關系嚴重失調三大問題，提出了保持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協調發展是國民經濟長期發展的指導方針。對此，我們還首次提出對實現這一目標的主要數量指標和重大比例關系，供決策部門參考。[1]馬老給予充分肯定，特別是針對頭腦發熱、急于求成、好大喜功的批評，認為既客觀又尖銳。
同年11月，黨的十三屆五中全會公報明確指出：無論是治理整頓期間還是治理整頓任務完成之后，都必須始終堅持長期持續、穩定、協調發展經濟的方針，這是總結我國40年的經濟建設得出的最重要的經驗教訓。我們任何時候都必須堅持從我國的基本國情出發，牢固樹立持續、穩定、協調發展的指導思想，堅決防止片面追求過高的發展速度，始終把不斷提高經濟效益放到經濟工作的首要位置上來。
1991年，我在《中國：走向21世紀》一書(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的序言中曾總結了這一段開始研究中國國情的經歷和體會。我研究國情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當時剛考上博士生，怎樣選擇論文題目?我根據社會需要作出了選擇。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時代，中國正在經歷著急劇的社會變革。我是從中國現代化最大的限制因素——人口問題入手，從而系統地分析中國國情的。我有幸得到眾多學識淵博、學風嚴謹的老先生們的指導。其中就包括馬老，我博士畢業之后的幾項重要國情研究都得到他的首肯。此時，我更加堅信：為中華民族的繁榮、祖國的強盛，既是我人生之路之目的，也是我學術研究之宗旨。由此不僅走上了國情研究的學術之路，而且始終如一，不忘初心。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搞經濟改革的社會主義國家都面臨重大選擇，走向了根本不同的道路：一是轉向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如前蘇聯和東歐國家;而中國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涉及到要不要堅持社會主義政治方向，也涉及到如何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對此世界上沒有可供參照的成功先例。政治方向一錯就是百錯。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才會有政策爭論。
1993年王紹光和我共同撰寫出版了《中國國家能力報告》(遼寧人民出版社，1993年)一書，馬老專門為該書寫了序言，對我們所提出的“不斷提高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例、中央財政收入占總財政收入的比重”的建議，給予了首肯。他認為這是一個戰略性思考，是國家決策機關應予考慮的，同時也希望與地方政府取得共識。不過他也客觀地指出，對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問題，對如何建立公平合理的社會機制問題的研究還不夠深入，這有待于作者及更多的理論工作者共同努力。后來，我和王紹光、康曉光撰寫并出版了第二個報告，即《中國地區差異報告》(遼寧人民出版社，1995年)，進一步研究了發達地區與不發達地區之間的關系，是又一項關于中國中長期重大問題的研究成果，也得到了馬老的好評。
馬老104歲的人生之路是極其豐富的，例如著名的“鞍鋼憲法”就有他的一份貢獻。我這里只是回憶了自己早期從事國情研究的一些成果，都與馬老有關，有的是他出的重大題目，如人口與發展，使我能夠較快進入國情研究這一新的領域;有的是我及合作者完成的國情報告，得到他的支持和鼓勵，激勵了我們這些年輕學者不斷創新。至今我仍然堅持國情研究要涉及國家發展重大問題的定位，還要持續研究、跟蹤研究、系統研究，例如人口與發展、地區與發展、環境與發展等，才能不斷地積累當代中國的研究的信息、知識、理論、思想，才能不斷地實現“知識為民、知識報國”的目標。
我真摯地懷念那些智慧之人，他們啟發人、引導人、鼓勵人，使我走上國情研究之路，“知識為民、知識報國”，馬老就是其中之一，僅以此文表達悼念馬賓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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