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徇私情的偉大領袖毛澤東

　　旗幟中流網特約評論員  紅  烈

　　一

　　楊開慧烈士是毛主席的夫人，1930年為革命犧牲，撇下岸英、岸青兩個幼子。楊開慧的哥哥楊開智是一位進步人士，楊開慧犧牲后，他不僅擔負起照顧老母親的責任，又從監獄里接回岸英、岸青兄弟倆，一年之后又冒著危險將他們送往上海地下黨懷抱中。同時，他也積極支持自己的女兒楊展投奔革命、參加八路軍，楊展1941年在晉察冀邊區英勇犧牲。

　　新中國成立后，楊開智曾經寫信給毛主席，希望毛主席幫助他在湖南謀一個領導職務，并希望來北京與毛主席面談此事。毛主席于1949年10月9日給楊開智復信道：“希望你在湘聽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來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規矩辦理，不要使政府為難。”

　　唉，要說這毛主席，真夠“不近人情”的了!

　　毛主席的表兄文運昌，曾給予過青年毛澤東以很大幫助。青少年時代的毛澤東之所以能爭得父親的同意到長沙讀書，文運昌在其中為他做了很多工作。同時，文運昌還曾給青年毛澤東推薦了很多進步書籍，使青年毛澤東大開眼界。1936年在陜北與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交談時，毛澤東還曾提到文運昌，表示“非常感謝我的表兄”。

　　新中國成立之初，文運昌就給毛主席寫了封信，并隨信開了一張14人的名單，都是文家老少，有的是毛主席的表兄弟，有的是表侄和表嫂娘家的親戚，要求照顧安排工作、職務或保送升學。這份名單轉到毛主席手里，毛主席看后不悅地說：“我不管其他領導是不是有這樣為親人做安排找位置的事，這種事，我毛澤東是不會答應的，共產黨不同國民黨，是因為共產黨是為人民謀幸福的，而不是為自己的私利去奮斗。”于是大筆一揮，在文運昌的名單上批示：“我不能給親友介紹工作。”不久，毛岸英回韶山時，遵父命到唐家圫看望文家兄弟，文運昌叫弟弟文南松出面，要求毛岸英回去給父親說說，解決文運昌的安排問題，并親自寫信，托毛岸英帶給毛主席。少年毛澤東在外婆家生活時，與比他大3歲的表兄文南松玩得最好，然而在文運昌的工作安排上，毛主席卻沒有敬重文南松，他回信道：“運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薦，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現，取得信任，便有機會參加工作。”這讓文運昌大失所望。

　　革命烈士柳直荀的夫人李淑一，也是毛主席青年時代的好友和同志。柳直荀也是湖南人，參加革命前曾在長沙廣益中學讀書，與毛澤東、何叔衡等人一起，受到過楊昌濟先生的指點和熏陶。柳直荀1924年加入中共，并參加過南昌起義。李淑一則與楊開慧是中學同學，兩人關系極好。她與柳直荀結婚三年后，柳直荀外出投奔革命，再也沒有回來。李淑一則含辛茹苦、守寡幾十年，把兒子養大。解放后，毛主席與李淑一經常有書信交往。1954年3月2日，毛主席給秘書寫了一個批示：“李淑一女士，長沙柳直荀同志(烈士)的未亡人，教書為業，年長課繁，難乎為繼。有人求我將她薦到文史館為館員，文史館資格頗嚴，我薦了幾人，沒有錄取，未便再薦。……”

　　毛主席的不徇私情，不僅表現在這些生活小事上，更表現在大是大非、路線分歧之上。

　　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曾遭受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和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左”傾機會主義的困擾，1934年被迫長征。長征期間，又遭遇張國燾的分裂主義，最后把中國革命的大本營扎在西北。在此過程中，從1935年的遵義會議開始，初步確立了毛主席的領導地位。又經過延安整風，清算了前后兩次右傾機會主義和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到1945年黨的“七大”形成了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核心。在這個核心中，劉少奇位居第二，因為他不僅在遵義會議上積極支持毛主席，而且在后來一直是毛主席的得力助手，并在“七大”政治報告中提出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概念。新中國成立后，毛主席仍然十分信任劉少奇。1959年，毛主席自己退居“二線”，讓劉少奇出任國家主席，并擔當黨中央日常領導工作。所有這些，都是盡人皆知的歷史事實，是無法否認的。

