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談到過，資本主義階段，勞動的消滅進程是在社會的生產目的之外非自覺地自發的發展的。也是以對資本有利對社會不利的方式, 在嚴重的社會對抗中向前發展的。資本主義時期，大眾要靠勞動吃飯，但他們沒有生產資料，所以他有沒有勞動的資格要資本說了算。資本有生產資料，他要靠勞動價值體系掙錢，但他又要靠生產資料本身的發展盡可能的減少和消滅人的勞動掙錢，所以這種生產必然是自相矛盾性的。并且，這種矛盾還不可調和，發展到一定階段，社會生產要正常運行，資本不是要把所有權交出來，就是要停止機器自動化生產消滅勞動的進程。所以，資本主義根本是不可能最終承擔起工業革命消滅勞動的歷史使命的。這個使命只有共產主義才可以完成。

　　共產主義條件下，人們共同占有生產資料，任何人都已經不可能靠特意的剝削誰的勞動過活。也只有在這個時候，人們共同面對的才是直接的自然本身，一方面維持一定的使用價值產量并繼續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一方面同時通過越來越先進的機器生產自覺地盡可能減少人的勞動。也就是說，只有在共產主義階段，勞動的消滅進程才可以直接在社會生產的目的之內，成為整個社會自覺的行動。

　　實際上，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是人們從勞動、資源及以其為基礎的社會束縛中共同解放的自覺的社會組織。

　　這個自覺的社會組織，首先正是人與自然關系發展的自覺的社會組織。

　　我們前面談到，人與自然的聯系發展到工業革命階段出現了一個質的變化，如果說以前的進步總是在改進人們的勞動方式，那么到工業革命階段，從蒸汽機到電力機、到自控機、到未來總管機控制的自控機、互聯網、物聯網、人機互聯、機機互聯，機器生產這一系列新的發展，除了最大化的擴展著人的勞動能力，實際最終是在否定著人的勞動本身了。消滅人的勞動，是工業革命和機器發展不變的主題。它不是要自覺的發展，就是要自發的發展;不能夠自覺的發展，就必然要倒回去頭去自發的發展。總之，它總要發展，誰也不能讓歷史停止它的發展，即使共產主義的名義也不能讓它停下來。當然，它最后總還是要自覺的發展的。并且如前所述，也只有在共產主義公共勞動條件下，才可以最終實現這種自覺地發展。所以，共產主義階段，人們主觀上一定要形成工業革命帶動勞動消亡進程的一種自覺。共產主義階段，人們要繼續資本主義階段就已經開始的工業革命消滅資源和勞動束縛的進程，直到文明創造的生產工具可以在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基本代替人本身和自然界這兩樣自然產生的生產生活工具，基本消滅了勞動和資源束縛，把人從勞動和資源束縛中解放出來為止。

　　從這個角度講，以前人們往往僅僅把共產主義理解成共有共享條件下平等的共同勞動，是不全面的。那種理解無疑是忽略了新社會人與自然關系發展的自覺問題的。實際上，共產主義不光和人們平等的共同勞動相聯系，還要和人們聯合起來自覺地組織資源和勞動的消亡進程相聯系。如果沒有了后者，那無疑是把勞動這一自然束縛看作一種永恒的東西了，也中斷了資本主義階段就已經開始了的機器自動化生產代替人類勞動的人與自然聯系繼續革命的進程。

　　我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辯正》里說過，正像人從猿轉變成人的時候，他不是為了什么理想的社會制度，而是為了從自然中的解放一樣，共產主義本身也并不必然就一定是社會發展的最終目的，它是因為是實現人們共同從勞動這個自然中解放的手段，才成為這個目的的。并且，共產主義階段社會關系的不斷革命，也不能脫離勞動和資源束縛的有組織的持續的消亡進程理解。社會關系的發展，永遠是人與自然關系發展的社會表現。

　　因此，共產主義這個自覺的社會組織，最終也還是人與人社會關系發展的自覺的社會組織。共有制基礎上，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重新統一和公共勞動如此，革命完成后，人與人之間社會關系的繼續革命和調整也依然是如此。

　　共產主義階段社會關系的自覺的調整，不過是圍繞三個方面的問題進行的：

　　1.在資本主義階段后，在勞動還處在消亡的進程中但還沒有最終消亡的時候，如何有效的組織共產主義條件下的社會生產。

　　2.在上述條件下，如何有效組織好勞動的繼續消滅進程。

　　3.如何組織好勞動消亡進程中和勞動消亡后，逐漸不再以勞動為基礎的新的社會——馬克思稱之為自由人的聯合體。實際就是所有人(而非少數哪幾個人)從勞動中的共同解放問題。

