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大不掉的危險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從此之后，一場轟轟烈烈社會變革在我國全面快速地展開了。首先在農村實行土地改革，全部沒收了地主的土地，實行耕者有其田；后來又實行合作化、集體化，建立公有制的人民公社。在城市沒收了四大家族的資產成立了國營企業；之后，又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建立社會主義的國營經濟和集體經濟。至此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建立起來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就在我國真正地建立起來了，社會主義公有制達到90%以上，農業處于不斷增長狀態，工業完成了獨立的民族化，整個國家建立了自己的國民經濟體系和國防科學體系，社會主義制度牢不可破。到改革之初的1980年，我國建設有公有制工業企業四十萬家，（不含鄉鎮企業）1985年，公有制經濟總量占整個國民經濟的90﹪以上。1987年，中國有公有制企業職工一億人。（摘自鄧小平文選第2卷356頁、第3卷138頁和216頁）。由于實行了“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分配制度，使個人收入最大差額比率控制在1：1.8范圍之內，體現了社會分配的公平公正，極大調動動了廣大勞動人民的勞動積極性，避免因社會分配不公所導致的社會貧富兩極極端分化和因社會分配不公所激化的階級矛盾，實現了社會全面進步，為后三十年社會的健康穩定發展構建了穩固的制度框架。　　

為了保護公有制，鞏固捍衛社會主義制度，我們對私有制的發展進行了適量的限制，提出了“割資本主義尾巴”這個現在爭議很大的政治命題。其實當時所講的“割資本主義尾巴”只不過是指把農村自留地、房屋、小農具控制在一定范圍內，對投機倒、商業投機等損害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行為進行了有效的抵制、打擊，并非對生產勞動有益的必需的私有都進行限制、打擊。但改革開放后對割“資本主義尾”開始是產生不同的認識，部分人認為不會妨礙社會主義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有效地保護；而另一部分人則認為我國生產力不夠發達，需要通過資本主義發展來發展經濟，發展生產力，因而結論是割資本主義尾巴是小題大做、殺雞用了牛刀。后來有人借小崗和年廣久的經驗推廣，撿起陳獨秀當年的的二次革命論那套理論，認為中國應該先走一段資本主義道路，等到走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充分發展好資本主義后，才有重新走真正的社會主義道路。于是乎就對割資本主義尾巴進行妖魔化，以此來抹黑公有制，否定社會主義，否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從此，中國開始了私有化，走上了私有化、市場化、高利貸化、買辦化、殖民化的道路。致使公有制，出現了今天這樣處于進退維谷的局面，社會主義處于危危可及境地。今天再次反思當年“割資本主義尾巴”這個問題，可以使我們進一步弄清是非曲直，有助于我們走什么樣的社會主義道路的選擇，也可以增強我們對社會主義必勝的信念。　　

一、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割資本主義尾巴不是不分主次、不分青紅皂白。　　

對于當年的“割資本主義尾巴”無論是當時的政策規定還是實際情況都不是一概而論，一棍子打死。那時農村農民可以有適量的自留地、自留山進行個人農副產品生產，城鎮有自由市場或者農貿市場進行銷售，而且有中央文件“六十條”進行保障，而不是一刀切，一割而光。　　

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問題，起源于《人民日報》，最有發言權也是《人民日報》。從1950年1月1日至1997年12月31日《人民日報》，共有393篇文章提到割資本主義尾巴。其中1957年11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的“新富裕中農劉潤生，土改前給地主當過十年長工，土改后生活不斷上升，于是開始販魚秧、販牛、販木材。但是，搞商業投機有時并不能使他增加收入，兩年來他甚至還蝕過幾次本錢。經過干部的說服教育，他的思想搞通了，表示決心割斷自己的資本主義尾巴”。　　

1975年8月22日的興和縣委在抓養豬事業的過程中，還結合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具體地深入細致地抓了政策落實的工作。大家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是黨的路線和政策的思想基礎，不學懂弄通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就會在實際工作中分不清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的界限。通過學習理論，弄清路線和政策的是非界限，這個縣堅定不移地認真貫徹“積極發展集體養豬，繼續鼓勵社員家庭養豬”的方針，堅持以公養為主，公養與私養并舉。在這方面，他們克服了許多阻力，在全縣推廣大庫聯大隊的經驗，大辦集體養豬場；同時動員社員家庭養豬，批判那種把社員家庭養豬說成是“發展資本主義”，要“割資本主義尾巴”的謬論。” 　　

