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是一個團體，一個組織得以建立并實施運行的基礎。而有什么樣的制度決定了這個團體和組織的性質以及它能否有效運轉和是否能夠迸發出生命力。對于一個國家來講，我覺得道理也大致如此。從國家層面來講，制度大體上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屬于構成一個國家政體、國體的政治制度;二是屬于如何應用國家權力和國家權力在管理經濟、社會、文化以及生態領域等方面所表現出的治理制度。

　　任何制度隨著時間的推移都會出現封閉僵化的一面。這就需要我們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對于那些不能適應新情況、新問題的體制、機制進行改革。

　　就我國而言，最大的成功實踐就是對經濟體制的改革。十一屆三中全會可以說是我國建國以來國家行為上的一個轉折點。它將全黨和全國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由階級斗爭轉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并確立了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從此我國經濟領域的制度、體制就一直處在不斷地調整和完善當中。以至于在新世紀第一個十年末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首次超過日本，成為繼美國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想我國在經濟領域取得的這一巨大成就和經濟體制不斷改革、完善是不無關系的。也就是說經濟體制改革釋放的紅利促使我國在經濟領域取得了巨大成功。

　　與經濟體制改革相對應，人們對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更高，期待更強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2011年3月14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與中外記者見面時更是明確表態，認為“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這是國家領導人首次把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性與經濟體制改革能否進行下去關聯在一起。

　　事實上政治體制改革從來就不是一個新的話題。學界普遍認為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上作的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報告可以看做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獻，而這次會議可以看做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起點。報告指出“政黨是政治組織而不是政權機關，它只是通過政權機關貫徹自己的意志;政府則是政權機關，國家機器，直接行使國家的統治和管理權”，提出“權力過分集中是傳統政治體制的基本特征和總病根，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是傳統政治體制的主要弊端”，強調“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從中我們可以看出，這次報告中談到需要改革的主要問題是在“黨政不分、領導制度、組織制度”等這樣一個層面，改革需要實現的主要目標是“黨政分開、權力均衡”。自此，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就正式提上了國家議事日程。

　　從政治體制改革的提出到現在，走過了近四十年的歷程，取得了不少實實在在的成果。但是學界普遍認為政治體制改革較為“滯后”，覺得政治體制改革裹足不前，缺乏大手筆、大動作，與經濟體制改革相比顯得比較沉悶。我個人認為造成這一感官的原因有兩方面：一是，政治體制改革領域里面“容易改的，皆大歡喜的改革都改了，剩下的都是屬于難啃的硬骨頭”;二是，大多數人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邊界認識不清，存在一些“超出邊界”的期待。

　　那么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邊界在哪里呢?胡錦濤同志在17大報告中指出，“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我覺得這可以說是對政治體制改革提的總要求或者說是總把控，可謂是旗幟鮮明，態度堅決。即：我們肯定要改，但絕不是對基本政治制度的改變。不改旗易幟，說明我們仍然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旗幟，毫不動搖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而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內容。

　　在這里，我們有必要對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的概念、范疇加以理清和明確。

　　就我國而言，政治制度主要包括社會主義制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政治體制是掌握國家權力的階級(政黨或組織)為了行使國家權力而建立的系統性的制度架構，也包括規范權力和制約權力的一些制度性安排。政治制度是根本，是核心，政治體制屬于權力架構，是應用權力的組織形式。

　　因此，我們講的政治體制改革就是指在堅持基本政治制度不變的前提下對權力結構，政權組織形式以及運行機制的改變、調整和完善。

　　而正是人們對政治體制改革的邊界不夠清晰，導致認為政治體制改革較為滯后。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這樣一種現象，那就是在部分知識分子政治體制改革的語境中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包含著政治制度改變的成分，這顯然會把人民群眾對于政治體制改革的強烈期待引入歧途，不利于凝聚共識和創造改革的良好輿論環境，應當值得警惕。

　　比如 楊光斌的文章中就談到“對于改革的成就有目共睹，誰也不否認，也很自信;但是在觀念層面，有不少人卻條件反射性地認為中國道路尤其是政治制度不符合“普世價值”，因而底氣不足，信心不足，于是有人把西方學者界定的“合法性”之類的概念用在中國政治分析上，似乎只有中國變成了“歷史的終結”的一個部分，中國政治才有“合法性”。文章中談到的“不少人”就是非常典型地把政治體制改革等同于政治制度的改革。

　　那么對于在改革的征途上，我們為什么要堅守不走“改旗易幟”這一邪路，而是要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呢?

