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祭

　　作者  土命老人

　　五十年前，中華大地發生一場史無前例并震驚世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年間，演繹了一場雄偉、壯觀的悲劇。

　　如今，五十年過去了。對這場文化大革命，青年人不甚了了，也不大關心;中年人朦朦朧朧，聽說曾是一場“浩劫”;老年人還大有人在，至今仍是觀點不盡相同。

　　為什么會是這個樣子呢?因為這場文化大革命給那代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特別是此后又經歷了一場不亞于文化大革命的改革開放。前后對照，人們似乎直到今天才真正把毛澤東主席當年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和目的看明白了。

　　文化大革命和改革開放，同是共產黨所為，前后的方針、政策不只是大相徑庭，而是皆然相反。奇怪的是，幾乎沒有遇到多大阻力，就象一聲令下“向后轉”一樣簡單，舉國就朝著相反的方向走去……。

　　這樣，就給人們留下了更多的疑問、睱想和思考：向前進為什么走不下去了，向后轉又有什么道理，最終將走往何處?這便是我這番思考和寫這篇文章的目的。

　　浩漫的歷史長河，尤如一條數學概念上的“直線”，深究起來無始無終。原因形成后果，后果又變成了原因。多少驚心動魄的故事，就是這樣不斷地、連續地演繹著。為了認清文革的本來面目，我認為截取歷史的“線段”，應向前、向后再多延伸一段。向前延伸到中蘇大論戰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向后延伸至如今的改革開放。這樣，再回過頭來看文革的功過是非，就一切都一目了然了。

　　那么，正當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之際，本文為什么不寫紀念而用祭呢?因為文化大革命最后失敗了，后來又被“徹底否定”，今天寫紀念也犯忌，不如干脆就用祭吧!

　　本文作者署名“土命老人”，既因為我在五行中確實屬土命，另外有句歇后語——土命人心實，也意在表明我怎么認識的就怎么說了。

　　一、中蘇論戰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中共和蘇共的矛盾日益加深，不但在意識形態上存在分歧，兩國關系也變得緊張。于是從1963年3月，大約經歷了一年半的時間，一場空前的中蘇大論戰開始了。這場大論戰，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普及教育的大課堂;是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大演練;是喚起中國人民“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大動員;當然也為后來的文化大革命做好了思想和理論準備。所以，可以說這場中蘇論戰，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1956年，我國完成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后，曾一度認為階級斗爭已經不再是主要矛盾。在中共“八大”的政治報告中明確指出：“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了。

　　可是就在這期間，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作了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歐州也先后發生了波蘭的波茲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中國又發動了一場反右派運動。國際國內形勢都出現了動亂。所以，毛澤東主席1957年2月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中，明確提出了反對修正主義的問題。他說：“修正主義，或者右傾機會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潮，它比教條主義有更大的危險性。”于是，中共中央把反修、防修的任務便提到日程上來了。

　　在這場反修、防修斗爭和大論戰中，中共中央領導層內部，思想、觀點是完全一致的，至今也找不出當時有過什么重大分歧和矛盾。劉少奇和鄧小平都曾披掛上陣，并沖在第一線。

　　1956年2月9日朱德帥中共代表團出席蘇共二十大，實際唱主角的是身為副團長的鄧小平。回國后，由鄧小平向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匯報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從此，鄧小平便以總書記的身份主持了反修斗爭和對蘇論戰。后來鄧小平自己也說：“我算是那場爭論的當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

　　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舉行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上，赫魯曉夫帶頭圍功中共代表團，誣蔑中共是“瘋子”、“要發動戰爭”。于當年7月，蘇聯政府又突然照會中國政府，宣布召回在中國的全部蘇聯專家，并帶走所有圖紙和資料，致使很多援建項目半途而廢，讓中國蒙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

　　從此，中蘇關系進一步惡化。正如美國作家斯圖爾特·施拉姆在他的著作《毛澤東》中所說：“毛在此前一直以為赫魯曉夫只是一個犯了錯誤的同志，可以浪子回頭。從此以后，在毛看來赫魯曉夫已是一個不可救藥的叛徒了。”

　　1960年11月10日，81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大會在在克里姆林宮舉行。以劉少奇為團長、鄧小平為副團長的中共代表團，面對多方的攻擊、指責和謾罵，不懼壓力、不怕孤立，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鄧小平在11月14日的發言中，對赫魯曉夫的言論進行了有力的駁斥。

　　過后毛主席對鄧小平說：“赫魯曉夫很怕你這根棍子。”還說：“你這根棍子出了名。我黨有九十幾個中央委員，只有四個人出面和蘇聯對罵，這就是彭真、康生、胡喬木，加一個鄧小平。”

　　1963年3月，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發來一封信，提出“要求制定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符合它在現階段的根本任務的總路線”。7月5日，以鄧小平為團長的中共代表團和以蘇斯洛夫為團長的蘇共代表團，在莫斯科舉行會談。會談期間，蘇共突然把《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在電臺和報刊上公開發表。這樣，就把中蘇之間的分歧公諸于全世界了。

　　1963年7月5日鄧小平再次帥代表團赴蘇，進行了又一次更激烈的斗爭，并取得了巨大的勝利。當7月21日回到北京時，受到毛澤東主席、劉少奇、周恩來、董必武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5000人群眾隊伍的熱烈歡迎。特別是毛主席親臨機場，這在當時既是極高規格的禮遇，也是對鄧小平功勞的最高褒獎!

　　從此，論戰公開化了。中共于1963年9月6日發表了《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相繼又連續發表了八篇評論文章，總計稱為“九評”。直到赫魯曉夫下臺后，又發表了一篇歸結性的評論《赫魯曉夫是怎樣下臺的》。

　　這場論戰的核心，就是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通過這場論戰，人們更清楚地認識到，共產黨執政后會變質的，社會主義會走樣的。列寧親手締造的黨和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已經改變了顏色，蘇聯出了修正主義和赫魯曉夫，中國也可能出修正主義和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因此，反修、防修是完全必要的。

　　所以，毛主席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前后，反復重新提出階級斗爭問題。他認為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并企圖復辟資本主義，這是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他警告全黨：“如果放松階級斗爭，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

　　這段話今天回味一下，多么發人深省啊!

　　在這場反修防修的斗爭中，在多次和蘇共的較量中，在大論戰的策劃組織中，總書記鄧小平可謂出盡了風頭。不但受到毛主席多次褒獎并親自到機場迎接，鄧本人也頗有成就感。既承認自己曾“扮演了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還說：“我在26國會議上講了四個小時，毛主席在不同場合亦評說：成績很大，應該說取得了偉大的成果，基本上把赫魯曉夫發動的反華攻勢打下去了。”據說，會上鄧小平的“調子比赫魯曉夫高八度，赫魯曉夫發言時沒點名，鄧小平則公開指名，把問題揭開了，從而在氣勢上占了上風。”

　　可是幾十年過后，這場當年鼓舞中國人民斗志、振奮民族精神的大論戰，除了反對“老子黨”還被認可，其它主要原則基本都被否定了。更想不到的是這場大論戰的組織者、領導者、當年反修斗爭的大英雄鄧小平本人，也基本上認錯并自我否定了。

　　1989年5月16日鄧小平在接見戈爾巴喬夫時說：“經過20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還對另一位外賓說：“從1957年開始我們的主要錯誤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極左。我們對國際共運的政策是‘左’的，大論戰總的指導思想也是左的，從現在的觀點看，好多觀點是不對的。”

　　當年赫魯曉夫讓中國跟他“對表”(跟他走)時，鄧小平說：“我曾想過，他怎么說我們就怎么跟他走嘛。但后來考慮，不能跟他走，跟他走我們就對不起世界各國人民，我們就要違反馬列主義基本原則，違反國際主義，同時我們也對不起蘇聯人民呀!”

　　可是萬萬沒想到，十幾年過后，鄧小平卻主動“對表”。在對內“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拔亂反正”的同時，對外公開拋棄大論戰中的觀點。對蘇聯、東歐等國重新承認是“社會主義國家”，對在這些國家執政的共產黨和工人黨，又改稱“同志”。這時也不再深究什么對起對不起世界各國人民了，也不再細品違反不違反馬列主義基本原則了，似乎一切又回到了從前。

　　可是，嚴酷的現實卻無情地嘲弄了這位革命家，就在鄧小平這番表態不到半年后，這些“社會主義國家”就紛紛脫去了“社會主義”的外衣，這些剛剛又被稱為“同志”的同志們，似乎一夜之間又都覺醒了，就象曾被馬克思列寧主義玷污過似的，急于要洗掉自身的污垢和濁塵，相繼改名換姓，放棄共產黨或工人黨的名號，改稱社會黨或民主黨。一時間真地“忽拉拉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確實遭到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浩劫”!

　　這樣一來，實踐已經證明，中共在當年大論戰中的觀點是完全正確的。可是我們黨的政策卻是：除反對蘇聯的“老子黨”可以肯定，其它觀點都不可取。對此，權威的理論刊物和中共中央黨校都做出了解釋。理由是：肯定“九評”會動搖我黨否定“文革”的正確結論;肯定“九評”不利改革開放，與黨的基本路線相背離;肯定“九評”與當前國際形勢相悖，不符合我國現行的對外政策;肯定“九評”與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相左。列舉這樣一系列的理由，其實就是沒有一語道破——肯定“九評”，“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將不攻自破，“鄧小平理論”就無法成立。

　　實事求是地說，既或這套理論能成立，也不該叫“鄧小平理論”，而應該叫“鐵托理論”、“陶里亞蒂理論”或“納吉理論”。因為取消階級斗爭，發展私有經濟，允許雇工剝削，以及和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等理論，這些人已經闡述得非常透徹了。早在1953年鐵托就開始建設有南斯拉夫特色的社會主義，在1958年南共聯盟代表大會上通過的《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綱領草案》，更把這套理論系統化了。1956年納吉就提出“走符合我們民族特點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匈牙利道路”。算起來要比“鄧小平理論”早出20多年。如果他們以保護知識產權的名義來追究，“鄧小平理論”似乎還有剽竊之嫌!

　　可是我們當年在“九評”里是怎樣評論人家的呢，我們說：這些國家的統治集團，已經蛻變成“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在城鄉復辟資本主義”，他們將“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蛻化為資本主義經濟”，“從無產階級專政蛻變為資產階級專政”。并指出：“這個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盜用了國家的名義，依附美帝國主義，披著社會主義的外衣，霸占了原來屬于勞動人民的財產”。(引自《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這番評論對我們如今的改革開放實在不利。看來，要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還必須徹底否定當年鄧小平主持的中蘇大論戰，徹底否定鄧小平參與寫作的“九評”!

