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聞林肯公園的主唱上吊自殺，本是個讓人悲哀的事情，卻讓另外一件事情逗的發笑。聽說林肯公園死了一個人，幾個吃瓜群眾在微信群的小黑屋里議論起來：

　　A：聽說亦莊的林肯公園有人死了?

　　B：抑制房價的手段。

　　C：非正常死亡?

　　……

　　多年以來，我們中國的開發商總是喜歡給自己的開發的樓盤，取一些聽上去很洋氣的名字，比如，林肯公園。所以，引起誤會，增多談助。經常性的在各種寫書、碼字的作者的著作的序言、前言……結尾處看到一個“XXXX年XX月于XXXX”，而那個“于”之后，經常出現的就是各類據說很洋氣的外國地名，帶巴黎、柏林、羅馬、維也納的不計其數。也不知那些為開放商做策劃的人是不是都來自遙遠的歐美，大約是想起家鄉了吧。

　　一個歐美地名，就可以表示自己的高貴，這樣的事情發生在樓盤命名上，是很靠后的事情，百年以來的西化思潮是他們的鋪墊，以至于今天的當局要提出“文化自信”的號召。因為，在懂得歷史的人看來，人們實在是跪的太久了，久到自己不覺得自己在跪，以為自己真的比人矮了半頭，而不覺得膝蓋有些疼痛。這不單單是一般百姓，恰恰相反，知識群體甚至表現的更為充分。前段時間死掉的那個得了據說是最牛的諾貝爾獎的人，就公開的叫嚷著“殖民三百年”的論調。這話可能是激憤吧，不必糾纏于是不是三百年，而關鍵在于背后的文化心態：無非是西方是先進的、文明的，我們中國是落后的、野蠻的，因此，別人來殖民我們實際上是馴化野蠻人，拽著我們奔向先進的星光大道。　　

　　近來熱播的政論大片《將改革進行到底》，第一集開篇和結尾都是航拍的黃河的畫面，解說詞則論及中華文明如何如何，而第五集的小標題直接的就是《延續中華文脈》。這不免讓人想起80年代的另外一部電視片《河殤》，這部片子所表達的，跟“殖民三百年論”也差不了太多，本來是不需要再多說什么了，但是，《河殤》的世界觀，隨著時間的推移，并沒有從人們的頭腦中徹底的肅清。雖然，《河殤》出現以后，招來了一些批判的聲音，但是，作為一種思潮，并不會因為個別的反對聲音，就可以立即停止其影響。須知《河殤》的出現，不是煽動起來的一股思潮，而是相反——因之有那樣的思潮現實的存在，才會出現《河殤》這樣的東西，并且，這樣一種思潮是彌漫在整個華人世界當中的。80年代身處臺灣的李敖、柏楊等人，與《河殤》的作者有著完全一致的世界觀。可見這股思潮的強大。

　　如果我們回顧一下百年來“崇洋”的歷史，我們也許會對這樣一種思潮有所謂理解，同時，也可能開啟真正的反思——為什么我們的近現代歷史上會產生這樣的東西？這是一個嚴肅的問題，但是，是否得到了嚴肅的回答呢?目前看來是沒有的。雖然，近些年，新的“文化自信”的思潮正在形成，但是，還沒有形成滾滾大潮，完全的進入現實生活，因此，對那樣一種長達百年、影響深遠的思潮的批判，依然是必要的。也許，唯有對這種思潮及其基礎進行徹底的批判，才是開辟新的道路的前提。

　　也許人們對“西化”思潮的開端，還存在著諸多爭議，但是，梁啟超的一段總結，總還是經常性的出現在這類研究的行文之中，本文亦不例外的要引用一下：

　　近五十年來，中國人漸漸知道自己的不足了。這點子覺悟，一面算是學問進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學問進步的結果。第一期，先從器物上感覺不足。這種感覺，從鴉片戰爭后漸漸發動，到同治年間借了外國兵來平內亂，于是曾國藩、李鴻章一班人，很覺得外國的船堅炮利，確是我們所不及，對于這方面的事項，覺得有舍己從人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學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漸次設立起來……第二期，是從制度上感覺不足。自從和日本打了一個敗仗下來，國內有心人，真象睡夢中著一個霹靂，因想道，堂堂中國為什么衰敗到這田地，都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變法維新”做一面大旗，在社會上開始運動，那急先鋒就是康有為、梁啟超一班人。……

