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有一些"左派"的談話看上去很認可毛澤東，每每談起毛澤東總是十分動情，幾欲淚下，讓人深為感嘆。而且好象還有一定的高度，他本人就像是超越了現實，在半空中給你傳經授道，但是仔細分析他的觀點，又感覺離毛澤東思想很遠，而且有時候差距還不是一般的小。

袁老先生的文革經歷坎坷，應該說對毛澤東有著深刻情感是不容質疑的，也本應該是對毛澤東的文革思想有深刻把握的。本人曾經親耳聆聽過袁老先生的教誨，當時他在講述對毛澤東的懷念和認識，那種情感實在是讓人不敢有絲毫的懷疑，不敢讓我有半分的不敬。

但是看了袁老先生在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的談話，有一些感受不吐不快：

一、 情似真，理不明。

-- “只是今天太多人太美化了西方的民主，太妖魔化了文革，我要唱唱反調。”

-- “如果說，有關文革的爭論至少要持續好幾百年以上（法國大革命、美國南北戰爭至今仍在爭論），那么有關毛澤東的爭論則恐怕要持續幾千年?！?/p>

-- “一些人認為，打倒了毛澤東就打倒了共產黨，邏輯上是對的，實踐上卻是錯的。即使打倒了共產黨也打倒不了毛澤東！”

這些言論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位老先生對毛澤東和文革淳樸的感情，不太像是虛假的。但是這些言論中透露的道理就不明確了，帶有極大的迷惑性。

首先是對文革的分析有兩個關鍵錯誤。

-- “那么，文革開始時的造反激情從何而來？我認為，是文革前十七年中國社會不民主和官僚等級化的強烈壓抑。”

-- “說到底，文革的造反首先就是為了爭民主。1966年冬，全社會起來造反后造反派的奪權對象首先是報紙和公安部門（連看守所的權也要奪），不就是為了話語權和人身權么?!不就是民主和人權么？！”

第一個錯誤，他論斷文革的前十七年中國社會不民主。1949年-1966年的中國展開了波瀾壯闊的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一系列光輝的成就。而這些社會主義建設都是在翻身做了主人的工農群眾直接領導和參與下開展起來的，一個占人口90%以上的階級群體在舊中國被剝削階級踩在腳底下，肆意蹂躪的階級成為國家和民族的主人，成為國家建設的領導階級和中流砥柱，難道這不是民主嗎？

如果從個體上來分析，王進喜、雷鋒等這些人物的出現就更完整的代表了那個時代是一個超越了人類歷史上任何民主時期的時代！

說一個出現大批普通人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時代沒有民主，這不是撒謊嗎？

同時就必然引出一個問題，這位老先生口中說的不民主，代表了誰在這十七年里的感受呢？那就只有一個答案，被人民民主專政的那不到10%的地、富、反、壞、右人員。

第二個錯誤，他說文革的造反首先就是為了爭民主。這位老先生可能還不明白，民主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前提下，不僅僅是權利，更是一種權力，是工農群眾的權力。毛澤東要發動文革就是要求工農群眾運用這個權力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因此民主權力是不需要爭取的，本來就在工農群眾手里。后來出現的四大民主應該是屬于民主權力的幾種表現形式了，而不是民主權力本身。

如果工農群眾沒有民主權力，那么必然就會在造反中受到政府的鎮壓，但是我們可以發現，整個文革中除了初期劉少奇派工作組干擾造反運動外，其他的時期內極少有以政府的名義鎮壓造反運動的現象，因此用民主的概念來分析文革，是完全錯誤的。

也就是說，在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下，民主既是無產階級天然的權利也是權力，沒有民主權力的必然是無產階級的敵人--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的民主權力就是黨和國家允許無產階級群眾通過一定的形式組織起來直接接管各級政權，因此在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里，不存在民主問題。這樣的民主是人類有史以來的最偉大的創舉，是毛澤東同志在文革留給我們的寶貴經驗和財富。

