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右派是怎樣忽悠知識分子的　　

梁 新　　

按照一般人的思維定勢，有知識有文化的人不那么容易受騙，而文化水平低的人比較容易受騙，其實不盡然，甚至有時候剛好相反。這些年來，容易受到極右派欺騙、忽悠、糊弄的，恰恰是某些知識分子，而不是一般民眾。因為一般民眾雖然不懂得和不會講那么多大道理，但是他們有比較樸素的是非判斷標準。打個比方，比如他們知道淫人妻女是罪惡的，起碼是丑惡的，而不會被　李銀河　博士一忽悠，就相信這成為了“人性解放”的壯舉，若不是生活所迫，也不會有女子愿意由于聽信　李銀河　博士的“嫖娼有利于減少強奸”的高論而去賣淫；他們知道貪污腐敗是罪惡的，知道通過貪污腐敗來化公為私更是一種惡行，而不會聽信張維迎之流的“吐口水”理論，把這也當成一種“改革”；他們有不平要鳴，但是他們會向跪在岳飛墓前的和現在還仍然在大街上招搖過市的“秦檜”們吐口水，不但對把漢奸倆字刻在額頭上的焦某嗤之以鼻，而且也不會因為某些別有用心的人把冠冕堂皇的旗號一舉，就傻乎乎地被人家當槍使，做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他們分得清好歹，“朋友來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來了，迎接它的有獵槍”。他們要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他們會對政府的政策的不完善處和官員不當的具體行政行為進行批評，但是他們會堅守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底線。　　

我并不是在貶低知識分子，更沒有在重拾“四人幫”知識越多越反動“的牙慧。但是再好的理論，也必須與實際情況相結合，才能指導人們做對事情，做好事情，何況有些道理本來就是歪理。　　

假如現在有人跑畜牧場去跟養馬人說什么“白馬非馬”，搞不好會挨上一馬鞭。但是某些知識分子卻偏偏吃這一套。有這么兩個笑話，外國有某學校的一個學生問老師：“能夠一邊讀《法典》一邊抽煙嗎？”老師說不行。那學生再問：“那么能夠一邊抽煙一邊讀《法典》嗎？”老師卻回答可以。在某課堂上，面對兩個同樣是上課睡覺的學生，老師指著另外一位他心目中的優生批評一位他心目中的差生說：“你看你，一拿起書就睡覺，你看看人家，睡著了還拿著書。”　　

那些能夠忽悠知識分子的都不是低智商的人，往往是些騙術比較高明的政治騙子，他們懂得知識分子的優點和缺點在哪，更加懂得掌握忽悠的最佳時機。　　

知識分子往往比別人懂得多，因此在潛意識中往往比較自信和具有一定優越感，與優越感并存的是知識分子特有的逆反性格。由于這一獨特性格，歷朝歷代的知識分子與當局的關系往往會表現為如下幾種情況：一、讀書做官，“學成文武藝貸與帝王家”，追求“勞心者治人”和一人或者數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目標，從功利主義的角度看，這些人往往比較實惠；二、秀才造反，從中國的歷史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成為了至理名言。促使改朝換代成功的決定性因素往往都是槍桿子；三、被動地為當局服務，“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是他們為人的信條；四、保持著獨立的人格，與當局保持一定的距離并且持一定的理性批判態度，通常能夠與其它社會力量一起共同促使社會發生或積極或消極變化的往往是這部分人。　　

當今社會上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中的很多人就屬于上面第四種人中的一部分，作為對當今社會現實中的很多不正常現象的批判者，他們的行為起碼在動機上是正義的；作為對國家發展道路的探索和對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的思考，他們提出的對西方的某些只與其特定的歷史文化和國情相匹配或相適應的東西的借鑒的思考也是有益的，其實，從戊戌維新、辛亥革命到后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無不包含著對外國經驗的學習和借鑒。他們中的好些人也是值得尊敬的。　　

問題是，理論聯系實際的知識分子往往能夠引領社會進步；而理論脫離實際的知識分子起碼也往往會好心辦壞事。理論脫離實際通常表現為下面的情況：一、理論是正確的或者是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和可借鑒的價值的，但是不與實際情況相結合，生搬硬套；二、理論本身就有問題，或者與某種理論相適應的某些做法用于或者帶有某種目的地用于某些國家就會出現很大的問題或者會造成極大的混亂和倒退，這這種情況下，還要照搬。　　

