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信仰毛澤東

――寫在毛澤東的誕辰日

　2011年11月2日　美國國會眾議院以396票同意、6票反對的結果通過共和黨眾議員蘭迪―福布斯草擬的提議，這項決議將“再次確定‘我們信仰上帝’是美國國訓，且支持和鼓勵所有公共建筑物、公立學校和其他政府機關公開展示國訓”。

民主黨批評稱，共和黨把時間浪費在無足輕重的事情上。

是“無足輕重”還是把握了當代美國社會的命脈？筆者認為民主黨在競選中已經先敗一局，與當代中國一樣，美國面對的是經濟危機，而實質上也是文化危機――信仰危機。

關于信仰，這個主題需要闡述，當代中國，庸俗唯物主義所造成的道德敗壞已經觸目驚心，在美國人因為經濟危機時喊出了“我們信仰上帝”，中國人又將如何建立自己的信仰？

筆者在《紅歌、信仰與精神》中提出重建毛澤東的崇拜，如果參照美國人的說法也就是“我們信仰毛澤東”。自然，這個提法左派贊成而右派反對，但是，無論贊成或反對，筆者都不持肯定或否定的態度，因為我們首先應該自問：

我們知道毛澤東和他的思想嗎？

如果不知道，又信仰什么或反對的什么？其實，最關鍵的問題就在這里。

黑格爾說到：

“理念是自在自為的真理，是概念和客觀性的絕對統一。理念的理想的內容不是別的，只是概念和概念的諸規定；理念的實際的內容只是概念自己的表述，象概念在外部的定在的形式里所表現的那樣。而且概念還包括這種外部形態于它的理想性中，使它受自己的支配，從而保持它自身于其中。”

筆者能夠有這樣的論點：

毛澤東首先是一個中華傳統文化的繼承人，然后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唯其如此我們才能連續我們的文化，而承認毛澤東思想在中華文化中的地位。事實上，這一觀點并非人為的假設，而見之于毛澤東的行為及其思想本身。

這個觀點的推證于這樣的三段式：

1、研究毛澤東思想的方法是多方面，而其中之一即研究毛澤東讀過的書，以此方法我們至少能夠對其理念的形成找到一個值得觀察的參照系。

2、尤其是，　1972年12月31日　，毛澤東要求高級干部好好讀點書，不要只武不文，當其時，注釋《三國志－吳書－呂蒙傳》即本此意。呂蒙本是武將，因善于讀書而有成：

“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

學呂蒙就是寓意求取理念的一致性，因此研究毛澤東讀過的書與理解毛澤東思想就有了直接的聯系。

3、當我們把這種研究置于相關的時代背景，我們也就實現了“概念和客觀性的絕對統一”。

觀察者注意到，晚年毛澤東的讀書很大程度是與時事相關的。例如1972年是一個轉折性的年份，對文化大革命是如此――已經注定其難以為續了；對于中國社會的大變革而言，已經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地進入另外一條道路了。

決定這一重大轉折的原因是1971年9月13日林彪強行乘飛機外逃并且機毀人亡。林彪的死亡對毛澤東來說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對于毛澤東而言，他可以讓所有的同志接受文革的考驗，唯獨不能傷及林彪。事實上，毛澤東對林彪是極其寬容的，他們在文革上的分歧其實始自1969年的一月風暴。但是毛澤東對林彪的理解也嚴重不足，從后來的表現看，他大約沒有估計到林彪對文革是如此反感，甚至超過其他所有的同志而企圖采取政變的方式解決這個問題；事實上在當時的黨內高層中，唯有林彪采取了外避的手段逃離文革。

其實林彪的離去，不僅僅關乎文化大革命的前景，而更重要的是關乎中華民族未來的存亡，難怪毛澤東和周恩來都郁結于心而嚎啕痛哭。但是毛澤東終究是毛澤東，他終于冷靜下來，他寄希望于黨內的其他成員，他首先關注的已經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中華民族的命運――是誰能夠領軍抵御蘇聯人的侵略？是誰能夠讓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這種擔憂強烈地表現于毛澤東晚年所閱讀的書籍中。

一）一個是口號的提出：

1972－1973年，在這兩年中，毛澤東閱讀《晉書》中的謝安、謝玄、桓伊、劉牢之傳，四人都與淝水之戰有關。當其時，執掌東晉朝政的司徒謝安、廣陵相謝玄、淮南太守桓伊、北府兵將領劉牢之等人文武融洽、團結一心，雖然軍事上處于劣勢，卻能擊敗驕橫的前秦皇帝苻堅的百萬大軍，保守住了東南一隅，為漢民族留一片生存之地。