　　二、社教運動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在對外中蘇大論戰的同時，中共中央在國內又做出在城鄉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決定。這場社教運動，既可以看成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又可以說文化大革命就是這場社教運動的繼續。文化大革命有些現象和行為后人覺得不可思議，了解一下社教運動，一切就都不難理解了。

　　近些年來人們在談論“文革”時，盛傳“文革”前劉少奇如何反對毛主席，后來又把毛主席架空等等，其實這完全是對歷史的誤解。毛劉在一些具體問題上確實曾有過不同的觀點，但是從整體上看，劉少奇不只是一直緊跟毛主席，而且是跟得最緊的。所以，當年上層領導多有議論說：“毛主席出了題目，劉少奇又要作文章了。”只不過有些是曲解了毛主席的本意，有些是做過了頭，導至最后走向反面。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就做出在全國城鄉開展“四清”、“五反”的決定。同年3月1日，中共中央發布《關于厲行節約和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運動的指示》，5月20日又發布《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前十條”。于是一場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全面展開了。

　　最初在農村開展的“四清”，主要是清經濟。即：清工分、清帳目、清財務、清倉庫。后來“四清”發展成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經過“后十條”和“二十三條”，最后演變成一場政治運動了。

　　1964年2月25日，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作題為《關于對現代修正主義的斗爭問題》的報告。他指出：“我們需要在經濟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黨和國家的組織上，包括軍隊的組織上，保證不蛻化變質。因此，就要想一種辦法來保證，不只是要保證我們這一代，而且要保證我們的后代不蛻化變質。這個問題，是生死存亡的問題，是亡黨亡國的問題，是人民當權還是少數剝削者當權的問題。”

　　毛主席插話說：“中國出不出修正主義，兩種可能：一種可能，一種不可能。有的人三斤豬肉，幾包紙煙，就被收買。只有開展社會主義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義。”

　　為了更直接了解基層的情況，毛主席于1964年親自南下視察，劉少奇也派夫人王光美到桃園大隊蹲點搞調研。同年5、6月間，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組成了由劉少奇領導的“中共中央四清、五反指揮部”，從此，劉少奇便成為社教運動的總指揮。

　　在這次會議上認為：“有三分之一的社隊領導權不掌握在我們(共產黨)手里”。認為基層的問題十分嚴重，有些竟是“反革命兩面政權”。

　　當年6月8日，毛主席問：“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么辦?”劉少奇答道：“一個省可以造反，也可以獨立。”請看，劉少奇也認為，為了反對修正主義，必要時是可以造反的。毛主席說：“有20%的權不在共產黨手里。”劉少奇說：“有三分之一。”接著又說：“三分之一也打不住……城市文化藝術單位、中小學校、農村里的學校還不止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打不住。某些大學的系、班老教授在統治、在領導。最近，毛主席批示，文藝刊物大多數，十幾年來不執行黨的政策，這就不是三分之一了，而是大多數。所以，革命非搞不可。”

　　社教運動期間的劉少奇，和他領導搞“土改”時一樣，恐怕比誰都“左”。

　　1964年7月2日，劉少奇在河北省地委書記座談會上說：“有些基層干部問題嚴重，政權不是在共產黨手里。你們講有百分之三十，恐怕大體合乎實際。”

　　同年7月15日，在南京聽取南通專區匯報時，南通專區負責人認為：三分之一的領導權不掌握在共產黨手里的估計，不符合南通的實際情況。劉少奇當即駁道：“你沒有查，怎曉得沒有?超過百分之三十，也不要緊，搞出那么大，是大成績嘛!不是百分之三十，是百分之四十，成績更大。”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各省的報告一個比一個左，一個比一個更離譜。如山東省委報送中央的《曲阜工作團的報告》中說：“從這一段運動初步摸到的情況看，基層組織不純的問題，是十分嚴重的，比原來估計的要嚴重得多。據十個公社315個大隊的初步排隊，領導權掌握在地、富、反、壞分子和嚴重蛻化變質分子手里的209個大隊，占66%”。還說：“曲阜全縣4萬多個大隊，還沒發現一個問題不嚴重的，包括那些原來的紅旗單位在內。”最后歸結為：“農村已開始出現了一種特殊階層。這種特殊階層的人物，是一些新資產階級分子，新惡霸，新反革命。他們一方面上面有根子支持，一方面與老的地富反壞相勾結。在政治上欺壓打擊社員，特別是貧下中農社員，保護四類分子的利益，成了四類分子的政治代理人。在經濟上實行各種封建的資本主義的剝削，破壞集體，個人發財致富，成了不勞而獲的寄生蟲。”

　　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在農村社教工作會議上講“從孝感縣的情況來看，這個縣的幾個主要領導人或者已經爛了，或者接近爛了，不是爛一個指頭，而是爛了幾個指頭，多數指頭，或者從頭爛到了尾。”

　　既然基層已經爛到了這樣的程度，就要把被篡奪的領權奪回來。于是，在總指揮劉少奇策劃下，便開始嘗試“奪權斗爭”。今天看，首先提出“奪權斗爭”的不是別人，正是后來被剝奪了領導權的劉少奇本人。

　　在社教運動期間，劉少奇批轉了三個奪權的樣板文件。即：《甘肅省委、冶金工業部黨組關于奪回白銀有色金屬公司的領導權的報告》、《關于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和《天津市委關于小站地區奪權斗爭的報告》。

　　甘肅省委和冶金部的聯合報告說：“白銀有色金屬公司這個大型企業的領導核心爛掉了，這個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企業的領導權被地主、資產階級篡奪了，這個公司成了一個地主、資產階級分子統治的世界，即掛著共產黨的招牌的國民黨統治的世界。”

　　在天津市委關于小站的報告中說：“凡是被敵人操縱或篡奪了領導權的地方，被蛻化變質分子把持了領導權的地方，都必須進行奪權的斗爭，否則，要犯嚴重的錯誤。”

　　至于“一個大隊”的經驗，即“桃園經驗”，就更經典了。1963年冬，王光美受劉少奇指派，化名董樸，以河北省公安廳秘書的名義，到河北省撫寧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蹲點，半年后寫出這份經驗總結。不但得到劉少奇的贊賞，還以“中央文件”批轉全國各級黨委。

　　今天重新翻看“桃園經驗”，真是令人忍俊不禁、暗自好笑：無情的歷史既嘲弄了無產階級革命派們，也椰揄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們。

　　劉少奇在社教期間多次講：通過“群眾運動”，另組“階級隊伍”，實行“奪權斗爭”。王光美對此心領神會，在桃園就踢開原來的基層黨組織和社員委員會，改由工作隊領導運動，通過秘密“扎根串聯”，另組“貧下中農協會”作為奪權依靠的體制外力量。——這無疑為文化大革命期間“踢開黨委干革命”，開創了先例。

　　劉少奇在批示中一再提：運動的目的是“把領導權從階級敵人手中奪回來”。并說：“一下決心進行奪權斗爭，局面就迅速打開，群眾立即發動，表現了我們料想不到的革命熱情”——事后表明，這料想不到的革命熱情竟把他自己打倒了。

　　當時社教工作隊發動群眾的辦法，除了“秘密串聯”外，主要就是發動積極分子貼大字報。據載，在甘肅白銀公司，“工作組發動群眾貼了十三萬張大字報”。后來在“文革”中，全國各處的大字報鋪天蓋地，粉碎“四人”后，為了逼華國鋒下臺，鄧小平也暗中支使信徒們在“西單墻”貼大字報。可見這令人又愛又恨的大字報，各路神仙都用過。——大字報是工具、是手段、也是雙刃劍。用來攻擊別人時確實很爽，別人用到自己頭上就很討厭了;奪權斗爭時可以利用大字報，維護統治地位時只會惹來麻煩。

　　在運動中為了讓基層干部“洗澡”、“下樓”(即過關)，工作隊不惜對斗爭對象采用殘酷的手段。在王光美支使下，不但大搞逼、供、信，還對干部跟蹤、盯梢、罰站、彎腰、低頭、燕飛(即“噴氣式”)，甚至隨意拘留。大冬天讓干部脫了衣服在室外凍著，工作組還動不動就掏出槍來威脅。在斗四隊隊長趙彥臣時，王光美到現場見趙彥臣正在被罰跪，就鼓動說：“你們搞得好，搞得對，堅決支持你們，就用這個方法搞下去。”——沒想到，一年后王光美也在清華園被別人這樣來批斗!

　　據有關資料報導：在劉少奇掛帥的社教運動中，共逼死干部77,560人;在城鄉共整了5,327,350人;地方機關、企業、學校清查出“反黨反社會主義”性質的“聯盟”、“集團”共6,750個;組織結論中定性為“敵我矛盾”的人276,256人;定性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的558,220人。——這個數字不比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人少，只不過大都是基層干部，沒引起多大關注而已。

　　今天回過頭來看，當年的國家主席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確實令人痛心。那么再看看這被整的五百多萬人，還有那七萬七千多屈死的冤魂，難道不也值得同情嗎?難道只有國家主席的命是命，那七萬多人的命就不是命嗎?劉少奇之死，也許正是對這些屈死冤魂的因果報應吧!

　　當然，劉少奇的問題也并不完全是他個人的責任，我們黨在路線斗爭中，向來就有無情打擊的傳統。

　　綜上所述，沒有經過社教和文革的青年人應該知道：文革中提出的“造反”、“串聯”、“奪權”、“大字報”、“揭發批判”、“踢開黨委干部革命”等等，甚至抄家、彎腰、低頭、噴氣式等過激的行為，都不是“造反派”的發明，而是早有出處。這就叫“作繭自縛”、“作法自斃”!