　　當然，在像中國這樣原本尚未完成工業化的國家，也還要優先考慮如何首先完成工業化的問題，然后再考慮勞動的消亡進程中人們的生產組織和解放組織問題。

　　這樣，根據不同歷史時期的中心任務的變化，各時期的社會組織形式，又應當是變化的。

　　比如，前面講的圍繞使用價值的效用更新問題，效用更新的機制——這一生產關系，歷史的變化的問題。它們總要互相的適應，左了右了都不行。此處從略。

　　又比如嚴格的按勞分配，在過去落后國家絕對公共必要產品的生產階段，曾經是必要的。嚴格的按勞分配在那個階段即保障了公共勞動的性質，又鼓勵了群眾的勞動積極性。但隨著機器生產較充分的發展，在已經發展起來的不斷進步著的相對公共必要產品的生產中，簡單單一的按勞分配，就越來越不能夠靈活的面對產業結構的不斷調整和人從勞動中不斷的解放問題了。這時，按勞分配就要局部的質變為近于按需分配某些形式。只有適時適當的不斷完善的按需分配或說部分供給制，才可以最終解決勞動消滅進程中人不斷從勞動中的解放問題。而在工業革命先進國家，這本身就是共產主義的題內之意。

　　把以上幾點歸結起來說，共產主義社會關系發展的自覺組織，最終就既是圍繞勞動消亡進程的自覺組織進行的，也是圍繞勞動消亡進程中和勞動消亡后，人們逐漸不再以勞動為基礎的新社會的構建，即人們從勞動中的共同解放和自由新生活進行的。

　　這樣，到勞動消亡進程完成，人們已經獲得相對于勞動這一自然束縛的最終自由的時候，依然束縛著人們的以勞動為基礎的社會組織和社會關系也就最終瓦解了(共產主義前段依然是以勞動為基礎的社會)，自由人的新生活和自由人的聯合體實現，人類史前階段結束進入更高層級的發展階段。

　　為了更好地理解共產主義社會關系的自覺組織問題，我們有必要回過頭來重新回顧一下以往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的一個不足。

　　我們這里說的以往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個不足(詳看《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辯正》)，是就唯物史觀講的，就是把人的本質簡單地歸結到人的社會性。我們以往把馬克思的書當經來念，所以一般人不會懷疑這個判斷的正確性。然而，真正探究起來，這個命題其實蘊含著致命性的缺點。

　　我們知道，人與世界的聯系包含著人與自然的聯系和人與人的社會聯系——這兩個基本聯系。在二者的辯證關系中，人與自然的聯系是個基礎的主導的聯系——生活和為了實現生活的物質生產總是個基礎，而人與人的社會聯系，尤其生產關系，實際是人與自然聯系的社會表現。

　　而一旦把人的本質歸結在人的社會性，那么人類所有的歷史實踐就會立即被理解成了人與人社會關系的歷史——即社會史，歷史發展的目的就好像單純是為了某種理想的社會制度而努力的。這無意中是把人與自然的聯系史給弱化掉了。即使共產主義，人們也往往弱化了它人與自然關系繼續發展的內容。這實際是顛倒了人與自然聯系和人與人的社會聯系這兩組基本聯系的互相關系。

　　實際上，人與自然的聯系——自然條件要束縛人，而人要否定自然條件束縛，是人與世界聯系的基礎。人的本質只能上人與世界的這一基礎聯系中尋求理解。人是目前為止唯一一種能夠不斷否定自然條件束縛，能夠從自然束縛中不斷解放出來的動物。

　　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只是以上這種人與自然關系發展狀況的社會表現。人們從社會關系的原始的自由(比如個體農民的自由)，走向后來的不自由(農民工)，或是又從不自由，再次走向自由，社會關系本身不是目的，為了某種更好的人與自然的關系才是真正的目的。就像工業革命以后，共產主義本身不是目的，在普遍發展的機器生產中，不再讓機器進步掠奪勞動群眾的糊口機會，和實現所有群眾由于機器從勞動中的共同解放才是最終目的。共產主義和它的公共勞動因為是實現這個目的的手段，才成其為目的的。并且，共產主義生產關系的實現，也并不是歷史的終結，而只是人們自覺的組織人與自然聯系和人與人社會聯系發展的開始。這里，既包含了人從資源和勞動束縛中自覺解放的繼續發展，又包含了圍繞人與自然關系的這個自覺，人們從以資源和勞動為基礎的社會中進一步解放的自覺的發展。

　　也就是說，共產主義天然的就內涵了人與自然關系的這一自覺，只是我們以往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尚沒有能充分的注意罷了。

　　所以，以往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不足中，就尤以應該把資源和勞動看作歷史范疇為要。有些人把勞動這個發展著的人的人的本質看做人的本質，更是大錯特錯。資源，是因為它的有限性才稱其為資源的。隨著人類駕馭物質運動能力的不斷發展，這種有限性早晚會因人協調兩個生產(物質生產和人本身的生產)和駕馭物質運動能力的充分發展而否定。而勞動，在以往也被看作一種永恒的東西。其實它不是自來就有的，當然也就不會永遠存在下去。如果說工業革命發展不變的目標就是要消滅人的勞動，那么隨著不斷發展的工業革命，勞動最終也是要消亡的，這符合辯證法。

