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權交給誰，人民才能放心？　　

——兼述謙虛謹慎和文過飾非、知錯不改　　

（黨的十八大人事安排標準探討之六）　　

文刀  榮華　　

    毛主席在“接班人標準”第五條強調：“他們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富于自我批評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而絕不能像赫魯曉夫那樣，文過飾非，把一切功勞歸于自己，把一切錯誤歸于別人。”　　

    過去我們在學習毛主席這些教導時，一般只是從字面上去理解表層意思，而其內涵深刻的意義卻不太在意。這是因為在毛澤東時代的大多數領導干部尤其是高層領導干部，多是比較注意謙虛謹慎的，且驕傲情緒一有苗頭，毛主席就及時提醒或警示，加之經常發動群眾幫助黨內整風，所以有些領導干部雖然不喜歡群眾運動，但在群眾面前還是有幾分畏懼的，尤其是有毛主席作群眾的后盾。所以有相當多的干部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導“夾著尾巴做人”的。正因為如此，領導干部的驕傲自滿在毛澤東時代尚成不了氣候。因此，老百姓也就不容易認識到領導干部夜郎自大、驕傲自滿的嚴重危害性。毛主席逝世后，中國的“夜郎”就層出不窮。所謂“夜郎自大”，成語詞典的解釋是“見識少，妄自尊大”。毛主席逝世后，中國的夜郎們興奮不已，以為山中無老虎，猴子也可以稱大王了。一些“夜郎”們恐怕連一本馬列的書都沒有認真讀過（有的人可能專攻《厚黑學》去了），卻要對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妄加評判，搞什么“三七開”；連什么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真正含義都沒有弄明白，卻敢說“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是完全錯誤的理論，人們常說：“無知者無畏”，這恐怕是典型的無知而膽大妄為了。還有一個被人稱“看書不少，不求甚解，講話很多，不得要領”的胡亂幫，居然掀起所謂“真理標準大討論”的反毛鬧劇；還有搞了幾十年連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么建設社會主義都沒有弄明白的人要否定毛澤東創立的社會主義。而中國最大的不幸就是毛主席逝世后，人民的政權偏偏落入一些“夜郎”的手里。而且很快通過所謂“改制”“重組”，把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政權的性質改變了，即把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力剝奪了，導致中國的老百姓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這邦“夜郎”們瘋狂推行資本主義而無可奈何。　　

現在經過三十多年的慘痛教訓，再回過頭來從正反兩方面實踐加深對毛主席關于當權者必須“謙虛謹慎，知錯就改”的重要意義的認識，有著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當權者的謙虛謹慎是大智慧　　

毛主席教導說：“謙虛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即滿招損、謙受益。那么謙虛為什么會使人進步呢？因為宇宙空間和社會的發展是無窮盡的，而人們對它的認識總是不斷的、有限的。惟有承認自己的認識是不斷的有限的，才有可能不斷追求對無窮盡的客觀世界的認識。如果像井底之蛙，坐井觀天，認為天就只有井口那么大，就認為自己全知天下事了。那些自大的“夜郎”就如井底之蛙。作為普通的工作人員應該謙虛謹慎，而作為當權的領導者就顯得更加重要，惟有如此，才能團結帶領群眾去完成人民的共同事業。所以毛主席歷來強調領導干部，“要放下官架子，甘當群眾的小學生”，“要當先生，必先當群眾的學生”，“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毛主席強調的“兩個務必”中就有“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等等。毛主席對關于領導干部要謙虛謹慎的問題，不僅有很多深刻而精辟的教導，而且一貫是身體力行的。　　

