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個老鄉，曾和我說過，現在有些人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話。當時我就將他一軍，問：那如果人鬼同時見了呢？他不假思索地說，那就說牲口話。我問此話怎講？他說，對人說人話，人當然懂而且滿意，對鬼說鬼話，鬼也當然懂而且也滿意。可是要想讓人鬼同時都滿意，那就說人鬼都不懂的或模棱兩可的牲口話，就都不得罪了么！噢！原來如此！看來勞動人民的辨證語言真精辟呀！　　

我細想，現在的一些所謂“學者精英”們，不就是這樣嗎？最近我看到《老干部參考》2011年第23期的《百家論壇》欄目里轉載了《決策資訊》的一篇題為《中國文化強國建設的核心應當是道德建設》一文后，論壇說客似乎很仁義道德的，但細看其文，發現此文既說人話，也說鬼話，尤其會說牲口話。　　

此文開頭說，從“廣州發生了女童被碾壓兩次路人無視的事件，筆者認為中國的文化強國建設的核心應當定位在道德建設上”。看這句話說的多么有人情味呀！多么符合中國人的道德心理呀！但是，在論述《中國30年高速發展的道德成本》時，就變味兒了。先是說“對于中國發展成果可能沒有人會懷疑，一個國民經濟接近崩潰邊沿的國家在30年后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系和最大外匯儲備國的事實證明了中國‘硬實力’的飛躍”。看，這就說開鬼話了。　　

為什么是鬼話呢？因為要巴結鬼，為鬼而聽，還要達到蒙蔽人的目的。不妨我們按剝蒜頭的辦法，先掰開蒜頭，再一瓣兒一瓣兒地剝掉蒜皮的辦法逐句來分析。　　

之所以“對于中國發展成果可能沒有人會懷疑”，作者是采用對比法來闡述的：這就是先指出“一個國民經濟接近崩潰邊沿的國家”，即是指文革時期了，再強調“在30年后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系和最大外匯儲備國的事實”，兩者一比較就證明了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硬實力’的飛躍”了。　　

既然如此，那么我也采用對比法來析辯了。那么，我們來看文革時期，即“一個國民經濟接近崩潰邊沿的國家”一說。經歷過中國現代史的人應該知道，此論調是按照那個存有陰謀而報復毛主席的野心家之口吻來鸚鵡學舌的。毛澤東時代，尤其是在文革時代的中國經濟，是在蘇美等國際嚴密封鎖的情況下，憑著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創造和積累起來的經濟。如果說文革時的國家在“崩潰邊沿”，也就是說是貧窮到和軟弱到快坍塌的地步了。那么要問，又為什么當時的這個國家，站在“崩潰邊沿”上能把當時的世界頭號強國蘇聯，因為一塊幾平方公里的珍寶島，打得服服帖帖呢？又為什么把印度也能趕回了麥克馬洪線以南呢？又為什么我們已經到“崩潰邊沿”上了，而美國也好，日本也好，這些世界一流的強國，卻巴結著要和我們友好呢？既然到了“崩潰邊沿”上了，那在當時已經達到世界最尖端科學的“兩彈一星”是怎么造出來的？大慶油田是誰開發的？還不要忘記了，正是在“崩潰邊沿”年代，新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合法席位。鄧小平不是也說過么：“我們搞社會主義雖然犯過錯誤，但總的來說改變了中國的面貌”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29頁）。他這里說得“犯過錯誤”主要是指文革時期的“崩潰邊沿”了。那既然犯了“崩潰邊沿”的錯誤，怎么還會“改變了中國的面貌”呢？今天的學者或精英們，怎么總以昨非今是、父劣子優的背叛方式來否定自家歷史呢？這些不孝兒孫們，怎么老是否定祖宗的基業呢？這不就是鬼話嗎？　　

而“在30后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系和最大外匯儲備國的事實證明了中國‘硬實力’的飛躍發展”。這句話，里面是既說人話，又藏鬼話。何此謂呢？　　