1977年7月21日《人民日報》的“山東省滕縣王莊大隊是個山區隊。過去是：山上亂石滾，山下“三跑”田，糧食畝產只有一百斤左右，每年吃國家統銷糧七、八萬斤。在農業學大寨運動中，他們遵照毛主席“以糧為綱，全面發展”的方針，發揚戰天斗地的革命精神，對農、林、牧全面規劃，綜合治理，綠化荒山，積極發展養羊，壯大了集體經濟。“四人幫”肆意干擾破壞黨的政策，曾一度把養羊當成資本主義尾巴來割。黨支部領導廣大貧下中農認真學習毛主席關于農、林、牧并重的教導，同“四人幫”的干擾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他們氣憤地說：耕地可以出糧，荒山可以出羊，砍羊如砍糧！”　　

以上三篇文章所涉及到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內容都是改革開放之前，從中我們不難看出當時所謂“割資本主義尾巴”，實質上就是農村堅持走集體化、機械化的社會主義集體道路還是走個人發家致富的資本主義道路的斗爭，絕非是對農民合理、正當的農副產品的生產與銷售進行限制；采取的方式也是教育引導式的，而不是強制判決制裁，更不是后改、開、搞時代對其妖魔化的面貌。　　

在70年代“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中當時除了批資產階級法權外也能聯系到資本主義尾巴的問題，當時高齡的毛主席要張春橋、姚文元寫文章闡釋。1975年2月22日《人民日報》刊發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無產階級專政》的33條語錄，在1975年第3期《紅旗》上發表了《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等文章。　　

文中說到：“少數人在分配方面通過某種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徑占有越來越多的商品和貨幣，被這種“物質刺激”刺激起來的資本主義發財致富、爭名奪利的思想就會泛濫起來，化公為私、投機倒把、貪污腐化、盜竊行賄等現象也會發展起來，資本主義的商品交換原則就會侵入到政治生活以至黨內生活，瓦解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就會產生把商品、貨幣轉化為資本和把勞動力當作商品的資本主義剝削行為”。　　

“由于資產階級思想腐蝕和資產階級法權存在而產生出來的新資產階級分子，一般都具有兩面派和暴發戶的政治特點。為了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資本主義活動，他們總是要打著某種社會主義的招牌；由于他們的復辟活動不是奪回自己喪失的生產資料而是奪取他們未曾占有過的生產資料，因而表現特別貪婪，恨不得一下子把屬于全國人民所有或集體所有的財富吞下肚子里去，化為私有制”。　　

這些對資本主義思想觀念及實踐中可能帶來發展后果的論述，分析是準確的，看到了個體經濟發展成資本主義經濟的實質，對于保護社會主義公有制，捍衛人民政權而言，從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主義角度看，并沒有什么表述不妥，更談不上錯誤，尤其是今天經過實踐的私有化嚴重后果而言來看是非常有洞察力，具有很高的前瞻性，透過現象抓住了私有化的本質，可以防患于未然，所說的過程今天都基本出現，所說的問題都一一兌現，一一驗證，有什么不對，有什么不好，為何要將其丑化、妖魔化？　　

二、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必要性？　　

我國在解放前是個資本主義型帶有濃厚封建、殖民殘余的國家，毛主席說“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發展薄弱的國家”。從經濟上來說，就是大量小生產的存在，生產的社會化程度還不高。也就是說，資本主義天生就是從小生產產生的，從小生產產生的資本主義社會化生產容易和社會主義的社會化生產相混淆，誤以為是資本主義能解放小生產的生產力，從而滑倒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去。列寧說,“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一旦私有制經濟有了合法地位，就為剝削創造了條件，有了剝削條件，就必然要產生資產階級，這既是一個基本常識，又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列寧在這一方面的認識是深刻的，他的“舊社會不像死人，裝進棺材，埋入墳墓，而是在我們中間腐爛發臭”，他的“小生產的每時每刻的經常的自發地大量地產生著資本主義”，都是深刻的社會主義解放路徑上的偉大創建。　　