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無產階級完全沒有民主權力，而只有可憐的一少部分資產階級施舍的權利，比如什么罷工、游行、示威而已，政府不高興了就會驅逐、逮捕、懲處。

由此，文革的造反是工農群眾打到黨內走資派奪取和重建政權，根本不存在什么爭民主的問題。而這位老先生就完全沒有認識到兩種社會制度下民主本質的區別，用資本主義的民主本質來分析毛時代社會主義的民主本質，不免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其次是對共產黨的認識有兩個方面的錯誤。

-- “一些人認為，打倒了毛澤東就打倒了共產黨，邏輯上是對的，實踐上卻是錯的。即使打倒了共產黨也打倒不了毛澤東！任何政黨組織都有從萌芽、發展到變質、衰亡的過程。但是一些信仰、主義卻是不朽的，幾大宗教是如此，馬列毛主義更會是如此?！?/p>

-- “但是共產黨任何時期的執政集團在這一點上還是清醒的：共產黨執政的唯一合法性就是繼承毛主席領導革命取得的政權，如徹底否定毛澤東，就會隨時把自己送上被審判臺。”

第一，對毛澤東和共產黨以及之間的關系的理解是膚淺的，有些甚至是謬誤 。

袁老先生對毛澤東的認識是膚淺的，他沒有認識到毛澤東所代表的人類正義方向和占人口99%的底層群眾利益是毛澤東屹立不倒的根本原因，而僅僅歸結于一種抽象的信仰和主義。尤其是荒謬的是把共產黨和宗教相提并論，這是兩個完全不同類別的社會組織，共產黨的認識論基礎是唯物主義，宗教的認識論基礎是唯心主義。這種類比體現了袁老先生的認識論相當的混亂。

同時他把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混為一談，只要對歷史唯物主義捎有常識的人都應該知道一個人和他的思想是倆回事。因此對于毛澤東不管是作為一個偉大的歷史人物，還是從毛澤東偉大思想的角度，這兩個角度都沒有人能打倒，而不僅僅是毛澤東思想（即袁老先生說的毛主義）。

更可笑的是他認為政黨組織是有興衰的而信仰是不朽的，然而他舉的宗教這個例子恰恰推翻了他的這個論斷。世界的三大宗教思想和它的傳播組織都延續了幾千年，只要思想在，傳播組織就在，它們恰好是共存亡的，不存在先后的問題。因為思想和信仰要有載體，失去了載體，信仰不可能脫離載體而單獨存在。

袁老先生一邊推崇抽象的毛澤東思想，又認為有一個抽象的共產黨可以被打倒，在這里割裂了毛澤東思想和共產黨的關系；同時袁老先生也認為“共產黨的唯一合法性是繼承毛澤東”，也就是說毛澤東和共產黨是一體的。一面說信仰打不倒，一面說可以打倒信仰的載體，而現實中信仰和信仰的載體又是共存亡的，因此袁老先生的邏輯不是一般的混亂。

正常的邏輯應該是：當共產黨不承載馬列毛思想了，那么她就不是共產黨了，這個時候它被打倒也與共產黨沒有關系。只要共產黨這個組織一直承載著馬列毛思想，那么不管什么力量都不可能在信仰變成現實之前打倒她，當她的歷史使命完成后，將自然的消亡，不需要你打倒了！

第二，把共產黨和官僚資產階級混為一談。

袁老先生一方面認為共產黨可以被打倒，一方面認為官僚資產階級是左右兩派的公敵，也就是說要把共產黨和官僚資產階級兩個都要丟翻。

袁老先生很明顯犯了擴大化錯誤，官僚資產階級只是共產黨內的極少部分人數。中國共產黨目前有7千多萬黨員，難道都是官僚資產階級嗎？相反，絕大多數都是普通人民群眾，都是屬于無產階級陣營。