此所謂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系”不就是說那個GTP嗎？是的，按GDP總量來說，這確實是在世界排名第二，僅次于美國了，但按人均卻在百名以后了。那么憑什么發展起來的呢？不就是一憑出賣資源，二憑泡沫房地產嗎？一憑出賣國土資源，把我們后代子孫用于生存和發展的根本物質基礎如礦藏等以最低價格賣給了外國，換取回了外匯。但這外匯，不是有相當數額用于購買美日國債券而儲備到了美日等國庫了嗎？我們廣大出力出汗并付出生命的工人農民及其知識分子，并沒有感覺到這“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系”的實惠呀！因為當今的中國廣大底層民眾，失業者遍地，買不起房而蝸居者皆是，念不起書而失學者見慣，生活維艱而被迫賣淫者風行。幾年來，有多少打工者，辛苦一年，拿不到最低的勞動報酬，因此自殺的有之，逼得沒辦法行竊的有之，等等。所以老百姓們并沒有感覺到這“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系”和“最大外匯儲備”的實惠呀！富國者乃藏富于民也，民不惠富，那些GDP的經濟體系和匯儲有何意義呢？戴旭等愛國學者們早就指出過，歷史事實證明，GDP不能證明一個國家的實力強弱，如在我國宋朝末期和清朝末期，都是當時世界GDP最富足的國家，清朝當時的GDP就占了世界的三分之一，是絕對的世界第一，但這兩個時期的中國，卻被遠遠不能和它相比的外國給打敗并幾乎滅國。而在解放初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GDP就低的可憐的很呀，但卻在此時期的抗美援朝中，把個世界GDP第一的美國不是打得老老實實地龜縮了嗎？所以國內好多學者說，現在的這個GDP是狗的屁！　　

那么，我們再看作者的“事實證明了中國‘硬實力’的飛躍”這句鬼話吧！硬實力，不就是“硬道理”那句謊言嗎？總而言之，言而總之，作者是在說國家有實力了。那么這“硬實力”究竟硬在何處呢？請看我們30年來的國家實力情況。我們避開國內不要說，就說對外吧！新聞報道，電視演示，我的國防力量是如何如何的飛快發展和有成效，可是我們的國土領海卻被人家一塊兒一塊兒地霸占或切割走了。在改革開放初期，為穩定國際環境，竟然把我國在清朝末年（鴉片戰爭時期）沙俄強占的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里（相當于10個臺灣）的東北領土，老老實實地借劃界之故而劃歸給俄羅斯了。這塊國土，在斯大林時期就想利用中蘇友好的契機劃歸他們的，但毛主席婉言拒絕，在赫魯曉夫時期，不是不想劃界，是毛主席不會答應的。因為列寧曾經說過，要把那些強占中國的土地歸還給中國；而毛主席等領導人也準備在國家經濟實力強盛起來后，再拿回來。那時我們就那么窮弱，卻敢于頂住世界一流強國蘇聯的無禮要求。而改革開放有“硬實力”了，我們的執政者，在沒有取得全國人民同意情況下，不聲不響地劃給俄國了，到現在也沒有公布此劃界。倒是把那個芝麻大的黑匣子島的分割問題大勢喧囂了一陣子呀！這就是我們30年來的“硬實力”飛躍發展；自此以后就引起了諾骨牌反應，據說印度又重新強占了麥克馬紅線以北的我國領土；日本就強占了我國的釣魚島及琉球島嶼；越南、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聯手強占并開發了我國的西沙和南沙諸島，等等被人凌辱的喪土失地現象，我們的“硬實力”究竟硬在那兒了呢？怎么連30年前“一個國民經濟接近崩潰邊沿的國家”時期都不如呢？這不是鬼話，難道是人話？　　