資產階級影響的存在，國際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影響的存在，是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的政治思想根源。而資產階級的法權的存在，則是產生新的資產階級的重要的經濟基礎。如果土壤氣候適宜，在無產階級經驗不足，對資產階級法權限制不力，土壤鏟除不力，修正主義就會很快滋生出來，甚至篡奪革命政權，實現資本主義復辟。　　

在思想文化上，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影響的存在，在上層建筑意識形態領域的習慣勢力（資產階級甚至比無產階級占有優勢）的存在，也是修正主義產生的重要土壤。　　

當時中國高層有部分人主張，先走新民主主義的道路，等到利用私有資本把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的“富裕”程度時，再來一次革命的剝奪，進入社會主義公有制。劉少奇把這種方法，很形象的稱之為“養肥豬政策”。 　　

 那時候，對毛主席的繼續革命偉大理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黨內高級干部不以為然，支持的也不多、反對的不少。資產階級分子和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被“物質刺激”刺激后，他們的資本主義發財致富、爭名奪利的思想就會泛濫起來，化公為私、投機倒把、貪污腐化、盜竊行賄等現象也會發展起來，瓦解社會主義公有制，就會產生資本主義剝削行為。黨員、工人、富裕農民、機關工作人員中都會產生少數完全背叛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新的資產階級分子、暴發戶。當資產階級在經濟上的力量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它的代理人就會要求政治上的統治，要求推翻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要求全盤改變社會主義所有制，公開地復辟和發展資本主義制度。新的資產階級一上臺，首先要血腥地鎮壓人民，并在上層建筑包括各個思想文化領域中復辟資本主義，接著，他們就會按資本和權力的大小進行分配，‘按勞分配’只剩下一個外殼，一小撮壟斷了生產資料的新的資產階級分子同時壟斷了消費品和其他產品的分配大權。　　

社會主義等于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夾縫中成長，對資本主義的小生產、對私有化如果不加以限制，對走資本主義道路如果不加以控制，任其暢通無阻的發展，必然尾大不掉，必然讓資本主義代替社會主義。小車可以推出淮海戰役的勝利，私有化慢慢的“修正”也可以葬送革命就是這個道理。所以時刻防范資本主義的同化入侵，不然等這些資本主義尾巴長大了，成了私有制工廠，整個國家都私有化了，等資本主義尾巴長成了“康菲公司”的老虎尾巴，我們就拿它無可奈何，社會主義就被他們關在籠子里成了馴獸，到那時共產黨，國家主席將都要被關進籠子里。　　

正如曾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雷日科夫所痛心指出的：“正是那些力量，正是我們國家的那些具體的人，他們懷著對社會主義的仇恨，出于自己的民族主義觀點和算計，更主要的是出于個人對利益的貪婪，促成了這樣一次歷史的大倒退，犯下了滔天罪行，毀滅了一個強大的國家，毀滅了它的社會制度，使絕大多數百姓陷入了極度貧困的境地。”　　

三、可怕的不割資本主義尾巴的后果——已經尾大不掉了。　　

雖然毛澤東時代對資本主義的發展壯大卷土重來時刻提防，謹慎從事，然而天有不測風云，毛主席去世之后，資產階級終于看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資改精英面對強大的社會主義江山，他們自知強攻難以取勝，于是就采用了智取的方法。他們打著“改革開放”的金字招牌，以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為借口，以不討論“姓社姓資”這一基本原則問題為壓制民主和社會輿論的強權手段，走上了“打左燈，向右轉”的復活資產階級和復辟資本主義的罪惡之路。資產階級在、“貓論”、“摸論”以及“先富論”等多種“強心劑”的作用下，終于在死亡30年后又重新復活了。復活之后，它首先利用個人的私心鼓勵個人進行承包經營，把本該屬于全民的利潤據為己有，之后通過大力發展鄉鎮私有企業與公有制企業進行惡性競爭（行賄、造假、跨夸大宣傳等），最終將國有企業搞垮和吞并。從此資產階級就逐漸掌握了大量的資本，變成了既有靈魂又有軀體的名副其實的資產階級了。毛主席生前所指出的可能發生的資本主義死灰復燃、兩極分化問題，現在都發生了，出現了。　　