首先在對待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這件事上，毛主席是非常謙虛謹慎的。　　

如在對“毛澤東思想”的定義問題上，自從黨的七大確定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后，毛主席就一再強調：“毛澤東思想不是我一個人的思想”，他在延安時期就說過：“這是千百萬先烈用鮮血寫出來的，是黨和人民的集體結晶”。一九六四年六月廿四日當毛主席聽取薄一波、譚震林等同志匯報時指出：“《毛選》怎么是我的！這是血的著作！”“《毛選》里的這些東西，是群眾教給我們的，是付出了流血犧牲代價的，只不過用我的名字代替罷了，但我一直是不同意用我的名字代替，我曾多次批示不用‘毛澤東思想’，而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可他們不聽，這叫我有什么辦法呢？”1948年吳玉章任華北大學校長時，致電周總理，他想在華北大學成立典禮上提出“主要學習毛澤東主義，把毛澤東思想改為毛澤東主義”。并說這樣的提法“是否妥當”？請周總理“同主席與少奇商量后，賜以指示”。兩天后毛主席電復吳老，堅決不同意吳老關于毛澤東主義的提法，并尖銳指出“現在沒有什么毛澤東主義，不是什么主要學習毛澤東主義，而是學習馬、恩、列、斯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經驗”。他還指出：“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將我的名字與馬、恩、列、斯并列，說成馬、恩、列、斯、毛，也是錯誤的，你的說法和這后一種說法，都是不符合實際的，是無益有害的。堅決反對這樣說”（詳見《毛澤東文集》第5卷第123頁）。毛澤東認為“思想”與“理論”、“主義”是高低層次不同的規定，所以毛主席不同意把毛澤東思想上升為“毛澤東理論”，更不同意上升為“毛澤東主義”。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主席為了全黨特別是黨中央的負責人，保持謙虛謹慎，拒腐防變，又親自提出“六不”的規定，其中第六條是“不要把中國同志和馬、恩、列、斯并列，這是學生和先生的關系，應該如此。”所以毛主席于一九五四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開幕詞中明確提出：“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主席一直告誡全黨不要把自己的名字與馬、恩、列、斯并列。那么，毛主席為什么要反復強調要突出馬列主義并堅決反對把自己和馬、恩、列、斯并列，意在革命者不是為了個人出風頭和樹碑立傳，而是以對革命是否有利為原則。對此，他曾經作了嚴肅的解釋，他說：“有人說，斯大林思想，之所以稱為學說而不稱為主義，是斯大林的謙虛，我看不是的，不能解釋為謙虛，而是因為蘇聯已經有了一個列寧主義，而斯大林的思想是符合這一主義的。并把它貫徹到實際政策中去了。不然有了一個列寧主義，再有一個斯大林主義，就有兩個主義了，同樣，中國革命的思想、路線和政策，如果再有一個主義，那么世界上就有幾個主義了，這對革命不利”。他又說：“我們請馬、恩、列、斯來中國，不是做陪客，而是做先生的，我們是學生”等等。現在我們再來看看中國，毛主席逝世后，有的人馬列的書沒有認真讀過一本，像樣的有理論含量的文章沒有寫過一篇，就硬要擠進馬、恩、列、斯的行列，甚至還要超過毛澤東思想一個層次。通常是“主義”高于“理論”，“理論”高于“思想”。而毛主席連“思想”這個最低層次的規定都不主張用，他還明確要求，今后的文件或講話一旦涉及到他的名字時，不要用毛澤東思想，而是用“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可令人好笑的是中國就是有“見識少、妄自尊大”的夜郎先生，卻要硬沖里手，自己也是當代的“馬克思主義者”。可這個頭一帶，就使中國的夜郎們的膽子越來越大，開始還把馬列毛做做陪客，到后來把他們做“陪客”的資格都取消了，只剩下自己一家了。而且現在隨便跑出來一個，就敢說自己就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者”了。而實際上到底有多少馬列主義的味道呢？天曉得！有的簡直是一些自相矛盾或似是而非的糊糊。結果把人們的思想也弄得像糊糊。可是他們挖空心里妄圖邊緣化的毛澤東思想，人們卻如饑似渴。毛主席在給江青的信中雖然說：“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么大的神通”。但實際上只要一旦同群眾接觸就光茫四射。今天更加可以斷言，只要按照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辦事，中國當今社會的一切問題，都將迎刃而解。例如中國當今社會的黨群關系，官民關系，警民關系相當緊張，黃賭毒黑泛濫成災，社會矛盾環生，危機四伏，執政當局從上到下似乎都是一籌莫展，非常頭痛。特別是有的地方當局立場、觀點、方法的錯誤，對社會矛盾采取圍堵打壓的所謂維穩措施，結果是越“維”越不“穩”，惡性循環。可是重慶呢，那里完全是另外一番情景，即百姓高興，社會穩定，領導輕松。就是因為他們按照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方法辦事。它集中反映在市委書記薄熙來的一句話，就把那里紛繁復雜令人頭痛的社會矛盾，奇跡般地化解了。他說：“與其花錢搞維穩，不如花錢解決民生”。簡簡單單一句話，卻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它體現了人民的立場——解決民生；它體現了民生和穩定的辯證統一——即民生問題的解決，必然促進社會的穩定；它體現了“關心群眾生活和抓主要矛盾的工作方法。它完全符合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從重慶近幾年的驚人變化，雄辯地說明，當權者只要有甘當小學生的虛心態度，老老實實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去面對當今紛繁復雜的社會矛盾，就必然一通百通，事半功倍，就能實現百姓滿意，社會穩定，領導輕松（工作并不輕松，而是精神輕松）的局面。反之，夜郎自大，原本沒有過硬的馬列主義功底，卻要硬沖里手，有的明知毛澤東思想是攻堅克難的法寶，卻要像跟別人較勁似的，你說它是“法寶”，我就偏要邊緣化它。結果呢，把人的思想弄得一片混亂，把社會經濟搞得一塌糊涂，弄得百姓怨聲載道，弄得自己焦頭爛額，惶惶不可終日。這就叫死要面子活受罪，自作自受，自討苦吃。　　

