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經濟學思維太可怕！

最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了張維迎“決定你生活品質的10個經濟學思維”(選自《經濟學原理》，西北大學出版社出版)，轉發者給予了較高的評價。我不懂經濟學，但是既然能夠決定生活品質，而且作者還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聯合創始人 、教授 、北京大學網絡經濟研究中心主任”。這么大的人物，幫咱提高生活品質，不看會后悔的。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作為一介布衣的我，雖然不懂經濟學理論，也知道像我這樣的草民基本是沒有發言權的，但是看了“決定你生活品質的10個經濟學思維”之后，實在是“如鯁在喉，不吐不快”！所以本文就簡要談談對張維迎“正確的思維方式”的粗淺感受。不當之處懇請有識之士不吝批評，如有涉及法律法規及國家方針大計方面的責任，本人絕不推諉。

張維迎首先提出“人的行為是有目的的”。千萬不要以為這是廢話一句！其實他是要借此強調：“經濟學關注人的行動，而且關注人們為什么采取這樣的行動。”經濟學為什么要去作這樣的“關注”？這與咱老百姓無關。可是張維迎為什么把這樣的“關注”與別人“生活品質”聯系起來，而且還說能夠“決定生活品質”呢？說白了，他是要人們按照他的“經濟學思維”去“關注人的行動”，而且要“關注人們為什么采取這樣的行動”，骨子里就是希望人們為了自己的利益，人與人之間相互提防，相互猜忌，相互懷疑，進而相互制約，相互拆臺！而不是相互信任、理解與包容，更不能“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了！不難想象，這樣的“經濟學思維”決定的將是什么樣的生活品質！

緊接著他就提出“只有個體才有能力決策”。并且強調“只有個體，才有目的和行動能力。”注意：這里用的是“只有……才”，也就是說，除了個體，就不可能有目的和行動能力了。這不是癡人說夢？萬里長城是秦始皇一個人建筑的嗎？京杭大運河是隋煬帝一個人開鑿的嗎？抗日戰爭是毛主席和蔣介石打贏的嗎？再比如張三想開河排水，李四想挖渠灌溉，王五想劈山修路，個個都有目的，可是“行動能力”從何而來？再如馬云、任正非、比爾蓋茨這樣的“大能人”，他們有目的，也有能力，但是離開了他們各自的團隊，阿里巴巴、華為、微軟能夠成功嗎？這樣簡單的問題，即便是白癡，用腳趾頭也想得通，張維迎為什么要作為“經濟學思維”來進行宣揚？就是為了否定集體，突出個人，瓦解人們的集體主義意識！人民公社解體了，公社社員成了浪跡天涯的“農民工”；多數企業改制了，工人階級成了資本家的打工仔。即便如此，張維迎們還不稱心，還不罷手，還要迎合那些私欲膨脹、心懷鬼胎的復辟“精英”與外國主子，誘導已經處于一盤散沙的狀態的同胞們，在“外資企業”“合資企業”“民營企業”的高墻內，在這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大潮中，單打獨斗，不知不覺或者無可奈何地成為永遠的“屁民”，永久的奴隸。真可謂“用心良苦”也！為了增強“迷魂”效果，他還別有用心地說：“我們常常使用群體、集體、政府、國家等概念，說它們做了某某事，這讓我們以為集體似乎也是能行動的。但這種說法只在隱喻意義上才是對的。事實上，集體本身不可能行動，只有集體里面的人才能行動。”這里，他不僅千方百計抹殺集體成就、否定集體功能、污蔑集體組織、妄圖徹底摧毀集體力量，而且以其詭辯的伎倆，把集體和集體里面的個體進行切割并予以對立，以達到對黨和政府一切工作“清零”的卑鄙目的！至此還不罷休，他還進一步鼓吹：“而一旦我們摒棄了這種集體主義的分析角度，用方法論的個人主義來重新審視這些問題，一切困惑就迎刃而解。”圖窮匕見！原來連“集體主義的分析角度”也必須摒棄，何況“集體主義”的思想與組織？什么政府腐敗、什么弱肉強食，所有唯利是圖、所有人吃人的罪惡，只要“摒棄了這種集體主義的分析角度”，以“方法論的個人主義來重新審視這些問題”，一切都能理解、一切都好解決！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嘛！這就是張維迎經濟學的“正確思維方式”！

“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這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張維迎為什么也要把它列為“決定你生活品質的經濟學思維”？因為他要突出一個觀點：“相對于私人，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效率往往更低，因此那些本想獲取‘免費午餐’的人最終得到的往往是一份更加昂貴的午餐。”說白了，公與私相比較，還是私有制好，不但“私人”比“政府”“效率高”，而且提供的“免費的午餐”更加實惠。既然如此，還要什么公有制、還要什么公共服務？“公字號”應當盡快讓路！