中國允許發展私有企業已有近30年，中國政府給私企發展創造的條件甚至比當年的法國、英國還要多，中國私企的發展速度在全球也是很快的，是一場鋪天蓋地的私有化大潮 。經過30幾年的私有化改革，資產階級的勢力速度擴大，目前私有經濟已經占全國的六七十以上。我們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實際上已經喪失。從產值的角度來說，公有制不過就是百分之十幾、二十幾而已；從資產的總量上來講，所占比例比這個要低。從工業總產值中國有經濟的比重上來講，2004年為13.5%；2005年我國內資本民營經濟占GDP 49.7%，外商和港澳臺約占15%—16%，兩者之和為65%，公有制經濟產值比重已經下降到35%；2006年，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包括外資和內資）在GDP中所占比重為37%比63%，2009年為12.5%，比新中國初建的1949年占26.2%的比重還低得多；2010年為27%比73%。目前資本主義的外資經濟占國內GDP已超過40%，私人經濟占國內GDP約30%，而代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只占國內GDP的27%。我國的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數量從幾十萬家到現在僅剩一百多家，從占國民經濟的95%以上到現在僅剩27%（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與世界銀行聯合發布的報告2030年中國），私營企業特別是外資企業迅速增長，占我國經濟一半以上。很明顯，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已經讓位給私有制經濟，這違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公有經濟要占主體地位的規定。　　

2011年一季度末，溫州市城鄉居民人民幣儲蓄存款余額3399.73億元，已經超過2010年度溫州市的GDP(2952億元)。而在地下流動的萬億民間游資，尚未納入金融部門的監管。　　

看一看山西煤老板邢利斌發家史就知道資本主義尾巴的厲害，就懂得公有制為何在短短的一二十年間就被瓜分的面目全非，公有制的比例在社會總資產中所占比例急劇下降，難以支撐天下的局面。　　

2011年中國前60名“先富”的平均財產已經達到了1200億美元，平均每人（家）超過130億人民幣。國內14.3%的人群占有80%以上的社會財富。其中，全國人大代表65歲的“飲料大王”宗慶后，為2010年胡潤排行榜中的中國內地首富，財產多大70億美元，而且還有不敢露富者，藏匿的財富超過宗慶后的。　　

2012年3月28日京華時報報道：3月27日胡潤研究院與興業銀行聯合發布《2012中國高凈值人群消費需求白皮書》顯示，目前中國個人資產在600萬元以上的高凈值人群達到270萬人，他們平均年齡為39歲，其中，個人資產達到億元以上的高凈值人群數量約6.35萬人，平均年齡為41歲。　　

英國《金融時報》提及的一份調查顯示，中國富人的一項主要需求就是把財富轉移到海外。2006年各省、市、自治區貪官攜帶贓款總額達3360億元，外逃廳級以上官員人數達1050人；2011年央行公布的侵吞國有企業資金調查結果顯示，近10年間有超過1200億美元的資金從國企轉移到了海外。　　

曾經擔任過國資委副主任的李毅中說：“有些地方低估賤賣，一賣了之，甚至內外勾結，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現象嚴重”，國有企業被權貴集體操控。　　

我國的經濟制度不僅私有化了，而且被外資控制，我們國家的命脈被外資和外債所把持。中石油在美國上市融資不過29億美元，上市以來至2006年海外分紅累計卻高達119億美元。至2006年，僅中國石油、中國石化、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四個公司四年海外分紅就超過１000億美元，其中，僅2005年，中石油就向香港、紐約等股民撒掉600.12億元的真金白銀。中國石油、中國石化、中海油、中移動、中電信等在香港IPO時候給美英資本所輸送的利益，那么低的價格給巴菲特，就中石油、中移動兩家公司，輸送的利益按照白銀價折現回去，就超過清政府賣國條款的總和還要多。　　