另外，毛主席的謙虛謹慎，反映在共事的領導班子方面，表現了虛懷若谷的寬闊心胸。在對待人民群眾方面更是表現了不恥下問甘當小學生的偉大胸懷，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　　

例如遵義會議后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的領導地位，為了大局，他甘當周恩來的副手，他出主意，請周恩來最后拍板，這也是他贏得周恩來此后數十年成為他世所罕見、忠心耿耿、鞠躬盡瘁的好搭檔，這兩個大智大慧者的結合，成了中國有史以來前所未有的美妙搭配的原因之一。又如在延安時期，王稼祥從蘇聯帶回共產國際支持毛澤東為中國革命當然領袖的指示后，洛甫立即將黨中央的領導權移交給毛澤東時，毛澤東當即誠懇地對洛甫說：“這就是你的不對了，我最痛恨向黨伸手要權的人，現在黨需要你這個明君，希望你以黨的最高利益為重，把這付擔子挑起來。”弄得洛甫無法推脫。就這樣，毛澤東繼續發揮他的大智慧支持洛甫主持中央的工作。　　

毛主席幾十年來之所以能團結各個時期的領導班子，并把全國人民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完成各個時期的歷史任務，就是因為毛主席的無產階級世界觀和虛懷若谷的大智慧，以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二、知錯不改者，多是禍國殃民者　　

（一）對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是勇于改正還是堅持不改，是真假共產黨人的重要標志　　

毛主席特別強調當權者“要富于自我批評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而且歷來明確“允許犯錯誤，允許改正錯誤”“犯錯誤不要緊，改了就好”，還說：“共產黨人隨時準備修正錯誤，因為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共產黨人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因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可是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恰恰是當政者不斷用錯誤的“理論”忽悠蒙騙人民群眾的三十多年，也是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環境不斷惡化的三十多年；也是全國人民尤其是工農勞苦大眾苦難不斷深重的三十多年。但也不是當權者對錯誤路線毫無意識到的三十多年，也是一個改正錯誤機會不斷出現而又不斷錯過的三十多年；結果卻成了一個知錯不改并堅持錯誤的三十多年。這里略舉幾例證明：　　