　　既然“社教運動”和文化大革命是承繼的關系，他們之間又有什么異同呢?我認為：目的是一致的，都是為了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性質都是在共產黨領導下，體制內的自我完善;理論都是遵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進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方法都是搞“群眾運動”，開展“革命的大批判”;重點都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那么又有什么不同呢?主要是方法和重點上。社教運動沿襲了過去的老套路，先黨內后黨外，層層往下貫徹。所謂“群眾”，也無非是找一些出身好的積極分子。所謂相信群眾、依靠群眾，還不如說相信工作隊、依靠工作隊。而文化大革命就不分什么黨內黨外，什么上級下級了。只聽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其它一切都不在話下。

　　經過多年的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地、富、反、壞分子早已成為歷史，他們的子女大部分已經進入革命隊伍，在社會上根本不能再興風作浪。可是社教時，一直認為黨內蛻化變質分子的后臺是地、富、反、壞，說什么“錯誤在干部，根子在地富”。認不清黨內一些當權者已經蛻化變質，才是復辟資本主義的主要危險。

　　所以，方法上社教是自下而上挖根子，文革是自上而下肅流毒。社教抓了一大批社隊干部，文革整了一些中央、省市大員。對此，劉少奇和毛主席有不同的主張。

　　當談到“挖根子”時，劉少奇說：“上面有根子要追，上面的根子更危險，一律要追，追到什么地方算什么地方，是公社的追到公社，是縣委的追到縣委，是地委的追到地委，是省委的追到省委，是中央的追到中央。”

　　毛主席卻說：“杜甫有一首詩，其中有這么四句，‘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這幾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個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貍慢慢清嘛。群眾知道嘛，群眾就怕搞不了大的。”

　　誰料，后來追到中央竟追到劉少奇本人，搞個大的也搞到了劉少奇身上。不管怎樣，在社教運動中劉少奇和毛主席是沒有多大分歧的，劉少奇還基本上是按毛主席出的題目作文章。

　　奇怪的是，粉碎“四人幫”后對文化大革命進行了徹底的清算和撻伐，認定是一場“浩劫”，并對受迫害者給予平反。而對同樣性質且后果嚴重的社教運動卻避而不談，甚至諱莫如深。細琢磨一番才恍然大悟：原來文化大革命是革命群眾迫害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而社教運動則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們迫害了基層干部。如果給“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們平反，作犧牲的將是當年那些不知深淺的造反派們;如果給當年受迫害的基層干部平反，那么“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們的臉面往哪擱?

　　這不公平，按理，在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時，也應當徹底否定劉少奇掛帥的社教運動!

　　三、反修防修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

　　社教運動后期就醞釀文化大革命，沒等社教運動結束，文化大革命便正式開始了。

　　1965年5月，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陪同毛主席上井岡山時，要匯報社教工作。毛主席說：“不用匯報了，情況我都知道。看來光搞社教運動不能解決問題。”1966年6月16日，毛主席在南下的火車上，對江西省委負責人說：“這次運動，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習。我們的青年人，沒有經過革命戰爭的考驗，缺乏政治經驗，應該讓他們到大風大浪里去經經風雨，見見世面，讓他們得到一個鍛煉的機會，使他們成為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1967年2月，毛主席會見阿爾巴尼亞的卡博和巴盧庫時說：“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斗爭，工廠的斗爭，文化界的斗爭，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的、全面的、由上而下地發動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

　　可見，反修防修，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有意暴露一下我們的黑暗面，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

　　文化大革命之初，中共中央明確指出：“文化大革命使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更豐富、更提高了，必須把兩者結合起來進行”。1966年12月15日，在中共中央下發的《關于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中，更明確指示“把四清運動納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從此便由四清轉入文化大革命了。

　　在社教運動中，毛主席深知“錯誤在干部，根子在地富”的提法并不符合實際情況，也沒有反映問題的本質。所以在“二十三條”中就明確規定：“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所以，在文化大革命綱領性的文件“5·16通知”中明確指出：“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文藝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的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正睡在我們的身旁。”

　　可見，當年發動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和黨中央根據當時國際、國內的具體形勢，做出科學的、深思遠慮的判斷和決定。最根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防修、反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

　　美國作家C·戴維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周恩來與鄧小平》一書中說：“毛澤東覺得，在自己的余生，是不可能實現中國社會主義的浪漫美夢了。他不能忍受這種痛苦的失望與失敗，他不得不醫治并挽救這個國家。”還引用G·泰尼鮑姆評論“毛澤東1965年的思維”說：“這是一個危機時期：對無產階級專政的威脅已經到了致命點，資產階級司令部隨時可以接受政權，發動政變，這是兩條路線生死斗爭的時刻。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毛澤東決定發動文化大革命，以挽救中國革命，鏟除中國修正主義之根，挖出黨內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并給全世界傳授這一新的、極其重要的一課。”聽聽，一位美國人，竟把中國的問題看得如此深刻、透徹。讓那些被黨養得白胖的理論家們感到羞愧去吧!

　　當然，這次文化大革命還有其它考慮：一是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使黨和國家的領導權真正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派手中;二是有意暴露一下黨和政府的黑暗面，平息一下廣大民眾郁悶在心里的不滿情緒，以改進黨和政府的工作。

　　所謂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主要是泛指各級黨政領導班子年輕一代對老一代革命者的接班，當然也包括毛主席的接班人。毛主席認為，蘇聯出了赫魯曉夫，與斯大林沒選好接班人有關。發動文化大革命時，毛主席年事已高，確實考慮了接班人的問題。1966年6月，毛主席對越南領導人胡志明說：“我們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總有一天被馬克思請去。接班人究竟是誰，是伯恩斯坦、考茨基還是赫魯曉夫，不得而知。要準備，還來得及。總之，是一分為二，不要看現在都是喊萬歲的。”今天看，毛主席講這番話時，是心中充滿憂慮的。點了幾個人的名字，全是修正主義者。當年毛主席所擔心的事，如今也終于被應驗了!

　　林彪曾是他明確選定的接班人，并寫在黨章里，后來廢了;王洪文是他曾認可的接班人苗子，后來也不大滿意;華國鋒盡管不大理想，在那自知來日無多的情況下，也只好奏合了。實踐表明，毛主席在接班人的問題上是失敗的。

　　至于坊間傳說曾選定劉少奇為接班人，發動文化大革命就是為了打倒劉少奇，更換接班人。純屬誤解，毫無根據。劉少奇是黨的二把手，毛主席赴重慶國共談判時，曾委托劉少奇在家主持全面工作。后來毛主席為了超脫，也讓劉少奇主持黨政的“一線“工作。但是從來就沒指定過劉少奇為接班人，那只不過是人們私下猜測而已。何況劉少奇只比毛主席小五歲，當時也不年輕了。

　　至于說發動文化大革命就是為了打倒劉少奇 ，更是無稽之談。美國作家洛厄爾·迪特黙在他的著作《劉少奇》一書中，用“陰謀論”和“自發論”兩條線索探討了劉少奇垮臺的原因。通過大量的文獻資料和客觀的邏輯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毛發動文化大革命不是為了打倒劉少奇及其追隨者設下的‘陷井’，而是一場廣泛動員群眾、教育群眾的革命實踐。劉少奇等人的倒臺只是事物發展的必然結果。”

　　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簡史》中說：“有人說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就是為了打倒劉少奇，等等。這是對中國政治狀況缺乏深刻了解的一種誤解，是把結果視為原因。”并說：“就毛澤東來說，如果他想達到的目的只是排除中央領導中的某些同志，根據他當時在黨內的地位和權威，并不需要興師動眾，發動文化大革命。”這種分析判斷，是客觀的，也是完全正確的。

　　關于文化大革命為了有意暴露一下“黑暗面”，是很少被人關注的。如今的文藝作品和媒體宣傳中，把文化大革命前描繪成雖然貧窮，但卻是一片安樂祥和的景象，人們似乎都安于現狀，只是后來被這該死的文化大革命給攪亂了。

　　其實不然，文化大革命前，很多黨政官員就已經嚴重地脫離群眾，視百姓為臣民，騎在百姓頭上作威作福。除了社教期間暴露一些基層干部的腐敗問題，文化大革命期間，經過群眾揭發，那些高官大員們驕奢淫逸、放浪無羈的丑行更是不勝枚舉。記得當年廣大民眾是那樣的歡欣鼓舞，只是后來又被一舉粉碎“四人幫”的“大快人心事”給淡忘了。

　　當年，人民出于對黨和毛主席的熱愛，當然也懾于“無產階級專政”的威力，只是敢怒不敢言。背地里普遍流傳一句牢騷話：“共產黨毛主席的經是好經，可惜都讓這些歪嘴的和尚給念偏了!”這些歪嘴的和尚指的什么人，當然就是那些變質的各級黨政官員。

　　毛主席洞察一切，早都看在眼里，所以在對農業機械部部長陳正人在洛陽拖拉機廠的蹲點報告批示上，首次提出兩個階級敵人的新概念，即“官僚主義者階級”和“走資本主義的領導人”。并指出：“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對立的階級。這些人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

　　文化大革命中揭露那些腐敗變質的官員們，披著共產黨的外衣，干了那么多的臟事、丑事和惡行，真是大快人心。使他們威風掃地、顏面盡失，對這些人來講，怎么會不認為這場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浩劫”呢，普通民眾既不會也決不可能有這種感覺。

　　五十年過去了，人們可以對文化大革命的功過是非進行評論，但是對毛主席和黨中央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不該有任何懷疑的。毛主席在逝世前不久還憤慨地說：“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又說：“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利害。”

　　至于這場文化大革命的合法性，也是無可質疑的。兩份綱領性的文件，都是以中共中央名義正式發出的。關于文化大革命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5·16通知”)，就是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劉少奇親自簽發的。《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既“十六條”)，是1966年8月8日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正式通過的，與會的114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沒有一個人反對。

　　文化革命這個詞兒也不是憑空而來的。早在十月革命之初，列寧就指出：只有實現文化革命，才能成為完全的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主席1958年提出中國要進行五個革命，其中就有文化革命。劉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還對必須進行文化革命問題作了論述。

　　粉碎“四人幫”后，在《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把這場文化大革命歸結為：“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后來在宣傳中又把“災難”升級為“浩劫”。這樣的歸結，顯然是缺乏說服力的。

　　且不談文化大革命的對與錯，“由領導者錯誤發動的”就不準確，“領導者”是誰?是毛澤東主席一人嗎?那么與會的另113人都昏了頭了嗎?當然，這場文化大革命的功過，主要責任還都在毛主席身上。因為也只有在中國那樣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又有毛澤東這樣一位“超凡魅力型”的偉大人物，才能發動這樣一場文化大革命。正如美國作家弗雷德里克·C·泰韋斯在《從毛澤東到鄧小平》一書中所說：“毛澤東的地位是那么崇高，只要他在世，不管他如何超脫日常工作，也不管他的立場是多么模棱兩可，他仍然是其它所有人都必須順應的人物。只有這樣一位人物，才可能發動一場文化大革命。”

　　文革初，當毛主席身穿綠色軍裝，佩戴上紅衛兵袖標時，劉少奇、周恩來、小鄧平、陶鑄等人不也都身穿綠軍裝戴上紅衛兵的袖標出現在天安門上了嗎?毛主席乘車檢閱紅衛兵時，每次在車后不是都少不了身著綠軍裝、高舉毛主席語錄的葉劍英元帥嗎?

　　后來“被反革命集團利用”了，那是另一回事，并不能改變文化大革命本來的意義。不過，我們這樣一個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黨，怎么會輕易讓一小撮“反革命集團”利用呢?輕易被利用的黨，還配稱“偉大、光榮、正確”嗎?