　　當然，提出這個問題也并不是說到了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就不可以再存在勞動了。而只是說，那時的勞動和人本身的作為勞動者作為一種自然和社會外在必然性對人的束縛已經解除，人類獲得了相對于勞動和以勞動為基礎的社會的最終的自由。

　　這里，也依然可以看出，把某種理想社會形態作為目標追求的觀點的局限性。一切社會，當它實現了人與自然的某種聯系時，它是人自由的條件。而當它一旦形成，并開始一步步作為一種社會必然性束縛著人們的時候，它就成了人不自由條件。所以，一切社會形態就既都是需要歷史本身所肯定的東西，又都是需要歷史本身所最終否定的東西。人類只有最終消滅了一切形式的以勞動為基礎的社會(包括它共產主義的形式)，才可以獲得最終意義的自由。

　　為了更好的把握共產主義對社會關系的自覺調整問題，我們還需要厘清一些對馬克思主義容易產生的誤解。

　　比如，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都是在比較落后的國家發生的，所以資產階級和他們在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代理人，就抓住了這一點，并由此宣稱：既然馬克思主義說生產力決定和歷史階段論，那么落后國家由于生產力的落后搞社會主義就搞錯了，落后國家只有搞資本主義才是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并且，即使共產主義的黨掌了權，也應該離紅色盡可能遠一點，離資本主義盡可能近一點，或者補一補資本主義的課。無形當中，這些人實際上已經把馬克思主義偷梁換柱做了唯生產力論經濟決定論的預設和解讀。

　　持這種觀點的人，雖然不乏部分人幼稚的真誠，但實際多是代表了資產階級的利益和想法。由于是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于是這成了資產階級及其共運內部代理人用以欺騙群眾、告別革命和反對革命、不準革命的利器，給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運動造成了嚴重挫折。而一些革命左翼也往往因為這個誤解，而把挫折的原因歸到馬克思主義頭上，要把這個馬克思主義甚至列寧主義，從毛澤東主義中剔除出去(秋石客)。實際上，這反映的依然是很多人對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不真正理解。

　　實際上，資本主義統一世界市場之后，原本個別民族的歷史就已經融入了世界歷史。這時，即使是談生產力決定，都已經不再是落后民族自身的生產力決定，而已經是在世界民族矛盾中，落后民族和先進民族生產力相比較的決定。大清國或者奧斯曼帝國的滅亡和社會革命，不是它們國內自身的生產力內部決定，而是它們各自生產力相對大英帝國的工業革命生產力的落后局面決定。孟什維克和國民黨的敗亡，也不是由于資產階級自身的生產和社會動員能力的內部決定，而是由它們對比共產黨——也就是已經組織起來的無產階級的社會動員和生產組織能力相比較的決定。

　　不僅如此，在理解人類新的歷史實踐的時候，我們甚至都不能簡單用過去所理解的唯物史觀或者是歷史唯物主義來冠以理解社會革命中的馬克思主義，而只能用一種叫革命的或實踐的唯物主義，來冠以理解這個馬克思主義。

　　我們知道，我們過去所理解的唯物史觀，是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公開發表過的闡述資本主義及其以前自發時代歷史規律的著作提煉出來的(比較典型的表述，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言)。在自發的歷史時代，人類對歷史規律還缺乏必要的認識，所以那個時代人類對整體歷史運動的自覺能動性就尚不能發揮，規律就只能是自在的自發的對歷史起著作用。正因為此，我們過去所理解的唯物史觀就確實往往突出地強調了生產力在盲動歷史當中時不時自發表現出的那種頑強的強制的決定作用。這是沒有錯誤的。既然人的自覺能動性在那個時代還不能對人類整體歷史運動發揮作用，那么歷史自發的表現出生產力的作用，就是那個時代必然的歷史特點。而這也就規定了我們以往唯物史觀主要是表述自發時代規律表現形式的特點。

　　當然，雖然以往的唯物史觀尚有以上特定時代所留下的尚缺乏提煉的印記，但它總歸是對人類的歷史起了一個劃時代的作用。在此之前，人類的歷史還太年輕，以至于人類還不能真正看清楚自身的歷史實踐。而在此之后，一方面由此已經開始了人類真正正確理解自身歷史實踐的新的歷史時期，另一方面同時也就開始了人的自覺能動性主導歷史，人們自覺組織自身發展的新的歷史時代。此前是自發的時代，此后則是自覺的時代。

