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逢一年端午節，在緬懷楚國詩人屈原的同時，人們又不禁懷念中國歷史上另一位更偉大的楚國人——毛澤東!

　　“惟楚有才，于斯為盛”。開國領袖毛澤東是湖南人。湖南是戰國時楚國舊地。湖南曾經是屈原流浪過的地方，嘔歌過的地方，也是他殉難的地方。

　　也許是因為這種特殊的“地緣”情結吧，毛澤東對屈原可謂情有獨鐘，終生摯愛。早在湖南省立第一師范讀書時，毛澤東在自己的《講堂錄》中，用工整的筆跡抄錄了《離騷》、《九歌》全詩，在《離騷》正文天頭上，寫有各節提要。這本《講堂錄》共有47頁，抄文占去了前11頁，它留下了毛澤東早年下苦功學習屈原作品的珍貴史料。

　　另據羅章龍回憶，當他和毛澤東在長沙初次見面交談的三個多小時中，毛澤東“對《離騷》頗感興趣，主張對《離騷》賦予新評價”。為了紀念這次有意義的會面，羅章龍曾寫詩紀事，其中特別提到：“策喜長沙傅，騷懷楚屈平。”可見，賈誼的《治安策》和屈原的《離騷》都是他們的談話內容，也是他們那時十分喜愛的作品。

　　1918年春天，毛澤東在寫給羅章龍的七言古風《送縱宇一郎東行》里，不無自豪地說“少年崢嶸屈賈才，山川奇氣曾鐘此”，由衷地表達了對以屈原、賈誼為代表的湘楚浪漫主義文化精神的贊嘆之情。

　　全國解放以后，毛澤東在日理萬機的繁忙工作中，仍常常讀《楚辭》，每次外出攜帶的典籍中，總忘不了帶上《楚辭》。

　　1949年12月，毛澤東在赴蘇聯訪問的火車上，向蘇方陪同的漢學家費德林介紹屈原，稱屈原是我國“第一位有創作個性的詩人”，并結合“這位天才詩人”所處的時代，分析了屈原所起的歷史作用：

　　“連年戰亂使國家凋敝、民不聊生，楚國滅亡了，這是事情的一個方面。但接著開始了另一個歷史過程，就是把那些分散的、互相爭權奪利爭戰不休的諸候王國統一起來的過程，這個過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最后，它以秦始皇統一中國而告終，從而形成第一個集中統一的帝國。這對中國的命運產生了重要作用。這是事情的另一個方面。……因為這緣故，屈原的名字對我們更為神圣。他不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偉大的愛國者，無私無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個中國人的腦海里。” (費德林：《我所接觸的中蘇領導人》，轉引自張貽玖《毛澤東和詩》，第12-13頁。)

　　1954年10月26日，毛澤東見會來華訪問的印度總理尼赫魯時，引屈原《九歌·少司命》中“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的詩句，來表示對尼赫魯來訪的歡迎態度。接著他向尼赫魯介紹說：“屈原是中國一位偉大的詩人，他在兩千多年前寫了許多愛國的詩篇，政府對他不滿，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沒有出路，就投河而死。” (陳晉：《毛澤東之魂》，第344頁。)

　　1957年12月，毛澤東讓為他管理書報的逄先知請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何其芳把各種版本的《楚辭》，以及有關《楚辭》和屈原的著作，收集了50余種，列了一個書目。在這段時間里，毛澤東比較集中地閱讀了這些書。

　　1958年1月12日，毛澤東在致江青的信中說：“今晚我又讀了一遍《離騷》，有所領會，心中喜悅。”寥寥數語，一代偉人從《離騷》中得到思想啟迪和藝術享受的快樂，躍然紙上。

　　1958年南寧會議期間，1月18日凌晨一點多鐘，突然發現國民黨飛機向南寧方向飛來，全城立即進入防空狀態。警衛人員要求毛澤東進防空洞，以保安全。他卻神情若定，安然處之，揮手說：“我不去，要去你們去。”又說：“蔣介石請我去重慶，我去了，怎么樣?我又回來了，他還能怎么樣?現在還不如那時安全嗎?”他讓人點燃蠟燭，聚精會神地讀起了《楚辭》。

