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榮”廣場的鐘聲響得悠揚,有時候覺得好象來自歷史的深處,有時候聽著就在眼前。我們默默地坐著,望著東圓大道上流動的燈光和天海之際的迷離和幽冥。
致遠先生終于開口了,他說:
“我在網絡上看到一篇文章,據說是來自香港的,值得欣賞?!?/p>
我說:
“是嗎?能不能大略說一下?!?/p>
致遠先生說:
“文章以為,當前西方的普世價值觀面臨崩潰,獲得巨大成功的中國傳統倫理價值觀卻保持低調。文章認為世界面臨合作還是沖突的關鍵在于全球化1.0能否順利過渡到2.0。”
我說:
“呵呵,是電腦思維?!?/p>
致遠先生說:
“是的,看來是年青人的文章,如果是,還真難能可貴。文章認為,冷戰終結后全球化開始了,這個時代最顯著的特點是中國和西方兩種不同的全球化在沖突中互相推動。”
我說:
“很中庸,符合陰陽之道?!薄 ?/p>
致遠先生說:
“是電腦載體上的中庸之道。文章等認為,西方模式和中國模式是在兩個平行的宇宙中運行,也就是陰陽之道超越宇宙?!薄 ?/p>
我說:
“該文章說的是‘理’,理超越一切物質,宇宙也是物質的。好,說下去,聽聽新理學的論證。”
致遠先生笑道:
“可不是新理學,是你在升華了,文章并沒有進入渺茫的幽冥空間,說的是很具體的。文章認為,全球化1.0就是前期顯眼而喧鬧的全球化,以西方或中國的所謂‘民主’派宣揚的普世價值觀為基礎的;而中國模式的全球化2.0則模糊而安靜,埋頭苦干卻不動聲色。”
我說:
“顯眼而喧鬧是宴席終結前的景象,《紅樓夢》的小姐里年紀最小的惜春就說過:‘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遲早大家都要散的。’惜春后來好象是出家了,她看得比林黛玉透了一些,人說林黛玉聰明,她的憂傷其實也是自找的,看不透啊。”
致遠先生說:
“宴席論的發明者應該是馮夢龍,在他的《醒世恒言》中就提到‘天下無有不散筵席,就合上一千年,少不得有個分開日子。’這是儒釋合一的觀念吧,有春秋公羊學的味道,也有佛家輪回的味道。中國傳統社會的‘興衰周期率’就含有這樣的意思?!薄 ?/p>
我說:
“春秋公羊學是強調國家統一的,所以中國社會盡管經過了許多次的興衰周期,終究分分合合,反而越做越大。但是西方文化中沒有這樣的觀念,300年的繁榮時代沒有統一,現在再歷衰落,歐共體看來是鏡花水月了。如果希臘離開歐元區,下一個就是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愛爾蘭。。。一付多米諾骨牌啊?!薄 ?/p>
看著東圓路上的繁燈,似乎就要散如天上的繁星。不過,終究又聚合成一片繁華,當然東圓大道是在中國。
“好了,繼續你的話題吧?!蔽艺f。
致遠先生說:
“文章說,全球化1.0的支持者以為,全人類最終都將走上一條共同的道路:自由主義的代議民主制度將成為每個國家的法則,不斷開放的商品和貨幣市場將建立一個世界經濟共同體。就象南方報系的那些人主張的一樣。
“可是冷戰以后,就是這樣的價值觀引領它的信徒們如同盲人瞎馬,充滿自信地走上懸崖絕壁。文章用嘲笑加指責的口吻寫到:他們揮霍數代先輩積攢下的財富;押上子孫后代的未來;葬送年輕士兵的生命;掏空本國的工業;忽視自身文化的完整和本國民眾的福祉。我算了一下子大約是五條罪狀,因此我想這篇文章確實應該是香港的年青人寫的,要是內陸老手的文章,至少要收集它九條罪狀,那是很容易的事情?!?/p>
我說:
“我覺得倒是應該尊重一個事實,南方報系的那些人多數是買辦集團雇傭的文人,各為其主吧,實際上談不上是中國的思想者,就把他們當成是外國人好了,也就是一群殖民者的雇傭軍。只是基于普世價值的全球化1.0,文章描繪得倒很生動啊?!?/p>
致遠先生說:
“文章敘述另外一個版本全球化2.0。文章認為全球化2.0比較安靜,沒有大膽的宣言。但是,30多年來它使上億人擺脫貧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實現國家的工業化。
“全球化2.0不想與他人爭斗,同時最大限度地尊重各種文化,認為各種文明都有自己的發展邏輯,而且是獨一無二的。所謂普世價值只能產生于多種文化的共同融合之上,而不是某一種文明凌駕其它的文明之上,那怕你是極其優秀的?!?/p>
我說:
“歐洲文化中心說其實就是歐洲政治中心說的基礎,也就是殖民主義經濟的基礎。現在,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我們看多了,誰又會相信那些白種人鼓吹的普世價值嗎?在19世紀晚期,中國的那些思想家們,例如康有為、梁啟超、嚴復等等都已經看透了這些鬼把戲,我就認為當代中國的經濟變革其實就是洋務運動在新政治環境下的運用,全球化2.0就是那一代思想家思想的延續?!?/p>
致遠先生說:
“還真是這么回事,其實很多道理就是那么淺顯明白,可是被那些普世價值者一攪乎,就是非混淆了。但是,中國人既然加入了全球化,全球化2.0就無法規避全球化1.0的影響。這篇文章寫到:
“全球問題需要全球解決方案,西方和非西方的利益有必要交匯融合。當前全球化1.0出了問題,而全球化2.0卻堅持低調。很多聲音在呼吁中國應該在全球體系中充當更‘負責任的’的參與者;有些人批評中國沒有發揮建設性的作用以幫助世界經濟秩序恢復平衡;一些人甚至咬牙切齒指責中國在扮演領導角色的時候遲疑甚至拒絕。”
我深深地嘆了口氣,眼前的東圓大道有一些閃爍中的迷離,致遠先生說,能聽聽你的評論嗎?