　　而在自覺實踐的歷史時代，在自發歷史中形成的那些歷史觀點，由于它多數情況下還是在表述自發時代規律表現形式的局限(這是沒有辦法的。馬克思當時既要論述自覺的新實踐——但是少數，很多關鍵內容還一直沒有發表，而更多的時候還不得不解釋自發時代的歷史。而在人們后來的理解中，后者往往掩蓋了前者)，當然也還是由于它本身還僅僅是在怎么樣解釋世界的局限，就只能作為指導新的自覺實踐的方法論基礎，而并非這種方法論本身了。這里真正可以標示馬克思主義的，絕不是過去尚有舊時代歷史痕跡的這種唯物史觀表述，甚至根本就不是唯物史觀(即使它提升了的形式)。因為只要還是唯物史觀，它就依然還僅僅是如何解釋世界的。而如果把這些舊認識推向極端，搞出個放到自覺時代還要繼續正確到底對人對歷史規律的主觀能動視若無物的什么唯生產力論經濟決定論來告別革命反對革命不準革命，就更是歷史性的錯誤。這里，真正可以標示馬克思主義的，只能是作為馬克思所有理論和實踐活動落腳點的使“現存世界的革命化”或說對世界的改造。是使現存世界革命化的新的歷史實踐中與人類實踐的主觀能動性高度同一著的一種高度的歷史自覺。這個東西把人類實踐對歷史規律的自覺能動放到第一位，雖然以對世界客體的唯物主義認識(這是唯一正確的認識)為基礎，但又絕對不同于且絕對的高于那些唯物主義認識本身。所以，馬克思把它命名為革命的或實踐的唯物主義，要人類在洞悉自己過去未來歷史實踐的條件下“改造世界”和使“現存世界革命化“。相對只會解釋世界的舊唯物主義和整個舊哲學而言(馬克思反對只是解釋世界，包括用唯物史觀僅僅解釋世界)，馬克思也稱之為新唯物主義，后世也稱之為新哲學。實際是一種以人的自覺實踐為核心的革命的唯物主義，或者革命的哲學。

　　如果給馬克思翻譯一下。很明確，馬克思早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就已經開宗明義地批判了那種忘記了人在實踐中的主體地位和主觀能動性，只具備客體視角，不具備人對自己歷史進程的主體視角(這是一切舊唯物主義共同的缺點，所以反倒是唯心主義最早的發展了主觀能動的方面)，只知道環境對人的塑造作用，而不知道還有個人對客體世界的改造作用的舊唯物主義的觀點。強調不僅僅是環境在改變人，更主要更核心的是人在改變環境。且“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相一致”，人對世界的改造活動(實踐)和人的認識活動(思維)相一致。并把這種一致上升到具有主觀能動性的人改造世界的革命實踐活動的高度。批評所有那些哲學家至多只是在解釋世界，而關鍵是要改造世界。而這也就是馬克思主義革命哲學的根本特質。它實際已經否定了一切只在解釋世界的新老哲學——包括今天那些試圖把馬克思主義重新打扮成僅僅是如何解釋世界的哲學的哲學。

　　注：這個地方，一定要注意這個提綱對于整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無比重要的地位，注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把它選進頭三篇文章對于準確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意義。馬克思死后，恩格斯之所以把從故紙堆中檢出的這個提綱如獲至寶單獨發表稱其為“天才的提綱”，就是因為這個提綱包含了馬恩其它所有著作中包括《德意志意識形態》和恩格斯本人的《反杜林論》中所不曾包含的內容。其實就是從主體性出發對新唯物主義定位的這個高度。即使《德意志意識形態》也不曾有這樣的概括高度(但《德意志意識形態》涉及到自發時代和自覺時代的人作為實踐主體的主體性的發展并提出實踐的唯物主義。所以二者又是互相補充的)。這個提綱的缺點是發表出來的太晚了，包括《德意志意識形態》發表出來都太晚了，致使基于自發時代規律表現形式的那種唯物史觀片段理解謬種流傳，貽害至今。且詞句隱晦，不是有對馬列主義哲學有通徹理解能力的人很難讀懂和準確把握。

　　馬克思的這個批判，無疑是對那些忘記了或是故意忘記了人和上層建筑的主觀能動，忘記了革命，甚至直接目的就是為了告別革命反對革命不準革命故意把馬克思主義閹割成單純的生產力決定論(唯生產力論)和把自發時代歷史階段劃分——那種特殊歷史階段的規律表現形式，看成是規律本身來迷信的人們的最好的批判。這些人無疑是把馬克思主義故意閹割、貶低、庸俗化到了以上這種馬克思批判過的，馬克思以前的完全忘記了人在改造世界過程中的主觀能動性，老掉牙的、無用的、其實是對革命起嚴重阻礙破壞作用對現存世界毫無害處的舊唯物主義或舊哲學的水平。