　　盡管劉少奇在“大躍進”中犯有頭腦發熱、浮夸風的錯誤，毛主席仍然認為這屬于沒有工作經驗，不屬于立場問題。相反，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在與會全體同志已經開始糾正浮夸風、“共產風”、瞎指揮等錯誤傾向，并已經就此基本達成共識時，彭德懷又重新“下戰書”，說“黨犯了路線錯誤”，要徹底否定“大躍進”和“三面紅旗”，毛主席當然不答應，展開了對彭德懷右傾錯誤的批判。(毛主席逝世后，鄧小平篡權，把已經去世的彭德懷打扮成“反毛英雄”，為劉鄧路線作陪襯，那是后話。)照理說，彭德懷也是從井岡山時期就追隨毛主席的老部下，在遵義會議上也是積極擁護毛主席的。新中國成立后，在黨內高層對抗美援朝問題有不同意見時，彭德懷堅決擁護毛主席的意見，臨危受命赴朝指揮抗美援朝。但是在1959年，毛主席并沒有與彭德懷講私情。

　　那么，毛主席是不是與劉少奇講私情呢?也不是。1959年，毛主席批彭，并不是為了跟劉少奇等人搞什么個人之間的“同盟”，而是為了大局，為了捍衛“三面紅旗”。進入1960年代，原先熱衷搞浮夸風、“共產風”的劉少奇，面對三年自然災害，又滑向另一個極端，主張“三自一包”(自負盈虧、自由市場、自留地、包產到戶)。在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劉少奇只是就事論事地整頓基層干部的多吃多占、“四清與四不清”等問題，拒絕將問題提高到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高度。

　　在認識到劉少奇已經有一套在工廠里搞“獎金掛帥”、在農村搞“三自一包”的路線、政策，而且已經在黨內高層形成一個貫徹他這一套路線、政策的司令部之后，毛主席又一次不徇私情，堅決與劉少奇決裂，毅然發動文化大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是擁護毛主席的。但是，到了1970年的“廬山會議”，在下一步人事安排問題上，林彪與毛主席有不同意見。毛主席提出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就擔心他自己下一步當不上國家主席，自己的權威會受到影響。毛主席提出提拔張春橋為政治局常委，林彪認為這不是他的老部下，不值得信任。但是，林彪又不把自己的意見和想法跟毛主席直接談，而是讓陳伯達、吳法憲在會議期間到各小組去“點火”，一是講一定要設國家主席，而且假惺惺地要求毛主席當國家主席(試想，毛主席已經于1959年辭去國家主席職務，他可能同意自己再度擔任國家主席嗎?這分明是違背毛主席意愿的)，二是針對張春橋主張在四屆人大的新憲法序言中不寫那三個副詞(即“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去掉這三個副詞，其實是毛主席的意見)，到處造謠說“中央出了壞人”、“有人要反對毛主席”等等，從而嚴重干擾了“廬山會議”的主題和議程。

　　在這種情況下，毛主席明察秋毫，看出了某些人的陰謀，果斷停止了陳伯達的工作，開展了“批陳整風”運動。這一舉動，當然也是針對林彪的。毛主席此刻仍然不徇私情，而是講公道，從黨性出發，毫不顧及林彪一伙人的小集團利益。正因為如此，才引起了葉群、林立果等人爾后的一系列瘋狂政變活動。

　　在這里，我們不是要討論當年事件中的各種是非曲直，我們只想說明一個問題，就是毛主席絲毫不徇私情。

　　二

　　毛主席“不徇私情”，但是毛主席也不是只講原則，絲毫不講究策略和工作方法。實際上，毛主席也很善于團結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正如毛主席在“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五項條件”中所講的，不僅要團結與自己意見相同的人，也要團結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甚至那些反對過自己并被實踐證明是犯了錯誤的人。毛主席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文革中發生的“二月逆流”，是眾所周知的。根據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記載，1967年2月16日下午，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頭會，原定議程是談“抓革命，促生產”問題。譚震林、陳毅、葉劍英、徐向前、李先念、余秋里等在會上對當時文化大革命的做法表示強烈不滿，導致會上發生了嚴重的爭吵。2月19日早晨，毛主席召開政治局會議，周恩來、李富春、葉劍英、李先念、康生、謝富治、葉群參加。會上，毛主席對譚震林、陳毅、徐向前等人16日在懷仁堂碰頭會上的發言進行了嚴厲批評。會議決定，譚震林、陳毅、徐向前“請假檢討”。2月25日至3月18日，根據毛主席的意見，在懷仁堂召開了七次“政治局生活會”，對譚震林、陳毅、徐向前以及李富春、李先念、葉劍英、聶榮臻進行批評。