面對與改革開放的特殊時期相聯系的，由于改革開放的某些具體政策失誤和某些官員的亂作為帶來的某些社會問題，本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對癥下藥，但是我們某些自由派知識分子犯了跟當年的王明、博古同樣的錯誤，教條主義地提出要完全照搬西方那一套。本來即使是正確的理論，照搬都會因為國情的不同而出現水土不服，何況某些理論本來就有問題。有些問題，如果不帶私心不帶偏見，稍為動動腦就會得到正確的答案。遠的如當年西方列強主宰了中國命運的時候，他們為什么不在中國推行所謂的“大民主”？再如解放戰爭中后期和國民黨敗退臺灣初期，美國曾先后有用李宗仁和孫立人替代蔣介石的打算，為什么最后不利用其對國民黨的影響，推進所謂的“大民主”？再如美國一手導演了蘇聯解體，為什么不積極推進俄羅斯的所謂“社會進步”，以至于導致曾經積極協助他們促成了蘇聯解體的葉利欽后期“反水”并且挑選了一個至今還讓西方頭痛的普京作為接班人？對于美國的“國家利益至上”的外交政策的虛偽性和欺騙性實質看不清楚也就算了，竟然還在自欺欺人地充當某種罪惡勢力的馬前卒的同時把自己感動得熱淚盈眶。這些人這樣做無非是出于幾種原因：一是與執政黨有某些歷史恩怨；二是與美國和西方有特殊的聯系或者僅僅是一種過分的迷信和崇拜；三是出于好的動機的對中國的社會問題“看錯病根開錯藥”。但是大凡還有良知者，最起碼也應該反思一下自己的觀點和思考一下自己的行為會帶來的種種后果。在這方面韓寒算是一個清醒者，他沒有完全被某些人和國外某些媒體的別有用心的吹捧弄昏了頭，在國內外敵對勢力以為時機即將成熟的時候卻給他們來了個釜底抽薪。作為那些比韓寒年長的“70后”、“60后”和“50后”甚至“40后”的文化人，如果不是刻意把自己綁在某些敵對勢力的戰車上者，思考和判斷力如此不如一個 “80后”實在不應該。而正是由于他們的糊涂，給了那些包藏禍心的極右派和那些鐵了心要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的漢奸賣國賊以可乘之機。極右派首先把毛和鄧對立起來，對改革的某些具體進程進行誤導，進而以偏概全地以由于他們的誤導造成的消極后果來對包鄧在內的整個執政黨和整個執政歷史進行否定。他們全面顛倒和歪曲歷史，并且利用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某些失誤和某些無良官員的不當行為引起的民怨和我們某些自由派知識分子思想上的偏激性、片面性和理論脫離實際，欺騙他們在所謂“顏色革命”中打頭陣，而除了像焦某那樣的把漢奸的大旗高高舉起的赤膊上陣者外，這些貨色一般躲在后面搖鵝毛扇，蠱惑、欺騙自由派知識分子為他們火中取栗。極右派和漢奸賣國賊們就是這樣忽悠自由派知識分子的。　　

其實，知識分子如果不深入社會底層了解民眾的疾苦及其產生的真正根源，不走與廣大工農群眾相結合的道路，不出以公心地把理論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無論你是左派還是右派，無論你自我標榜的目的有多么崇高，行為的意義有多么偉大，都難免會最起碼會出現好心辦壞事的情況，何況還受到某些別有用心的人的忽悠和利用呢。　　

為了粉碎極右派和漢奸賣國賊的陰謀，我們應該最大限度地對其罪惡目的和欺騙手段進行揭露。但是，在對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某些觀點和做法的消極影響進行批評的同時，不應該否定他們中很多人的良好動機以及抹殺他們的批評對某些無良官員的不端行為以及腐敗行為的抑制作用，不應該否定他們的“異質思維”在某方面和在一定程度上的積極作用。應該把他們沒有實際上的破壞行為的一些過激言論和那些漢奸賣國賊的破壞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罪行嚴格區別開來。應該通過思想碰撞和交流溝通，團結教育和爭取他們，最大限度地孤立一小撮極右派和漢奸賣國賊，共同將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開創的和幾代中央領導集體不斷推進的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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