　　另一個夏天，習慣于夜間工作的毛澤東，中午時分仍然輾轉難眠，服用安眠藥后，他終于合上眼睛，抓在手中的書放在胸脯上，工作人員發現那是一本《楚辭》。

　　1959年和1961年，毛澤東又兩次要《楚辭》讀，還特別指名要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辭集注》和明陳第撰寫的《屈宋古音義》。

　　收藏在中南海菊香書屋里的《屈宋古音義》中，毛澤東用紅藍兩色鉛筆對《離騷》中的一些段落作了圈畫。

　　1964年8月毛澤東在北戴河同幾位哲學工作者的談話中，又說：“《天問》了不起，幾千年以前，提出各種問題，關于宇宙，關于自然，關于歷史。”可見毛澤東對屈原所代表的浪漫主義文學流派的高度重視。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中日邦交正常化實現了。毛澤東把一套線裝宋代朱熹注的《楚辭集注》，作為貴重禮物送給了田中首相。

　　毛澤東非常同情屈原的人生遭遇，他在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說：“屈原如果繼續做官，他的文章就沒有了。正是因為開除‘官籍’、‘下放勞動’，才有可能接受社會生活，才有可能產生像《離騷》這樣好的文學作品。”言外之意，頗有點為屈原遭貶而成為大詩人慶幸的味道。“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司馬遷顯然是把屈原的作品同他的人生遭際聯系在一起評價的。毛澤東同意司馬遷的看法，認為自古以來的優秀作品，都是處于逆境中的人“發憤之所為作也”。

　　毛澤東不僅一生酷愛閱讀屈原的辭賦，而且善于在自己的詩詞創作中化用了屈原作品的意象，或借鑒屈原詩歌中的語言。

　　例如，毛澤東創作的七律《答友人》一詩：

　　九嶷山上白云飛，帝子乘風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淚，紅霞萬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連天雪，長島人歌動地詩。

　　我欲因之夢寥廓，芙蓉國里盡朝暉。

　　這首詩主要采用浪漫主義創作方法，被評論家認為是毛澤東七律中構思神奇、意境空靈、色彩絢麗、格調明快的佳作。讀這首詩，常使人聯想到屈原的《九歌·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兩詩的意象有密切的聯系。《答友人》中的“帝子乘風下翠微”顯明來自《湘夫人》中的“帝子降兮北渚”。不過“帝子”的意象，毛澤東是反其意而用之：屈原寫帝子下臨，“目眇眇兮愁予”，那是雙目失神，愁眉不展的帝子;毛澤東所寫的帝子，則是在九嶷白云中乘風而下，手持斑竹，身披紅霞，容光煥發，光輝奪目!屈原筆下的帝子下凡后所看到的是“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一派蕭瑟、悲涼之景色;毛澤東筆下的帝子下凡后，所看到的則是“洞庭波涌連天雪，長島人歌動地詩”的壯麗、歡樂之情景。因為，今日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芙蓉國”，較之二千多年前的洞庭、湘水已有天壤之別。

　　《湘夫人》的末句“洞庭波兮木葉下”寫的是洞庭秋景。也許是我國詩歌中對洞庭湖的最早的描繪，成為千古名句。毛澤東《答友人》“洞庭波涌連天雪”一句，有力地表現了湖南人民(乃至全中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波瀾壯闊、驚天動地的高昂氣勢，遠非“洞庭波兮木葉下”的傷懷景象。但兩句之間的繼承關系，卻是明顯的。毛澤東在為自己的詩詞作注時，曾明確地說：“‘洞庭波’，取自《楚辭》中的《九歌·湘夫人》：‘洞庭波兮木葉下’。” (《毛澤東詩詞集》，第260頁。)

　　在毛澤東的其他詩詞中，也借用過屈原詩歌中的一些詞語。如：“吳剛捧出桂花酒”(《蝶戀花·答李淑一》)，“桂花酒”可能借自《九歌·東皇太一》的“奠桂酒兮椒漿”。“九死一生如昨”(《念奴嬌·井岡山》)，《離騷》中有“雖九死其尤未悔”之句。“唐宗宋祖，稍遜風騷”(《沁園春·雪》)，“騷”源自《離騷》之題。

