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旗》雜志停刊內幕！汪東興說不介入……
《紅旗》雜志于1958年6月1日在北京創刊
創辦《紅旗》雜志，是毛主席首先倡議的。早在1958年3月召開的成都會議上，他就提出了“出版理論刊物”的問題，而此次會議也是毛主席為發動“大躍進”運動而召開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會議。
1958年3月8日，成都會議召開的第一天，毛主席提出25個問題供與會者討論。其中第24個問題就是關于“出版理論刊物問題”。在22日的講話中，他又著重講了辦刊物的問題，說:“陳伯達寫給我一封信，他原來死也不想辦刊物，現在轉了一百八十度，同意今年就辦，這很好。我們黨從前有《向導》、《斗爭》、《實話》等雜志，現在有《人民日報》，但沒有理論性雜志。原來打算中央、上海各辦一個，設立對立面有競爭。現在提倡各省都辦，這很好。可以提高理論，活潑思想。各省辦的要各有特點。可以大部根據本省說話，但也可以說全國的話，全世界的話，宇宙的話，也可以說太陽、銀河的話。”
接著，毛主席講了“怕教授”的問題，為此還特意表揚了陳伯達一番，認為陳在這方面有了很大的進步。他說:“怕教授，進城以來相當怕，不是藐視他們，而是有無窮的恐懼。看人家一大堆學問，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馬克思主義者恐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怕帝國主義，而怕教授，這也是怪事。我看這種精神狀態也是奴隸制度、‘謝主隆恩’的殘余。我看再不能忍受了。當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們一頓，而是要接近他們，教育他們，交朋友。”
“現在情況已有轉變，標志是陳伯達同志的一篇演說、一封信，一個通知，有破竹之勢。他的思想曾萎靡不振，勤奮工作好，但統治宇宙膽子小了。”
其中談到的陳伯達的“一篇演說”，是指陳伯達于1958年3月10日應郭沫若邀請在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上的講話，題目為《厚今薄古，邊干邊學》。陳在講話中說:哲學社會科學應該躍進，也可以躍進。躍進的方法，就是厚今薄古，邊干邊學。陳伯達晚年回憶說，此次講話“是根據毛主席的意見，向社會科學界傳達毛主席的觀點”，并不是“自己擅自決定的”。
而“一個通知”，是指準備下發的《中共中央關于各省、市、自治區必須加強理論隊伍和準備創辦理論刊物的通知》。
毛主席對《紅旗》雜志非常重視。早在成都會議上，他就指定由陳伯達擔任《紅旗》總編輯，后經八屆五中全會同意通過。1958年5月24日，也就是中共八屆五中全會公布出版《紅旗》雜志的前一天，毛主席高度評價了《紅旗》發刊詞，并批示:“此件寫得很好，可用。”
毛澤東為《紅旗雜志》題寫刊頭
當天，他在給陳伯達的信中，談到了為《紅旗》題刊頭的問題。他說:“報頭寫了幾張，請審檢;如不能用，再試寫。”毛主席一共為《紅旗》題寫了20多幅刊頭，后來從中選出兩字作為《紅旗》雜志的正式刊頭。
《紅旗》雜志上正式標明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辦”，也是毛主席決定的。
《紅旗》編委會的陣容頗為強大。第一任編委有鄧小平、彭真、王稼祥、張聞天、陸定一、康生、陳伯達、胡喬木、柯慶施、李井泉、舒同、陶鑄、王任重、李達、周揚、許立群、胡繩、鄧力群、王力、范若愚。這個編委名單是毛主席一個一個擬定的。
除了積極參與籌備《紅旗》出版的相關事宜外，毛主席對創刊后的《紅旗》雜志也是多加支持的。他不僅在其創刊號上發表了重要文章《介紹一個合作社》，而且對《紅旗》重要的文章或社論文章嚴格把關，對自己認為重要的文章也首先考慮在《紅旗》上發表。
毛澤東辦《紅旗》的一個目的，就是要中國人說話全世界都要聽。毛澤東認為，他的這個目的達到了。(毛澤東在1955年12月對新華社工作的指示中有這樣的意思：讓全世界都能聽到我們的聲音。)
《紅旗》成立之初，缺乏搞國際問題的專門人才，也沒設國際組。中央認為這個問題很重要，一定要搞，于是《紅旗》在1960年成立了國際組。
《紅旗雜志》停刊內幕
1978年上半年，全黨工作處于徘徊狀態：一方面，當時中央主要領導沒有擺脫“文革”路線，堅持“兩個凡是”;另一方面，以鄧小平為代表要確立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當時這兩種思潮、兩種主張集中表現在“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上。
就在這兩種思想較量中，《紅旗》總編輯按照當時中央主管思想宣傳工作的一位負責人的指示，“不介入”討論，這實際上就是要《紅旗》消極抵制這場討論。《紅旗》的這一立場引起黨內不少高干的不滿，使自己陷入極其被動的境地。這種局面持續了好幾個月。
在此期間，《紅旗》約請譚震林寫紀念毛澤東逝世兩周年的文章。在文章中，作者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思想，《紅旗》總編輯看后，覺得與中央負責人指示精神不合，提出請作者改掉這些內容，作者不改，于是便就此事寫信上報中央，請中央決定。鄧小平看到了這封信，在信上作了重要批示：