接著，張維迎提出“人在邊際上做選擇”的問題，指出“經濟學所要關注的問題，通常不是極端的非此即彼，而是‘多一點’還是‘少一點’的比較，也就是對‘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的權衡。”并且以“為什么對于人類生存至關重要的水價值很低，而對人類生存可有可無的鉆石則有很高的價值？”為例，來說明其理論的偉大：“‘邊際’概念的引入破解了經濟史上的一個著名難題——水和鉆石的悖論。”而且是“古典經濟理論并沒能給出很好的解釋”、“19 世紀的經濟學家們曾一直困惑”的問題。原來“經濟史上的一個著名難題”居然是世人皆知的“物稀為貴”！咱老百姓不管他什么“邊際概念”！選擇的標準只有“需要”與“合算”，即：管用就行，不浪費就好！“對‘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的權衡”，還是讓那些偉大的經濟學家以及指望在張維迎指導下提高生活品質的人們去進行研究吧。

第五個方面是“自由交換是互利的”。看標題，這一觀點無疑是成立的。張維迎又說：“人們在資源占有上可能有豐寡之別，在個人特質上可能有各自差異（筆者想問一句：僅僅是“可能”嗎？）。這些差異性的存在，給通過自由交換，改進彼此的收益創造了巨大的空間”，并且說“交易自由是雙方都獲益的前提”。但是“自愿交換一般都不會是等價的，而是伴隨著價值的創造，也就是財富的創造。”這就是說，為了“價值”與“財富”，必須“交易自由”。有了“交易自由”，不等價交換就成了自愿交換、強買強賣就是正常的。且不說他在這里故意玩弄混淆“價值”、“價格”與“財富”等概念的荒唐，只看看這些年在這種“交易自由”理論指導下產生的“財富的創造”奇跡：價值上億的企業、礦產可以幾百萬成交，價值千萬的企業，可以幾十萬甚至“零資產”轉讓，于是才創造了許多百萬富翁千萬富翁乃至億萬富翁；還有平民百姓動不動就遭遇“豆你玩”、“姜你軍”、“蒜你狠”之類的蹂躪！“交易自由”的實質豈不昭然若揭！再看看他“自愿交換能促進交易各方福利的增進。而那些阻礙貿易自由的政策壁壘，很多都是打著維護‘公眾利益’、‘國家利益’的旗號，事實上卻剝奪了公眾改進福利的機會。”也就不難想象，我們這樣的農業大國為什么會源源不斷地向美國購買那么多轉基因大豆、轉基因玉米等等？撇開外界盛傳的“享受美國津貼”之類，他們“福利的增進”肯定是“大大的有”啊！只是讓草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為什么對“維護‘公眾利益’、‘國家利益’”的政府行為，敢于如此明目張膽地進行誹謗與攻擊？莫非有人什么時候抑制或者遏制了他們“福利的增進”？

“分工是進步的源泉”,這是張維迎提出的第六個方面。他把分工、交易、市場硬扯在一起，并且說“分工是市場規模擴大的結果。如果沒有市場就不會有分工，只能自給自足”“分工的細化導致了技術進步與創新，進而促進了經濟發展”，所以“分工是進步的源泉”。如果說張維迎不是在裝瘋賣傻，起碼也是在故弄玄虛。原始社會有沒有市場？當然沒有。當時的老祖宗有沒有分工？肯定有！即便是到了“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社會，估計市場已經不需要了，但是分工還是必須的。進步的源泉是什么？對個人而言，是不斷的學習，不斷的實踐；對社會而言，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發展與斗爭。張維迎之所以作出這樣的無稽之談，目的不過是為了鼓吹“市場萬能”，為了通過市場這只“無形的手”，不斷地實施巧取豪奪，為一部分人“創造價值”、“創造財富”，讓他們不斷地“進步”，永遠地“進步”。

 “結果比動機更為重要”，是張維迎提出的第七點。他引用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的論述：“我們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飲料，不是出于屠戶、釀酒師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的自利的打算。”于是，他肯定了“屠夫、釀酒師和烙面師雖然有著利己之心，但客觀上做出了利人之行，因此值得贊許。”按照張維迎的思維，如果一個敵特在刺殺我們的首長時，子彈卻擊中了自己的同伙，這個敵特豈不是可以視為功臣而受到嘉獎了？這樣的“思維”，不但完全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動機與效果辯證統一論，更是在明目張膽地為不良動機辯護，為罪惡動機開脫。而且，他還借機攻擊動機良好的政府行為：“例如，政府希望實現充分就業，讓所有愿意工作的人都有工作可干。但是，如果政府為了達到這一目的，規定所有企業一旦雇用職員就不能解雇，那么企業雇用員工時就會更加慎重，反而讓更多的人難以找到工作。”在對政府行為實施攻擊的同時，還不忘為資本家隨意解雇工人叫陣。

