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他將手掌攤我面前時，我流淚了。他與我是同齡人，1990年出生，曾是小學校友。不過他沒有機會受到大學教育，高中畢業后成為一名在血汗工廠里掙錢糊口的產業工人。
稱他為產業工人，是比較光鮮的。實際上他從18歲走向社會后，10年的經歷可謂是底層青年生活的真實縮影。
他選擇學習車床技術，因有一定的學歷，很快就會畫圖紙、制作模具。學成之后，他成為機械廠中的“知識分子”，許多機械廠向他拋出橄欖枝。就這樣，他不過也只是擁有比工友們稍微體面一點的生活。在許多地區，機械廠用工都不符合勞動法，不給工人簽訂勞動合同，不繳納五險一金，除清明、中元、冬至、除夕，全年幾乎無休。而絕大多數機械廠沒有底薪，只以計件的形式發工資。沒有業務時，工廠負責人隨時讓工人停薪留崗。業務繁忙時，也只會給工人很低的加班工資。他每加班一小時能獲得6元的加班工資。
他生活在東部某發達省份，曾在全國數一數二的經濟發達地區工作過。2010年左右，正是低端產業發展的高峰期，他每天拼命加班，一天工作12小時，一個月能拿到4000元的工資。刨去租金、吃飯、電話費，每月能攢2000元。后來國家進入轉型期，大量勞動密集型企業倒閉，他所在的機械廠也面臨破產。因為他工作努力，又懂得制圖看圖，老板在解散員工時給他多發了2000元遣散費。
就這樣，他帶著幾年來在某發達城市攢下的3、4萬元回到家鄉。他其實并不愿意回來，他很懷念在“大城市”的生活。
他說在發達城市的工業園區里有機會認識到來自全國各地的打工女孩。工作雖然辛苦，但他晚上下班后經常用陌陌、微信約周邊的女孩出來。大多數時候，他只要請女孩吃頓飯，或者花20元去網吧包個夜，這些女孩就愿意幫他解決生理需求，發生性關系。園區的小旅館很多，他舍不得開全天房，3個小時的鐘點房50元完事。當然，有時候小旅館住客爆滿，他只能不講究得帶女孩到夜深人靜處“打野戰”。
園區里也有不少漂亮女孩，這些女孩往往不會那么隨意。她們會要求一起逛街，去跳蚤市場買幾件漂亮衣服。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成為男女朋友后才發生關系。不過，經歷了一段時間的纏綿之后，他們因為失業重新找工作很快就會分手。
這里好像是另一個社會，當女朋友被欺負時，他會召集幾名玩得好的工友把對方暴打一頓。沒有人選擇報警，被打者大多去診所包扎一下了事。遇到一些怯弱的，他只需要威脅說以后不想在這片園區看到他們，那些人就逃得無影無蹤。
懦弱、貪婪、猥瑣、性自由，一切最不光鮮的人性在這群低層次、低學歷的年輕工人身上展現的淋漓盡致。女孩們為了讓自己工資卡里的工資能夠原封不動，每月能夠盡可能多的往老家匯款，甘愿冒著感染性病或者意外懷孕的危險與不同的男工發生關系。不過極端惡劣的人性也會有好的一面，他們大多數人生活十分節儉，可以忍受骯臟、混亂的居住環境，可以享受變了味的5塊錢盒飯。當然也會有一部分人每月的工資剛剛到手，不到一周就會揮霍一空。這些人往往沾染了吸毒、賭博的惡習。
他逢人就會說他在親戚廠里擔任車間主任的工作，那是一個女工車間，他只需要監督她們干活每月就能拿到5000元的“高收入”。許多女工得知他與老板的親戚關系，經常主動地投懷送抱，請他吃飯、看電影，進行男女之間的親密行為。他事業最“鼎盛”時期，與7、8位女工同時保持性關系，有時甚至還會3P。當然，這些女工也不會無條件去討好他，他需要幫助她們在計算工資時多爭取一點，或者能夠在過節發紅包或禮品時多得到幾份。
家鄉雖然也是東部發達省份的城市，但畢竟是小縣城，企業規模小，人口也不多，他這樣的技術性人才，有著多年的工作經驗，很快就能夠找到工廠上班。回來沒到1個月，他就在園區里找到一份工作，仍然是機械廠，他操作車床。
這間小廠只有10來個工人，經常忙不過來。他連續加班十幾天，也許是太疲勞的緣故，一次操作機床的過程中不幸扎斷手，大拇指被整齊的切斷，只剩下一些肉和皮連著。他被立即送進醫院，做手術，縫針，住院，老板給他送了5000元和一個果籃就再也沒來過。他因為沒有醫保，自費花了1萬多元才走出醫院。
他失去了工作，躺在家里靜養4個月。
我在探望他時，告訴他為何不注重維護自己的權益。在工作時應簽訂勞動合同，讓工廠繳納社保。同時這也屬于工傷，他應該向老板索賠。他說我不接地氣。他認為如果他在找工作時讓老板繳社保恐怕會很難找到合適的工作，這些工廠許多都是皮包公司，老板說跑就跑，有時工作很長時間都不知道老板是誰。他住院索賠即使能找到老板打官司，最后賠償一點錢還要給律師費，到頭來既辛苦又得罪人，自己也掙不了錢。
我沉默不語。
他的故事僅僅是我在進行底層工作狀態摸底調查的一個縮影，還有許多與我同齡人的生活比他更加艱辛。
一位吳姓朋友，1993年生，目前正在某重點城市的富士康做著“監獄化”管理的三班倒流水線工作。機械化的工作，軍事化的管控，讓他很少有時間能夠與我取得聯系。他對未來的生活沒有任何期望，他說的最多的就是經常下班回來時原來的室友已經不在，不知從哪個地方過來的打工仔又重新鋪上新的床單。他懶得和他們搭話，因為也許不用兩個月就又“分手”了。他對在富士康的工作比較滿意，因為給他繳納社保。
還有一位不具名的朋友在一家電子企業的有毒車間工作，他的家在某西部某不發達省份，1995年生，工齡4年，如今他每月掙到1萬元工資，企業還給他繳納社保。但是他的工作不能長期做，因為企業老板擔心長期在有毒車間工作的人會出現疾病讓企業支付昂貴的醫療費用。他的工友，有不少得了血癌，還有其他講不清楚的疾病。他最近剛被舊企業辭退，如今又換了一家新企業，還是電子廠的有毒車間，工資依舊是1萬元。
我在請他吃飯時，問他還沒有結婚，就不為自己的將來打算嗎?他樂呵呵的說，再干兩年攢夠50萬就不干這工作了，回家娶媳婦生娃娃。
我很擔心，不知道他是否還能健康的干上2年。我不贊成他通過這種工作獲得“高收入”，因為這是用命拼來的。
通過對身邊數以百計同齡人的調查，或許我已經得到一份接近于真相的答卷。當社會的焦點都關注在大學生這些高端90后群體就業難的問題上時，很少有人會去真正關注全國數千萬工作、生活在工業園里的血汗工人，他們同樣是80后、90后，卻過著游走于法律邊緣、得不到他人尊重的艱苦生活。骯臟、暴力、變態，這些名詞充斥在他們的生活里。他們很少關注時政，有的甚至報不全國家領導人的姓名，但他們卻是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領導階層。
他們是工人階級，正在用自己的生命和鮮血，給祖國的偉大復興添磚、加瓦。
原載陸棄公眾號，轉載時略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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