“我看這篇文章好，至少沒有錯誤。改了一點，如《紅旗》不愿登，可轉《人民日報》登。為什么《紅旗》不卷入?應該卷入，可以發表不同觀點的文章。看來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摘自《黨史博覽》2006年3月苗作斌/文)
《紅旗》于1988年停刊了，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事情，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想象，對于國內外的政治觀察者來說，作為中共理論權威的《紅旗》倒掉了，而且是被中共自己砍倒的，這肯定是個重大變化，《紅旗》為什么停刊?起因是實踐標準討論。當年全國媒體都加入了討論，唯獨《紅旗》按兵不動，這是汪東興交代的，總編熊復就照辦了。《紅旗》沉默如此突兀，外界議論紛紛，有個編輯知道譚震林是個敢人，便去約稿。譚的文章講的是毛澤東，卻歸結到實踐標準問題。熊想刪去實踐標準這段，譚不允，問題交給汪。汪不敢擅自決定，轉請華、葉、李、鄧批示。華無言，葉在粵，鄧批示發表，并指出不卷入就是卷入。李附議。華、汪失勢，熊復檢討。胡耀邦幫助熊過關。
1987年胡耀邦退，《紅旗》當年的事又扯了出來，領導班子全換，只留蘇星一人負責。后又決定《紅旗》交中央黨校辦，由中央書記處組織實施。胡啟立說：“繼續辦中央一級權威性的理論刊物，而且叫《紅旗》值得研究，刊物代表中央的聲音，有權威性，人家就不大好討論，很難發表不同意見，有顧慮。放在中央黨校，作為重要理論陣地，便于理論探討。”
1988年2月12日黨校負責人與《紅旗》雜志的干部接觸后，感到黨校確實不可能有力量辦刊。3月2日，他們給中央的信中寫道：《紅旗》在國內外已有相當的影響，不改刊名為利。但鄧小平堅決要求停刊，堅決要求更名。中央在鄧小平的具體指導下最后決定更改刊名。并確定《紅旗》6月15日停刊。6月16日，《紅旗》1988年第12期出版。雜志正文沒有一處提到停刊，但封底“歡迎訂閱求是雜志”的大標題下是“中共中央決定，《紅旗》雜志今年6月底停刊，求是雜志今年7月1日創刊”的字樣。
在中央決定撤銷紅旗后，有一次開會，胡啟立拿著一堆名字推敲，坐在旁邊的李瑞環知道原委后，提筆寫了“求是”兩字，后來被采用了。
1987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十二屆第352次會議討論了紅旗雜志社領導班子問題，并通過了《中央組織部關于紅旗雜志社領導班子調整的請示》。會后，中共中央下發[1987]128號、132號文件，同意熊復辭去紅旗總編輯職務，免去馬仲揚副總編輯職務、免去林肖硤顧問職務，紅旗的工作由副總編輯蘇星主持;實際上《紅旗》已經沒有領導班子，只是蘇星一個人負責了。
12月21日，紅旗編委會給胡啟立和書記處寫報告說：“近日社內外盛傳紅旗機構要變動，按計劃紅旗1988年第1期要在12月25日發稿，27日付印。紅旗是否還照常出版?請批示。”
12月23日，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開會討論《紅旗》問題。出席會議的有胡啟立、高揚、王忍之、周杰、蘇星等人，胡啟立傳達了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過的《中央機構改革小組關于中央、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中有關紅旗的決定：撤銷紅旗雜志社，由中央黨校主辦一個黨內的理論刊物，由中央書記處組織實施。
創刊整整30年，單期發行量曾經高達330萬冊的《紅旗》雜志就這樣“悄然”宣布停刊，徹底退出了新中國的意識形態陣地。
《紅旗文稿》是什么？
據網上相關資料介紹：
《紅旗文稿》為求是雜志社主辦的、面向國內發行的綜合性政治理論半月刊，是中共中央機關刊《求是》雜志宣傳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黨的宣傳思想理論戰線的重要陣地。《紅旗文稿》從2009年第1期起全面改版。
改版后的《紅旗文稿》，將勇于站在思想理論的前沿、搏擊社會思潮的風浪、呼應黨的意志和人民的心聲，直面理論熱點，緊扣社會脈搏，批評歪理邪說，解疑釋惑，團結鼓勁，為黨和人民的利益鼓與呼，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鼓與呼，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鼓與呼。
《紅旗文稿》是2009年改版的，是什么時間創刊的呢?權威資料沒有顯示，個別網站說是1964年。而求是雜志社是1988年建立的，顯然不合邏輯。不管怎樣，現在的《紅旗文稿》是《求是》的下屬單位，形似《紅旗》，卻受管于《求是》，讀者不可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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