袁老先生要打倒官僚資產階級我是擁護的，但是進而要擴大到打倒共產黨，我就納悶了，為了打倒那1%的官僚資產階級就必須把那99%的無產階級也打倒嗎？

尤其在這三十年的社會現實的活生生的教育，更是使得黨內許多堅持毛列毛思想的同志有了高度的警醒，開始大量的揭露和批判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種種事例。盡管這些黨員在黨內是屬于權力的中下層，但是代表了黨內健康力量的覺醒和抗爭，也代表了黨內路線斗爭將再次展開，只要堅持下去黨的自救（即打倒官僚資產階級）必將由這一大批的中下層共產黨員和黨外的堅持馬列毛思想的人民群眾團結起來共同完成。

然而袁老先生卻完全沒有認識到這一當前十分重大的政治斗爭形式，也完全沒有意識到這種馬列毛黨員和群眾相結合共同奮斗將起的歷史作用！從這一點來看，袁老先生的文革經驗就幾乎為零。

如果把官僚資產階級當作共產黨的全部，要么是糊涂，要么是別有用心！

再次，對當前中國社會的認識有兩大錯誤。

-- “我認為，自由派和毛派的分歧主要是對過去（中國現代歷史）和未來（各自要爭取的中國前途）?！?/p>

-- “也就是說，在現階段中國社會中批判權貴資產階級和要求民主上，自由派的主體也因該是左派，用階級劃分的話是否屬于中小資產階級的左派?？赡懿粶蚀_，請大家批評。”

-- “統一戰線和民主問題是兩派（自由派和毛派）當前的共同需求,...”

第一個錯誤，對左右派的劃分不按照階級立場劃分。

袁老先生的對當前左右派的劃分標準是反對官僚資產階級和要求民主，這是十分荒謬的，完全背離了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按階級立場劃分左右派的基本原則。

左派代表了占99%人口的廣大底層人民群眾，代表了無產階級的立場和觀點；右派代表的是占1%人口的資產階級精英，代表的是資產階級的立場和觀點。

按照袁老先生的觀點，自由派只要“革命”就成左派了。就像百年前的辛亥革命似的，只要反抗清王朝，就是革命左派，難道中國的革命史倒退了100年，袁老先生要領導的是又一場“辛亥革命”?

把這一場由已經覺悟了的人民群眾參與的政治斗爭，歪曲成百年以前的那種廣大人民群眾被排斥在外完全不理解的革命，這是對我們左派群眾政治智慧的傲慢和無知。

袁老先生，你不要馬列毛思想了，但我們這些基層人民群眾正需要!

第二個錯誤，對當前中國問題的解決方式提倡“左右合流”。

對于中國問題的解決，在袁老先生看來既是“民主斗爭”的需要，也是階級斗爭的需要，因此他大膽的提出了左右合流。階級斗爭和民主斗爭是一回事嗎？也就是說袁老先生完全混淆了歷史的發展階段，也混淆了不同歷史階段里不同性質的革命需要，整個思路就是一個糨糊，混亂不堪？

自由派和毛派的分歧不是什么過去和未來，而是政治權力是由1%的人掌握還是由99%的人掌握的問題。

對于自由派，的確是屬于民主革命，要想從官僚資產階級手里奪取政治權力，這是屬于資產階級陣營的斗爭。這也是改開三十年來最大的成果，終于形成一個資產階級的利益集團。在這個資產階級利益集團中官僚資產階級是權力核心，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是外圍，自由派就代表了后兩個群體的力量和政治要求。

對于左派群眾，要的可不是什么抽象的民主，而是反對資本主義統治的人民民主專政，這是和自由派的根本不同。

自由派在反對官僚資產階級的后面，包藏的是進一步打倒共產黨的根本目的。而左派群眾要打倒官僚資產階級卻是要團結共產黨內的進步力量，通過喚醒共產黨的宗旨，在黨內展開路線斗爭來爭取的。推動共產黨人民性和革命性的回歸才是左派群眾的根本目的。

“道不同，不相與謀”，袁老先生應該是知道的吧？

二、革命似真，方向不明

-- “自由派和毛派的一些重要分歧或許永遠都不會統一，他們都應該正常存在，是無論什么樣的社會都必須要正視的。那么這兩大思想流派、尤其是今天有沒有一些共識呢，我認為在對待現實的社會問題上，兩派有著極為重要的共識?！?/p>