　　第三期，便是從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第二期所經過時間，比較的很長——從甲午戰役起到民國六七年間止。約二十年的中間，政治界雖變遷很大，思想界只能算同一個色彩。簡單說，這二十年間，都是覺得我們政治、法律等等，遠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組織形式，一件件搬進來，以為但能夠這樣，萬事都有辦法了。革命成功將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漸漸有點廢然思返，覺得社會文化是整套的，要拿舊心理運用新制度，決計不可能，漸漸要求全人格的覺悟。恰值歐洲大戰告終，全世界思潮都添許多活氣，新近回國的留學生，又很出了幾位人物，鼓起勇氣做全部解放的運動。所以最近兩三年間，算是劃出一個新時期來了。(梁啟超《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1923年2月)

　　從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這樣的認識的“深入”的過程是我們所熟知的。但是，我們并沒有把這樣一個過程做一個總體的思考——這樣一個過程意味著什么?當問題被上升到文化層面，一方面是作為意識形態的最高表述被抽離出一般性的生產生活，作為那玄虛的、并不能為多數人所領悟的領域，供社會精英來玩弄；另一方面，同時也就滲透進了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所有方面，到達每一個人。因為，每一個中國人，不管自覺的或不自覺的，都是中國文化的代表，我們的日常生活方方面面都是中國文化的具體的體現。這也是后來“國民性改造”論者的一個依據——只有改造國人，才能改造文化。但是，我們依然回到剛才提到的問題——從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這樣一個過程意味著什么？這意味著一個舊的中國全體的改造，意味著時代呼喚一個現代的新的中國。這也就是后來的學者們研究的一個主題：現代中國的興起。一般而言，有幾種說法：第一，中國的現代化過程根植于中國本身，與西方的接觸，受西方的影響只不過是一個外部因素;第二，中國的現代化過程就是西化過程，西方的沖擊乃是其根本;第三，大約就是“沖擊-回應”的一類。因為這三個說法，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現代中國。因此，內容上就存在著重疊，基于這種重疊，要把“西化”思潮從中單獨拿出來，就顯得有些困難。因為“西化”本身與現代化、全球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甚至在歷史上，真正的西化也就經常性的打著現代化一類的招牌，借用各種各樣的不帶“西”字的名稱發展著的。比如，把現代化直接的等于西化;再比如，胡適講的充分世界化;再比如《河殤》所謂的“藍色文明”“海洋文明”云云。

　　時間過去百年后，中國輿論場流行一個詞匯，叫做“逆向種族主義”，實際上是給文化上的西化論做了一個批判性的定位，甚至是道德性的定位。《河殤》這樣的東西，無疑就是逆向種族主義的典型代表。但是，我們簡單的回望過去的歷史，我們完全可以理解產生這樣的東西的合理性。因為，從文化的不足，到文化的不行，再到文化的劣等，再到種族的劣等，這是一條邏輯上的東西，只要堅持這樣極端的思路，一定就會有那樣的結論。這種結論的影響是很深遠的，人們日常生活中，開口就喜歡：外國如何如何，中國如何如何;或者外國人如何如何，中國人如何如何……這樣的習慣性的句式，我們并不陌生，甚至很熟悉。

　　再做一點歷史的回顧，我們可以發現這種徹底的西化的想法，也并非孤立。因為，問題擺在面前，思路也就三條，出現在第二條思路上的激進的態度，是很自然的。最早的較為激進的勢力乃是維新派的“全變”觀念，但他們是有所回應的。他們提出激進主張的對立面是洋務派的“中體西用”。按照中國傳統的思想路數是“體用不二”的，“中體西用”提出來，就引來兩方面的抨擊，一方面來自傳統的，一方面來自激進的維新派。但是，當時的所謂“全變”，應該說還沒有徹底突破“中體西用”的范圍，因為，他們所指的“體”更多的指向是制度層面的——也就是說維新派與洋務派在“中體西用”的問題上相互指責，但是，他們可能是在不同的所指的意義上使用了“中體西用”，從而造成了“誤會”，這是個有趣的并且有意義的問題，但可惜的是本文不可能就此展開更多。

　　又經過了新文化運動的激進反傳統的洗禮，到了三十年代出現了“全盤西化”的激進主張，并且引發了知識界的大論戰。據說最早提出全盤西化的是胡適，他在1929年用英文提出了這么一個概念，但是，沒有引起思想界的回應。真正引起思想論戰，是在1934年1月陳序經的《中國文化的出路》發表之后。當時有所謂“全盤西化”論與“中國本位文化”論之間的論戰。兩方面各有一些代表人物，也各有思想輿論陣地。因之，本文不是思想的梳理，就不做列舉了，只是抄寫一兩段主張“全盤西化”的人的言論，讓讀者可以有所感受就行了：