由是，作者說得“對于中國發展成果可能沒有人會懷疑”這句話，不是可能沒有人會懷疑，而是肯定懷疑，懷疑者眾。所以說是鬼話。　　

下面作者就要設法論述“中國30年高速發展的道德成本”了，作者總論說，“無論是政府、企業、社會還是國民對于發展經濟投入的熱情，資源的成本都是空前的，．．．．，中國在變強大，人民在變富裕，但是人們對社會的不安全感卻有所上升，道德滑坡的議論日趨常態化”。這段話，前面“資源的成本都是空前的”算是人話吧！但后面確是鬼話了。試想一想，既然“中國在變強大”，那為什么就不能保護人民的安全呢？而且這種不安全感在上升呢？既然“人民在變富裕”了，怎么富裕了為什么倒不安全了呢？是人民富裕了就心里不安呢？還是人民富裕了就想作亂？如此說，國家愈強大，人民愈富裕，就必然會產生“不安全感”了，如此說，一旦實現了全民小康，那就更有“不安全感”了，要是到了共產主義，中國人不是就要都得精神病嗎？這不是鬼話，難道是人話嗎？　　

作者小結說：“道德滑坡的議論日趨常態化”。這是一句標準的牲口話。為什么呢？那我們就來看看一切一切的不安全感吧：首先是勞動群體沒有生產資料故而也就沒有生存安全感；大學生付出傾家蕩產的學費，畢業后卻面臨著難能就業的不安全感；一些女性，迫于生存而逼良為娼的不安全感；為了維權而向政府投訴或上訪必然要招來陷害或殺身之禍的不安全感；一個普通女人隨時很可能被官員誘奸或強奸的不安全感；打工仔辛苦一年，很可能拿不到最低限度的勞酬的不安全感；不一定何時何地何人因開發而遭致強行拆遷的不安全感；黑社會到處盛興的不安全感，等等，至于那些被小偷擰門撬鎖或在馬路上被搶包之類，已經是太些小瑣事了。其實，“道德滑坡的議論日趨常態化”問題，主要是對這個充滿不公平現象的社會極度不滿了，已經到了對這個社會產生心理和情緒對抗的地步了。作者此處不說人話，而說牲口話了。　　

以下是作者就從三個方面來分述“道德成本”了。　　

作者首先指出：“　鄧小平　先生提出了不爭論，發展經濟為工作核心的判斷是無可厚非的，實踐證明這樣一個一邊倒的時期對于快速積累物質基礎是必要的”。這句話，先不必說鄧提出的不爭論對不對，僅就“一邊倒的”論調，最起碼是完全地否定了鄧小平的“五講四美三熱愛”和“兩個文明”的理論了，如是還要什么實踐證明的必要呢？這種根本不懂辯證法的前后矛盾的糊涂話，又是牲口話了。為了裝人樣，接著就批評社會了：“但是在30年后的今天，我們再也沒有理由繼續支付這個模式背后的巨大道德成本了，否側我們將要最終付出巨大的物質成本”。這基本算是說人話吧！但也是一句糊涂人話。因為作者的結論僅是：“否側我們將要最終付出巨大的物質成本”。在作者的思維里僅僅是個“物質成本”，所以雖然是人話，卻是一句蠢豬式的人話。鄧小平不是看出來了么：如此下去，“可能有少數人富裕起來，但大量的人會長期處于貧困狀態，中國就會發生鬧革命的問題”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29頁） 　，這不就是造成社會動亂的政治后果嗎？怎么僅僅是“物質成本”呢？就這種認識水平，還敢在國人面前搖唇鼓舌的，不丟人現眼嗎？　　

第二，是說社會轉型的沖擊。作者認為中國人對轉型認同是單一化的，“而這種單一認同的360度轉型對于社會的價值觀體系的沖擊是巨大的。我們不能責怪全社會都‘向錢看’的傾向，因為這是社會對于每個成員價值衡量的基本標準，在短時間內要實現經濟價值就很可能同道德產生矛盾，（所以）犧牲道德標準追求經濟利益的案例屢見不鮮”。從這個觀點看，作者本身就是一個缺乏政治品德的賴皮。因為此處是人話、鬼話和牲口話交替著說了。　　