　　對一舉粉碎“四人幫”的合法性，也值得商榷。起碼不那么光明正大，不然為什么陳云要說“下不為例”呢?如果是應當給予肯定的，今后都要照此辦理并發揚光大才對呢!

　　至于最后歸結為“災難”和“浩劫”，概念上不清晰，結論上也難認定。斯賓諾莎說：“宇宙和自然根本無所謂有序還是無序，而人卻只是把自己能夠理解的、對自己有利的世界說成是有序的，而把自己不能理解的、不能適應的、對自己不利的世界稱為混亂和無序的。”只要有革命、有斗爭，歷來都是一場“無序的”、“災難”和“浩劫”。關鍵是誰的災難，又是誰劫了誰?土改劫了地主、富農;鎮反劫了反革命分子;公私合營劫了資本家;反右運動劫了部分知識分子;社教運動劫了部分基層干部;文革又劫了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普通民眾決不會有災難和被劫的感覺。文化大革命一直都是在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的，無非是黨內的一次路線斗爭，任仲夷說得好：在路線斗爭中，“誰人沒挨整，哪個沒整人。”所以，想想多次劫別人，自己又被劫，就沒必要那么委屈了!

　　如果說文化大革命把國民經濟弄到了“崩潰的邊緣”，那么現在權威部門發布的文革十年間工農業每年平均增長13.5%又怎么解釋;“兩彈一星”又從何而來?最近獲得諾貝爾獎的屠呦呦所發現的青蒿素，其實也是文革期間的研究成果。

　　所以，還是陳云高明，他主張算文革舊帳時，“宜粗不宜細”，還是很有道理的。

　　五十年過去了，文化大革命早已成為歷史，舊帳可以不算，是非總得要搞清楚。“徹底否定”，即不符合事實，也不符合辯證法。有人曾說過：“任何事物都是一個發展演變的過程。在這過程中，一切發生、存在的事物，都是有它發生、存在的理由。所以對這一過程‘完全繼承’和‘徹底否定’都是不可能的。‘完全繼承’就不會有發展;‘徹底否定’就難免要否到自己頭上。”

　　四、向前進為什么走不下去了?

　　——探討文化大革命失敗的原因

　　為什么走不下去了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毛澤東主席逝世了。當時的中國，只要毛主席在，不管有多大阻力，都會繼續走下去，一切都不會也不可能發生。

　　今天回想起來，當年人們對毛主席確實有些過于“迷信”和“崇拜”了。這也好也不好，好在可以統一意志，朝著一個方向奮勇前進;不好則是一失去領袖，就顯得茫然不知所措了。

　　毛澤東主席是全國人民公認的偉大領袖，他的崇高威望和光輝形象，是在長期革命斗爭實踐中形成的。他那締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豐功偉業;他那博大精深的思想理論貢獻;他那天馬行空神來之筆的詩文著作;他那以天下為已任公而忘私的人格魅力，都堪稱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人物!對這樣偉大領袖的信任不是迷信;對這樣光輝形象的崇拜也不盲目。

　　但是，不管怎樣，崇拜可以，而迷信是不科學、不可取的。甚至也可以說，正是因為這種迷信，斷送了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在世時，一呼百應;毛主席不在了，華國鋒的名字就象封存在“正大光明”匾后的遺召似地，人們又把希望寄托在被欽定的華國鋒身上。

　　任何偉大的人物，都有他的歷史局限性，毛主席也難免犯各種不同的錯誤。有些錯誤，竟成了后來走不下去的重要原因。

　　首先，在沒有民主選舉的時代里，沒選好接班人是他最主要的失誤。毛主席早就認識到，蘇聯出個赫魯曉夫，出現了修正主義，與斯大林沒選好接班人有關，可是毛主席也犯了同樣的錯誤。斯大林安排個馬林科夫，上臺不久就被赫魯曉夫拿下了。毛主席安排個華國鋒，并說：“你辦事，我放心。”誰都看得出來，當時根本沒有放心的理由和根據，無非是鼓勵而已。可是華國鋒卻拿來大肆宣揚，裝腔作勢，擺花架子，急于把他那“標準”頭像和毛主席的畫像并排掛在一起，讓那位著名的女歌唱家深情地唱起《交城山》，還不知趣地稱什么“英明領袖”，結果怎么樣，不但身敗名裂，還弄個里外不是人!

　　毛主席在世時，人們就發現“九大”和“十大”的底氣大不一樣了：“九大”時，氣吞山河，萬象更新，大有改天換地之勢;“十大”時，強調團結，力求穩定，似有偃旗息鼓之意。勇敢的斗士，也有軟弱的一面;偉大的領袖，也有妥協的時候。特別是“林彪事件”后，毛主席一下子就背駝了。鑒于周恩來總理病重，請出個“人才難得”的幫手，誰知他一上臺就打著“整頓”的旗號，急于翻案。當毛主席發現后才醒悟到：“說是不翻案哪，靠不住!”后來只是搞了個無關痛癢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并沒采取果斷措施，終于留下后患!其次，再看看毛主席逝世前身邊這幫人：除了那位“英明領袖”，不是“反水老手”的“監國”，就是兩面派的“大內”。可以說，毛主席在世時就已經種下了政變的禍根。

　　致于“四人幫”，也注定是要誤國、誤事的。不管事實上有沒有什么“四人幫”，作為一個概念還是存在的。這里，也估且稱之為“四人幫”。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們是毛主席最依重的力量，他們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也一直是忠心耿耿。把他們的“罪行”和毛主席的功過分開是很難的。

　　所以走不下去了，與“四人幫”推行極左路線，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四人幫”唯我獨左、唯我獨革，把很多忠于文化大革命的人清理出局;把本來可以爭取的力量推向反面;把同一營壘里的“親密戰友”逼得“叛逃”。凡此種種，無異于為淵驅魚，為鳥驅叢!后來當毛主席發現在中央快成了孤家寡人時，才不得不批評“四人幫”。可是這幫腐儒，在斗爭的關鍵時刻只會寫批判文章，結果批判的武器遭到了武器的批判。

　　再次，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深刻的上層建筑領域里的重大變革，自然要損害一些人的切身利益，他們為了奪回失去的天堂，必然要做殊死的斗爭。毛主席在世時，他們只是敢想而不敢干。毛主席一去世，他們根本不把華國鋒放在眼里。華國鋒為了一已私利，為了保住“領袖”地位，卻抱錯了大腿，最后不但自己遭到可悲的下場，也徹底斷送了文化大革命。

　　再其次，人心思定，人心思穩，無疑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文革期間和文革前，我們的基本國策是實行計劃經濟，勤儉辦一切事業。那代人不惜“勒緊褲腰帶”，艱苦創業，為共和國的建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但是我們在計劃經濟上管得過死，沒有發揮市場經濟的輔助、調節作用。在財政上是高積累、少分配，大量資金用于發展工農業生產和基本建設，人民生活卻沒有得到顯著的改善，廣大群眾難免要有抱怨情緒。

　　以上這些，無非都是外因。而起決定作用的還是文化大革命和文革以前的社會主義模式并不十分科學，還存在種種弊端，抗不住資產階級的反撲，經不起歷史的檢驗。

　　文化大革命失敗后，人們一度感到迷茫，甚至覺得不可思議。可是不久，隨著東歐潰散，蘇聯解體，社會主義陣線大崩盤，人們似乎就清醒些了。再簡單地用“政變說”、“失誤說”也很難解釋清楚了。在探討蘇歐巨變原因的同時，也不得不更深層次地思考文化大革命失敗的原因了。

　　文革前和文革期間，我們的新聞媒體比現在還強調主旋律和新聞導向，所以我們通常聽到的往往都是“形勢一派大好，而且越來越好”。當聽到毛主席在致江青的一封信中說:“全世界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也被人們打得粉碎了，何況我們呢?”當時不但感到驚奇，也并不十分理解。

　　后來出現了這大變局，才知道國際共運早已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當年世界范圍的共產黨和工人黨的大分裂，以及中蘇之間的大論戰，就是這種厄運的前照。

　　那么，為什么那么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共產黨和工人黨都不再信馬列了;為什么那么強大的蘇聯和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一夜之間就解體了;為什么為贏得蘇維埃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不怕流血犧牲的共產黨人，面對這種局面就乖乖地降下了紅旗呢?只是“高叫有人背叛”，恐怕是說不清楚的。

　　用邏輯分析，只有兩種可能：一是馬列主義真的過時了，社會主義道路是行不通的;另一個就是固有的社會主義模式并不十分科學，不但存在種種弊端，而且已經僵化，逐步偏離了科學社會主義的道路，不斷被資產階級法權和封建傳統理念異化著，正在一步步走向反面。經過近些年來的修正主義大潮和改革開放實踐的檢驗，結論只能是后者，而決不是前者。

　　正是因為有了這些弊端、偏離和異化，才讓本來就不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有了可乘之機;正象競技運動利用對方的失誤取勝一樣，才讓這些一心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陰謀得逞。

　　那么究竟有哪些不科學、弊端和偏離呢?讓我們看看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是怎么樣界定的，和現實一相對照就一目了然了。

　　馬克思說：“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這種專政就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達到消滅由這些差別所產生的一切生產關系，達到消滅和這些生產關系相適應的一切社會關系，達到改變由這些社會關系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必然的過渡階段。”

　　很具體，社會主義階段就是要不斷革命，實行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消滅階級差別，消滅私有制和剝削(指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改變人們的舊觀念。最后指出這是從資本主義到共產義一個必然的過渡階段。可是，現實又是怎樣呢?

　　(一)對社會主義階段的長期性認識不足。社會主義是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一個必然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時期，社會主義將與資本主義長期共存，并相互交融發展。因為沒有資本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這是一個既斗爭又合作此消彼長的過程。社會主義不能一蹴而就，不可能在一個早晨就消滅資產階級。更何況當今的世界仍是資本主義在主導、在統治的天下，社會主義的力量顯然還處于弱勢地位。我們應該有也必須有長期的、反復的，甚至經受失敗考驗的思想準備，這與我們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是不矛盾的。

　　我們以往的失誤就因為過于理想化了，什么“大躍進”、“一夜進入社會主義”呀，并且總是在喊“我們一天天好起來，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殊不知，我們有時是內外交困，卻用虛假的宣傳蒙蔽群眾，結果怎樣，竟“一夜又回到了解放前”。至使我們一經失敗，不但失去了信心，而且使很多人喪失了信仰。

　　(二)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原蘇聯和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以革命的名義奪取政權后卻放棄了革命，革命成了他們改朝換代的工具和手段。原來無產階級的政黨，成了毫無階級屬性的全民黨，成了維護統治集團既得利益的執政黨。

　　執政黨處于統治地位后，就成了有權有勢的統治者。于是他們便利用手中的權勢，搞權力尋租，搞錢權交易;于是就腐敗變質、聚斂財富，成了新興的官僚資產階級;于是這樣的黨既要維護他們的統治地位，又要保住他們的既得利益，終于演變成了資產階級的政黨。這些社會主義國家又怎么能不垮臺呢!