　　我們已解釋全盤采納西洋文化的必要，我們現在可以將一般反對這種主張的人的意見，略為說明，以為本章的結論。

　　反對全盤采納西洋文化的人，以為每一民族有一民族之文化，所以文化成為的生命。他們的結論是：文化亡，則民族亡。這種意見的錯誤，是在于不明了文化乃人類的創造品，民族的精神固然可于文化中見之，然他的真諦，并不在于保存文化，而在于創造文化。過去的文化是過去人的創造品，時境變了，我們應當隨著時境而創造新文化，否則我們的民族，只有衰弱，只有淪亡。

　　又有些人以為全盤采用西洋文化，就使民族不至于淪亡，然我們何忍把祖宗的之創業，置于淪亡而不取。我們的回答是：全盤西采用西洋文化，決不會生出這種結果，因為固有的文化乃文化發展史上一部分。固有的文化不適用于現在，然在歷史上的位置，卻不因之而消滅。就使我們中國人而不顧及，西洋也會注意。因為它是世界文化歷史的一部分。十七世紀的歷史家，若對中國歷史沒有相當的了解，他決不敢去寫世界史。況且我們已說過，文化是變化的，我們祖宗曾經結繩以記事，我們用文字，已是變化，我們若一定要保存祖宗的創業，何不再結繩以記事?

　　又有人說，西洋人曾竭力去提倡東方文化，難道中國人不要提倡自己的文化嗎?我們以為西方人提倡東方文化，是西方人的事，東方人要西化，是東方人的責任。其實西方人之于中國文化的研究，正像他們研究非洲土人的文化的一樣。難道西方人去研究非洲土人的文化，是要提倡非洲文化嗎?

　　反對全盤西化的人的理由，當不止此，然其淺陋，可以見其大概了。

　　(選自 民國叢書第三編·陳序經《中國文化的出路》，103-104頁)

　　這樣的激進言論，今日讀來，也不免讓人倒胃口。但是，這樣的說法，已經很接近《河殤》了，可以說是一脈相承。但是，我們也不免有些疑問。如果說，在20世紀30年代提出“全盤西化”的主張，是因為救亡圖存的時代背景。那么，到了20世紀80年代后期又冒出《河殤》這樣的東西是為什么呢?《河殤》的作者說：

　　十年前，當我們終于打開封閉的籬墻重新回到世界上來的時候，在“窮過渡”的貧困和文化專制的寂寞中生活了很久的中國人，是那么驚訝地發現：資本主義的西方和日本竟那樣發達，人們竟生活的那樣富裕。(《河殤》，61頁，1988年)

　　就如同百年前的先人一樣，《河殤》的作者依然首先看到的是“器物”層面的差距，然而，這一次，他們甚至不需要更加深入的去了解一下西方世界的富裕的來由，而直接的跳到了文化層面。甚至不顧中國已經有了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的事實，說“為什么標志著現代工業文明的資本主義如此與中國無緣呢?(64頁)”這種完全非理性的、毫無道理的指責實在讓人咋舌。

　　其實，也不用隱晦什么，《河殤》并不是真正的文化討論，也不是真正的歷史討論，而是意識形態煽動，政治要求才是實質。從《河殤》得以播出，并得以大范圍的推廣，并得到來自最高層的積極支持的事實，就可以知道，這是一個政治行為。但這樣一個政治行為，其造成的影響之大，也是使人吃驚的。以至于多年后，延續《河殤》的思路，又出現了一部影響極大的電視片《大國崛起》，這部片子與《河殤》并無根本性的不同，只不過是《河殤》的論述太過簡單，太過粗暴，而《大國崛起》則顯得更加細致、更加精致。

　　本文不是理論的探討，甚至不是梳理什么，而是簡單的展示，展示一下有些人曾經多么的幼稚可笑，而這種幼稚可笑，如同開篇時候的笑話一樣，并沒有徹底肅清。這是“文化自信”的障礙。當然，就如同歷史上的一切文化現象一樣，今天有一部分人已經自信起來，但是，這種自信還是個別的、局部的，全面的自信的建立，還需要一次捅破窗戶紙的契機。這是當代知識分子任務。但是，正如前幾天在網上看到的一篇文章的標題所昭示的——《西方神話何時破滅?要等中國知識界!》，中國知識界包括知識階層，總體來講，是落后于時代的，他們什么時候能夠趕上呢?我不知道。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