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活實踐反抗空心病

　　山河

　　不只是精神障礙，更是虛無主義的重新顯像

　　2016年底圍繞北大徐凱文教授的一篇關于“空心病”的文章，各方討論你來我往，熱鬧非凡。尤其徐教授的分析認為教育是造成空心病的原因。更是戳中了大眾的痛處。紛紛擔憂自己的孩子是否也得了類似精神病癥。我覺得這些討論很有必要，卻有些混亂，為了讓討論更加清晰，借助徐教授給空心病的定義 “價值觀缺陷所致心理障礙”，我建議將討論的層次略作區分：一個是心理層面，針對空心病的研究假設，來做心理障礙領域的探究和討論。二是大眾精神層面，由于價值觀缺陷，單一的消費主義價值觀橫行和拒絕單一價值觀后的虛無感。也因此，我希望大家關于空心病的討論不要單單聚焦在學生群體，也不要糾結于此概念是否恰當甚至是否在精神病理學上屬實，更有現實緊迫性的反倒是虛無主義的問題。

　　把虛無主義放回當代史的脈絡里審視

　　楊慶祥在《80后，怎么辦?》一書中認為:當今青年的主體性迷失，與1980年“潘曉討論”關于價值觀問題的探討被懸置有關。是否正確另當別論，卻足以提醒我們討論此問題，加入歷史的維度是有必要的。

　　八十年代的中國剛從社會主義理想實踐和“文化大革命”噩夢中走出來，原有的集體價值崩潰，個人價值和權利逐步得到確認。潘曉來信中提到：“任何人，不管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某種程度上，這個判斷只是一種輿論試探，很快就淪為了主流價值說教的靶心。直到1988年“蛇口風波”才明確的提出“直接動機是賺錢，客觀上也為蛇口建設做了貢獻。”八十、九十年代的經歷者們，無論是向“人民公社化”或“文化大革命”揮手告別，還是積極投向“改革開放”，都有著很強的時代和社會參與感。表現在媒體上有他們的聲音存在，社會日新月異的變化就在他們身邊直接可感。

　　在強調個人價值的同時，歷史很快就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消費主義價值觀，趁理想主義價值坍塌的空檔，迅速合理化。對資本的態度也從“狼來了”轉為“招商引資”。原有的社會組織形式和保障系統紛紛轉型或解體。個體獨立面對資本和社會風險。在改革開放初期，多數人受惠于社會流動性增強，資本引入帶來的就業機會，以及個體能動性的激發等因素帶來的紅利，忽視了風險的存在。直到互聯網時代來臨，穿透了階層之間的隔離層，將貧富差距直接擺到了人們眼前。巨大的階層鴻溝，社會階層固化現狀，刺破了自以為全能的個人奮斗幻夢。作為個體的人，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很難不在無力感和焦慮感的怪圈里纏繞。這是虛無主義滋生的溫床。

　　把虛無主義放回歷史情境里，有助于我們看到更多的面向，而不是簡單的推給教育。我感到近來存在談論一些問題時，把教育拉來“陪斗”的現象。這是不足取的。不可否認，中學教育存在唯分數論，忽視學生思維能力的培養，忽視人的整體性和完全性養成等問題。圍著課本打轉轉，忽略知識與現實的關聯，這些都不利于個人主體意識的萌發和長成。但，教育并不是唯一的責任，甚至不負主要責任。徐凱文教授也談到如果從廣義的教育來理解，老師、家長、乃至社會中的所有人沒有起到示范作用。沒有身體力行的展示給他們：如何有尊嚴、有價值、有意義地活著?

　　在虛無主義的溫柔鄉里睡去，還是醒過來？

　　我知道，人與人之間有巨大的不同。有人會覺得不為什么意義活著，也沒什么不好。但我總感覺虛無主義是被迫的，沒人愿意主動選擇虛無，只有現實逼迫人虛無。在一個思想和價值多元的社會里，虛無主義自然有其一席之地。即使真的選擇虛無，也請做一個積極的虛無主義者。如同魯迅那般，即使滿是絕望，也有所在乎，依然反抗，寄希望于未來。《認為人生沒有意義就是空心病?》一文指出：“意義是群體為之構筑的原始堡壘，不是必需品。”意義是針對群體而言的?意義是堡壘?我不敢茍同，竊以為意義是針對個體與群體的關系而言，更多是個人的主動選擇。更不是堡壘，更像是一種不可見的紐帶，不是把自我蒙在鼓里，而是通過這種不可見的紐帶，呼喚不同時空里的同道，有所信守。有所作為。