　　(三)社會主義需要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主義不可或缺的重大課題，而如今卻盡力回避。改革開放后的理論家們研究出個令人費解又奇妙的解釋：階級不復存在了，而階級斗爭還以某種形式表現出來，這就是沒有階級的階級斗爭。其實，否定階級存在，是為了不再區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承認階級斗爭存在，是不愿放棄在必要時還要采用專政的手段。

　　我們常指責美國在處理人權等問題上是雙重標準，其實我們自己才是最典型的雙重標準：在經濟上我們定位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承認并保護私有制;在政治上我們定位為社會主義高級階段——消滅了階級。這在理論上是自相矛盾的，但是在現實中卻可以為“特色”做出合理的解釋。

　　馬克思講的無產階級專政是階級的專政，專政的目的主要是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維護社會主義制度。

　　在這方面我們應當向西方法治社會學習。西方社會看似亂象叢生，可是基本層面卻非常穩定。他們維護的是資本主義制度，而不在乎領導人的更疊。而在我國，誰反對現政權誰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這樣，便導至即使社會主義制度已經不復存在了，人們也不敢反對現政權。美國的憲法就明文規定，如果政府背離了民眾，就有權推翻它。

　　我們的無產階級專政似乎變了味兒，不是用來維護社會主義制度，不是用來維護廣大民眾的根本利益，卻成了維護統治、鎮壓不同政見、肅清異已的工具和手段。

　　(四)“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本質就包含民主政治。過去我們只講“民主是手段”，對廣大民眾來講民主更是目的。它既抽象又具體。我們總不能只是抽象地講“有言論、出版、集合、結社的自由”，可是現實對不合意的言論就屏蔽;不同觀點的出版物就被禁止;不是官方的集會就被取締;民眾上訪時，就被穿著黑色警服但不佩戴警章的“協警”抓得滿街亂跑吧。

　　要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不只是需要有一個堅強的社會主義制度作保證，更需要有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人。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 “由這些社會關系產生出來的一切觀念”的人。這種人要有獨立的人格、尊嚴和思想，既不作任何政黨的馴服工具，也不是任何政權的臣民。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也是要保證“把每個人都有完全的自由發展作為根本原則的高級社會形態”。

　　這種人，在專制社會形態下是看不到的，在當今社會主義的中國也看不到。而在西方社會，卻似乎看到了他們的影子。他們關心國家大事時，可以到議會大廈旁聽席去聽議員們是怎樣在辯論;他們不滿政府的舉措時，可以用游行示威表達自己的訴求;他們對經選舉產生的總統和議員不滿時，可以彈劾或罷免他們。這樣的國民比我們這些“在共產黨領導下當家作主”的人更象是真正的主人。我不羨慕西方的“民主政治”，卻看到了他們的長處。西方那些民選的總統和議員，就象雜交的野種，極富表現力和競爭力。再看看我那些靠遺傳基因又當上黨政官員的“娃娃們”，多數呆頭呆腦。難怪老百姓都說：“黃皮子下豆畜子——一窩不如一窩”。

　　西方的議會制，議員們總會有自己的觀點，就是爭吵、打斗，也比木納地按下表決器一致通過要好!

　　近些年來，西方媒體一提社會主義就與專政聯系在一起，有些人也誤認為這似乎正是我們的軟肋，其實不然，恰恰相反，社會主義應是最民主的社會制度。所以產生這種錯覺、誤會，與我們以往的社會主義并沒有真正實行民主制度有關。

　　(五)固有的社會主義模式，正在不斷地被異化，已經走了樣。被什么異化的呢?一是資產階級法權，一是封建的傳統理念。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說：“共產主義社會，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這“痕跡”主要是資產階級法權。

　　毛主席早在1958年就說：“對資產階級法權，一部分要破，如等級森嚴，居高臨下，脫離群眾，不以平等待人，不靠工作能力吃飯，而是靠資格，靠權力，這些方面必須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最后指出：“恢復馬克思主義的傳統，要把資產階級那一套破掉。”后來不但沒破，反而愈演愈烈，如今不僅合理合法，似乎成了天經地義的事了。如“三公”(即：公車、公費吃請、公費旅游)居高不下，工資、醫療、社保等，公務員、事業和企業之間有各種不同的待遇，根本體現不出什么社會公平正義，群眾對此怨聲載道。錢權交易、買官賣官、貪污腐化更是不勝枚舉，這些無一不是資產階級法權的衍生物。

　　封建傳統理念的影響更是根深蒂固。我國是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一躍而進入社會主義的，在我們這個封建社會主義國度里，從上到下、從官僚體制到意識形態領域無處不深深打上了封建的烙印。從奪取政權開始，就沿襲了“打天下、坐江山”的理念，于是“老子革命兒接班”，待遇高一些、生活特殊些都成了理所當然的。直至改革開放后，在選拔干部時，按陳云的話講，“還是娃娃們可靠”。誰的娃娃?平民百姓的娃娃們是享受不到這蔭庇的!如今的官二代、官三代們不是子承父業繼續當官，就是改頭換面經商。據媒體披露，如今的富豪90%是高干子弟或家屬。

　　凡此種種，不都是“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嗎?

　　綜上所述，正是因為這些僵化、偏離和異化，才使固有的社會主義模式并不科學，才導致這批共產黨人走向反面;才導致社會主義陣線大潰敗;自然也就成了真正走不下去的內因。

　　五、向后轉又有什么道理?

　　——試析改革開放的實質

　　對如何認識“改革開放”，我們很多人都曾經歷過困惑與矛盾。我就說過：“所以我認為，我們在理論上既是離經叛道的，又是有所創新的;實踐上既是矛盾重重的，又是碩果累累的。”還說：“總之，我為過去的僵化遺憾，我為今日之發展高興，我為未來的前景擔心。這便是我的思想認識過程。”

　　除此之外，我還一度認為“改革開放”是面對當時國內國際的具體形勢，一種權宜之計，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認為象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這樣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既或反對文化大革命，總不至于公開背叛馬克思主義吧，何況當時又一再講，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可是后來發現，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總設計師”已經說出“不論姓社姓資”了;“四項基本原則”中除了還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其它實際上已經都不再堅持了。

　　曾有一幅漫畫，題為《機智的鄧小平》：民眾走在一處岔道口上，前面出現兩條路，分別立著兩塊路牌。一個寫著“社會主義”，一個寫著“資本主義”。機智的鄧小平上前把路牌調換一下。于是人們就朝著“社會主義”的方面走去，實際已經走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

　　為什么說已經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向后轉了呢?應當用事實說話。

　　在農村和農業上，取消了人民公社，多年的集體積累蕩然無存，全面實行了分田到戶的聯產承包制。當時農村便 傳出民謠：“建國三十年，分了兩次田。明明是倒退，硬說是向前!”“先分組，后分隊，一步一步往后退，一直退到舊社會!”

　　在城市和工商業，實行國企改革，何謂改革，說白了， 1956年那叫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次便是社會主義工商業的資本主義改造。大量的國營、集體工商業破產、出賣，職工下崗、自謀職業。致使國有集體資產流失，造就了一批新興的資本家和暴發戶。實際就是利用政治上的大洗牌，實現了經濟上的利益再分配。

　　在政治和政權上，放棄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黨的性質由革命黨變為執政黨，也就是由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變成了毫無階級屬性的全民的黨。這批新興的資本家們也不甘寂莫，紛紛登上政治舞臺。上層建筑領域有了重大變化。據有關資料報導：文革期間1975年召開的四屆人大，工、農、兵代表占67.95%，而2013年召開的十二屆人大，工、農、兵代表僅占4.5%。當年胡潤排行榜有個統計，中國前1000名富豪中有75位全國人大代表，平均財富77億元;有72位全國政協委員，平均財富95億元。就是這些代表、委員們代表著人民，和我們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坐在人民大會堂，討論著如何讓人民當家作主……難怪中共中央黨校教授王貴秀說：“‘人民代表大會’已蛻變為‘官商代表大會’，人大代表70%是各級黨政官員，其余多為大型企業的董事長或總經理。如此‘人民代表大會’，實際應該與時俱進地改為‘全國官商代表大會’，無必要再加‘人民’二字。因為人民代表大會已蛻變為‘官商代表大會’。”

　　在對外政策上，放棄了共產主義和國際主義的原則立場，屈從并承認了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廣泛結成“戰略性合作伙伴”。鄧小平聽從李光耀的勸告，不再“輸出革命”。與此同時，卻不斷向蘇聯和東歐各國輸出“改革開放”的理論和經驗，也加速了東歐的潰散和蘇聯的解體。

　　為了加入WTO，竟接受了諸多苛刻、屈辱的條件，甚至同意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名號也刪掉。對“計劃經濟”諱莫如深，對多年實行的“五年計劃”也改稱“五年規劃”。總之，在對外政策上，走得更遠!

　　在思想理論上，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就是消滅私有制，而當下的改革、改制就是恢復并鼓勵私有制;馬列主義的核心是階級、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而當下卻拋棄了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所謂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下，走資本主義道路。

　　綜上所述，不承認“向后轉”就不是實事求是。

　　這么大個國家，有13億多民眾，說向后轉就向后轉了，而且幾乎沒有遇到多大阻力，又該怎么解釋呢?我認為既有個“向后轉”的演變過程，又有“向后轉”的一定“合理性”，還有個認識上逐步轉變的過程。向后轉的過程，就是大家常形容的“溫水煮青蛙”的過程，一步一步才走到今天這個地步。

　　毛主席逝世后，“英明領袖”華主席一舉粉碎“四人幫”。當時指出“四人幫”的罪行，主要是干優、破壞文化大革命并妄圖復辟資本主義。說他們是“還在走的走資派”。號召全國人民“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保衛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成果。中國的政治就是這樣滑稽、荒誕、怪異，后來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也沒為他們這幾個反對文化大革命的“走資派”平反。

　　不久，鄧小平復出，利用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批判“兩個凡是”。逼華國鋒下臺，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接管了政權，確立了實際上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政治上，為“改革開放”掃清了障礙。

　　這樣，才能從最初的“摸著石頭過河”，逐步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最后才走到今天。

　　那么，向后轉又有什么“合理性”呢?