--“現今中國有一億三千萬人受過各種高等教育，其大多數是在1976年后的貶毛非毛妖魔化毛的高校環境中主要接受的是自由主義的理念，另外的那一部分也受這個社會環境的很大影響。所以毛派在批判自由主義理念時如果也把這個群體置于對立甚至敵對的角色，那將是最大的失策！”

--“不解決統一戰線和民主問題，毛派就只能在自已很小的圈子沒出息的自慰，放點空炮。自由派如果不從反毛的死胡同里走出來、不放下身架去和民眾結合，同樣是放放空炮、一事無成?！?/p>

--“毋庸諱言，兩派將來在爭取中國未來的道路上一定會是對手，但是不是今天。解決不了今天的問題，誰都不會有未來！”

首先是理論指導思想不明確。袁老先生在用思想流派區分“左右派”、和所謂“左右共識”等的語言中，都反映出他的指導思想是混亂的，既沒有一個明確的自己的理論體系也沒有一個明確的理論來源和依靠，只有一些零散的概念和模糊難辯的邏輯。

他總是試圖證明自己的理論觀點已經超越了“左右”，但是又常常暴露出自己的傲慢和無知。在他的語言中有毛列毛思想中的概念也有自由主義的詞句，因此很難將他歸類于那邊。

他既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說將來“左右”一定會是對手，同時又反歷史唯物主義的認為當前中國問題是“民主問題”，同時又矛盾地認為是階級問題！

他既用毛澤東思想中的“統一戰線”原則，同時又沒有用毛澤東思想里的“矛盾論”方法準確的分析出左右兩派的統戰對象應該是誰。

因此可以初步的認定，袁老先生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也不完全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是一個什么樣的人，留待觀察吧！

其次是革命立場不明確。袁老先生總是想把左派和自由派捏在一塊兒，同時也知道將來一定會是對手。顯然他是知道左派想要的和自由派想要的根本就不是同一個東東，但是他自己想要什么沒有表明，給人留下一定的想象空間。

一個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的立場是鮮明的，態度是堅定的；一個自由主義者同樣也是如此，但袁老先生的立場和態度都難以判斷。

左派的革命是為了99%的人民群眾，自由派革命是為了1%的資產階級精英。袁老先生站在哪邊？

其三是革命的目標不明確。從他的言談中不清楚他到底是要建立一個無產階級的政府還是要建立一個資產階級的政府。倡導左右聯合革命，是否可以理解為他為了全體100%的國民的利益呢？如果真的是這樣，和官僚當局的全民黨路線，要代表全體中國人的根本利益的思路就比較一致了，當局正在實踐你的立場，袁老先生你為何要造當局的反呢？

左派的目標是人民民主專政，自由派的目標是資產階級精英專政，中間沒有任何可以可以調和的空間，袁老先生你攪和的目標到底是什么呢？

難道你就是為了“革命”而革命？沒有原則、沒有立場、沒有目標，砸爛一切再說？

三、愛國似真，反帝不明

-- “這個對象（官僚資產階級）對外主動投靠美國霸權主義和跨國資本，同時也是肢解中國，亡國滅種的最危險的因素?！?/p>

-- “讓少數人先富”恐怕是右的不能再右的政策，“效率優先，兼顧公正”就是在資本主義世界中也被公認為是相當右的政策，連自稱右派政府的小布什在其就職演說中也假惺惺地只談公正，絕不敢提效率優先?！?/p>

-- “一些人把民族矛盾宣傳為中國當前社會主要矛盾，要搞聯蔣統一戰線。反之，如果我們認為廣大人民群眾和官僚資產階級的階級矛盾是主要矛盾的話，那就要搞反蔣統一戰線?！?/p>

