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取日本、蘇聯、拉美血的教訓

               打垮世界列強以整體戰解體中國與全球

                           譚偉東

                    中美戰略研究院 總裁

       2012年，中國龍年，注定是個非同尋常之年。當代著名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急切地把21世紀裁定為縮短的世紀，認定其為一個極端的年代，即所謂戰爭和革命之年代，因為兩次世界大戰和蘇聯十月社會主義、中國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都發生在短短的不到半個世紀時間段里。包括霍布斯鮑姆在內地等一大批史學家甚至思想家、理論家等，卻以歷史急躁病，過早地對社會主義試驗，并且晚期資本主義的生命力，妄下斷言。然而，歷史和未來注定都不是庸人和偏見可以遮蔽和阻擋的了的。社會主義的滾滾歷史洪流和共產主義的猶如旭日東升的不可阻擋，從而資本主義的全球徹底失敗，不會是本世紀以外的遙不可及的歷史大事變。我們這一代和而后的三四代，將是這一偉大時代的上一世紀歷史輝煌繼續和本世紀天翻地覆偉大征程的歷史親歷者、見證人和創造完成者。

       中國社會主義的偉大復興，就如同中國近代革命和現代社會主義創立一樣，必須始終在世界格局和全球大棋局中加以把握。因為，中國近代的從超一流絕對世界強國到不入流國家的悲慘命運，同西方世界的崛起與勝利，也就是所謂的現代化世界啟動和整個進程，完全是同一件事情的正反兩個方面。西方世界野蠻、粗暴、瘋狂地解體中國之時，才是他們真正握有世界性原始資本積累，啟動工業革命、產業革命和一切現代化之日。而中國改革開放的國際大循環，又是從廉價產品、廉價資源、廉價勞動力一直到廉價資本，全面供應美歐超級優雅、富足生活的世界體系中的最核心的主導循環。即令如此，美歐也因由內在財政金融和深層的經濟與產業破產，而無法繼續現有的無尚優越的世界游戲。從戈爾巴喬夫和布熱津斯基們搞的《現代化陷阱》那天起，美歐精英就已經在策劃“有計劃地解體世界”。只不過，這一世界超級陽謀陷阱，完全不是像這些自以為是的世界權貴陰謀家所利令智昏地計劃的那樣聽從其安排。美國、歐盟在解體了蘇聯、東歐，“馴服”了中國，擴張了北約，布局了中東、中亞，茉莉花了阿拉伯世界，放躺了日本（連續兩個失去的十年，美國又幾乎廉價購買了日本產業），就在美國和歐洲伙伴急切彈冠相慶，把戰略中心轉移到太平洋地區，美歐再次聯手，第二次更加堂而皇之地八國聯軍，光明正大地規范世界、瓜分世界的時候，美歐相繼陷入了前所未有，應該說絕對的空前絕后的金融和經濟大恐慌之中。美國地方州政府和聯邦政府，都陷入了主權和非主權財政金融危機，歐洲的日子比美國好不了那去，甚至在養老、保險的社會資本資產積累方面，比美國更加糟糕。美國和歐洲西方國家，從五百乃至上千年以來的窮打，即處于窮困潦倒社會文明下的窮折騰和對發達富足世界的虎視眈眈，開始于一介貧窮落后的亞歐大陸的邊陲之地，實在是小國城邦寡民，到處封建割據，盜匪橫行，戰亂不已，罪孽深重。西方強盜剛剛在憑借搜刮整個世界，完成數次產業革命，終于過上了人上人的生活后，現如今又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國家和國際破產的崩潰性危機之中。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歐美每逢財政、經濟、社會、文化危機發生時，不是若我中華多難興邦，自我化解，而是以戰養戰，擴大生存空間，把禍水引向世界其他地方。所謂地理大發現，從而一系列的西方現代化躁動和崛起，就是西方人緩解人口爆炸壓力，解決西歐生態危機，當時主要是森林木材短缺危機，土體收益不足，也就是直接的熱能、糧食或食品短缺危機的西方式的強盜殖民方式的總爆發。

       歷史的必然，就是通過這樣的歷史的偶然的巧合，來展示其必然邏輯的。歷史的大決戰和不可避免的大決戰，由于危機和現實的無法自行演進的困局，而被邏輯和理性地提到了議事日程。

