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說：共產主義是行不通的，因為它忽略了人都是自私的這一基本事實。

　　我心想：這天大的秘密都被你一個人發現了。

　　討論社會制度、尤其是討論姓資還是姓社的時候，總有人言必稱人性，大有一副看盡人間百態的架勢，他們常常略帶遺憾地說：

　　“人都是自私的，你看看農村公社還有城市國企，不都是‘大鍋飯養懶漢’嗎?共產主義、計劃經濟雖好，可是拗不過人性呦。”

　　言下之意，無非是說順應私心的市場經濟才是人類制度的終點。

　　實際上，任何關于社會制度的嚴肅的討論，都不會將人性自私與否放在核心。

　　“大鍋飯，養懶漢”

　　“大鍋飯，養懶漢”在學術上的表述是多人囚徒困境。假如有10個人，每個人手中有10元錢，他們決定要拿出多少錢用于公共事業——公共事業將給他們帶來2倍的收益并平分給這10個人。毫無疑問，集體最優的結果是這10個人把所有的錢投入到公共事業中去，每個人最終都將得到20元的回報：

　　(10元 * 10人 * 2)/ 10人 = 20 元

　　可是，假設其他9個人都將自己的10元錢投入到了公共事業，那我的最優選擇是什么呢?一分錢都不投入!因為這樣一來，我手中最終就有28元錢了!

　　(10元 * 9人* 2) / 10人 + 10元 = 28元

　　推己及人，每個人都不會將錢投入到公共事業中，所以最終每個人手中還是只有原先的10元錢。他們不能有效地合作以達到集體最優的結果。

　　許多信奉自由市場的經濟學者立馬抓住這一理論大棒，打殺農業集體化和公有制企業，指責這種社會主義制度“獎懶懲勤”，在經濟效率上是極其糟糕的!解決這一問題的藥方只能是私有化，使“權責利統一”，所以分田到戶和瓜分公有制企業是民心所向、大勢所趨!

　　然而，這些師從西方人的學者，往好里說，是淺薄無知的;往壞里說，是用心險惡的。

　　這個世界中存在著數不清的合作行為，從基因間、細胞間的合作到家庭中、企業中的合作，無不使嚴肅的學者思考合作行為到底是怎么涌現的，而不是斷言合作行為不可能出現，只有私有化才是出路。

　　重復博弈

　　人具有思考能力，會衡量比較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如果人們長期在一起從事同一項工作，合作行為常常會涌現出來。其道理相當簡單：

　　試想我需要與某個人長期共同重復一項工作。對方“威脅”說：“如果你偷懶的話，我以后就會一直偷懶下去，讓工作進行不下去。”這時我就必須思考，雖然我偷懶坑對方一次可以獲得較大的短期利益，但代價卻是以后的工作無法順利進行，我的長期利益將受到極大損害。經過衡量取舍，我肯定希望合作維持下去，我會一直努力地工作。

　　這種“威脅”在博弈論中被稱為“以牙還牙”，是重復博弈里解決囚徒困境、維持合作的一種策略。

　　在現實中，朋友之間的交往就符合這一特點。如果我為了小利背叛朋友，我就面臨著永遠失去這個朋友的危險。

　　多層次選擇

　　達爾文的學說講到，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在集體中自私偷懶的人總是能比無私奉獻的人獲得更多的好處，更能“適應”環境，所以自私偷懶的行為會蔓延開來。

　　但“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在集體與集體之間同樣適用。一個精誠合作的集體總是比一個自私渙散的集體更具有優勢，更能存活下來。這在演化博弈論中被稱作“多層次選擇”。

　　比如，在現實生活中，團體體育競賽就符合這一特點。兩隊拔河，總是勁兒往一處使的隊伍更容易勝利，不會被淘汰。但對其中的個體而言，或贏或輸，省點勁兒似乎總是更好的選擇。

　　社會規范和聲譽

　　人們在相互交往中逐漸形成了社會規范，做出不符合社會規范的行為的人會遭到排斥。假如我與某個人交往時，做出為了私利而背信棄義的事情，我的劣跡就會通過人際關系網絡傳播到集體的每個角落，我的聲譽會受到極大損傷，于是我在集體中就再也混不下去了。

　　現實生活中，口耳相傳“說閑話”就是促使人們珍惜自己的聲譽、遵守社會規范的機制;在網絡時代，一次在國外諂媚的演講也會迅速傳播到國內，從而使演講者受到同胞的排擠。假若一個人自私偷懶的惡名在集體中傳播，人們自然不屑于與之交往共事，其在婚戀市場中也難找到對象。

　　市場經濟中充斥著背叛行為

　　重復博弈、多層次選擇、社會規范和聲譽都是維持一個集體通力合作、解決“大鍋飯養懶漢”的機制，而它們從不要求私有化和自由市場。

　　其實，純粹的自由市場是最難出現“合作”行為的一種制度。市場經濟的背后是陌生人社會，交易常常是一次性的，買賣雙方并不需要互相認識。如果沒有其他機制制約，交易雙方的最優策略無疑是坑對方一把、然后再尋找其他交易者。因此，自由市場的整體效率必然相當低下。所以，自由市場的信奉者所宣揚的教條——“每個人都追求私利，最終反而達到社會最優的結果”——是相當荒謬的。我們看一看“淘寶”的假貨率就一目了然了。

　　為了使市場經濟運轉下去，減少坑人的行為，市場的參與者們就必須通力合作建立一系列制度，比如出臺保護物權的法律，維持司法力量懲戒商業欺詐行為，建立社會信用體系，維持國家暴力機關鎮壓被剝削的工人階級的反抗等等，一句話，必須有管理資產階級共同事務的機關，而維持這一機關就必須有稅收制度——但在幼稚的自由市場的鼓吹者眼里“收稅”扭曲了市場價格，他們對繳稅總是心不甘情不愿。

　　如果我們相信市場經濟的參與者們、也就是資產階級們可以出錢出力精誠合作建立這一系列制度，能夠克服他們之間難以協調合作的“多人囚徒困境”問題，那么，憑什么斷言共產主義就不可能解決“大鍋飯養懶漢”的問題呢?更何況，在人民公社和公有制企業中解決這一問題會比利益各異的資產階級解決這一問題容易得多。

　　結語

　　人類社會涌現合作行為、維持合作行為的機制不難理解，學富五車的鼓吹“自由市場”、鼓吹“私有化”的學者對這些機制自然也都心知肚明。但他們不會去宣傳這些機制。為什么呢?因為對他們來說，背叛比合作更有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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