首先看“社會的巨大轉型”沖擊。把工廠里的工人趕出去（叫下崗），把工廠等設備歸于私人（叫承包），即由生產資料公有制轉型為生產資料私有制，就是作者說得“360度轉型”。因為原本共產黨創建得是人人有事做，且人人有飯吃的公有制。360度轉型了，原工人群體脫離了賴以生存的生產資料這單一公有經濟體系，只能給私人（資本家）打工了，所以這些依賴公有制生存的群體必然要對抗不得已為私人資本打工的轉型制度，這就是作者上面說得：“這種單一認同的360度轉型對于社會的價值觀體系的沖擊是巨大的”原因了，只是作者不愿說或不能說明白，所以就是鬼話了。但是，社會既然轉型了，作為私有制度的發展，必然是也只能是：壟斷生產資料的私有企業主，為了獲取更大利潤，即作者說得“向錢看”，由于資本的屬性決定，就設法盡量降低成本，雇傭廉價勞動力，榨取高額利潤。如是，低劣產品和虐待勞工這雙胞胎就同時出現了。如是，社會制度也就以企業主（資本家）在“向錢看”時，會巧妙地創造財富，這樣的價值就高，而對于受雇于私有企業的勞工來說，只有規規矩矩、服服帖帖地為私有制服役，那樣的價值才能得到認可。這就是作者贊許的“我們不能責怪全社會都‘向錢看’的傾向，因為這是社會對于每個成員價值衡量的基本標準”的說辭了。如是就在當今全社會給人們洗腦灌輸的“普世價值觀”幾乎讓中國人都領受了，所以此時的牲口話很適用的。作者并肯定“在短時間內要實現經濟價值就很可能同道德產生矛盾”。這么說，作者也能知道道德是何物，只是不愿意說人話，而說牲口話了。只不過強調在“短時間內”而已。這個時間有多短，30多年了。既然“在短時間內要實現經濟價值就很可能同道德產生矛盾”，也就是說“不能責怪全社會都‘向錢看’的傾向”，那怎么在結論時，“犧牲道德標準追求經濟利益的案例屢見不鮮”也是必然的呢？因為作者既要維護違背道德的社會利益集團，又要裝腔作勢批評社會以獲取民心，兩面為好，就只好說牲口話了。　　

第三，作者說：“在社會轉型期，那些所謂的‘時代寵兒’中既有通過辛苦勞動獲得新的社會地位的人群，也有相當一部分人鉆了法律制度的空子的‘成功人士’，而他們本身并沒有為道德成本買單，．．．．．．事實是現在中國整個社會和社會成員正在為這些多年積累下來的道德成本買單”。這一段話，猛看像人話，剝開皮細看正是牲口話。　　

首先看，“通過辛苦勞動獲得新的社會地位的人群”。作者當然不會說明這個人群有多大，又占有多少社會財富，更不能說明這種“辛苦勞動”是以什么方式取得的，是以掌控生產資料來剝奪他人的剩余價值獲取的呢，還是憑借權利去貪污受賄獲取的呢？還是憑按平等的按勞分配獲得的呢？　　

至于“有相當一部分人鉆了法律制度的空子的‘成功人士’”這句話好像在批評這些人“他們本身并沒有為道德成本買單”的罪責，但辨證地看，這正是在袒護這個社會制度的法律不公平性呀！為什么如此說呢？細想一想，如果這個執政者夸耀的法律體系是嚴格的和公平的，那怎么會讓那些攫取90%社會財富的極少數人，30多年來愈來愈容易去鉆法律空子呢？怎么廣大出賣勞動力的群體就不能有法律空子可鉆呢？如果人人都能平等地鉆空子，那還分誰買單不買單呢？同時，既然說法律制度本身就有空子可鉆，那只能說明法律制度是有意識地留有空子讓那些同氣相求的人來鉆的么!比較法是最好的鑒別法，在法制很不健全的毛澤東時代，怎么就很難鉆法律空子呢？而在改革開放的法律相對完善的“社會轉型期”卻給留下法律空子專讓一些人去鉆，這符合社會發展常規和情理嗎？這種“發展成果”能不讓人們產生矛盾懷疑嗎？　　

再看“事實是現在中國整個社會和社會成員正在為這些多年積累下來的道德成本買單”這一結論吧。你看，既然“多年積累下來的道德成本”是“中國整個社會和社會成員”買得單，沒有誰鉆空子不去買單的，那么不是很公平的嗎？那還有什么道德不道德的區別呢？這不是在否定前邊的“相當一部分人鉆了法律制度的空子的‘成功人士’”的說法嗎？所以，這一整段概念模糊混淆是非的論述就全是牲口話了。　　