　　那是因為從全球范圍來看，還沒有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通過實行歐美式的民主政治制度而走上現代化的道路。相反更多的是出現政治內耗過度、派系斗爭嚴重、國家治理失序的局面。嚴重者如伊拉克、敘利亞等國家，當原有的權威政治通過外部力量介入摧毀后，一直難以建立起新的有效的政治制度;次之者如印度、菲律賓等國家是屬于繼承型民主制度國家，這些國家雖然在頂層結構上實現了所謂的“民主”與“權力制衡”，但是從國家治理的角度來看，依然是失敗的。也就是說頂層政治的民主不能有效轉化為國家治理的力量，因此這些國家在現代化的道路上走的特別艱難。

　　我想中國就是充分看清了這一點，所以才會排除干擾、根據國情，才會更加自信的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才會更加自信的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提供了中國方案”。

　　總得來講，對于政治體制要不要改革的問題上，我覺得黨和國家早已行成共識，并且態度是鮮明的，堅決的。從發展的角度來看，任何事物都有陳舊的一面，包括制度就存在僵化的問題。而共產黨的先進性，很大程度上就取決于它是一個與時俱進，實事求是，敢于變革的政黨。

　　特別是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對于政治體制改革，對于治國理政有許多新的表述。在2014年9月5日，《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六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就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是個新東西，也是個好事物。當然并不是說中國政治制度就完美無缺了，就不要完善和發展了。制度自信不是自視清高，自我滿足，更不是裹足不前，故步自封。而是要把堅定制度自信和不斷改革創新統一起來，在堅持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礎上，不斷推進制度體系完善和發展”

　　也就是說基本政治制度和根本政治制度必須要毫不動搖地堅持，不能范“顛覆性錯誤”，這就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底線和邊界。對于“改什么”和“不改什么”國家是有清晰認知的，我們應該準確把握執政黨語境下的改革邊界和內涵，只有這樣探討政治體制改革才具有現實意義。

　　從政治體制改革的提出到今天，時間已經走過近四十年的歷程，如果使其人格化那儼然是到了“不惑之年”。時至今日，我們也不得不承認政治體制改革對于“突破口在哪里，怎么往下改”面臨著不小的挑戰和困難，遇到了深水區。尤其是面對經濟處于新常態，社會急劇轉型的當下，改革、發展、穩定的任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繁重。這個時候的改革就需要更加審慎、更加穩妥，特別是政治體制的改革還需要在接下來更久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實踐中來汲取經驗和智慧。

　　銳意進取的共產黨人從來就不怕困難，而是敢于直面困難，敢于迎難而上。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首次進入人們的視野。被寫在中國政治體制改革2.0版本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中，可見其意義十分重大。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內涵和邏輯已清晰顯現，那就是側重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同時，一些學者也提出了些不同看法和疑問。 袁剛就在自己的《國家治理現代化離不開政治體制改革》一文中就提出這樣的疑問“只提國家治理現代化，不提政治體制改革，是否妥當?國家治理現代化是否包含政治體制改革?如果包含，如何界定?”然后他認為“也或許是存在某種誤區，認為政治體制改革既改不動，還是不提為好”。 這樣的發文有其自身的道理，但是也可以肯定的講，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題中之意。

　　從現實來講，我覺得當下中國面臨的危機其實是治理危機，面臨的主要矛盾和問題也大抵來自于治理領域。 相較于政治體制改革來講，社會領域的改革更為緊迫，政府行政體制以及職能的轉變更為緊迫。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經過改革開放近40年的發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明顯提高，人民群眾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更豐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從中可以看出，醫療，教育，住房等與老百姓切身相關的社會問題才是當下中國需要下大力氣解決的問題。從另一個側面也說明，一直以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導向下，對民生領域的投入相對不足。以上這些領域也正是我們這個社會的短板，它與城鄉差距，區域差距，共同構成了當下中國社會發展的“三大結構性”短板。

　　這就需要政府切實轉變職能，加大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的投入力度。需要政府“在繼續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更好解決我國社會出現的各種問題，更好實現各項事業全面發展，更好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有人說，行政體制改革的核心是轉變政府職能，而我想說，轉變政府職能的核心是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這一關系處理不好，政府職能的轉變就是一句空話。

　　因此，習近平提出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我覺得是一劑良藥，是“圍魏救趙”，是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領導集體的高超政治智慧的最大體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提出，一方面能夠有效緩解政治體制改革的現實緊迫性，另一方面也是對政治體制改革的破題，通過治理領域的改革和提升，反過來促使政治體制改革走向思路的清晰。

　　事實上，當各項改革收到實效，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勝利，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實現現代化，那個時候，提政治體制改革或許已經就意義不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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