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類似前蘇聯的精神信仰危機，其實早在毛澤東去世之前就已經出現，在鄧小平時代迅速展開，在特別是時代發展到積重難返而已。那么我國當前應當如何面對道德精神領域的建設，如何重樹人民大眾對于政府的信任？顯然不可能廢掉一個框架，重新找一個來，那樣做的代價是無法承受的。大膽地進行可控性的改革，是必需的過程，要建立并完善物質和精神兩個領域的骨架，并且將其進行全面接軌，唯有這樣，才能真正平穩地給國家民族帶來希望，保證其可持續性地發展。
前蘇聯國家機制基本架構最大的弊端是什么呢？就在于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錯誤的解讀和執行，對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自然誕生并成為社會發展支柱的宗教進行摧毀和扼殺，從而拋棄了民族地域精神文化這一靈魂基石。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都高度重視本民族的傳統文化，因為這是一個國家民族的根，是國家的命脈，是幾千年歷史的見證和經驗。其中蘊涵的文化精髓，都是經歷了世事滄桑檢驗和證明了的顛撲不破的真理，之所以得到長期的延續和發展，必定有它的科學性和正確性。然而前蘇聯不重視，東歐各國不重視，我國在前期也是全盤俄化，改革開放以來又自覺不自覺地表現出了西化的傾向，這使得民族文化的根柢被搖撼削弱，幾存皮毛而已，這是一個危險的現象。社會歷史在發展進程中自然形成的社會框架基礎，就是社會穩定發展的支柱，政黨、宗教、經濟科技這三足鼎立式的框架，是社會最穩定的基礎架構，強行拆除其中任何一足，都是違背自然辯證法的愚蠢行為，社會必定無法長期穩定發展。
要使整個中華民族、整個國家不再遭遇到像前蘇聯一樣的惡運，唯一的途徑就是全面總結蘇共他們的失敗原因，分析出病因，才能對癥下藥。
馬克思是非常嚴謹的思想家，他早在1884年就注意到了東方和西方社會文化背景的不同?！皷|方農業社會的發展規律，可能和西歐不同，存在著所謂‘亞細亞生產方式’”（《巴黎手稿》）。我國幾千年的社會發展規律，滲透著濃重的道德人文文化思想和理念，道儒釋的思想深植于社會發展的進程之中。東方的傳統道德文化社會發展史，與西方社會的發展規律，存在著重大的差別，這一點只要翻開東方和西方的歷史，即不難發現其中的明顯差異性和各自的社會發展規律。馬克思將東方的發展規律稱之為“亞細亞生產方式”，為東方特色的社會發展規律命名，無疑是非常精準的科學論斷。如果真正遵循馬克思的論斷，高度重視這個“亞細亞生產方式”所構成的東方社會發展特殊規律，注重這個民族地域的特色，就必須將馬克思主義與中華道德傳統文化結合起來。斯大林將人類社會簡單粗暴地分為：原始、奴隸、封建、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發展階段，根本就未考慮東方“亞細亞生產方式”與歐洲的不同。斯大林在我國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對我黨的直接領導可以說是一個災難，指揮失誤連篇累牘，造成黨內和我國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一連串的錯誤和失敗，幾乎全盤斷送中國革命。直至這種直線聯系中斷（電臺損壞），無法揮動指揮棒，毛澤東臨危登上領導崗位，這才徹底改變，扭轉了殘局敗勢。這一慘痛的歷史經歷，說明斯大林對馬克思“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解讀，根本沒有上升到理性認識之中。毛澤東雖然被他們戲稱為“山溝里出來的馬克思主義”，但正是因為這個“山溝里”的特點使其精神中攜帶著“東方農業社會的發展規律”，具有“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東方人文文化和哲學思想的特色。這種東方傳統道德文化的精神靈魂與馬克思主義的結合，才誕生出毛澤東這位偉大的世紀偉人。也正是因為這一結合，才順利地完成了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壯舉，取得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迎來了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順利轉變。
但是，在建國執政以后，我黨未能繼續保持住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簡單地將前蘇聯的執政模式移植進來，全盤接收只適宜于歐洲發展規律的，并且存在嚴重錯誤的模式。我們雖然斷然拒絕了斯大林簡單粗暴的家長式的“社會主義大家庭”作風，卻未能在國家機器體制上及時探索出有別于蘇聯的、適宜于東方“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具備民族特色的國家機制和執政方略。前蘇聯國家機制的全盤移植，完全背離了“東方農業社會的發展規律”，扼殺了中華傳統文化中的精神，使中國歷史的發展在擺脫了斯大林的陰影，順利走完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歷史時期以后，又重新陷入了前蘇聯構筑的機械唯物主義的國家機制的陷阱之中。我們的執政者雖然左沖右突，想從其中擺脫沖殺出來，但是，由于國家機器基本架構的完全承襲照搬，局限了視野的開拓，執政黨也就難以在具體的執政行為中突破這些框架的根本性制約。
我黨發展史和建國執政史的歷史經驗以及我們與前蘇聯關系的合與分，這其中的利弊得失都是極其深刻的教材。我們也不難從史實之中得出這樣的結論：拋棄脫離東方傳統文化這一民族靈魂的基石，再先進的思想和主義，也難以在東方產生和發揮它的積極作用，難以造福于民族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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