作者最后要論述造成道德滑坡的責任誰來承擔和如何推進道德良好化了。這就是《道德建設要成為每個公民的自覺》這一專題了。按照作者的意思，道德滑坡是由兩個方面承擔責任的，一是“必須承認政府有一定責任”；二是“每個社會成員都有一定責任”。“如果把什么都推給政府的傾向不僅是不正確的，而且是有害的”。我們看作者是怎么來為政府辯護而指責每個社會成員的呢？請看下面的論述。　　

“首先，必須承認政府有一定的責任。政府雖然一直強調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時推進，但在實踐中特別是地方政府對于經濟建設的絕對傾向不可否認，在立法和執法方面對于破壞道德的懲罰力度不夠，但是，我們也要冷靜地看到這種一邊倒模式是當時特殊情況下最優化的選擇，我們不能當事后孔明發歷史馬后炮。而且事實上政府一直在主導道德建設的推進，從‘三個代表’到‘八榮八恥’再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努力從來沒有中斷過，只是效果沒有設想的那樣好”。這一段話是為政府辯解責任的全文了。只要稍懂邏輯、懂哲學、懂文法人一看便會判斷，這一長串話說得是前后矛盾，概念籠統，是算人話，還是鬼話，抑或牲口話，不妨做一分解便知。　　

（一），從作者的說法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不是黨規國法步調一致的政府，因為中央“一直強調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時推進”，并且“一直在主導道德建設的推進，從‘三個代表’到‘八榮八恥’再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只是效果沒有設想的那樣好”。為什么沒有設想的那么好呢？因為是“在實踐中特別是地方政府對于經濟建設的絕對傾向不可否認，在立法和執法方面對于破壞道德的懲罰力度不夠”。這就是說地方政府和中央分庭抗禮，猶如周朝末期的諸侯對抗中央，所以“只是效果沒有設想的那樣好”。如是就否定了四項基本原則了！如是此論就暴露出了當今中國政治局面不統一的現實狀況。如果這是事實的話，是政府本身存在違背政治道德和政治責任的原因，那政府不承擔道德滑坡責任，讓誰來承擔？　　

（二），從作者的說法看，既然政府“一直強調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時推進”，并且也“一直在主導道德建設的推進，從‘三個代表’到‘八榮八恥’再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而地方政府“在立法和執法方面對于破壞道德的懲罰力度不夠，但是，我們也要冷靜地看到這種一邊倒模式是當時特殊情況下最優化的選擇”。從作者的說法來判斷，中央政府的“ 一邊倒模式是當時特殊情況下最優化的選擇”，而“一直強調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時推進”，和“一直在主導道德建設的推進，從‘三個代表’到‘八榮八恥’再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不是“最優化的選擇”了，因為兩者是只能對立而不能統一的，所以才產生地方政府“在立法和執法方面對于破壞道德的懲罰力度不夠”的整個社會道德滑坡的結果。看，這說明不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都在違背“四項基本原則”是理所應當的。但如果這是事實的話，那作者的話就是人話了，那政府不承擔道德滑坡責任，讓誰來承擔？如果這不是事實的話，那作者就在說鬼話了。　　

第二，“每個社會成員都有一定責任”。為什么呢？作者指出：因為“在過去30年的高速發展過程中，中國社會的每個成員都是參與者，建設者，不是旁觀者，不是看客”。“在整個過程中，對于道德成本的討論沒有引起全社會足夠的關注，特別是知識界的努力不足。每個社會成員都很忙，忙得無暇顧及難道不是原因之一嗎？對于政府提出的道德建設目標，社會成員是不是真的對待了呢？”噢！這作者可是高見呀！　　