改革開放伊始，說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開始發展私營經濟的時候，說只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待私營經濟具有相當規模以后，改口叫重要組成部分，現在卻已經代替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被主體了。　　

僅僅是經濟上私有化還不一定十分可怕，可怕的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新生的資產階級在一步步蠶食社會主義政權。資改派的改革開放就是通過各種手段將生產資料的全民共有重新私有化，實行生產資料的私有制，讓資產階級、地主階級重新占有工廠、企業和土地等生產資料，然后引進資本主義制度，最終解決侵占全民共有的生產資料的合法性問題，讓資產階級、地主階級重新翻身。現在資產階級在經濟上的力量發展到幾百億的程度，就會要求政治上的統治。在經濟上私有經濟的擴大化，控制了國民經濟的基礎；政治上人大、政協也被官僚資產階級擠占，現在有38個億萬富翁成了政協、人大代表，個體私有經濟被所謂的“紅色”資本家所把持。　　

中國資產階級的產生和其他國家一樣是極其血腥的，中國的國資流失及私有化進程，和英國資產階級搞的羊吃人、美國資產階級搞的屠殺印第安人，日本資產階級屠殺中國人一樣，是人類歷史上最血腥最無恥地資本運動。　　

由于資本主義私有制取代了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在分配上形成了兩極分化、貧富懸殊的格局。表示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1994年達到0.434，已超過國際上公認的0.4的警戒線，并超過了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以后繼續上升，2000年達到0.453，2006年達到0.49。最近，世界銀行又公布了中國基尼系數上升到0.57的消息。美國《紐約時報》2006年2月26日的文章說：“中國大陸雖然已經在事實上拋棄了馬克思主義，但現今仍然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為了達到使少數人富裕起來的市場經濟遠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已經變成解釋窮人必須老老實實地受苦的合理性的工具。”　　

今天改一點，明天變一點，毛澤東思想、真正共產黨的一套政策和主張，社會主義到現在還剩下了什么？毛主席終其一生的努力是否“盡枉然”？現在我們總算嘗到了不割資本主義尾巴的苦頭了。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好不容易培養起來的公心基本上被腐蝕掉了。　　

私有化還使我國近億工人失業下崗，生活無著，導致各地群體事件不斷發生，嚴重時還發生了圍攻中南海事件。無產階級從主人的地位被打到十八層地獄，長期經受資產階級在生產環節（利潤）和流通環節（通貨膨脹）的雙重殘酷剝削，過著“春天里”老無所依、少不能學、病無錢治的 “幸福”生活。私有化了，封建落后陳舊文化死灰復燃，資產階級的腐朽墮落文化隨著全方位開放的國門一擁而入，腐敗已使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堪重負。貪官污吏、黑心奸商、流氓明星、賣國奴才遮天蔽日；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的“三妻四妾”和“不勞而獲”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卷土重來；“官商勾結”、“官匪勾結”、形同“警匪一家”的“稅企一家”；靠鉆“社會主義”空子暴富起來的私有資本擁有者所成就的無稅不偷的破爛格局；沉滓泛起，亂象叢生，黃賭毒復活，國有資產大量流失；中國成了世界加工廠和垃圾處理場；許多人重新淪為奴隸，苦苦掙扎，中國人還有多少尊嚴；社會以“貪、奸、淫、亂、黑、惡”為標示：高尚受到嘲笑，卑鄙流行；真誠受到嘲笑，虛偽流行；公而忘私嘲笑，自私自利流行。　　

這種私有化改革，不僅極大地損害了普通老百姓利益，而且使黨和政府名聲大損，嚴重危害我國的穩定和團結，繼續下去，必將導致內亂和分裂。　　

意大利的康帕內拉（1568—1639）在17世紀初就察覺：只要私有制存在，就不會有真正的政治平等和經濟　　

著名的啟蒙運動思想家盧梭（1712—1778）也認為“私有制產生貧富對立，是社會不平等和一切罪惡的、禍害的根源”。　　

早在480年前，英國思想家莫爾在深入觀察社會丑惡現象之后，就得出結論：“私有制是一切社會禍害的總根源”。　　

馬克思說“資本來到人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　　

四、執迷不悟、瘋狂私有化；急不可耐，原形畢露。　　

今天他們非但不思改悔，不改弦易轍，不痛改前非，不但為自己的頂層設計無力辯護，還要再度制造學術、輿論甚至政治謊言。喝了全方位對外開放“迷魂湯”的人民對資產階級復辟徹底放棄了警惕，完全忽視生產資料歸屬這個核心問題，這樣以生產資料私有化為最終目的的改革開放才有順利進行下去社會環境。圍繞生產資料瓜分的好戲才開始，慢慢地步入漸入佳境，直至今日高潮不斷，可悲的是人民卻好像植物人一樣渾然不知。　　