       我們必須理智、冷靜地回望歷史，搞清歷史大脈絡，才能在時空世界歷史經緯中，牢牢把握住我們民族和國家的生命線，在保存自己，消滅敵人，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下，最終幫助國際朋友，解放世界和整個人類，從而最終徹底解放我們民族和人民自己。

五千年乃至上萬年的大變局，在所謂后現代化、再工業化、再現代化的全球化、國際化包裝之下，再次呈現在世人面前。如果說大明朝、晚清時期，所謂中華帝國，實際上是我華夏兒女，神州故國，在2000年左右的天朝王國，萬國來朝的世界之中央，天下之中心的大漢、大唐心理意識萌動之下，始終飄飄然、昏昏然，在下意識的逆向帝國主義（元朝、清代為甚）和無意識的現代化強權建制沖擊下，轟然倒下，橫遭劫掠，山河破碎，國破家亡，處于任人宰割的毫無還手之力，空有巨大的潛在的招架之功的話，那么，今天的大戰局和大變動，比之歷史敗局將遠遠吊詭、陰險、復雜的多得多。我們已經深陷其中，遭遇到了完全看不見的戰線，聽不見的槍聲的空前洗劫，我們主權、治權的部分實質性的喪失，尤其是在國民財富、核心資產、支柱性產業權益（資本股權和資本債券）、財富、有形與無形資產的產權，包括鑄幣權在內的金融貨幣主權，貿易與市場的定價權，環境與資源的治理逆轉主動權，凡此種種方面衡量，中國和整個發展中國家統統處于可怕的悲慘的境地。

       500年前世界發生前所未有的超級萌動，大約距今100、200年前所謂新世界格局大體形成，即出現了人類文明史上的發達國家和第三世界發生了歷史性的徹底大逆轉，大翻盤。歷史和現實的文明、富足、發達、先進的故國和王朝，主要是中國、印度和迄今為止的幾乎清一色的第三世界國家，處于當時聞名世界的高峰，而西歐、西方世界及其有限的殖民地、飛地、屬國，包括俄羅斯、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美洲的非印加帝國、阿茲特克帝國、瑪雅王國以外的廣大區域，則是處于地地道道的當時的第三世界之極為不發達和極其落后甚至貧窮的狀態。今日頭號強國美國，當時除在有限的印第安的文明綠洲之外，基本上還處于文明的準前夜。但這樣一個世界強權、侵權和期權大裂變，幾乎沒有任何合法性，更談不上國際合理性和合道性。世界不但上演了一場成王敗寇的強詞奪理，而且把世界的不平等和人世間的不平等，發展到了人類文明以來的極致，乃至極限，1%對99%的世界性大對決顯示出西方現代化文明的極度偽善和自我顛覆與理性解體。

       所謂地理大發現或發現新大陸，只是歷史地讓西歐獲得了一筆巨額的意外橫財。而這僅僅是給了西方海盜民族，得以從邊緣海島，有可接受的“資本”進入亞洲龐大的貿易體系的入場卷。而直接搶劫、解體、掠奪孟加拉、印度，卻是給了英國以直接的早期工業化的雙重，甚至四重的經濟好處和優勢集合：這就是（1）初始紡紗機和織布機的墊支資本、（2）孟加拉和印度的世界第一流的紡織業技術和全部無形資產、（3）國際紡織業競爭力的剝奪與解體（殘暴的十倍的英國進口關稅，直接絞殺了孟加拉的紡織業）、（4）印度和孟加拉的世界一流優質棉花供應，甚至可能的印度、孟加拉可能的印染紡織工藝技術和科技發明。富饒、發達的印度次大陸的累累白骨，包括孟加拉的數百萬紡織業的全軍覆沒和數千萬印度人的命喪饑荒，“成就”了英國的先期工業革命的資本投入。盡管英國獲得了美洲和印度次大陸這一切意外橫財和國際搶劫優勢，依舊無法從經濟、產業、產品、貿易、技術、管理的任何方面，撼動中國。而且不得不面對長久、持續的可以導致大英帝國破產和解體的對華貿易逆差。英國的這種國際貿易逆差，還是其幾乎對除了中國以外的世界其它貿易地區的持續的大規模的順差情況下存在和維系的。可見現代世界史的英國工業革命的神話是何等的荒唐。這就是鴉片戰爭的根本經濟動因。而且不是一次，是兩次鴉片戰爭。隨后就是八國聯軍。解體中國，把中國財富國際大轉移，才是西方現代化的真正起點。這就是說，整天瞞天過海吹噓自由貿易的西方經濟學，其祖輩的歷史原本就是一群海盜和強盜，在經濟水平、程度、技術、管理、財富上，壓根就不是公正自由交換，經濟和貿易根本就是一敗涂地，毫無競爭力，完全是不安任何秩序和規矩出牌，不擇手段，憑借無所不用其極的犯罪、走私、海盜、戰爭、間諜，一切可能的卑鄙無恥的手段，開始了罪惡的所謂的現代化之發家史和發跡史。