我完全贊成作者說得“在過去30年的高速發展過程中，中國社會的每個成員都是參與者，建設者，不是旁觀者，不是看客”這句話。這是一句最正確無漏的人話，正因為“中國社會的每個成員都是參與者，建設者，不是旁觀者，不是看客”，所以對于道德滑坡的原因是看得一清二楚，因此也最有發言權的。但是，我認為這社會成員起碼應該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專門制造不道德或不遵守道德原則的那部分人，如相當一部分官員、企業主和執法者，另一部分人是被控制在私人生產資料下出賣勞力的或下層社會群體。前一部分人最多站人口5%，而后一部分人起碼占95%。不過這兩部分人確實都參與了整個社會活動，不是旁觀者，不是看客。至于誰是真正付出血汗的建設者，是誰創造了整個社會財富的建設者，作者在此含糊過去了。因為此作者要維護即得利益集團，還要掩蓋這社會關系中剝削與被剝削，壓迫與被壓迫的階級斗爭關系，所以就把“參與者，建設者，不是旁觀者，不是看客”籠統地混在一起說最能迷糊人的。因為這樣就把社會道德滑坡的責任都平均分配了，顯得多公平呀！至于說“特別是知識界的努力不足”就是一句應付大眾的鬼話了。為什么我如此說呢？因為“特別是知識界的”精英們，都積極努力上陣了呀！如中央高參經濟學家

厲以寧的“中國沒有窮人，只有待富人”和“腐敗是經濟發展的潤滑劑”理論、中國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的茅于軾，罵毛主席沒有人性、中央　黨校　教授王長江的“黨有自身利益是一種客觀存在”理論、中共高級黨校副校長　李　君如的《美國文化現象值得研究》論、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蔣正華有意制造在大躍進中“非正常死亡1700萬人”的政治謠言之理論、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吳敬璉《不改革國有經濟無法實現共同富裕》的理論。等等。如果說“知識界的努力不足”的話，也對，因為這些人努力不夠，就是至今還沒有把這個社會的道德百分之百地搞垮，讓“兩個文明建設”、“三個代表”、“八榮八恥”撤底落空。所以作者在此又說鬼話了。　　

至于“每個社會成員都很忙，忙得無暇顧”，“對于政府提出的道德建設目標，社會成員是不是真的對待了呢？”，這假裝糊涂的問話難道算人話嗎？　　

最后結論說：“如果說以往的道德建設還停留在中國政治文化精英層面的話，當前的道德建設的社會基礎已經逐漸形成”。．．．．這就是“每個社會公民都應自主地培養‘道德自信’和‘道德自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就不是遙遠的未來了”。看作者夠多滑頭，前面剛剛說過“特別是知識界的努力不足”，這里卻在強調“以往的道德建設還停留在中國政治文化精英層面”這一醒目的自相矛盾，如是就必然會有“當前的道德建設的社會基礎已經逐漸形成”的局面。這就要求“每個社會公民都應自主地培養‘道德自信’和‘道德自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就不是遙遠的未來了”。是這樣簡單容易嗎？請看如下的現實存在和發展：　　

第一宗，官員強奸民女自改革開放以來是“蔚然成風”：如2009年5月10日晚，湖北省恩施州巴東縣野三關鎮人民政府官員鄧貴大、黃德智等人，因欲強奸賓館女服務員鄧玉嬌，而被鄧玉嬌出于正當防衛意外刺死、刺傷的類似以往案件，就不再例舉了。僅就今年2011年新近我偶然看到的幾例舉出：　2011年11月08日　深圳寶安區西鄉街道，女子遭聯防隊員毒打強奸；　2011年12月02日　溫州永嘉縣大若巖鎮政府官員涉嫌強奸未成年坐臺女一案；2011年12月06信陽市政府老促會辦公室主任伍自權因涉嫌強奸罪被刑拘。請看，如作者此類的那些學者精英們，如今的官員及其執法人員們，如此獸性狂熱，怎么能對道德自信，自覺呢？　　

第二宗，轉型以來創出的高考作弊案，愈來愈多。我初步網絡查詢了一下，近年來有50多起，如2001年山東荷澤曹縣一中80考生涉嫌替考案；2004年河南濮陽縣三中再次發生大規模舞弊事件，七名老師組成舞弊團伙；2008年松原市查處的高考舞弊案件立案24件，處分39人，其中處級干部2人，科級干部4人，監考教師27人，警察3人；2008年 6月，甘肅天水查出高考作弊；2009年2月，浙江省高考招生辦公室共接到省內杭州、金華、寧波、溫州、臺州等地報告的7起高考作弊事件。請看，如作者此類的那些學者精英們，如此地區廣泛，參與人員甚眾，并曠日持久的高考舞弊，怎么就對道德不自信，不自覺呢？　　