淝水之戰是一場以少勝多的著名戰例，決定　性的原因是東晉朝廷的團結，《資治通鑒》之《晉紀》記曰“群臣輯睦，內外同心”。在這兩年中，毛澤東已經不敢奢望再恩賜給中國一個林彪式的戰神了，他只能把希望寄托于大家的團結，如同東晉朝廷。毛澤東以《晉書》的啟示，提出了一個口號，“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

在這樣的兩年，毛澤東還閱讀了《史記－項羽傳》；《魏書－夏侯淵傳》；《吳書－呂蒙傳》；《魏書－張遼傳》；《魏書－張郃傳》、《舊唐書－李愬傳》和《明史－朱升傳》等等。這些歷史上的名將一個個地從毛澤東的眼前走過，事實上毛澤東是把他們與自己的那些戰將們相比較，沒有了林彪，不還有這么多身經百戰的將軍嗎？難道這么多人還頂不過一個林彪？毛澤東應該是這樣自問的。

但是，失去林彪之后的毛澤東顯然也失去了自信，“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澤東的痛苦失措和危局不支的心態于其選書之中昭然若揭。人們常常認為毛澤東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是第一位的，顯然我們能夠從他在特定情況下的關注注意到他所考慮的核心問題是國家的安全和民族的命運；人們常常以為毛澤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但是我們從他在應變時期所閱讀的書籍中看出他的現實主義――耿耿于心的民族主義。

二）一個求索：

在這樣的兩年中，毛澤東還閱讀了屈原的《天問》；柳宗元的《天對》；《舊唐書－傅奕傳》。

林彪的離去對毛澤東的沖擊是極其巨大的，毛澤東大約在思考，林彪為什么反對文革呢？為什么所有的同志都反對文革呢？僅僅只是因為個人的利益嗎？他們中的大多數并不愿意為了保留個人的權勢而順從自己，林彪甚至抱著否定自己一生的決心擺脫和他的合作。毛澤東不能不避開利益層面上的考慮而進入哲學與歷史的求索了。

１９７２年底，毛澤東向我們民族的圣哲詢問，他開始新一輪的關于天與宗教、自然與宇宙等等大問題的思考。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８日他布置了《舊唐書－傅奕傳》的注釋；當年１２月3１日，他又布置了屈原的《天問》和柳宗元的《天對》的注釋。

我們注意到這些書籍，傅奕是唐初反佛的思想家，《天問》是屈原在被放逐以后對天的質問，《天對》則是柳宗元對《天問》的回答。毛澤東大約在自問，我是不是犯了唯心主義的毛病？他也如同屈原舉起向天的雙手，大聲地呼喊：天啊，天啊，你告訴我吧，難道是我錯了嗎？柳宗元在回答了，柳宗元是毛澤東極其敬重的一個思想家，例如在《封建論》中他告訴毛澤東許多許多。

在這一期間，毛澤東又閱讀了韓非子的《五蠱》；柳宗元的《詠荊軻》；李贄的《藏書》；王夫之的《讀通鑒論－秦始皇》；章炳麟的《秦獻記》、《秦政記》；章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等等。

“路迢迢其修遠兮，吾將上下求索。”誰能夠知道，二千二百年之后的中華民族又有了一個執著的求索者，他的名字叫做毛澤東。

三）反思與身后事

當我們注意到毛澤東所讀的書籍，我們是否應該自問，我們懂得了毛澤東的思維嗎？如果不懂，那么我們贊成什么，我們又反對什么？

毛澤東讀司馬遷的《報任少卿書》，他或者是在感受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受到冤屈的人們的心態，例如翦伯贊和吳晗。

毛澤東讀《黥布列傳》，說明他的腦海里始終糾纏著關于林彪的思考，林彪是于1973年8月20日被開除黨籍，這僅僅只是就當時的政治而言，對于歷史來說則另是一回事。

毛澤東讀史記之《陳丞相傳》、《絳侯周勃世家》、《灌嬰列傳》、《陸賈列傳》。很有意思的是這些人都是高祖死后，阻止呂后擅權、參預誅滅諸呂﹑迎立文帝劉恒的主角。根據這些書籍，我們不能否定毛澤東曾經有讓江青接班的設想，但是歷史經驗讓他否定了自己的設想。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放棄江青，對于中國當代史而言這是一個命運性的、決定性的判斷。寫到這里，筆者設想，如果毛澤東的這些書是讀在1969年之前，那該多好，那么我們這一代人的命運將完全改變――不會失學，不要上山下鄉，也不要所謂返城，更不會有什么下崗，也不會受小輩的歧視。。。。　　