整個西方世界，包括美國、德國、法國、日本等在內的西方列強，真正和加速的工業化和現代化起始于1860年。英國以及之前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的所謂西方貿易強權，都不過是“預演”和鋪陳而已。1860年恰恰是1840年鴉片戰爭后的20年，也是美國內戰的開端。而1861年俄羅斯廢除農奴制。1866年，俾斯麥的普魯士取代哈波斯堡家族王朝對奧地利的統治，完成近代德國統一。1868年，日本開啟明治維新。可見，這個大變動的時代來臨是世界性的。看來，這不是偶然的巧合，是世界現代史的偶然集合中的或冥冥之中的歷史必然。

這個歷史必然，就歷史意志而言，就是傳統的古老的發達的，當然也是偉大的人類文明，遭遇到了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遇見過的極端血腥、殘暴的集合整個民族國家甚至是整個的宗教西方世界文明聯合體的力量，并且以國家意志、愛國主義和圣戰宗教精神與文化（根本不是韋伯的新教倫理和理性資本主義的理論喬裝打扮），加上國家戰爭融資，而不是傳統的賦役、勞務兵役制的職業殺手國家雇傭軍，以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軍國主義的目的與手段，推進其世界性的征服、掠奪和商業財富的極端性統治與經營。

不惜一切代價的國家級別的進行整體性的國家動員和整合，以抵押和整合全部國力資源，以移民、病毒、戰爭、資本組合、科學、技術、教育等一切或任何的非理性、理性的手段、目的和宗教倫理價值的綜合利用，來征服整個世界，掠奪全球人民，殺向人間大地。

這是一個人類文明世界從來未曾遭遇過的無孔不入的西方病毒，是以其征服前的無比兇殘、惡劣，和征服后又顯示出一切榮榮華貴，高高在上，理性和諧，公平正義的兩面性和雙重標準，呈現在世人面前的超級文明異化怪獸。這就是馬克思筆下的“精致化的野蠻”的西方現代資本主義。

無論是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或者就是康熙、雍正、乾隆主政，更不必說后來毛澤東時代，中國，都非但不會處于敗局和下風，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一定會絕對地勝出。中華文明在這次所謂的大轉型、大分流中若是幸免于難，則不但會力挽狂瀾，而且一定會逆轉整個世界，形成完全兩樣的所謂現代化世界和文明格局。但不幸的是宋朝起始，明朝走強的中華文盛武衰的內在陰陽失調和文明軟骨癥，徹底腐蝕了華夏文明的自身保護、無敵天下的武鎮文化之功德與能力喪失的一干二凈，社會文人騷客和昏庸政客加上無能的官僚紳士，把華夏偉大文明的能量，統統集合和釋放于經濟建設、生活豐裕、物質發達、知足常樂、安天樂命的陶醉型、自娛性、忘危型的文化和社會享樂之中，使得中華強國成為自廢武功的大象，肥碩巨大的肥牛，一群任人宰割的羔羊。中華近代之殤，敗于自己，葬在自身。列強實際上既沒有那么可怕，也更沒有任何的剛強，完全是雇傭軍下的烏合之眾，僅僅是華夏統治意識、上流社會乃至整個市民社會的自甘墮落和夜郎自大幻像，導致了一盤散沙，不戰自垮。