　　首先，“改革開放”的主張并不錯，不改革怎么會前進，不開放怎么會發展呢。事實上是毛澤東主席最先提出并實踐改革開放的。改革和開放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改革涵蓋政治、經濟大政方針的全部內容，開放只是對外政策。嚴格說來，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一場改革，早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就已經走向開放了。如果沒有中美建交的“破冰之旅”和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談何“改革開放”啊!

　　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在經濟上確實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的GDP總量已躍居世界第二位，綜合國力顯著提升，民主與法制逐步健全，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

　　如今，中國有了無數個世界第一，如：鋼鐵、煤炭、汽車、造船、水泥、化肥等等。致使這個多年生產力低下的國度，出現“產能過剩”。號稱“世界工廠”，在西方國家的商品架上，隨處可見“中國制造”。去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30%，已經被譽為“引領世界經濟的火車頭”了。

　　科學技術也是突飛猛進，航天事業已達國際領先地位。高鐵、高速公路里長也穩居世界第一。國防實力增強，有時也敢在世人面前秀秀肌肉。當年江澤民出席俄國的一次慶祝活動，坐在第一排的是葉利欽和西方各國領導人，而江澤民竟被安排在第二排，和原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坐在一起，如今重大國際會議的顯要位置，都少不了習近平的身影。這一切，讓國人看了也高興。

　　民主與法制逐步健全。比之過去，不但有很大進步，也可以說迄今為止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時期。象我們這樣長期被封建專制制度統治的國家，從來就沒有過什么真正的民主和法制，專制、權大于法是我們的傳統。文革期間的大民主，也不是真正的民主。文革和文革以前的專政，也不是真正的法制。當時民主的訴求經常會借故被專政，在“黨性”指導下的專政也從來就忽視民主與法制，在無產階級專政名義下濫殺無辜的事例不勝枚舉。這些進步和改善是不能否認的。

　　現實的合理性正是對以往不合理的糾正、改善和否定。如果沒有現實的合理性，它根本就不會發生，也不能存在。

　　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人們先是發現了諸多弊端，在無數個“世界第一”的背后，又發現了另外的無數個“世界第一”：億萬富豪世界第一、下崗(失業)工人世界第一、傷亡事故世界第一、貧困人口世界第一、奢移品消費世界第一、妓女數量世界第一等等，此外，環境污染、資源破壞、買官賣官、造假販假、電信詐騙、拐賣婦女兒童、黃賭毒和黑惡勢力等等，也都位列世界前茅。人們逐步認清了改革開放的實質。如今，觀念上普遍有了轉變。

　　前不久，一位老朋友讓我談談對改革開放的看法。我說三言兩語很難說清楚，他就讓我概括一下嘛!我信口答道：“犧牲了社會主義制度，換來了資本主義繁榮!”經過一翻思忖，又加上兩個定語：“犧牲了不健全的社會主義制度，換來了實質上的資本主義繁榮!”

　　改革開放之初，總設計師鄧小平指出，怎么檢驗我們的改革成敗呢?他說：“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還說：“如果產生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引自《全國科技會議上的講話》)現在看，不但真的“兩極分化”了，而且“新的資產階級”也出現了。如果還承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么用鄧小平這兩句話來判斷，改革開放的結論就清楚了：“失敗了”，“走了邪路了”!

　　據有關媒體報導：如今的中國，百萬美元的富豪24萬人，總資產達八萬億。占全國千分之四的人，擁有百分之八十的社會財富。億萬富翁已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位。若知道，美國形成今天這種局面，有著200多年的發展史，而中國形成今天這種局面，只用了30多年。西方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充滿血腥味：屠殺、掠奪、販賣奴隸等等，而中國富豪們的發家史就輕松、文明、冠冕堂皇得多了。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為發展經濟、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作出了貢獻!

　　蘇聯解體前后的經濟改革和我們的改革開放有很多相近之處。不過，蘇聯和后來俄國的改革比我們直白、干脆，賣啥召喚啥，從不矯飾。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說：“我從青年時代起就致力于結束共產主義。”葉利欽的助手丘拜斯說得更具體：“私有化與其說是解決經濟問題，倒不如說是解決政治問題。是百分之五的經濟，百分之九十五的政治。對俄羅斯來說，就是創造一個新的資產階級，摧毀共產主義的經濟基礎。”還說：“無論是把財產分給誰，哪怕是分給強盜，只要是從政府手中奪出來就好!”

　　于是，他們就利用“休克療法”，把幾代人積累的財富，瞬間攫為已有。昔日的黨政官員和紅色企業事業管理者，搖身一變，成了新時代的改革精英和資本家。就這樣，將權力轉變為資本，不到幾年功夫，造就了七大寡頭，掌握了俄羅斯50%的經濟命脈。那位號稱“私有化之父”的丘拜斯，卸任政府總理后，當上了俄羅斯“統一電力”公司董事長。更直言不諱地說：“1996年，俄羅斯面臨重大選擇(指俄共總書記久加諾夫參加競選)，是共產黨執政還是走向強盜資本主義，我選擇了強盜資本主義。”

　　對蘇俄的改革，克里斯蒂婭·弗里蘭在她的著作《世紀大拍賣》中歸結道：“俄羅斯私有化改革通向的是青面獠牙的霍布斯資本主義，強盜資本主義，裙帶的、腐敗的資本主義。”

　　中國的改革開放和蘇俄的改革，本質上沒有什么區別。從形式上看不同的是：我們是“溫水煮青蛙”，俄國是一步到位，中國還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保留著社會主義的名分，而俄國是什么共產黨、什么社會主義啊，一切都去他娘的吧!但是從整體上看，俄國至今還保留著住房、教育和醫療的公費，用水用電全都免費，我們實際上比他們改的更徹底!

　　我過去曾說過：“正是因為左得不能再左了，才有可能讓人們接受右的合理性。”而如今是右得不能再右了，不但引起人們的反思，也失去了右的“合理性”。當人們發現“向后轉”領跑者臀部上的印跡后，該是一哄而散的時候了!

　　在人們轉變認識的過程中，也曾有些困惑。主要是：

　　(一)認為“只要是共產黨掌權，就是社會主義。”

　　中國人民對中國共產黨曾有深厚的感情，看到近些來共產黨的形象在變化，政府的公信力在下降，普遍感到非常痛心。人們總認為，只要是共產黨掌權，就不會偏離社會主義道路，就不會走得太遠。

　　豈不知，最初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都不叫共產黨，第一個建立社會主義蘇維埃政權的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而且只是該黨的多數派(布爾什維克)。二戰后在社會主義國家執政的，也有幾個叫工人黨、勞動黨。所以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這個黨是不是真正走社會主義道路。在執行什么樣的路線、方針、政策，是為誰服務，在維護誰的利益。也就是，是為人民服務，維護廣大民眾的根本利益;還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維護官僚統治集團的既得利益。更具體地講，是維護社會主義的公有制，還是維護資本主義的私有制。

　　“社會主義”這個詞源于拉丁文，意思是：社會的、公共的、集體的，主張整個社會作為整體，由社會共同擁有資本、土地、資產，實行基于公眾利益的管理和分配制度。離開這些基本含義，無論你標榜什么特色，決不是社會主義!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指出：“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共產黨所以叫共產黨，就因為他是主張“共產”的黨。如果為了發展經濟，“補上資本主義這一課”，大搞私有化，還真不如更名為“私產黨”!

　　臺灣學者李敖都看出了門道，他直言不諱地說：“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離開了這一條，就不能稱改革開放，而只能稱為復辟。”

　　(二)認為“不管怎樣，生活確實有了改善。”

　　改革開放后，人民生活確實得到了顯著改善，這也是不爭的事實。過去那物資匱乏、市場緊缺、憑票供應、排隊搶購的情景猶在昨日。人們確實一度很有滿足感，并把這歸功于改革開放。

　　勤勞、善良、過慣了艱苦樸素生活的勞苦大眾，是最容易得到滿足的。這種滿足感，是和過去對比產生的。他們不但和文革期間、文革前比，甚至還和舊社會比。這種體量國家、安于現狀的滿足感，更表明了中國人民的純樸、善良。

　　可是不久人們又發現了新的“三座大山”——住房、醫療、教育，于是又演變成牢騷和不滿了。媒體也發出了《為什么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碗罵娘?》的評論。這期間也只是牢騷和罵娘而已，并沒有什么更深的感受。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和發展，改革開放的“成果”和實質終于完全顯現出來了，原來這些新時代的嬌子、精英們，遍部全國大大小小的企業家和暴發戶們的發家史大都經不起推敲：走私、利用價格雙軌制倒買倒賣、買賣土地、將國有和集體企業低估再拍賣給實權人物、高估企業資產發行摻水股票坑害股民等等。總之，是不擇手段，而這一切都是在權力支配下、官商勾結完成的。正如北京科技大學教授趙曉所說：“中國的收入分配實際上形成了一個有權必有錢的怪圈：以權力為中心，離權力越近的人越富，離權力越遠的人越窮。”所以，有人把“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歸結為“權力市場經濟”。

　　傳統的政治經濟學認為：創造財富的只有兩樣東西，就是勞動和資本。而我們的改革開放卻能用權力創造財富，不只是具有舉世無雙的特色，也堪稱“顛覆式”的革命!其實，這用權力的創造，就是用權力的搶劫。對于大量國有資產被侵吞、大量工人被下崗失業來講，這才是一場真正的史無前例的大浩劫!