首先他所推崇的“民主”契合于帝國主義所推廣的普世價值。袁老先生認為1949年到現在，中國除了文革十年的大民主，其它時期都是不民主的。由此可見，他所認同的民主只和形式有關而和本質沒有關系的，尤其是否認文革前17年的民主建設就充分的表露出他的民主觀就是資產階級民主觀--重形式輕本質，而文革十年的最重要成果不是四大自由的大民主形式，而是造反奪權建立的革命委員會，代表人民行使政治權力，四大自由不過是副產品。對中國文革后的民主建設的否定完全和帝國主義攻擊口徑是一致的，然而實質上現在政府對言論的控制大大減弱，文革時期的四大自由的大民主形式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得到恢復，雖然任何反政府的行動是絕對不允許的。

到現在，實際上袁老先生的民主觀已經被自己抽象化了，變成了一個邏輯悖論：既想享受無產階級民主的本質同時又想享受資產階級民主的形式。

原來袁老先生是在把玩民主，把民主作為一個玩具，而并不是對民主本身感興趣。這種立場和態度與帝國主義玩弄民主的立場和態度實在是高度的一致。

其次他沒有分清敵友。他把官僚資產階級論斷為左右兩派共同的敵人，論斷為國家的毀滅者，這個結論是具有相當大的欺騙性的，說他是包藏禍心也不為過。

當前中國的官僚資產階級群體具有歷史的特殊性：第一，當前的官僚資產階級還不是一個政治上完整形態的資產階級，只是一個具有資產階級形態的利益集團。這個利益集團的成員是一批受到共產黨管控的官僚，因此官僚的個人資產或者是家族資產還沒有達到能夠壟斷民族產業的程度，和歷史上的1949年前的官僚資產階級有本質的區別。中國目前的官僚資產階級其實是一個官僚集團資產階級，主要表現形式是掌控國有企業，拿高薪。但是這個高薪的位置是官僚集團共有的，不屬于某個官僚私有，因此產業始終是國家的，坐上了高管的位置就成為了官僚資產階級，這是一種輪流坐莊輪流獲利的制度腐敗。真正的官僚資產階級的形成要在官僚將企業私有化，完全歸屬于自己個人或者是家族資產后。

第二，中國的官僚資產階級有兩面性。一面是資本性，一面是黨性。資本性就是對人民的壓迫性和對帝國主義的妥協性。但官僚資產階級的主要成員都是中共黨員，中共的黨章對這些人是有強大的管控力的，就是黨的宗旨和黨紀的約束，盡管有許多的人都在向資產階級化方向努力，但黨性的約束力依然不可忽視。在黨性的約束下，這些人不的不保持一些人民性，保留一些為人民服務的傾向。2008年汶川大地震，上千萬的人口流離失所，數十萬人口死亡，為了安撫人民，全國各大企業紛紛解囊，援建災區，短短三年時間，地震災區的基礎建設基本完成，房屋硬件建設趕超了10-20年，人民生活安定，這些都是國有企業，也是這些官僚資產階級在黨性約束下對人民積極的一面！

因此，把官僚資產階級當作左派的敵人是完全錯誤的，沒有看到它積極的一面。所以相反的他們才是左派可能需要統戰的群體，那么左派的敵人是誰呢？那就是帝國主義最支持的勢力--自由派，自由派就是汪精衛，左派不至于愚蠢到聯合汪精衛反蔣吧！把自由派想干的事攤派到官僚資產階級的頭上，袁老先生的這一手做的一點都不高明。

其三他的言行在當前的歷史條件下不利于中國而有利于帝國主義。總體來看，袁老先生的言行對于當前的中國是不利的，是沒有歷史責任感的。他所倡導的是一種“辛亥革命”式的革命，把共產黨當作封建堡壘，意圖徹底打碎，之后再由左右派重新探索方向，而帝國主義就在徹夜盼望著這一天的到來！

這就意味著28年的中國革命史和62年的建設史全部重來，他把中共的歷史完全否定了！

28年的革命史，中國犧牲了2800萬革命群眾，對于一個民族是何等的災難，毛澤東常常會回想這一大批犧牲的人群的意義，但在袁老先生的眼里是沒有意義的。一個對自己民族的人口大量死亡沒有切膚之痛的人，是中國人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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