“自由競爭是件好事情”，是“結果比動機更為重要”理論的進一步發揮。目的是為那些有“利己之心”的人撐起一片天。因為他知道“盡管自由競爭是好事，但在現實中卻頻頻遭受非難。”按照他的邏輯，“讓‘利己之心’產生‘利人之行’，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自由競爭。沒有自由競爭，‘利己之心’就只能導致‘利己之行’。”所以他必須利用一切機會，大肆宣揚“自由競爭”。只有“自由競爭”不再“頻頻遭受非難”了，“利己之心”才能夠在神州大地暢通無阻，得到隨心所欲的發揮，這樣就能夠“讓平等的觀念深入人心。”“讓平等的觀念深入人心。”說得多么“仗義”！遺憾的是，有了虎狼的自由，還有鹿羊的自由嗎？這種沒有任何條件限制的“自由競爭”，真的“平等”嗎？赤裸裸的“叢林法則”！

“制度比人強”，這是張維迎思維的第九個方面。在奢談了一通宗教、傳統道德哲學、經濟學以及制度與人性的關系之后，他得出了“人性和制度是相互影響的”、“有些看上去是人性的問題，其實歸根到底是制度的問題”的結論，于是，水到渠成地拋出他認為“最重要的制度”—— “產權制度和個人自由”，而且認為“ 只有個人財產得到有效保護，人們才有積極性創造財富，才有技術創新；而只有在個人享有充分自由的前提下，人們才會將個人的善變成社會的善。一個制度如果缺少了這兩項要素，就不能算是好制度。”姑且撇開人性是不是可以改變，以及“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這樣的大概念的討論。在草民看來，無論什么社會制度，首先要為了社會穩定。所以，任何社會，最重要的制度應當是、且必須是社會保障制度。至于“個人財產”，如果是合法的，當然應當“得到有效保護”，但是如果屬于非法所得，則必須堅決予以剝奪；社會應當讓“個人享有充分自由”，但是必須以不危害社會治安、不妨礙他人自由為前提。如果按照張維迎的理論，那么多貪官污吏及各類犯罪分子的財產與個人自由，是不是也應當得到有效保護？這種起碼的問題，難道張維迎沒有考慮？宣揚這樣的經濟學思維，目的何在、居心何在呢？

張維迎提出的最后一點是：“世界是不確定的，企業家是最重要的”。我們不否認許多優秀企業家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發揮的重要作用，但是，政治家不重要嗎？軍事家不重要嗎？科學家不重要嗎？教育家不重要嗎……怎么就企業家最重要了呢？況且，與其他一切事物一樣，企業家也有良莠好壞之分，尤其是當今中國，那些靠行賄、侵吞、偷稅漏稅、合同詐騙、貸款詐騙、集資詐騙、甚至涉及黑社會等多種罪行而發跡的“企業家”們，鋃鐺入獄的已經不少，被處以極刑的也并非沒有，凄然自殺及倉惶遁逃的更是時有所聞，尚未發現的不敢妄測但肯定還有。這樣的企業家是否也“是最重要的”？那些靠政策優惠或者各種高超手段，獲得了巨額財產，卻又轉出國境的企業家們，是不是也“是最重要的”？毛主席曾經說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張維迎之所以不分良莠好壞地鼓吹“企業家是最重要的”，不僅是對人民史觀的公然挑釁，更是以“專家”身份的說教，誤導人們對所謂“企業家”的盲目崇拜，從而迷失自我，心甘情愿地聽命于“企業家”，死心塌地地為其賣力乃至賣命。

嗚呼！原來我們堂堂“國家發展研究院聯合創始人 、教授 、北京大學網絡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竟然是這樣的人物？！怪不得我們越搞越像資本主義，我們的反腐搞來搞去，干部隊伍里總是“前腐后繼”，甚至越反越猖獗，原來上面有這樣高大上研究院的 “專家”“教唆”！而且這樣的教唆不是在荒郊野外，不是在茶館酒肆，而是出自西北大學出版社出版出版的《經濟學原理》！這樣的原理成立嗎？可信嗎？可是它卻瘟疫般在神州大地到處蔓延！迄今為止已經感染了多少人？坑了多少人？遙遙未來還將殃及多少人？堂堂中華，泱泱神州，當然不可能“竟無一人是男兒”，可是，面對這樣徹頭徹尾的反馬列主義言論及“磚家”“教唆”，怎么就聽之任之、無人制裁呢？

                                                                        江蘇牛夫

                                                                      2017.09.01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