　　由于學識淺薄，我不知道我們現實環境中虛無主義的哲學根由、問題起源。如李敬澤所言：“西方人說，‘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他們原來有‘信’，消散后又有新的‘信’在生長。我們呢，底座是空的，沒有堅固的東西，何來消散?”由此，虛無主義好像是一種“中間物”，需要從中醒來，然后向前看。

　　其實，生活需要我們從中醒來。讓我說點具體的事情。我的父母輩內心信奉一種“任務”觀念。這種任務不只是把兒女撫養長大，還要幫扶著他們成家立業。在城市里買樓房是個巨大的負擔，但很少有中國的父母在這件事情上猶豫，如果沒有幫襯上，他們會有深深的自責和愧疚感。這種愧疚感很普遍。其實，無法幫兒女支付購房款，能怪他們無能么?我想說的是：現實生活中有太多的不如意之處，有社會本身的問題所在，我們需要對此有清醒的認識。

　　要知道擺脫虛無主義，可能是我們的時代困境。除了我們身邊的人，還有我們同時代，同處境的人。包括楊慶祥定義的“小資產階級”，也包括呂途描述的“新工人”。我們都感到共同的迷茫和共同的無力感。讓自我沉浸在一己悲歡里頹喪，還是喚醒主體自覺抵抗。值得我們仔細斟酌和抉擇。

　　從慢而不息地實踐中摸索

　　錢理群曾經在學術生涯末期對青年志愿者抱有希望，多次撰文或講演鼓勵他們在堅持自發自愿的前提下，做具體而微的小事情。并提醒志愿者保持韌勁，慢而不息地進行“靜悄悄的存在變革”。

　　楊立華教授的文章《談談“空心病”的治療方法》也指出：“越是具體的勞動，越能拯救當下的虛無，人生的意義不是坐在那里空想出來的，意義是在承擔的過程中找到的。”

　　從實踐中探索出路，應該是可行的路徑。但一旦具體到實踐，可能所謂“承擔”就有顯得虛空。恰巧錢理群就被視為“二十世紀精神苦難的自覺承擔者”(賀桂梅語)，而他的承擔意識，與其家庭背景、教育背景和所處的時代背景有很強的關聯。在如今的我輩身上注入承擔的意識，似乎很難奏效。《空心病不是矯情病》的作者就質疑楊教授所謂的承擔和責任意識，是一種常人視角，很可能不僅無法打動患者內心，反而增加逃避欲望。還有一層危險，這種承擔意識，如果在擴展到社會層面上走不通時，轉向個人和家庭時，雖然可以跳開虛無的陷阱，卻有再次投入消費主義懷抱的可能。

　　呂途的《中國新工人：文化與命運》一書中有很多關于工人們的生活與消費主義和虛無主義遭遇的描述。呂途和北京工友之家本身就是在實踐一種可能性。她倡導一種完整的人的生活方式，工作不能與生活截然分開，并痛惜：80后打工者采取分裂式的生活方式，只是為資本盈利提供便利，長遠來看，對個人、家庭和社會造成了不安和傷害。呂途雖名義上說理解個體選擇，但全書中還是洋溢著一種對完整的人的強烈期待。

　　對于實踐者而言，充滿期待是非常正常的，無可厚非。但當他們面對沉默的大多數，多樣的面孔、處境和羈絆時，難免會焦躁、激動。而正是從這個意義上，錢理群所說的慢而不息，有助于平和實踐節奏，逐步實現靜悄悄的存在變革。我很喜歡電影《尋找小糖人》里的羅德里格斯，他在音樂事業不順遂時，斷然放棄，去從事房屋拆除之類工作。同時，還是繼續聽音樂，讀書，帶子女聽音樂會，去圖書館，還積極參與社區事務。這樣的生活選擇似乎不太徹底。但我卻覺得這樣的反抗或許能更持久，更有力量。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