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鄧大戰最近又加入一位歷史學家，蕭功秦。可是，通篇瀏覽一遍蕭的文章，可以發現，蕭的文風與鄧如出一轍，不愧是一個戰壕里的戰友。因此，在此隨便挑幾句蕭歷史學家的論斷，就可以看出蕭歷史學家的自由民主本質：無非是“新法西斯主義”的開路者。我們學習鄧大師的文風，對蕭功秦一文作以剖析，也學習下蕭功秦的“學理”。
蕭文：“首先，國父是西方概念，是西方文化中的說法，民國時借用了過來。在西方個人主義文化環境中，國父這一概念不會讓國民盲目走向個人崇拜。然而，這一稱呼一旦進入中國，根據我們過去的文化經驗，就會變味，就會淮桔為枳，變成盲目的個人崇拜的新的文化符號。”
按照蕭功秦的邏輯，憲政也是西方的概念，那么作為自由民主公知的蕭功秦覺得，憲政這個西方舶來品到中國之后會不會變成“新法西斯主義”，因為上世紀初的德國魏瑪民主共和國與中國很像啊,最后就演變為希特勒的法西斯。如果與德國魏瑪共和一樣，演變成希特勒法西斯帝國，這個責任算到蕭功秦一個人的頭上嗎?接下來就算算這個帳。
蕭文：“我接著說，不能把一個歷史人物造成的嚴重災難與錯誤壞事“打包”到抽象的“陰陽”哲學中的“陰”中去加以美化，以此來避免對他犯下的歷史錯誤的理性思考與批評。”
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都說過：不能把文革的“錯誤”算到毛一個人的頭上，這既是對歷史負責，也是對中國人民、對黨負責;而且十一屆三中全會還通過了《決定。》蕭功秦不顧歷史《決定》，公然與黨人民唱反調，惡意歪曲歷史，是典型的黨內反對黨外泛濫的歷史虛無主義學家的代表人物。既不對人民、黨負責，又不對自己負責。
蕭文：“劉小楓從自由主義到專制主義的個人崇拜，繞回到老路上去，這一點本身就是思想史研究的有趣對象，他的這一舉動，在知識界肯定是有負面效應的。歷史畢竟在向前進了。”
劉小楓是自由主義、專制主義這一判斷，純粹是自由民主公知扣在劉小楓頭上的帽子，也是自由民主公知的發明的一項專利，牢牢控制在他們手里的為自己在米國面前乞討的“鐵飯碗”。劉小楓從來沒在文章里自承自己是自由主義分子或以自由民主公知自居。而且劉小楓曾經在一篇《知識分子的貓步》文章里批判當今的知識分子在走“貓步”，諷刺的就是這些以自由主義、專制主義標簽亂貼人的自由民主公知。
蕭文：“其次，我比較擔心的是，劉小楓的“新國父論”會變成國家主義，一旦有風吹草動，中國經濟發展蕭條與危機，還有可以進而蛻變為“新法西斯主義”，正如斯密特與斯特勞斯當年那樣。除非中國未來發生大災難，極端國家主義者需要從歷史上尋找英雄崇拜對象，讓劉成為先覺者，否則，劉現在做的這些努力，就只會被人們理解為極左文革時代招魂。”
劉小楓在他的文章里有體現“新國父論”的詞匯嗎?“新國父論”一詞，就是這些別有用心的自由民主公知扣在劉小楓頭上的又一頂桂冠。如果說有“新國父論”，那么老國父或舊國父是誰?孫中山。按照蕭功秦的邏輯，中國人民應該崇拜孫中山，那在歷史上，中國人民就必然崇拜孫中山了。莫非，在蕭功秦那里，國民黨政權就是中國人民瘋狂崇拜孫中山的結果?國民黨政權就是一種“國家主義”，接著導致了民國時期經濟的蕭條，最后，法西斯主義國民黨政權與自由民主美帝國勾結，抵抗日本法西斯在中國的侵略。這就是歷史虛無主義學家蕭功秦的邏輯。在此，蕭功秦提到的“正如斯密特與斯特勞斯當年那樣”，到底是哪樣?自由民主公知們往往自作聰明，這里的二位指的到底是誰?也許是劉小楓曾經研讀的那兩位德國人：卡爾施密特及列奧施特勞斯。可是，稍微對列奧施特勞斯了解點的人，都知道，后者恰恰是受德國法西斯迫害的猶太人，他的一家人都在二戰期間遇害。可是，似乎蕭功秦把二位擺在一起，實在令人費解!!
蕭文：“第三，退一萬步說，要評價一個逝去的政治人物是不是可以成為新時代的“新國父”....
劉小楓原文里說過“毛澤東成為新時代的新國父”了嗎?在此可以再次看出，自由民主公知不過就是劉小楓筆下的那只“斗雞”，自己在為自己制造敵人。
蕭文：“我看對于歷史人物，還是按鄧小平的充滿中國智慧的說法，“宜粗不宜細”，還有“一切向前看”。不要在受文革創傷的人們的歷史傷口上去再撒一把鹽，更不要人為地制造社會分裂。”
在對待毛澤東的問題上，蕭功秦也承認，要遵照鄧小平的指示。可是，對照前文，蕭功秦不過是陽奉陰違的小人。前面，他說“我接著說，不能把一個歷史人物造成的嚴重災難與錯誤壞事“打包”到抽象的“陰陽”哲學中的“陰”中去加以美化，以此來避免對他犯下的歷史錯誤的理性思考與批評。”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嗎?不是在制造“社會分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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