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毛老師的第560條理由——“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
前一陣子,美國大使駱家輝參加第五屆夏季達沃斯論壇坐了一次經濟艙,逗得國內的一些媒體人非常興奮,對駱大使“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大加贊賞,搞得中國的一些領導很不好意思。這些媒體人可能都比較年輕,不知道這“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本來是共產黨人的傳家寶。
“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來自毛主席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針。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毛澤東分析形勢,明確提出“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國大局面,則要辦個高些的大的紅軍學校。否則將來無干部。沒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現在不解決這個問題,將會犯罪。”黨中央討論同意了毛澤東的這一建議,決定創辦抗日紅軍大學,后改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毛澤東高度重視抗大的建設,親自擔任抗大教育委員會主席,為抗大制定了教育方針,即“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題寫了“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校訓。
“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雖然是為抗大制定的一個教育方針,但實際上是共產黨人長期以來工作作風的總結,后來也成為對革命隊伍所有人員的基本要求。“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 不僅是指工作方法,也報刊生活作風,思想作風和道德風尚。其核心就是密切聯系群眾,不搞官僚主義;也就是毛澤東說的:“我們的同志不論到什么地方,都要和群眾的關系搞好,要關心群眾,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團結廣大人民,團結得越多越好。”
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取得了革命戰爭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勝利,與“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光榮傳統大得人心是分不開的。這方面的故事也很多。如井岡山革命博物館里陳列著一只木桶吧。這只木桶,就是一九二八年六月毛主席在永新縣塘邊幫助貧苦農民周頭蓮挑水用的。那時候的人民子弟兵,不論是外出執行任務還是駐扎地方,每到一個地方,總是幫助群眾擔水掃地愛護當地的一草一木,因為這已經成為人民軍隊自覺遵守的紀律了。例如1961年劉少奇回到寧鄉縣,到了離家鄉炭子沖僅10多里的東湖塘公社王家灣生產隊搞調查研究,以生產隊養豬場的一間破舊空房做辦公室兼臥室,一住就是6天。有文章回憶1966年華國鋒在湖南郴州、衡陽地區“歐陽海灌區”工作時的情景,說他居住在指揮部的那些日子里,總是嚴格要求自己,始終堅持自己提水、洗衣,和民工在一個食堂里排隊端飯。有時外出檢查工作,別人要為他多添幾道菜,他總婉言謝絕。常寧縣白沙公社一帶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灌區籌建初期,一天,華國鋒同志和指揮部幾位同志乘坐一輛敞篷大卡車出發到桂陽湖溪橋去為大壩實地定點,路經白沙公社吃午飯。事先華國鋒同志怕公社同志特殊照顧他,不讓給公社打電話。那天正巧公社的領導同志都外出了,只有一位工作人員在家。這位工作人員沒有見過華國鋒同志。當時天下著毛毛雨,車子停穩后,跳下六七個人,手里都挽著雨衣。為首的一位身材魁梧、滿身泥跡的同志,熱情地和這位工作人員握手,講明來意。這位工作人員趕忙準備了普通飯菜招待他們。吃過飯,如數付清了飯錢。臨走時,那位為首的同志緊緊地拉著這位工作人員的手,表示感謝。事后,這位工作人得知他就是省里的華書記,感動得到處逢人便說:“華書記可樸素啦,做著大官不像官,不坐小車坐卡車,這樣的領導,真好啊!”
這些故事說明,那時候從上至下,“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不僅成為干部的習慣,群眾也都司空見慣。所以文革中吳桂賢與陳永貴做了副總理后,毛主席支持他們實行“三三制”,即每年三分之一時間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時間回原單位勞動,三分之一時間到各地調查研究,也沒有人感到意外。據說吳桂賢回到西北國棉一廠參加勞動,趙夢桃小組的姐妹們興高采烈:“吳大姐又回來了!當了副總理還和咱工人一個樣,這才是共產黨的好干部!”
與這些事情相比,駱家輝坐了一次經濟艙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大于認為,如果真的對“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感興趣,何必要做人家美國的文章,翻翻共產黨的歷史,故事數不勝數。如果認為還是“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好,只要恢復一下就是了。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