　　這些先富起來的群體，不但不能幫助民眾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而是極盡揮霍之能事，過上驕奢淫逸的生活。這些發了不義之財的人們，有土有洋。洋的大部移居海外，轉移了大量資產。在2011年美國的投資移民，中國人占33%，中國人在美國購房，拉動了美國的房地產業。土的形成了今日之土豪劣紳，山西煤老板花7000萬為女兒辦豪華婚禮，僅法拉利驕車就送了六輛。這類的事例不勝枚舉，喚起了人們仇富的心理。當今的中國，不僅有理由仇富，還應該鄙視他們。正如李敖所說：“中國富豪99%都是刑事犯罪分子。”人們終于醒悟到，過去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如今一部人暴富了，更不是社會主義。

　　那么，倒底該怎么認識生活的改善呢?對此，要作科學分析。

　　首先，與改革開放有一定關系。改革開放后，不象以往那樣高積累了，拿出較大比例的國民收入用于分配。市場搞活了，人們所需的生活用品就能比較滿足供應。這一切，應該給予肯定。

　　其次，是時代發展進步的結果。改革開放的某些成果，正是因為趕上了資本主義世界相對穩定的發展機遇期，才得以實現的。隨著世界性的科技進步與經濟發展，全世界的生活水平都在提高，中國人民的生活自然也要提高。但是，這種提高在中國人眼里的參照物是過去，如果放眼世界，就不一定那么滿足了。統計數據表明：中國人均收入在世界的名次，1970年是第82位，而2010年卻降到127位了。

　　再次，“執政為民”、“為民福祉”這類話是任何國家任何政黨都會講也都在講的，資本主義社會也搞惠民政策，封建社會也搞賑濟，西方“從搖籃到墳墓”的社保制度比我們還優越。去年習近平訪美時在西雅圖講話中說：“中國還有7000萬貧困人口。如果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則還有兩億多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可見這種改善是極有限的。如果再想想那么大量的財富被極少數人侵吞，就更沒必要為這點改善而感恩待德了。

　　再其次，對這種生活改善的實質，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有過具體分析。馬克思說：“我們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會產生的，因此，我們對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會的尺度，而不是以滿足它們的物品去衡量的。”還說：“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持有財產多一些，不會消除奴隸的從屬關系和對他們的剝削。”恩格斯說：“(資本家)寧愿稍增加一些工資，也不愿放過全部利潤。他為了贏得火腿，可以給工人香腸。”——很明白，需要和享受要以社會發展的尺度來衡量，不要以為你手里玩著手機就比前朝皇帝還會享受。吃、穿好一點，并沒改變你被雇傭、被剝削的奴隸地位!

　　中國人過怕了窮日子，省吃儉用，卻把有限一點積蓄存到銀行里，誰知就是這點積蓄，經過幾十年的改革也被掏空了!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說：“中國1990年貨幣總量為1.53萬億元，2011年為89.56萬億，21年翻了58.53倍。美國貨幣總量同期只增加了1.99倍。美國法律規定貨幣發行量不得超過GDP的70%，中國已經超過2倍了。這種超發貨幣稀釋全民財富，是一種赤裸裸的搶劫。”民眾摸摸兜里的錢還在，豈不知，你那點錢已經不值錢了。應當明白：民眾的改善永遠跟不上官方的善改!

　　(三)認為“如今大力反腐，將來就有希望。”

　　腐敗與反腐敗已成為今日中國的重大課題，也引起全世界的普遍關注。貪腐之事古今中外都有，可是如此大規模、全方位、肆無忌憚地貪腐，還從來沒有過。不知吉尼斯是否有這項紀錄，如果有，全世界是無人能超越當今中國的。

　　改革開放之初，槍斃個大貪污犯王守信，共涉案金額含單位“小金庫”之類的項目在內，總計也只不過五十多萬元。后來陸續見報導，幾百萬、幾千萬、直至上億的都有了。連秦皇島那么一位管水的小官，也貪占了1.2億現金、37公斤黃金和68套住房。人們驚嘆不已。

　　被暴露的貪污犯，從最初的某科長、某經理，到后來的某省長、某部長。近幾年，特別是中共十八大之后，隨著反腐力度的加大，一個個大老虎被揭露出來，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計劃等這樣一批黨政要員也都現形了。人們從驚嘆轉為愕然了，不禁發問：怎么可以想象，執掌生殺予奪大權的中央政法委書記、兩名權高位重的中央軍委副主席竟貪賍枉法，多年陪伴總書記的“大內總管”也是個大貪官。這若是在國外，總統在位時會引咎辭職，就是退休也會追究責任的。可是我們的領導人，還在那若無其事，實在令國人心寒!

　　這些貪官們為什么置黨紀國法于不顧，敢于如此膽大妄為呢?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也不至于這樣，與社會主義更是格格不入，為什么竟然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度出現了呢?歸根結蒂，無疑都是“特色”的產物!

　　人們對腐敗恨之入骨，對大力反腐也寄予很大期望。其實對更為嚴重的腐敗并沒引起足夠的重視。嚴格說來貪腐分子是一批低智商的蠢貨，比貪官更精明、更可惡的是那些借改革之名侵吞國家資產的企業家們。貪官貪賍后心里惴惴不安，企業家們卻心安理得;貪官們得夾著尾巴裝人，企業家們卻風光招搖，甚至被譽為“時代的驕子”。相比之下，真是小巫見大巫!

　　事實上哪一個暴發戶、企業家們的資本原罪經得起推敲，哪一個發家史不是官商勾結的結果。反過來，如果清算這些暴發戶又能清出多少貪官哪!所以，不清算這些暴發的企業家們，反貪的力度再大，實際效果也是極有限的。

　　古往今來，貪腐與反貪歷來是相伴而行的。眾所周知，清代大貪官和坤乾隆時就貪，因為政治上的需要暫不處理，乾隆一死嘉慶便大開殺戒。國民黨執政后期貪腐嚴重，蔣經國從上海著手鐵腕反貪，可是碰到了核心集團的利益，最后也不得不罷手。可見反貪腐和其它政治舉措一樣，歷來都存在著有選擇性的“披露”，也存在著有選擇性的“遺忘”。北周時蘇綽向宇文泰進柬的那幾句話說得太精辟了：“用貪官以結其忠，罷貪官以肅異已，殺大貪以平民憤，沒其財以充宮用。此乃千古帝王之術也!”

　　可見，任何性質的國家政體，都有反貪的需求，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無非是為了維護政權，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統治地位。對廣大民眾來說，沒有什么實質性的切身利益，所以也不值得過分地期待。

　　解決以上認識問題，才能更深刻地了解改革開放的實質。既認清文化大革命的功過，又認清改革開放的實質，便可以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選擇一條正確的道路，走向光輝的未來。

　　六、中國未來走向何方?

　　在中國近代史上，曾出現過兩次重大的抉擇。第一次是清末，腐敗的滿清統治再也維持不下去了，是搞君主立憲還是走向共和。結果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華民國。第二次是抗戰勝利后，是繼續維持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實行資本主義制度，還是建設新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結果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而如今又面臨了第三次抉擇，這決不是危言聳聽。歷史又到了一個重大的關鍵時刻：是繼續“改革開放”，將中國改成一個名副其實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還是放棄鄧小平理論，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吸取以往的歷史教訓，建設一個全新的、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是歷史賦予當代中國人的一個光榮使命。

　　怎么辦?無非是要回答這樣三個問題：舉什么旗;走什么路;最后要達到什么目的。現在是舉鄧小平理論的旗;走特色的路;奔小康。這決不是我們革命的“初心”!我們的“初心”是高舉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大旗;走社會主義道路;奔向共產主義。

　　(一)鄧小平這面旗舉不得，也舉不起來。

　　人類社會每到關鍵時刻，總會造就出一個有代表性的人物來。近代中國能夠影響歷史進程、有代表性的人物主要有四個，他們就是孫中山和蔣介石;毛澤東和鄧小平。

　　鄧小平以其獨特的智慧和膽識，不但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否定了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還基本上否定了建國以來前三十年間的路線、方針和政策。

　　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領域里的革命，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卻動搖了整個經濟基礎和社會主義制度。他要求別人不要再折騰了，而他卻把整個中國折騰個底朝上!

　　不管你喜歡他也好，不喜歡他也罷，鄧小平這個名字將永遠寫在中國的歷史上，無非是或名揚千古 ，或遺臭萬年!

　　鄧小平早年投身革命，為新中國的建立曾立下赫赫戰功，在總書記任上又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生三起三落，人們曾對他寄予同情。

　　熟料，正是因為這種同情和逆反心理，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為鄧小平搭建一個施展拳腳的舞臺，讓這位垂暮之年的老人又任性并酣暢淋漓地表演一番。通過他晚年的一系列表現，證明他不配稱“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而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政客，是一個利欲熏心、不擇手段的奸雄;從他設計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來看，證實他確實是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文化大革命不久，鄧小平就被打成走資派，這位曾任總書記的共產黨人，面對這種指責，不是據理力爭，而是馬上做出深刻的檢查。不但自己認錯，還及時和劉少奇劃清界線。1967年7月20日，鄧小平在一次檢查中說：“他們就乘機把中國帶到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去，劉少奇就是這種人。要不是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把資本主義和馬列主義、社會主義之間的斗爭，通過大字報、大鳴、大放、大辯論來使我們認識清楚，我真會讓劉少奇拉著鼻子走……。所以說文化大革命的成績，主要是保住了黨的本質，也保住了江山不變色，毛主席的偉大之處也就可以在這里體現出來。”

　　1968年6月20日至7月5日之間，鄧小平洋洋灑灑寫了三萬言的《我的自述》，就政治、工作、思想做了全面檢查。他在自述中說：“我愿在余生中，悔過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澤東思想改造我的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對我這樣的人，怎么處理都不過分。我保證永不翻案，絕不愿做一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還說：“大量事實表明，在每個重要關節，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中，我不是站在無產階級方面，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社會主義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資產階級路線和資本主義道路方面。”

　　1968年8月3日，又給毛主席寫封信。信中說：“關于我自己，我的錯誤和罪過，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間寫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認識到的，作了檢討。到現在，我仍然承認我所檢討的全部內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

　　請看，多么深刻，多么認真，近乎信誓旦旦。可是后來怎么樣，全世界都知道。有人說他這是革命的靈活性，那么革命的原則性呢，共產黨人的斗爭性呢?

　　1976年10月6日華國鋒及其同伙一舉粉碎“四人幫”，鄧小平無比興奮。10月10日就給“英明領袖華主席”寫封信，表示堅決擁護這一革命的行動，并喊出“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萬歲!”的口號。還對人說：“華國鋒這個人選的好，選對了!”又說“看來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可是不久，他便不甘寂寞。1977年4月10日又給華國鋒、葉劍英和黨中央寫封信，希望能為黨的事業再做點工作。同年5月3日，愚不可及的“英明領袖”就以中央文件的名義把這封信批轉全黨。誰知他出來工作不到一年，第二年五月就利用胡耀邦主持關于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批判兩個“凡是”，在十一屆六中全會后就把華國鋒拿下了。

　　從此中國進入了鄧小平時代，從華國鋒后期，直到后來的胡耀邦、趙紫陽當總書記，以及江澤民上臺的前期，實際都是鄧小平說了算。鄧小平也從來不回避這點。1989年1月6日，他對來訪的朝鮮領導人金日成說：“這十年我們黨把我放到了特殊的崗位，我不當黨中央總書記，也不當國家主席，但實際上我是黨和國家領導集體的核心。”

　　“核心”二字從此被鄧小平賦予了有中國特色的內涵，即可以凌駕總書記和國家主席之上的真正領導人。就象伊朗在總統之上，還有一位“精神領袖”一樣，可以否決總統的政令，甚至可以罷免總統。只是后來實在精力不夠了，才把“核心”這頂桂冠賞給江澤民，此后胡錦濤和習近平再也沒能享此殊榮。他就以這特殊的身份，利用打橋牌的機會，研究著軍國大事。坐在家里和幾位元老，幾年間搞了個“三廢三立”——廢了華國鋒、胡耀邦和趙紫陽;立了胡耀邦、趙紫陽和江澤民。以太上皇的身份，一呼百應，挾天子以令諸侯，把黨政軍大權玩于股掌之上，真可謂千古第一大奸雄!