　　最能反映毛澤東對屈原的綜合評價的，大概要算他晚年寫的《七絕·屈原》了。

　　毛澤東為古人寫的詩僅有4首，其中就有作于1961年秋的《七絕·屈原》：

　　屈子當年賦楚騷，手中握有殺人刀。

　　艾蕭太盛椒蘭少，一躍沖向萬里濤。

　　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毛澤東寫下緬懷、歌贊屈原的這首詩，既是他畢生研究屈原其人其詩的深刻而獨特感受的結晶，也是在當時國內外斗爭形勢下的有感而發。

　　《七絕·屈原》是毛澤東贊頌屈原詩品和人品的詩化評論。“屈子當年賦楚騷，手中握有殺人刀”，是說屈原的《離騷》等光輝詩篇，是他手中緊握的足以致敵于死命的利劍。這是贊屈原作品的戰斗威力。毛澤東曾把屈原的思想概括為“批判君惡”，指出騷體有民主色彩，是“對腐敗的統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詩中“殺人刀”的比喻，是對屈原作品的真理性和批判威力的形象化表述。毛澤東這兩句詩對屈原作品的評論，一掃千百年來詠屈原詩作中的憂愁幽思、悲憤同情的氣氛，出語驚人而深刻地指出：屈原的詩歌是指向腐朽勢力的戰斗檄文，讀之使人感奮!這是前無古人的獨創之論。

　　“艾蕭太盛椒蘭少，一躍沖向萬里濤”，是說由于社會的黑暗，奸佞小人太多而賢德之士太少，屈原感到政治理想無法實現而奮身躍入汩羅江以死報國，歌頌屈原偉大的人格。一“躍”一“沖”兩個動詞的運用，“萬里濤”對汩羅江的夸張描寫，形象地表現了屈原自沉汩羅江的凜然正氣和悲壯氣氛。從表面上看，屈原是被反動勢力迫害死了;但從本質上看，屈原的精神永遠活在人民的心中，千古流芳。正如毛澤東所說：“他的形象保留在每個中國人的腦海里……我們就是他生命長存的見證。”就像“怒而觸不周之山”的共工，屈原沒有死，他是勝利的英雄。這就是毛澤東在此詩中對屈原人格精神前無古人的評價。

　　作為偉大的無產階級政治家，毛澤東作詩詠屈原，當然不會是發思古之幽情。聯系到此詩寫作的時代背景，就不難體會到毛澤東歌頌屈原與現實斗爭的聯系。20世紀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國際風云動蕩，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如同中流砥柱出現在國際舞臺上。毛澤東曾把斯大林和列寧比做無產階級專政的“刀子”。他把屈原的“楚辭”比作“殺人刀”，我們也可以聯想到：在毛澤東看來，在中國共產黨的手里掌握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真理，是當時反對他所痛恨的“現代修正主義”的銳利武器。正如屈原由于“艾蕭太盛椒蘭少”，才有“一躍沖向萬里濤”的悲壯之舉一樣，在60年代初期，面對蘇聯集團和國際反動勢力大反華，國際上多數共產黨放棄了馬列主義原則，走上背離革命和人民的道路，中國共產黨不也同樣面對著“艾蕭太盛椒蘭少”的困難局面嗎?“一躍沖向萬里濤”所塑造的敢于斗爭、敢于犧牲的屈子形象，集中地表現出毛澤東的道德評價，也是對在反修斗爭中的中國共產黨人為捍衛馬列主義真理而戰斗到底的心靈召喚。由此可以看到，毛澤東正是在斗爭最困難的時候想到了屈原，他從屈原精神中吸取了力量。毛澤東與屈原雖然相隔千載，但他們的心是相通的!

　　總之，屈原和毛澤東，都是楚湘大地山川奇氣所鐘的偉大人物，是中國古代和現代兩位偉大政治家和浪漫主義詩人，他們的詩歌創作和人格精神的聯系，是多方面的。毛澤東一生研讀屈原詩歌，崇敬屈原人格，對屈原作了許多深刻而獨到的評論，在詩詞創作中發揚屈原的人格精神，吸收屈原作品的藝術營養，繼承了屈原的浪漫主義詩風，從而使毛澤東詩詞的藝術成就達到前無古人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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