　　經濟決定論和唯生產力論，即使僅僅按照有關自發時代那個尚不夠完善的僅是在表述自發時代規律表現形式的唯物史觀片段表述都是對唯物史觀的嚴重貶低。因為即使在那個表述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在它們各自的互相關系中到底是誰決定誰，根據具體的情況都是辯證的有條件分角度的，都絕不是在任何的條件和任何的角度上，都只有生產力和經濟基礎在起決定作用，而人的意志、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對歷史就不起能動的決定的作用(比如，社會革命時期通過革命的上層建筑大力推進社會革命的時期)。這種簡單庸俗化，即使對唯物史觀那種片面表述，都是惡意扭曲和閹割，以圖最大化的降低它對現存世界的“破壞”作用，使之達到對現存世界的無害化。但這和馬克思所倡導的使現存世界的革命化的以人的自覺能動性(比主觀能動又高了一級)為核心的革命的或實踐的唯物主義本意又有什么聯系呢?正因為它們的反革命性質，所以一當革命來臨，列寧斯大林最早就反對唯生產力論經濟決定論(這是修正主義的理論根基)，而毛澤東在建國后，直到文革，更是一貫的反對這種唯生產力論。

　　按照馬克思批評舊唯物主義的口氣重新界定歷史規律：

　　如果說一定的生產關系、上層建筑是一定的生產力、經濟基礎的產物，那么這一定的生產力、經濟基礎，倒正是一定的生產關系、上層建筑創造的;如果說歷史運動中，生產力、經濟基礎在改變生產關系、上層建筑，那么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就同時也在改變著人們的生產力和經濟基礎。

　　實際上，生產力、經濟基礎的改變，總要和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的作用相一致，總要和人類實踐的主觀能動性和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相一致。一切舊唯物主義的共同缺點是缺乏主體實踐的視角，而新唯物主義第一位強調的就是人在實踐中的主體性。歷史運動中，是人要取得對客體世界的自由，只有人才是歷史運動的主體。歷史運動一切的生產力、經濟基礎、規律的作用，都不可能逾越人本身這個主體而起作用。生產力的經濟基礎的規律的一切的決定，最終都不可能繞過具有主觀能動性的人來決定。在這里，在主體對客體自由的實踐中，唯物主義——規律、客觀實際，不過是人決定決策的方法和依據。

　　其實，這才是馬克思對待規律問題的本意，當然，也是革命唯物主義或革命哲學對待唯物史觀所揭示的歷史規律的本意。這里，意識形態、上層建筑，總可以歸到人的主體意識和主體行為中去，總可以歸到人改造實踐的主觀能動和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中去。

　　如此，這倒勿寧說人類過去現在未來的一切都是人類實踐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創造的，都是人的主體意識和主體行為的結果。區別只是在于，不同時代人類實踐的這種主體性范圍程度大小的區別。自發的時代，不是沒有這種主體性，而是多數情況下表現的還僅僅是人做為個人個體的或局部的或集團的而非聯合整體的主體性。因而，這種個體的局部的主體性在互相的利益碰撞和爭奪中，就往往交替性的表現為意識形態和上層建筑領域內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各自的階級主體性，是一種分散的、分裂的或是妥協或是對抗的主體性。在這種分散分裂對抗的主體性中，人類個人的集團的主體自覺，在互相的碰撞中最終就要表現為整體的盲動和非自覺。這時的歷史的進步，就必然的要表現為生產力、規律對這種因缺乏人類整體主體性所造成的整體盲動和非自覺的自發的強制作用。但即使在這里，即使生產力、經濟基礎、規律要自發的強制的在發展中起到它的作用，它們也必須要在階級調和中在階級對抗中，通過已經成為統治階級的和想要成為統治階級的階級在意識形態在上層建筑領域所呈現出的自覺的主體性行為來推動。

　　而自覺的時代也不是沒有盲動。但自覺時代的人類主體性，已經完全是克服了上述那種分散分裂對立的主體性后人類真正聯合起來的人類整體的主體性。只有在這種整體的主體性中，人類對自己歷史實踐的自覺性才真正實現。自覺時代的前提，就是這種人類整體的主體性。反過來說，自發時代人類個體局部的分散分裂對抗的那種主體性，是實現不了人類對自己歷史發展自覺組織的。并且，也只有在這種人類整體的主體性中，個人的或局部利益的盲動才可以被人類聯合起來的整體自覺性對沖，聯合的整體利益才真正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個人才真正克服了因個體的互相碰撞盲動而產生的不自由，并在集體中獲得最終意義的自由。也只有在這時，主體對客體的自由進程，才可以真正進入一種人類自覺發展自己的自覺組織狀態。革命的意識形態和上層建筑，或說革命的政治，也才可以真正代表主體對客體自由實踐中的那個人類作為主體的主體性。這里，對歷史進步起決定性作用的就一定是已經克服了自發性已經具備了整體主體性的自覺了的人，而不再是自發對歷史強制起作用的生產力、經濟基礎和規律。或者說，生產力這時也并不是不起決定作用了，而是已經內化于人類自覺發展自己的歷史實踐當中，內化于人們對自己共同生產力的自覺組織當中了。