從2012年2月中旬起緊鑼密鼓地進行了全面部署，一次空前規模的“改革浪潮”將興起，開始了私有化的裸奔。外媒消息，中國發動國企改革閃電戰，“私有化”是主調。人民日報“寧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機”出臺，最近政府又推出的“新36條”。2012年2月15日，國務院專門開會，宣稱目前體制改革處于“攻堅克難的關鍵階段”，改革的重點領域是“深化壟斷行業的改革”。2月21日，由國家發改委召集45個部門開會，要求各部必須在規定期限內，制定出具有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的貫徹“新36條”的“實施細則”，完成這個任務“已進入倒計時階段”。二月下旬，世界銀行和國務院經濟發展經濟中心聯合發表報告，除了要求中國更加“市場化”之外，還有就是要中國“打破國企壟斷”。2002年2月27日　，中國精英和他們的美國老板在北京召開記者招待會，公開了他們反中國人民的自白書，這個自白書的名字叫《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這個反人民報告的主要內容是改變中國憲法規定的政治經濟體制，其中的重點是要把大型國企私有化。　　

蘇聯、東歐國家的巨變——走資本主義道路，都出現了經濟上的大幅度衰退。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掀起的私有化浪潮，基本上都是失敗的。特別在蘇聯、東歐國家，在轉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搞的那種私有化，是個重大失誤，后果不堪回首。東歐私有化——比“大蕭條”還要嚴重的經濟大衰退。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約·斯蒂格利茨指出的，改革十年后，“從平均意義上來看，這些國家今天比轉軌之前更窮了”，“在我們有統計數據的25個國家中，有18個國家的平均貧困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從4％增加到45％，反映了這些國家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劇惡化”。東歐國家是兩手空空，既不能左右自己的經濟命運，也不能自行決定自己的政治命運。他們實際上走上了另一種意義的“通往奴役之路”。中國的政府的新三十六條，就是要從快車道上奔向東歐之路。　　

世界經濟論壇于1月25日至29日在瑞士達沃斯舉行，針對資本主義制度缺陷，其主題為“大轉型：塑造新模式”，反映出發達經濟體日益意識到導致金融危機的舊模式難以為繼，迫切要求找到新的發展路徑。這個在資本主義社會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論壇，已經在反思資本主義社會的模式了，反思所謂的“資本主義是歷史的終結”膚淺論調，他們對他們自己的理論的延續，已經不敢抱太多的希望。論壇主席施瓦布就此指出，以往的傳統決策模式已不能適應眼下的新情況，經濟危機凸顯資本主義制度亟待改革。　　

美國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弗格森直言“資本主義疾病纏身”，日本學者寺島實郎稱“美式金融資本主義已病入膏肓”。　　

比爾·蓋茨、沃倫·巴菲特、保羅·艾倫三人總資產比世界上最不發達的43個國家GDP的總量還多。市場經濟比之計劃經濟不但具有時代方位的落后，而且在綜合社會幸福和國民福利創造方面，又存在明顯的效率劣勢。就資本主義發展模式而言，在國內資本主義道路難以持續發展；對整個人類而言，資產階級掠奪資源，搶劫財富，更不能熟視無睹，否則人類社會將在資產階級不斷斂財，不斷掃蕩中自取滅亡。　　

這是一場大博弈，大決戰，勝利屬于人民！歷史充分證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才能救世界！　　

人民領袖毛主席曾經說過這樣的話：“修正主義上臺，就是資本主義上臺，而且是最壞的資本主義，是法西斯主義。”　　

張夷  2012·3·31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