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事物都是因果關系，都必須具備一定的前提條件，然后才可能實現預先的效果。這是極淺顯樸素的道理。否則，就會形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扶貧”政策的提出，已經走過了三十個年頭。效果怎樣，是否可這樣評定：成績不明顯，問題很嚴重。給貧困地區“戴帽子”搞終身制，似乎是最大敗筆。所以，不少貧困地區把這頂帽子作為一種“榮譽”，拼命地保護，并將保住“貧困帽”作為地方政府的一大業績。這是扶貧所要達到的初衷嗎!難免貧困地區越扶越多，依賴或爭取國家錢物的越來越多。
在“精準扶貧”的宣傳下，這方面的議論已很多。新鮮觀點也時而讓人眼前一亮。那么，扶貧究竟要達到怎樣的目的呢?還很少有人如此發問。難道“扶貧”就是讓8000萬因“種種原因”返貧的同胞，生活水平達到每年2300元(每月191.7元)嗎!
換句話說，這些貧困人群，只要每年收入，達到或超過了2300元的目標，就意味著“脫貧”，政府就完成了扶貧的目的!假設這樣，就可以認定完成了最大使命，就算是共同富裕了?
我想，絕不能是這樣的目的，也沒有理由是這樣的目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扶貧”一詞，是很消極的政府行為。它與共同富裕是兩碼事，與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相距甚遠。有網友對這樣扶貧給出了最經典的答案——那就是叫“救濟”。而這樣的救濟是為了保證弱勢群體的奄奄一息，或者是為了“維穩”。
誰都知道，科學社會主義最大特征，一個是公有制，一個是共同富裕。達到年收入2300元、月收入191.7元的目標，怎么可能是共同富裕了呢!
老朽以為，只談扶貧，不提“劫富”，是一條腿在走路，不可能走穩，也不可能順利到達目的地。毫無疑問，“劫富”是前提，“濟貧”是手段，共同富裕才是最終目的。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不能偏廢。如同“有水才有魚”、“有米才可下鍋”一樣簡單。沒有這前提條件，魚就養不了，飯就做不成。所謂的精準扶貧也一樣，不做好“劫富”的大文章，就只能消極地“救濟”，只能稍微緩解皮毛的暫時的膚淺的矛盾。
貧困來自哪里，原因固然多多。比如，生存條件的限制，自然環境的影響，還有天災人禍的光顧等等都可以產生或制造貧困群體。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是，貧困一族還有一個重要的共性原因，那就是政策的不公，社會財富的大蛋糕分配上存在問題。這一點，毋庸置疑。
就是說，8000萬返貧人口難以保證溫飽，除了自然條件的影響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人為因素，那就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是政策上存在問題，是社會管理上良心欠費。
誰都知道，社會主義最基本優越性，就是消滅剝削，實行公有制。那么，從建國之初開始，毛主席就極力消滅三大差別，城鄉差別，工農差別和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別。改革開放后走特色道路，三大差別死灰復燃，而且越來越大了!并且還多出一個“兩極分化”的四大差別!這能說政策上沒有問題，路線上沒有問題嗎?
《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有關規定，貧困一族年收入達到2300元以上，就意味著“脫貧”了。意思是說，他們每個月收入190元多一點，就視為“不貧困”了。這是令人揪心的數字，是十分可憐的突破。這與那些年收入幾百萬元、數千萬元的權貴相比，是多么可悲，多么渺小!這樣的收入水平怎能稱“共同富裕”。怎能稱社會平等或正義!
扶貧，當然不僅僅依賴“錢與物”，但卻絕對不能離開錢與物。沒有這些物質基礎，扶貧就剩下喊口號了，就剩下擺樣子了。甚至會讓地方政府弄虛作假。那么，扶貧需要的錢從何而來，物從何而來!有人會不假思索地說，政府的錢多得很呢!政府不過是個社會的管理機構，他們并不創造財富。他們的錢還不是人民的錢嗎?這些錢固然非常有限。所以說，實現精準扶貧的前提，就要首先“精準劫富”。要做到這一點，做好這一點，可不像空喊口號那么簡單了，不是專家學者創造幾句豪言壯語那么容易了。
不動真格的，不下真功夫，辦不到的。這是在割舍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是在讓精英或權貴的身上掉肉!換句話說，“劫”富，就是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劫富，就是一場深刻的革命。用句時髦話說，就是壯士鋸腿。就是對改革者的改革。
怎么“劫富”?筆者以為，需要宣傳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手段并舉。要責令那些貪官污吏，無條件地上繳贓款贓物，讓那些影視界明星大腕們，讓那些壟斷央企的高管們，讓那些同政府坐在一條板凳的房地產開發商，讓那些依靠投機鉆營官商勾結買斷地方國企而一夜暴富的老板們，“主動地”、“積極地”割肉放血。讓這些人知道，“出來混遲早要還”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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