　　這個提法可能有點繞。為了更好的理解，再加深一遍：

　　生產力、規律對歷史的自發強制作用，既然只與個人的分散的主體自覺有關系(這時同時伴隨人類整體的非自覺)，那么這種自發強制作用，就必然伴隨這種個人的分散的主體性讓位給人類實踐整體的主體性而被消滅。在人類整體主體性已經實現的時代，就不再是生產力、規律對歷史進步的自發的強制作用，而只能是人類對自己歷史發展的自覺組織狀態，包括人們共同生產力發展的自覺的組織狀態，在起作用。即使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依然是這個時代社會的基本矛盾，生產力和經濟基礎的作用方式，都已經不再是自發時代那樣的作用方式，而只能是人類整體的主體意識充分發揮作用時代的作用方式。這時，聯合主體的意識形態上層建筑，或說主體政治，作為一種主體的歷史自覺，就一定要起到統領一切和決定一切的作用。這不是唯心，而是人本身作為歷史實踐的主體應該有的作用。唯物在這里，只是主體對客體的自由的方法。自由不是隨便自由的，是有依據的自由。生產力這時也不是不再起決定作用了，而是已經內化于人類自覺發展自己的歷史實踐當中，內化于人們對自己共同生產力自覺的組織和發展當中了。原本作為必然性支配人的歷史規律，這時也已經被人類馴服，人已經做了歷史規律的主人。或說，人類作為主體已經取得了對自己歷史客體的自由。

　　所以這時，就不單是人類真正的主體性上升到自己歷史進步的主導地位(按毛澤東的說法：上升到矛盾的主要方面)那么簡單，屆時人類被歷史規律盲目支配的歷史階段也就結束了。這時，在自發階段的歷史當中因為盲目必然性支配所出現的合規律性的很多東西——實際是規律舊的表現形式，在新的自覺實踐中，也就失去了它們繼續存在的歷史合理性。

　　比如，奴隸的封建的資本的社會關系和五種社會形態在歷史上的依然演進(與唯生產力論結合著，這是所謂歷史階段論歷史階段不可逾越性命題的又一理論基礎)，在自發的時代曾經是符合規律的。但在人們自覺組織自身發展的時代，如果有誰還要硬逼著人們非要去重復奴隸的封建的時期的苦難，就一定是反動的不合時宜的了。同樣，如果在群眾已經組織起來有條件自覺組織自身發展的新時代，有誰還要群眾徘徊資本主義的多數人的無產階級化苦難和少數剝削分子的發達，就一定也是反動的不合時宜的了。

　　因為，在糾正了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理解之后，在理解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之后，在接下來的使現存世界革命化的具體實踐中，就必然要得出共產主義的結論。

　　馬克思講，實踐的唯物主義，就是共產主義。而我們講，實踐的唯物主義，只能是共產主義。

　　因為在群眾已經知道了自己的過去未來，在群眾同自己的階級敵人的斗爭中已經切實組織起來的條件下，他們就已經可以不再需要任何的封建主和資產階級財主，作為他們生產生活的主人領導他們的生產生活，就已經完全可以自己作為主人自覺地行動起來自己組織自己的生產生活。巴黎公社的工人只要組織起來了，他們就不再需要資產階級做主他們的生產生活;俄國的工農兵只要產生了自己的蘇維埃，組織起來了，他們就也不再需要地主和資本家做主他們的生產生活;中國的工人農民，只要在同封建地主封建把頭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斗爭中組織起來了(鎮壓反革命)，有了工會農會和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有了自己的軍隊和政權機構，他們就也不再需要資產階級做主他們的生產生活。

　　人類目前為止的物質生產，尤其是現代的物質生產，無非是把勞動力組織起來所進行的協作式生產。奴隸的生產如此，封建的生產如此，資本主義的生產也是如此。而只要人民群眾在自己的先鋒組織的領導下真正的組織起來了當家作主有了自覺的勞動協作，他們就已經可以進行任何的生產。這絕對是符合規律的。就已經不再需要任何的地主資本家出來領導組織做主他們的生產。這也是符合規律的。

　　在這里，改變了的只是規律的表現形式，而非規律本身。并且，只要是歷史條件變化了，規律的表現形式就必然的要隨之變化。自覺時代和自發時代的區別，最終就表現在規律表現形式的這個變化上。所以，革命唯物主義的共產主義結果，絕對是合于規律的，是覺醒了的人——組織起來的人民群眾，其組織實踐和歷史規律高度同一的必然結果。有人污蔑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唯意志論，其實這與唯意志論屁毛關系沒有，這里面沒有任何的唯心和妄為的成分。

　　關于自覺時代和自發時代規律表現形式的必然的不同的問題，實際很好理解。動植物生長的規律，在人類的農業生產中和在自然界中沒有什么區別，但農業就是農業，不能替代，二者最終的表現形式天差地別。電的存在規律，在人界和在自然界也沒有什么區別，但人類的電力電子就是人類的電力電子，不可替代。所以，當我們說，人類實踐自覺時代的歷史規律表現形式必然是共產主義的形式的時候，它與自發時代奴隸的封建的資本的表現形式的天翻地覆的區別，就沒有什么可以大驚小怪的。

