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的幾個不明不白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從此中華民族才走上科學正確的道路。以前的方式方法道路都失敗了，毛主席不是憑空而落的英雄，毛主席就說他認為必須走俄國的馬克思社會主義之路。

　　周恩來：我們的領袖是從人民當中生長出來的，是跟中國人民血肉相聯的，是跟中國的大地、中國的社會密切相關的，是從中國近百年來和“五四”以來的革命運動、多少年革命歷史的經驗教訓中產生的人民領袖。因此，學習毛澤東必須全面地學習，從他的歷史發展來學習，不要只看今天的成就偉大而不看歷史的發展。事實不講清楚，邏輯就不通，文章可就名不正言不順了。

　　戊戌變法先驅康有為，曾在《三月十七日保國會上演講辭》中痛心疾首：“吾中國四萬萬人，無貴無賤，當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籠中之鳥、釜底之魚、牢中之囚，為奴隸，為牛馬，為犬羊，聽人驅使，聽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變。”

　　怎么到了“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變”的地步了?中國的進步為什么總是不成功，失敗和代價是近現代最大的，連日本明治維新都不如了?中華人民經過一次次的失敗，發現中國傳統的弊端，發現孔家店的禍國殃民，愚昧中華，所以打倒孔家店，開始了新文化運動。從此中華民族精神面貌煥然一新，中國共產黨由此誕生了。

　　事實不講清楚，邏輯就不通，文章可就名不正言不順了。

　　大寨當年可是實打實的艱苦奮斗，為黨為民的，所以受到一些關照扶持，這都成了假典型。就是至今，大寨群眾也是好樣的。

　　小崗村呢?真相是不會永遠被掩藏的。

　　大寨艱苦創業，自力更生，支援國家。小崗村是靠政府支援，這樣的典型能學嗎?大包干的好漢在央視公然宣揚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中華民族的精神需要這樣的典型嗎?

　　小崗村出名后，從此中國有了嚴重的三農問題，還有留守兒童。

　　本來，現在國家正在推進新農村建設，推進農業現代化。為什么不宣傳華西村?為什么不宣傳各地的第一村?為什么不宣傳現代化農業的先進典型村?

　　這些反映我國農村農業農民進步的事情為什么不宣傳?為什么不配合黨的農業現代化方向戰略?

　　沈浩在小崗村是不容易的，這些經歷終究無法掩藏的，最能揭示小崗村真相。

　　另摘引某大學生的：我在小崗村的見聞

　　你會發現這條外村援助修建的（而非小崗人以自己之力修建的）規整的大路非常骯臟，各種家禽牲畜的糞便隨處可見，哪怕是我那不通氣的鼻子，也能隱隱的嗅出一絲絲的惡臭，所以這個村莊給我的第一印象并不好，而且更為重要的是，這街道上隨處可見的垃圾糞便不難使人感到：這里的村民缺乏主人翁意識，或者說對這個村集體缺乏歸屬感。

　　據他{村民}說，小崗村的村民關系都不太好，都各自為營，勞作方面自不必說，自從分田單干后，自家只管自家的兩畝三分地，而且生活方面也很少來往，鄰里之間很少走動。這樣冷漠的村莊我還是很少見到的···

　　當我們問及在大包干紀念館所了解到的近年來被外界廣為稱道的所謂“發展成果”——蘑菇大棚時，這位中年男子隨口否認，隨即便激動地向我們描述其中的玄機，真真的讓我們咋舌。他口中的蘑菇大棚，并非如宣傳中所講的那樣是來到小崗工作的大學生們自主創業的項目，而是官員們為了糊弄上級視察而專門搞出來的一個面子工程，因此它的生命周期也自然就會隨著上級們的離開而終止，受益的也僅僅是與干部們關系好的一些人。當我問起哪些人與干部們的關系好，這位樸實的農民居然給我打了一個形象的比喻：地上明明跑著一只雞，當官的偏偏說是鴨子，然后跟著說“是鴨子”的就可以得到好處，堅持說“是雞”的就得不到任何好處。當課本上的指鹿為馬硬生生的出現在現實生活中的時候，留給我們的也只有心靈上的刺痛。這位農民大哥說村上的貧富差距很大，小崗村的人本就是懶，而且自私，因為村子是個名村，國家扶持的也多，很多機構都投資或者捐贈東西，而能夠得到這些好處的大多是那些說鴨的人。后來又問到沈浩的死，他的說法讓我們始料未及，完全是顛覆性的說法，究竟誰是誰非，我想時間會澄清一切的。

　　后來，我們又去了當年按下血手印的“十八戶之一，我們采訪的是那家的兒媳婦。她常年在外打工，膝下有兒有女，可就是懶得管教，家中很是臟亂，作為一個主婦，她似乎認為這一切與自己無關。她說她受夠了這個村子，受夠了這個村子里的每個人。當她說到沈浩的三個情婦的時候，神情是那樣的自然，語氣是那樣的平和，似乎這是個再也正常不過得事情了。哪個官不貪？這是她覺著最是真理的一句話。我沒有太多的興趣了，也就走了。

　　小崗村的村民們也許永遠向往一個美好的生活，但是永遠不會知道怎么去得到。各自為營的群體，不知道如何去利用集體的力量，哪怕兒子和父親都不能合作，這樣要是能得到美好的生活，那我們倡導的艱苦奮斗豈不是成為笑談了？　　

　　雖然對小崗村的調研只進行了大半天的時間，但這其中的所見所聞卻已經使我們感受到了一個與主流的話語敘述完全不同的世界，并且也足夠引起我們這樣的反思：作為“包產到戶”的典型，小崗村多年來始終享受著全國任何其它農村根本無法想見的特殊優厚的財政支持，然而即便如此，卻依然是一朝過了溫飽線，三十年跨不進致富門，這是不是對“一包就靈”神話的一個最為有力的駁斥？而那些堅持走集體主義道路并取得了輝煌成就、真正實現了共同富裕（如河南的南街村、江蘇的華西村等）的村莊，是不是為我們反思中國農村三十年來的“分田單干”的發展模式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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