就如同資本是西方世界資本的人格化一樣，慈禧太后、李鴻章等等都是晚清中國腐朽統治集團和上流社會的運動的人格化。對民族和社會人性的劣根性的批判，魯迅不但是深刻的，而且是人民大眾立場上的善意的。柏楊等的則基本上是近似二鬼子、假洋鬼子似的挖祖墳。毛澤東則是民智、人情、人性的最偉大的思想領袖和精神導師。在粉碎世界一切敵人，統治壓迫陰謀詭計，完成造反有理，革命無罪，人民主宰，大眾共享的無產階級和工農聯盟的現代人類最偉大的解放運動和文明升華中，毛澤東當然不是唯一的領袖和導師，前有馬克思、列寧，后或許還會有來者，但毛澤東可能是其中最偉大的一位。毛澤東對華夏兒女、神州大地、世界人民、整個人類的貢獻，是多角度、多方面的，像亞歷山大、阿育王、秦王漢武、唐宗宋祖、漢尼巴、查理曼大帝、大流士、居魯士、漢謨拉比、拿破侖、彼得大帝、華盛頓、林肯等等，在他的業績、功德和輝煌，特別是永恒建制、永恒價值面前，都黯然失色，相形見絀。他的詩詞直逼李白、杜甫、白居易。既有李白的豪放，無敵的想象，又有杜甫、白居易的深刻與現實，他的詩詞浪漫與古典、現實與“婉約”并存，成為人類精神史上的奇葩。他的毛體書法，上承魏碑風骨，中接王羲之大家氣象，下聯草書狂狷，成為華夏世界書畫一絕，他的文治武功，把中華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和整個世界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文化、社會和精神，提高到了人類文化和精神史的高峰。他的理論、思想、戰略、政策、理性、領導藝術、個人魅力，就是游泳、健身、長壽之道、養病康體，交友鄉情，齊家睦鄰、修身儲能，勵志修學，讀書旅游，都孕育著巨大的真正的普世價值。

原本有毛澤東，中華興盛，國泰民安，但國人，主要是小丑、無賴，不信邪，竟然置黃克誠的“碰得頭破血流”，錢學森的“中國就完蛋了”的上帝啟示般的警告于不顧，非要廢真神，造假神，立偽神，暢虛神。

中國國人精神被掏空，華夏意志被折斷，人民脊梁被碾碎。

日本廣場協議以降，是在美國大兵占領軍下頜核保護傘下的不得已而為之。我們中國的投懷送抱，自我國門打開，主動門戶開放又是為哪般呢？蘇聯和東歐是上了美國歐洲的休克療法的當了。連當事人，蘇聯的罪魁禍首戈爾巴喬夫都已經警告中國警惕西方了，我們自己內部還打腫臉充胖子，不到黃河不死心。

全世界，除了新加坡、香港這樣的彈丸之地，所有老牌和新興工業化國家，工業化起飛前和進入基本發達以前，無一例外地實行李斯特經濟學，即幼稚產業和高關稅工業培育保護。所有的鼓吹自由貿易的，都是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強國和工業化發達以后。中國的偽經濟學家世屬罕見，一派漢奸國賊像。

那么，日本、蘇聯、拉美的刻骨銘心的血的教訓是什么？中國能不能吸取這些慘痛的最后沖刺的翻車教訓，避免陷阱，粉碎世界列強整體戰，完成真正復興呢？

日本的教訓就是，國家和民族，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條件下，都不可以貪小便宜，算小帳。無論是對意識形態的戰友與盟國，還是任何的聯盟與核心，國家和民族主權至高無上，是無價之寶，不能抵押，不能分享，不能為了蠅頭小利，先將其放置一邊。毛澤東對斯大林和后來領導人的前蘇聯，領土主權完整上，針鋒相對，寸土必爭，毫不妥協，甚至外蒙古和老沙皇侵占的領土，他都做強有力的爭取。關于釣魚島、南海，甚至琉球群島，所謂“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完全是自相矛盾的。有主權，就絕對不容許共同開發，更沒有擱置爭議之必要和理由。中國必須徹底清醒，全面檢查全方位開放政策，果斷地停止威脅、抵押、損害長期和現在主權的任何的開放。高度維護主權和領土，在技術和資金不完備的情況下，寧肯不動，留給未來和子孫，也不容許貪圖小利，有水快流。

日本失去了二十年，而且將會一勞永逸的失去世界經濟“問鼎中原”，同美國進行“鹿死誰手”地決一死戰的機會，成為永遠的二流國家，不是日本的金融、財政、產業、外匯政策失誤。更不是日本的泡沫經濟中的沾沾自喜和泡沫經濟后的黔驢技窮，而是美國握有的置日本于死地的命門要穴。軍事上不獨立，財富甚至所有安全，都是空中樓閣。