　　其實，這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而按照以往那個只知道自發時代規律表現形式的馬克思主義片段理解，是不可能得出這樣的歷史結論的。那實際并非真正的馬克思主義。

　　這樣，在這里，在新的自覺實踐中，關于自發時代那個僅僅基于解釋自發時代規律表現形式的尚缺乏主體視角的唯物史觀表述，就最好要拿過來放到了如上所述的主體對客體自由過程中要使現存世界革命化的革命的實踐的新唯物主義哲學框架下理解。否則，它本身都要成為革命實踐繼續發展的障礙。不單如此，在各種不同的場合，革命導師們在這個地方這么說過，在那個地方那么說過，正確與否，當然不能脫離講話時的具體場合理解。如果非要在變換了場合下判斷它們的正確與否，就也要看它們是否符合于上述使現存世界革命化的歷史自覺 。

　　共產主義可以產生的具體條件是什么?

　　不是任何的其它的因素——比如有些人所等待的某些物質條件，而只能是人民群眾的自覺組織起來當家作主，這一具有了聯合主體地位自覺能動性的具體的人的因素。是這種群眾自己的組織力量已經超過舊的領導階級——主要是資產階級的領導組織力量。群眾的聯合主體性在這里最終就代表了整個人類的整體主體性。這里絕不是等待具備了某種物質條件再去號召群眾組織起來，而只能是群眾組織起來了再去發展相應的物質條件。

　　共產黨在蘇聯在中國在朝鮮越南古巴之所以革命成功，就是因為他在這些地區實現了比地主比資產階級更強大的社會動員和生產組織能力。并且，也正是這種動員和組織能力，才在極短的時間內，為蘇中實現了舊領導階級所比擬不了的空前的大規模工業化現代化。要證明共產主義在這些地區的非合理性，除非能夠證明地主資產階級同期在這些地區有比已經組織起來當家作主的勞動群眾更強大的生產組織和社會動員能力。

　　任何時代，生產都是根據人的需要的生產。根據共產主義公共勞動的經驗，只要有了人的需要，只要有了具有主體地位自覺能動性的人——根據需要已經自覺組織起來的當家作主的勞動群眾，公共勞動中就能夠進行任何的生產——包括所需要的任何的物質條件，比如工業革命的物質條件，即使資產階級搞不出來的衛星、宇宙空間站、雜交水稻，大型計算機，都可以搞。總之，人，才是主人。生產力、物質條件、規律，那些東西不是主人。在共產主義實踐中，只要有了組織起來的人，實現了聯合主體地位的人，就會有一切。

　　所以，要理解共產主義時代社會關系的自覺組織工作，就還首先要理解人民群眾的自己組織起來作為自覺主體當家做主這個前提。沒有人民群眾的自己組織起來的聯合整體的主體地位，就沒有人們群眾的當家作主，就只能依然是不斷地重復地主資本主的做主。人民群眾自己社會關系的調整，也必然是以人民群眾自己的組織化主體地位為前提，而不可能是依靠與此對立的地主資本主官主所領導的組織化為前提(這里一定要特別注意防止官主，官主最終還是要邁向地主資本主)。因而，這里首要的就要樹立人民群眾自己在共產主義新的歷史時代的聯合主體地位。要對具有主觀能動性和無限創造力的已經組織起來的人民群眾建立信心，相信已經組織起來的人民群眾無所不能的力量。

　　這個地方反對一切的形而上學，反對一切把有關舊社會的事物包括解釋舊社會的唯物史觀，搬到新社會不做任何分析還要完全充當正確、簡單粗暴的經濟決定論唯生產力論。反對一切以經濟決定論唯生產力論為借口在新社會還在迷信資本家和資本家的董事會的組織力量，而不相信群眾自己的組織力量(黨委會的領導)的傾向。主體對客體的自由，在這里絕不是再簡單地重復過去那種，單薄的無力的人類個體對無邊的世界的可憐的自由，而一定是聯合組織起來的群眾整體作為主體對世界客體的自由。只有在聯合的整體中，個人才會真正有力量，也才會獲得真正的自由。否則，單純個體的自由，終逃不出互相碰撞后階級對抗中的不自由。沒有了社會成員的聯合主體性，就不會有人類發展的自覺組織狀態。

