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外媒報道:英國衛生大臣亨特指出,英國有好幾十萬被社會遺忘的孤獨老人,他形容這是“國恥”,并呼吁英國人向中國和日本學習孝道,吸取這些亞洲國家照顧老人的經驗。亨特認為,在中國與日本,年長的父母跟子女同住,或同子女的家庭一起生活是挺正常的事,這恰恰是值得學習的經驗。
許多國內媒體也轉載了這條消息,但并沒有對它進行討論,于是它很快被網絡信息的洪流淹沒掉了。但在筆者看來,這是一條非常重要的新聞。如果歐美國家的高官都對我們社會的價值觀表示心儀,難道我們不應該做點什么事情嗎?說得更直白一點:為什么不能論證“孝”是普世價值?
輿論之所以沒有關注這條信息,當然有很多原因。首先是因為最近中國的確有許多重要改革值得關注,其次是因為近來“洋五毛”夸中國的事情發生得越來越多,大家已經日益喪失新鮮感了。但從根本上,也許還是因為輿論領袖們對“孝”這一價值缺乏信心。
中國的知識精英將“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與“孝”相對立,已經一百多年了。晚清之時,中國在國際體系中屢戰屢敗,中國知識人的文化自信也隨之衰減。其時已出現不少聲音,將中國落后的原因歸結到中國的家庭制度中去,因這種家庭體系中,老人壓迫年輕人,扼殺獨立精神;不僅如此,“百孝順為先”,君主專制也憑借柔順之人格而大行天下。
在晚清,這種批評聲音在士紳中仍只是極少數。但隨著民初以士紳為主要社會基礎的共和國屢遭失敗,對政局絕望的“新青年”遂將士紳作為革命對象,第一步就要破“吃人”的封建禮法。“新青年”參加革命,多數經過與舊家庭的斗爭乃至決裂,因而對于舊式孝道之束縛,萬分痛切,這種痛切在中國近代文學史上打下了極其深刻的烙印。
中國革命的過程,也是中國現代國家建構的過程,其實際效果并不是廢除家庭,而是使得家庭更為緊密地嵌入政治共同體,使得家長的權威服從于政黨與國家的權威。但為了加固后二者的權威,中間需要時不時動員青年,挑戰家長權威。這種動員政治的結果是,即便是在建國之后,孝道之話語在精英政治話語仍長期居于邊緣地位。
這種動員因對社會關系與社會德性破壞太大,已經被廢棄。而二十世紀革命中對“封建大家長”的擔憂,意外地通過市場體系得到了紓解。改開以來,社會的商品化、市場化成功調動了人的逐利之心。在那些因青年人外出打工而淪為“空巢”的村莊,毛澤東時代在政治運動之下都沒有瓦解的宗族,現在卻徹底瓦解了。
不僅如此,連完全符合歐美模式的“核心家庭”,都已經受到了商品大潮的嚴重沖擊。比如說,夫妻共同財產制度在許多方面已經動搖,而沖擊它的,往往是滿腦子“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法律人、媒體人與經濟學人。家庭日衰,今日中國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接近于從西方舶來的“自由個人”的理想。
但恰恰在此時,我們發現,中國“未富先老”。尚不富裕的國家還不能擔負起每個公民的養老責任,而我們的家庭,卻已經開始支離破碎了。最近《中國式養老》等倫理電視劇的熱播,就與這一困境有著極大的關系。我們可以看到,當“孝”作為一種主流價值觀尚不夠堅固時,老人的晚景是可以多么凄涼。
即便中國國家足夠富裕,那又如何呢?國家可以給錢,可以辦敬老院,但官員們永遠不可能替代你叫父親一聲“爹”,替代你給父母帶來心靈的安慰。一切物質條件都解決不了心靈的孤獨。英國衛生大臣亨特所指出的英國問題,也已經成為了中國問題。
在這時候,我們可以發現,中國比英國多出的那點東西,就變得很有價值了。這并不是說,中國人現在仍然很孝順。從孝順的行為上說,也許當代中國處在百年來最糟糕的時候(與許多知識精英的假設相反,我并不認為當年反孝道的精英政治話語必然帶來社會大規模的不孝行為)。但中國畢竟還保留著比較強大的“孝”的話語,盡管這一話語體系在過去一百年內已經遭到了削弱。有了這套話語,我們就可以循名而責實,探尋中國家庭的最佳生活方式。 而歐美連這樣一套話語都沒有,很難想象能從一個模糊的“家庭價值觀”那里建構出和諧溫暖的代際關系。
因此,在我看來,當下正是我們理直氣壯地提出“孝是普世價值”的契機。我們有必要像這位英國衛生大臣一樣,將老人的孤獨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然后從中國數千年的孝道經驗提煉出普遍原理和值得參考的實踐。
如果這一步能夠得到普遍接受,進一步的推進也就有了重要的基礎:孝的原理難道僅僅是一個家庭原理么?孝的經驗中包含著自身的時間觀和空間觀,完全可以延展為政治的原理。其中的一個產物就是代際政治的原理——想想埃德蒙·柏克對國家作為一個神圣的代際契約的論述就可以知道,這種原理在西方也有其支持者。有了這個原理,中國就可以堅持不以原子化個人假設為基礎的政治理論與政治制度。而且,我們可以論證,這樣的制度是普世的,是值得世界各國學習和推廣的。
是否敢這么論證,取決于我們的文化自信。但從中能產生出什么樣的制度與實踐,取決于我們的行動。還是讓我們先從敢想敢說開始吧。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