　　他為什么不當總書記和國家主席呢?不是不想當，而是不敢當。在這點上總算他還有所顧忌，還有點自知之明。如果把華國鋒拿下，自己直接上去，恐怕更有篡權之嫌，歷史也將遭更多罵名。

　　他為了保住“核心”的絕對權威，必須牢牢把住軍權。為此，他用盡了心機。1982年中共十二大召開，他只是政治局常委，為了當上中央軍委主席，只好修改《黨章》，將中央軍委主席由黨中央主席兼任的原規定，改為“必須從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產生。”

　　1987年11月召開中共十三大時，他既不再是政治局常委，連中央委員也不是了，還想當中央軍委主席怎么辦?只好又修改規定，搞了個《中國共產黨章程部分條文修正案》，改為“黨的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由中央委員會決定。”

　　中央委員們看了這個決定都心知肚明，于是就象當年籌安會推戴袁世凱稱帝一樣，共舉這位普通黨員當上了中央軍委主席，而總書記江澤民只好當軍委第一副主席。

　　這就是鄧小平所倡導的“民主與法治”，這就是鄧小平一再聲稱的“依法辦事”!不管當局對此如何辯解，也終究是千古奇聞，歷史總有一天要把這段故事編入“宮庭戲”的。

　　更讓人不解的是，鄧小平退下中央軍委主席后，這位八十多歲的老人又閑不住了，想起當年曾在南海邊兒劃了一個圈兒，就攜家帶口再次“南巡”，這位普通的百姓卻受到了超國級的禮遇和接待。當時人們對改革開放已經多有質疑，這位右慣了的老人在右得不能再右的形勢下還指出：“左是最主要的危險。”繼續給“改革派”們打雞血、吃定心丸。巡視期間顫顫巍巍地講起了“春天的故事”，一下子又把中國人民帶到了嚴寒的冬天……

　　其實這些事在鄧小平眼里都算不了什么，然而有三件事一直困擾著他：一是當年正處在革命形勢危機的關頭，1929年在廣西百色和1932年在江西兩次“棄軍逃跑”，受到毛主席的批評，歷史上留下一個無法抹去的污點;二是改革開放之初，他帥先支持兒子鄧樸芳辦起康華公司，利用權勢倒買倒賣，形成了最初的“官倒”，為以權謀私、腐敗盛行開創了惡劣的先例;三是由學生們反“官倒”引發的“六四事件”。這位中共的“核心”、中央軍委主席竟下令用荷槍實彈的軍隊和坦克來鎮壓。這三件事特別是第三件，是壓在他心頭至死也無法排解的塊壘，歷史也終究有一天會做出公正的裁判!

　　假如歷史真地把這樣一位人物當做一面旗幟，舉得起來嗎?舉旗的人能有自信嗎?別人看到這面旗幟還會跟著你走嗎?

　　(二)、“特色”的道路不是社會主義道路，也行不通。

　　“鄧小平理論”的核心就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實質就是打著社會主義旗號走資本主義道路。

　　這與毛澤東主席1956年3月23日的講話有本質上的區別。毛主席說：“應該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探討在我們國家里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了。”這里很明確，探討我們的道路有兩個前提，一是馬列主義基本原理的指導，二是結合中國的具體實際。可是鄧小平理論既背離了馬列主義，又不顧中國的具體實際。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是階級、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以及公有經濟為主體的經濟基礎和分配制度。而他不講階級、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卻大搞私有化，還侈談什么馬列主義!現實的中國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搞了三十多年的社會主義建設，他卻要推倒重來，補上發展資本主義這一課，在“改革”中變公有為私有，竟讓民眾感覺到“一夜回到解放前”，還侈談什么中國的實際!

　　最根本的還是鄧小平理論是個自相矛盾、根本站不住腳的理論。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常識告訴我們，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怎么可能在以私有制為主體的資本主義經濟基礎上建起社會主義的大廈呢?多元化的經濟必然要產生多元化的政治，在多元化的世界里怎么可以只有一個黨來執政呢?那些代表新興資產階級利益的民主黨派和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們，又怎么會甘心只是長此參政、議政呢?遲早有一天也想要說了算。這樣的共產黨和共產黨的政權，豈不是自取滅亡嗎!

　　所以，有人曾說：“資本主義經濟的經濟基礎，共產黨政治的上層建筑，這必然導致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相脫節，意識形態與客觀現實相分離。這種局面絕不會維持長久。”

　　特色這條路所以行不通，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喪失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

　　我國的全民經濟曾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發展過程。如今又出現了從大到小、從強到弱的轉變。建國初期，經過暫短的經濟恢復，到1952年全民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就占44.7%，在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1957年就達73%了。此后經過調整，國有經濟已占80%，還有集體企業(準國營)占10%，公有經濟總共占90%以上，表明已經有了牢固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

　　經過改革開放，國有經濟比重逐年下降。就國有工業來說吧：1978年占77.6%，1990年占54.6%，1994年占37.3%，1996年占28.5%，到2004年已只占10.58%了。到目前為止，整個國民經濟比重已經是，私企：56%，外企：21%，國企：23%。而僅有這點國企中，已有13.5%改為股份制，28.6%已改為有限公司，還有一部分正在改制或尚待改制。真正國有獨資企業僅占8.9%。這就是改革開放的“偉大成果”!

　　所謂“改制”，改的什么制，改的是全民所有制，改的是社會主義所有制，最終改的是社會主義制度!

　　所謂“接軌”，接的什么軌，接的是資本主義的軌。既然已經和資本主義道路接了軌，還談什么走社會主義道路!

　　很明顯，當前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只有兩條路：若未走社會主義道路，若未走資本主義道路。打著社會主義旗號，走資本主義道路，肯定是行不通的!

　　(三)、奔向共產主義，才是中國人民共同的夢。

　　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長期的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建設，贏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正一步步走向更加繁榮富強。共產黨的功業必須給予充分的肯定。但是，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改革開放的結果已經完全顯現出來了：腐敗愈演愈烈，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中國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買辦資產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不只是形成，而且已經羽翼豐滿。特別是中國共產黨正式聲稱自己從“革命黨成為執政黨”后，似乎黨的性質起了變化，黨的形象走向反面，黨的宗旨令人生疑。與此同時，人們對黨的光榮歷史引起懷念，對黨的現狀越發不滿。廣大民眾對黨是既愛不起來，又割舍不得，心里矛盾重重。

　　有人說文化大革命充其量是昏過了頭，而如今的改革開放則是喪失了理性。所以割舍不得、矛盾重重，還因為當今除了共產黨來領導，又實在別無選擇。

　　道理很簡單，中國人民既然已經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就需要由無產階級革命政黨來領導。盡管共產黨已經變了樣，可是除了共產黨又有誰能來取代呢?西方式的政黨與我們格格不入，那些拿著共產黨的工資只會參政、議政的幫閑們也毫無作用。無奈，只好把希望還寄托在共產黨身上。

　　習近平主政以來，無論在整黨、治軍、理政、外交和反腐上多有建樹，人們對他寄予很大期望。社會主義是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還“復興”什么?奔向共產主義才是幾代中國人共同的夢!

　　中華民族近代史上屢遭磨難，往往都與內亂有關。如今，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社會的安定比什么都重要。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和敘利亞等國的現狀就是明擺著的教訓。

　　那么我們對中國共產黨還寄予什么期望呢?

　　在階級社會里，任何政黨都有明確的階級屬性。為了恢復黨在中國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必須純潔黨的組織，明確黨的宗旨，重新成為“工人階級的先鋒隊”。

　　近年來中國共產黨一再宣稱自己“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豈不反省一下，你不革命怎么會讓你執政;又不是民選的政府，你還憑什么執政!如果放棄革命，簡單地論發展、論建設，你們也不見得比資本主義更高明!

　　為了讓中國沿著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前進，就應當適時結束“改革開放”，放棄鄧小平理論;重振全民經濟，鞏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高舉民主的大旗，建設社會主義的法治社會。只要中國共產黨明確自己的階級屬性，還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只要中國共黨不忘自己的宗旨和使命，還要“繼續革命”，中國就會大有希望。

　　人類社會的發展史，不會是一條筆直的大道。按馬克思的說法是螺旋式向上發展的，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左派犯幼稚病，右派搞修正主義回潮，已經循環往復多次了。歷史有很多驚人的相似之處，但又決不是簡單的歷史重復，每次循環又都是向更高階段的發展。

　　有一位理論家說過：“社會發展總是左一步右一步在前進。試想，只邁左腿或只邁右腿，就無法走路了。”

　　所以，我還認為：文化大革命和改革開放都是歷史的必然。習近平主席講過：前三十年的對與錯都是革命的實踐與探索。我看這話也適用于后三十年，沒必要過多指責改革開放走過的這段彎路。

　　恩格斯說：“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不論從哪方面學習，都不如從自己的錯誤中學習來得快。”

　　五十年過去了。糾正現實的錯誤，絕不意味著要回到從前。哲學家講過：“人們不可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文化大革命早已成為歷史。人類在進步，社會在發展，更美好的未來還需要我們不斷地探索。

　　不管怎樣，五十年過后，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功績卻凸顯出來了。

　　首先，經過這場世界范圍的修正主義回潮和資本主義復辟，人們更深刻認識到當年毛主席所說：“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于反修、防修，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更深刻領會了“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走資派還在走”的教導。這樣就更加堅定了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和意志。

　　其次，正是因為有了文化大革命的實踐，毛主席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深入人心，才使中國人民具有抵御敵對勢力滲透和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能力。“liusi事件”所以沒能導致翻盤，主要是因為有經過文化大革命洗禮的中國人民不買帳!

　　再其次，文化大革命鍛煉了中國人民識別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能力，能辯清什么是社會主義道路，什么是資本主義道路。所以，當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復辟大潮涌來之際，他們能冷靜地思考、辨別并抵制，這才保住了社會主義的大廈不至于徹底傾覆。

　　文化大革命失敗了，卻留下了不盡的遺憾和教訓，也留下了珍貴的精神財富。它將和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一樣永彪青史。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扉頁上的幾句話，同樣也應該寫在文化大革命的史冊上：

　　——“革命死了，革命萬歲!”

　　2016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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