　　現實中，很多人即使明明看到已經組織起來的勞動群眾在政治上、在軍事上、在生產管理上相對資產階級的強大力量，也還是不敢相信自己。

　　幾千年階級社會，在群眾心理上形成了某種已經習慣于做奴才的習慣和傾向。正是由于有這種習慣傾向，才讓歐美的群眾至今跪在資產階級的神牌面前站不起來。

　　社民黨本來是個馬克思主義的政黨。但它最早的就已經把馬克思主義閹割到了經濟決定論的程度，回避了馬克思主義所有革命的能動性的東西。以社民黨為代表的的工人貴族做慣了階級社會的奴才，就是不敢相信群眾自己的組織力量，不敢也不可能有什么做主人的自信和擔當。即使歐洲資產階級已經明顯表現出他們已經失去了組織社會生產的動力和能力，已經表現出要放棄社會生產領導權的意愿。即使如此，即使社會大量失業、舉國舉債度日寅吃卯糧，他們也還是不敢站起來組織群眾接過資產階級手中的領導權。他們過去把權力拱手讓給希特勒，今天還不知道在等著要讓給誰呢!總之，他們已經跪習慣了。

　　這種習慣于做奴才的思想，在已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則表現為向官僚最后是向資產階級的主動投降。

　　歷史上，真正領導了共產主義革命的那些偉大的時代導師，無疑都是站在人類認識史巔峰上的歷史巨人。所以，他們無不是最積極的能動的自覺的革命唯物主義的貫徹者。他們——代表一種巔峰認識，其所指導下的實踐，無不始終如一的相信組織起來的群眾自己的力量，他們發動、組織、引導群眾，并把未來的希望完全寄托給群眾的組織化和這種組織化的進一步發展完善。在這個路線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凝結成共產主義的馬列毛主義路線。

　　然而，在這些歷史巨人身后，那些已經習慣了做奴才的人們，還是站了出來。他們因為自己落后國家建立的新社會相對歐美依然相對落后的生產生活水平，而懷疑已經組織起來的人民群眾的生產組織能力。實際這個組織能力早已經把西方的資本家給嚇的要死。但正是因為奴才們對自己的懷疑，結果資本家們目瞪口呆的看著已經組織起來的強大群眾的重新跪下來自認奴才。當然，同時結合落后國家相對落后狀況的生產力決定論和歷史階段論就又出來了——組織起來是錯的，社會主義革命是錯的，要退回去補課。什么單干，什么廠長負責制、承包、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不過是在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全方位放棄共產主義先鋒組織(黨委會)的領導，即黨的領導，向自發勢力實際最終是向資產階級主動的交槍投降。

　　歷史的辯證法就是這樣，有前進就有后退。當然，后退了，就一定會重新前進。認識一旦沖破牢籠，自覺的實踐和共同解放的事業就不會止步。歷史需要我們汲取的教訓，就是要在新實踐中堅決地反對一切慣于做奴才的思想和習慣，要真的敢于勝利和敢于當家做主人，不但要敢于做主人，還要善于做主人，不但要有當家作主的自信和擔當，還要懂得相信群眾，和在群眾的組織起來的基礎上做主人——這實際就是共產主義新人。

　　這同時也就是說，共產主義時代一切人類自覺發展自己的新實踐，前提一定是要相信組織起來的群眾自己的力量和這種組織的進一步完善(這個進一步完善包括防止新官僚新貴族對群眾主體地位的篡奪)。這既是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核心，又是革命政治的核心問題。失去了這個前提和核心，就會一切需要重來。

　　懂得了這點，也就懂得了識別假共產主義和反革命分子的辨別準繩。

　　在共產主義生產生活的自覺組織工作中，一方面是群眾的真正執行自己當家做主的權利、發揮自己的主體性，一方面是任何的領導，都應該是這種主體性和自覺組織工作的最高體現，而不應該成為破壞群眾的這種主體性組織性的體現。那實際就成了對群眾主體主人地位的篡奪。二十世紀的革命和反革命中，實際已經發生了無數的這樣的篡奪。在共產主義革命中，為了明確目標防止極左也是可以劃分革命的歷史階段的。但任何的階段劃分，都不能成為反革命分子在共產主義生產生活各方面放棄黨委這一群眾的領導和組織核心，實際是解散群眾的組織化主體化——這一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前提的借口。凡是打著階段論的借口，解散或渙散已經組織起來的群眾主體化的行為，都是有利于人民的敵人的行為，都是背叛的行為。

　　包括補課論亦是如此。

　　補課論，補補商品經濟的課不是問題。90年代中期以前的那些黨委支部領導下的鄉鎮集體企業(原社隊企業)，補的正是商品生產甚至是資本運作的課。那沒有什么不好。因為它們依然是組織起來的群眾作為主體自己的生產組織形式。但后來硬要把它們私有化私有繼承了，放棄了黨委的領導，把已經組織起來主體化了的群眾散伙掉，讓群眾失去當家作主的地位，那就不是補不補課的問題了，就已經是徹頭徹尾的背叛。

　　總之，要組織好共產主義階段人與人社會關系的自覺調整工作，就一定要在堅持好、維護好、完善好人民群眾已經聯合組織起來的主人主體地位，擺正革命實踐中已經實現歷史主體地位的人的決定一切的作用，記取僅記得自發時代規律表現形式的那種假馬克思主義到今天還依然深刻影響著的對共產主義運動的教訓。這是共產主義一切秩序建立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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