美國總統奧巴馬面臨接待習近平副主席的國事訪問，急切地等待中國的大筆國債購入，又不惜放低身段，釋放信號說中國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朝野從來就沒有接受過這樣的事實，也根本沒有過那樣日子的打算。中國必須未雨綢繆，兩手準備，有備無患，徹底免除屆時日本式騎虎難下，無從選擇的被動。

蘇聯的教訓就是，大國崛起，強國竟雄，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可以把自家底細和盤端出，更絕對不可以把寶押在對手的善良，甚至對手的失誤和不作為上。立足自己，永不妥協，與狼共舞，高度警覺。

對對手的藥方和建議，無論來自官方還是民間，無論是政客還是學者，都不但要多問幾個為什么，而且最好是反其道而行之。大國博弈，領導人的眼光、膽識、意志和策略至關重要。大國首腦外交上的冤大頭，會葬送國家和民族的前途與命運。

國際分工體系、國際市場、國際戰略格局，風險遠遠大于國內，不可以做單相思和單一打算。必須兩條腿走路，多渠道防患，準備足夠的提前量。

拉美陷阱就是中等收入、中等發達陷阱。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弗蘭克的《白銀資本》，把世界經濟的中心，半中心，邊緣，甚至西方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寄生性交待的清清楚楚。巴西陷阱，阿根廷陷阱似乎沒有聽從任何告誡。當然，其墮入陷阱，早于這些作者的最終出版物，但他們的思想體系和萌芽態的告誡，卻早已存在。阿根廷是內奸國賊和美國經濟學家聯手做禍的。巴西主要是本國自由派設計的結果。

世界列強不再直接經營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了，除了一些國際戰略要塞和核心航海、航空要地，現代世界體系的當代帝國，已經采取盟國和國際聯盟，或一體化或跨國公司形式，進行估價占優，做法體面，交易實質性和行之有效的世界掌控了。后冷戰的大國博弈，硬實力、軟實力和巧實力的錯綜復雜交互作用，依賴遠程打擊、外科手術、價值內部革命煽動、非政府組織和各種意識形態與非意識形態滲透、領導人丑聞和把柄牽制、內歸內奸培植、文化藝術和學術交流改造，特別是經濟戰、金融戰、貨幣戰、貿易戰，而神出鬼沒，無孔不入，無所不用其極。可能是價格戰，但更多的則是心理戰、信息戰和孫子的“屈戰”，即不戰而勝（所謂上交伐謀，其次伐交）。

我們中華民族天性善良。和平、和睦、和善，朋友、親緣、良心之論理理性和心理平和愿望太過強烈。不但不好斗，甚至不尚武，極致厭惡和鄙視武力、強力。這樣長期形成的民族文化性格，對君子民族與國家，長久有效，是謂上之選擇，但遭遇海盜民族與國家、強盜民族與國家，則完全是弱勢挨打心態。

對付整體戰的第一戰事原則，就是重新全面恢復毛主席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神圣絕對對等打擊國際原則，形成內外高度一致的絕對警示鎮聶威懾。

對付整體戰的第二戰事原則，就是全民皆兵，在全世界牢牢擎起毛澤東的人民戰爭的無敵天下的全方位防御震懾國際壓力大旗，造成13億人民13億兵的強龍整軍威力。我國的正規軍、地方軍和民兵建制行之有效，應當長期堅持。這樣的整體大國防原則比之任何的彈道導彈防御體系，都具有大戰必勝價值。

對付整體戰的第三戰事原則，就是懲辦漢奸，清理國賊，把毛主席的準備打戰的國防思想的戰爭意識，變成持久的民族魂靈和國家生存意志，在戰爭前夜和邊緣儲備態，徹底清理逐步根治腐敗，以備戰和迎戰國民意識，加速共同富裕和一切大短板民生工程，消滅豆腐渣工程存在，推進高端價值經濟集約化發展，徹底完成產業升級換代。

整體戰打得是民心、民智、民意。馬賓老等呼吁的憲法恢復，黨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和中央與國家軍事委員會必須認真對待。否則，錯失良機，后果不堪設想。歷史性的大抉擇機遇非但不會常有，而且轉瞬即逝。是人民心中的功德無量，還是千古罪人，時間法庭只審理大是大非，不管GDP增速等的雞毛蒜皮。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偉大的政治經濟學。何去何從，任由選擇。歷史抉擇，可不是三流理論家弗里德曼夫婦的《市場經濟的自由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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