毛澤東的思路顯然已經進入他自己的身后事，讀《晉書－劉元海》，他是在憂慮現代中國再現晉亂。劉元海是匈奴人冒頓之后歸化中原的一支，劉元海習《毛詩》、《馬氏尚書》，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而諸子無不涉及，已經完全漢化。但是晉亂，劉元海在北方自立，僭即皇帝位，這并不只是個人的背叛，是大環境使然。毛澤東大約在思考，大混亂之后中國是否將四分五裂？

毛澤東是在考慮自己的思想對未來社會的影響，他讀韓愈《石鼓歌》，他或者看到了這樣的一些景象：

1、天下大亂之后達于大治，“周綱凌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佩鳴相磨。”――這一點大約已經為鄧小平時代所證明；

2、毛澤東思想能夠繼續影響曾經那么擁護自己的人民，堅定他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如同“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撰刻留山阿。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護煩撝呵。”

3、后人也許能夠真正地理解他的理論，如同“薦諸太廟比郜鼎，光價豈止百倍過。圣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

4、可是也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那些歷史淘汰下來的社會渣滓以他們陳舊的意識群起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社會主義道路，毛澤東思想面對這樣的悲局：“牧童敲火牛礪角，誰復著手為摩挲。日銷月鑠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哦。”

5、或者能夠出現韓愈這樣的思想家，堅持道統――在現代言即毛澤東思想，“石鼓之歌止于此，嗚呼吾意其蹉跎。”――在國泰民安的今天，人們忙著賺錢，卻也有人告訴大家信仰的危機其實是民族的危機，但愿推崇毛澤東信仰的建議不是白說。

從毛澤東所讀的書，我們至少可以一窺毛澤東晚年的心境，在一定程度上我們可以用認為，這是我們民族偉人關于中國命運的終極性的思考。

可以讀出，毛澤東的晚年的思考包括三個方面：

一）毛澤東是一個完全的中華文化主義者，他的思維的參照系是中國的歷史、中國的思想和中國的文化，而不是其它。這個事實證明，毛澤東自己已經擺脫了西方文化中心說――這個中心說包括兩個方面：基督教文化和東正教文化。

二）毛澤東自己已經在質疑文化大革命了，或者說文化大革命對于毛澤東而言也只是一個思考過程而沒有既定的框架。關于這一個判斷，即建立于毛澤東對斯大林的“歷史五階段”論的徹底否定，而“歷史五階段”論是決定文革的基礎理論之一。在毛澤東的眼里，所謂中國式的封建論已經淡化，那些生活在過去的三至五千年的人物已經不是封建制度中的帝王將相，而是中華民族的哲人、英雄或英勇睿智的戰將，他們一起創造、構成了中華民族的歷史。從這個意義上說，1944年的那一場討論應該有了一個辯證的解釋，而翦伯贊和吳晗多少有了司馬遷的形象。

三）毛澤東的思維體系中只有中華民族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絲毫沒有個人的恩怨。毛澤東晚年所讀的這些書正在嚴正地告訴那些以個人利益和個人恩怨為訴求的人們，停止你們的喧囂。而這些喧囂的人們即包括當代中國的右翼，也包括中國的左翼。或者應該明確地說，要評論毛澤東，請首先放棄你自己的私心雜念，不要把塵埃帶入這個神圣的殿堂。

所謂信仰，它與生命等價而高于生命。

“我愿意看見這樣熙熙攘攘的人群，在自由的土地上住著自由的國民。我要呼喚對于這樣的剎那。。。”

――浮士德終于說出了：“你真美呀，請停留一下！”于是他倒在塵埃。

《浮士德》是德國偉大的詩人、思想家歌德的巨著，詩劇《浮士德》通過一個學者和魔鬼簽訂了三十四年的契約，同意魔鬼今生侍奉他，但是當他對生活感到滿足的時候，靈魂即歸魔鬼所有。浮士德歷經沉淪和荒唐，從來沒有感到滿足。只是當他瞻仰了自由，終于滿足于自由。

在浮士德倒在塵埃的時候，上帝伸出挽救的手。魔鬼否定人和世界，上帝卻相信人的精神力量，而浮士德追求真理――他證明了上帝。這個上帝是站在人民一邊的“上帝”。浮士德的追求即歌德賦于他的“上帝”的屬性，這個“上帝”就站在人民一邊，名曰“新教”。“新教”的主題就是“我們信仰上帝”。

以此論之，當我們真正地認識我們民族曾經有過的那一個全心全意為了人民的偉人，他具有如此豐富而精粹的思想，“我們信仰毛澤東”是一個合乎中國人性的提法。

壺公評論2011－12　寫于麒麟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