第三宗，因為強拆，引起官民對抗。我初步查閱網絡，就近幾年的就有60多起，僅就今年2011年選舉幾例如下：2011年11月廣東陸豐市東海鎮烏坎村村民因不滿土地出讓約四百村民聚集市政府上訪；2011年03月長春市朝陽區劉淑香（女，48歲），因拒絕違法強拆被活埋；2011年10月，駐吉林市某部隊中士班長楊帆家中因遭到強拆，一氣之下帶領其他三名戰士，攜帶95式自動步槍一支子彈795發出逃欲報復強拆者，而遭武警擊斃；2011年上半年從監察部、國土資源部、住房城鄉建設部、國務院糾風辦等四部門獲悉，發生的11起強制拆遷致人傷亡案件進行了調查處理，給予黨紀政紀處分和行政問責57人，其中副省級1人，市廳級4人，縣處級20人，鄉科級及以下32人。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機關處理31人。請看，如作者此類的那些學者精英們，如此強權野蠻拆遷的事件，那些執法者，怎么就對道德就不自信，不自覺呢？　　

第四宗，暴力犯罪在增長。　2010年02月26日　中國新聞網報道，中國暴力犯罪近十年來首次增長。中國社科院發布的2010年《法治藍皮書》顯示，2009年中國犯罪數量打破了2000年以來一直保持的平穩態勢，出現大幅增長。其中，暴力犯罪、財產犯罪等案件大量增加。請看，如作者此類的那些學者精英們，如此暴力犯罪、財產犯罪等案件大量增加，那些犯罪者們，怎么就對道德不自信，不自覺呢？　　

第五宗，官員腐敗呈上升趨勢，而查處率卻很低。　2010年01月08日　成都日報報道：2009年，高官密集落馬，記者根據媒體公開報道統計，2009年，落馬的省部級(含副部級)高官有17人；　2010年01月07日　 中國新聞網報道，2009年1-11月各級紀檢監察機關嚴肅查辦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中的腐敗案件，處分縣處級以上干部3743人，移送司法機關的縣處級以上干部764人。　2010年01月10日　 重慶晨報報，近30年我國外逃官員達40人，人均卷走1億元。　　

有一學者胡星斗在博客上公布，計算出中國的腐敗黑數，即沒有被查出的腐敗金額占99%，即實際的查處率只有1%，僅以2007年為限計算的：　　
　　 世界平均的腐敗額占GDP的3%，假如中國是世界的平均腐敗程度，那么，應查出的腐敗金額為7000—8000億元，而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布的2005年查出的腐敗金額，僅為74億元，約占應查出的1%，所以說腐敗黑數為99%。　　
　　 還有另外一個算法，2006年中國查出的商業賄賂為37億元，2005年查出的官員腐敗74億，兩者有重合之處，因為，在中國商業賄賂往往與官員腐敗、官商勾結有關;就算兩者不重合，官員腐敗加商業賄賂，總共111億元，而學者計算，中國2004年權力尋租13800億元，查出的仍然不到1%。　　

請看，如作者此類的那些學者精英們，中國腐敗的官員們，肯定都是共產黨員，怎么就對維護道德不自信，不自覺呢？　　

好了，夠了。如果把中國30多年來道德滑坡——生活道德、經濟道德、學說道德和政治道德等道德滑坡都總結例舉出來，恐怕一個　1000G　的硬盤都容納不下呀！如此客觀存在，又如此現實發展，只是產生和呈現在轉型接軌的30多年來，在“崩潰邊沿”時代怎么就沒有呢？這就是學者精英們“當前的道德建設的社會基礎已經逐漸形成”的樂觀理論了。這種顛倒事實、邏輯混亂的謬論，不是鬼話就是牲口話。如此我這個草民農夫都鄙視這些學者精英們！　　

（注：老朽本人確實是個種地的草民農夫）　　

                              　2011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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