　　“改開”之后，有人造謠說，毛主席是在林彪事件之后，提出給“二月逆流”“平反”的。其實，這是明顯的造謠。根據《毛澤東年譜》記載，1968年10月30日，毛主席在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講話，談到“二月逆流”時說：“這件事嘛，要說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說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沒有什么了不起，是一種很自然的現象，因為他們有不同意見，要說嘛。他們也是公開出來講的，沒有什么秘密嘛。幾個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員，又是副總理，有些是軍委副主席，我看也是黨內生活許可的。”而且還說：“對黨內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所謂保者，就是幫助他們嘛。看，就是看他們以后的情況，改不改嘛。我的意見，改了也可以，不改也可以，強迫人家改，我就不那么贊成。至于有一些老同志，將來還可能工作嘛。”

　　由此可見，毛主席從一開始就是對“二月逆流”采取原諒的態度的。毛主席當時還說：“比如九大代表，這個二月逆流的同志們如果不參加呀，我看就是個缺點。所以還是推薦在各地方把他們選舉為代表。一個黨的代表大會，有各種不同意見，我看是好事，只要基本的部分保證能夠反映工農兵的意見就好了。”根據《毛澤東年譜》記載，1969年1月3日，毛主席一個批示中寫道：“所有與二月逆流有關的老同志及其家屬，都不要批判，要把關系搞好。”1969年3月15日，中央文革碰頭會討論“九大”政治報告，毛主席說：“我主張報告不講二月逆流，他們有些氣，也是可以原諒的嘛，共產黨人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他們都是公開講出來的，要允許他們上九大主席臺。”

　　當然，從毛主席的態度中看，也談不上什么“平反”。1969年3月22日，在中央文革另一次碰頭會上，毛主席又說：“二月逆流，在政治報告中不講。我們還是要按過去的老規定，凡是能團結的，都應團結，允許人家犯錯誤，允許人家改正錯誤。大多數當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當敵我矛盾處理。”

　　毛主席善于團結犯錯誤的干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73年重新起用鄧小平。毛主席當初起用鄧小平，暫不論后來的效果如何，毛主席當時的初衷絕不是因為跟鄧小平有什么個人私交，而是完全從黨和國家的全局上考慮，從爭取、分化那些對文革不理解的老干部這方面去考慮。

　　鄧小平自己后來越滑越遠，辜負了毛主席對他的期望，那是另一回事。

　　三

　　毛主席敢于堅持原則，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徇私情，同時又善于團結有不同意見的同志，這兩者互相矛盾嗎?我們說，一點兒也不矛盾。毛主席團結各種不同意見的人，不是為了個人私利、私情，而是為了“公”。正因為是“為公”，所以在堅持原則時，與自己私交很好的同志發生了原則分歧，他也會不徇私情、敢于放棄幾十年的私情。所有這些，都體現了毛主席的“大公”境界。

　　這一點，很值得我們今天的某些“左派”學習。

　　我們今天的某些“左派”，采取的是雙重標準，對與自己私交不錯的，即使觀點上有原則分歧，也可以高高掛起，明知不對、少說為佳。而對于跟自己沒有什么私交的，則非常“講原則”、不留情面。這樣的“講原則”，即使口頭上再“擁毛”、再“擁護文革”，也只是流于口頭的。反過來，對于與自己有私交的，他們則“講團結”，即使有分歧，也能“求同存異”，根本不是“為公”。

　　毛主席在1937年9月發表的《反對自由主義》一文中，就曾經指出，自由主義的第一種表現就是：“因為是熟人、同鄉、同學、知心朋友、親愛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對，也不同他們作原則上的爭論，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親熱。或者輕描淡寫地說一頓，不作徹底解決，保持一團和氣。”

　　這種傾向成了風氣，致使我們今天的某些左派，面對問題，缺乏那種敢于堅持原則的大無畏精神，即使面對自己私交不深的人，也不是堅持原則第一，而是“怕得罪人”第一。這種“怕得罪人”的人，有時候還自詡為“能團結各種人”。但是，他們“團結各種人”，明顯不是為“公”，而是為“私”。

　　等到冒犯了自己的意志、尊嚴的時候，這些自由主義者往往又“不是為了團結、為了進步、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確的意見斗爭和爭論，而是個人攻擊，鬧意氣、泄私憤、圖報復。”(見毛主席《反對自由主義》一文)

　　毛主席指出，上述這些自由主義者，“他們贊成馬克思主義，但是不準備實行之，或不準備完全實行之……。這些人，馬克思主義是有的，自由主義也是有的：說的是馬克思主義，行的是自由主義；對人是馬克思主義，對己是自由主義。兩樣貨色齊備，各有各的用處。”

　　在我們今天的“左派”中，是否也存在上述一系列自由主義傾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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