我說:
“我以為文章的立場應該是正確的,但是觀點幼稚了一些。不能把全球化1.0和全球化2.0看成是對立的,從人類文化演變的角度說,兩者是連續的,都是人類尋求自身解放運動中不可或缺的環節。更具體地說,這是精英民主向大眾民主的過渡,但是這里所說的精英民主和大眾民主也只是相對而言。
“文章把中國作為全球化2.0的代表,把西方作為全球化1.0的代表,應該說中國的社會主義即大眾民主較之于西方的資本主義即精英民主是有長足的進步,但是從連續性的角度說,全球化2.0應該是從全球化1.0中成長起來的,即便文化背景異于西方的中國,同樣不能與全球化1.0截然分開。連續性是自然屬性,失去了自然屬性也就失去了生命力,這就是前期社會主義運動發生挫折的根本原因,不可等閑視之?!?/p>
我說:
“關于精英民主向大眾民主的過渡,這種過渡是社會自然屬性的外象,其實質或可以經濟論,在中國即是從先富到共富,在國際上即是‘金磚五國’與‘七國集團’的經濟實力正在接近。所以精英民主向大眾民主的過渡是中國國內的政治問題,也是國際社會的政治問題。重要的是,這種過渡是自然的過程,不是人為的過程,更不是對立的過程。中國人所說的和平崛起,就是立足于社會的自然演變的屬性之上,與19世紀美國取代英國有相似之處。因為是自然演變,所以生命力無限。
“以中國當代社會的演變看,上世紀80年代發生了第一次‘下海’高潮,可以認為是精英從商運動;而34年后的今天,先見的理論家們已經提出了‘小資產階級萬歲’,或者是中產階級民主的到來,它的現實社會基礎就在于積累了一定資產的中國人走進了自主創業的階段。在政治上表現為,原來的以一些官僚下海經商為基礎發生的精英民主自然而然地向更廣大的、更多的社會階層進入經濟活動為基礎的民主展開,相對而言我們可以理解這就是大眾民主。”
我說:
“我們希望社會對現狀的認識能夠更開闊一些,能夠更深刻一些,因此我在《紅歌、信仰和精神》一文中提出社會發展的本源性的動力。
“近代中國發生了一次驚天動地的大解放,這個解放并不只是把懦弱的封建、資本的綜合體的代理人蔣介石趕到一個孤島上去,而是啟開了中國社會大發展的動力源,即土地改革運動,它的核心意義在于‘我要當地主’。于是,中國農民千百年的訴求成為現實,中國社會的大躍進有了核聚變型的推動力。它的一個典型的表現就是抗美援朝,東亞病夫在極其疲弱的時期居然把世界第一大國領導的世界級的戰爭力量打得落花流水,關于這一個事實,無論多么激情的理論家都難以在事前以理論予以論證。
“可是它是事實。你不能不從人性解放的層面上理解這一個問題,不能不說土地改革――‘我要當地主’于當代中國的意義是啟開了人性的澎湃――生命力的澎湃。后來中國的改革開放,同樣是從農村改革開始的,實質上也是以‘我要當地主’為動力源的。
“基于以上的認識,我認為當代中國社會應該尋覓自身發展的最根本性的動力源,因此我提出了‘我要當資本家’的口號。試想,在國家以政治力和經濟力啟開了人性中‘我要當資本家’的欲望,千萬甚至億萬的民間中小企業在中國大地上如雨后春筍般地出現,就是多么驚心動魄的現象,而其后中國國力出現的大飛躍又將是多么的驚心動魄。毛澤東當年提出大躍進,其構想并非錯誤,而是他沒有找到大躍進的動力源,同時,當時一窮二白的中國沒有為大躍進提供相關的物質條件,國際政治也沒有提供外在的條件。
“但是,現在的一切都趨于成熟,其中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對中國而言是一個歷史性的機遇。正如上世紀30年代世界發生的經濟大危機,蘇聯人從容不迫地從西方國際獲得大量的科學技術和先進的機械設備,一下子拉近了與西方世界的距離,為其后來的反法西斯戰爭和崛起為超級大國創造了豐富的物質條件。應該說,當代的歐美已經總結了蘇聯崛起的經驗,不會輕易把高新技術交給中國,那我們就等一等吧,等到他們愿意的時候。
“我認為,西方高新技術的輸入是中國大發展的外在條件,從這一點說,我們也不應該輕易否定全球化1.0。試想,當我們社會內在的動力源與來自西方世界的外在的高新技術結合,中國社會的進步將出現一種怎樣的生氣勃勃的景象?!?/p>
我們一起注視著東圓大道,大道上穿梭的汽車的車燈好象要延伸到波浪滔滔的東海邊上,那里好象還有許多的遠洋船隊,船隊的燈火正在播向無垠的大海,如同天上的繁星。太平洋不是中美兩溝間的鴻溝,而是勾通的橋梁,美國制度向中國制度的進步,精英政治向大眾政治的過渡,一切都在發生中。我好象看到站在廈門海岸邊的福建巡撫徐繼畬的身影,他在掀須微笑,畢竟,與美國傳教士的交流讓他頗有心得。
壺公評論寫于2011-11 于麒麟山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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