例一，關于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問題。這個問題原本就不是毛澤東自己伸手要到的，而是全黨根據長期革命實踐后得出的歷史結論，并通過黨的代表大會決定的，而且載入了“憲法”和“黨章”的。毛主席逝世后中國大地上的反毛黑浪開始涌動。這導致整個社會發生了可怕的大逆轉：貪腐橫行，假冒偽劣、黃、賭、毒、黑泛濫成災，貧富差距、兩極分化嚴重，社會治安日趨惡化。于是從毛主席誕辰100周年紀念活動以后，天安門廣場的毛主席紀念堂和主席故鄉韶山沖那追思的人流如潮。只要稍有一點馬列主義水平的當權者，都應該意識到這就是民心所向，這就是對當政者嚴重不滿的折射。后來到建國六十周年時，更是一次順勢改正錯誤的好機會。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居然建國六十周年把開國領袖毛主席排斥在外。有如接力賽的領獎臺上沒有第一棒的份，豈不是天下奇聞？！是在全國人心憤怒的火山處在一觸即爆之際，才不得不給毛澤東補發了一塊第一棒“獎牌”——即在慶祝大會前幾天才不得不在游行隊伍中增加了一個“毛澤東思想萬歲”的方陣。盡管是很不情愿的，但人民還是視為改錯的一種表示。而且很多善良的中國老百姓也興奮不已，以為自己的“魂”——毛澤東思想真的又回來了。但也有經驗豐富的人認為，這是被迫的，關鍵還得看其行。果不出所料，在補發了第一棒“獎牌”后，還是不讓“毛澤東思想”再參加“運動會”了。更有甚者，為了消除“毛澤東思想萬歲”方陣的微弱影響，還放縱袁騰飛這樣的喪心病狂的漢奸加現行反革命，利用中央電視臺公開詆毀抗日戰爭、抗美援朝戰爭，惡毒辱罵人民領袖毛主席；放縱茅于軾、辛子陵這幫反動透頂極端仇恨中華民族的漢奸、賣國賊，公開在浙江省委機關報的下屬刊物上寫文章造謠惡毒污蔑、誹謗人民領袖毛主席。人民政權掌管的主流媒體，只準人民的死敵罵人民罵共產黨，罵人民領袖，卻不給人民進行回擊的話語權。導致人民尤其是工農勞苦大眾（重慶除外）抬不起頭，倍受窩囊氣，而牛鬼蛇蛇大行其道，各種邪惡、丑惡現象泛濫成災，社會一片混亂，百姓苦不堪言。充分說明當權者堅持非毛反毛去毛化錯誤路線不改，所造成的這種禍國殃民的嚴重惡果！好在十七屆六中全會作了文化大發展的決定，重新出現了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夾在了文化建設的指導思想之中，但愿有的人不要把黨的“決定”不當回事，不要把馬列毛請回來做“陪客”，而是回來做先生。　　

例二，關于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問題和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問題。這是事關新中國政權和經濟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根本標志。并已載入“憲法”的，是任何組織或個人都不可違背的。這兩者之間是密切關聯的。即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只有通過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形式才有可能得到體現，而私有制的經濟制度下，工人階級只能充當資本的奴隸。這一點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理論，而是最起碼的常識，難道身為國家的當權者都弄不明白，那豈不是成了國際笑話么？！可是改革開放以后，卻要死心踏地把大批國企變私企，即把國家領導階級的工人變成了資本的奴隸。國企變私企這一步，是改開以來走資派同那些反人民的所謂經濟學家聯手，最陰險毒辣的一步，即只要國企變私企，不僅工人階級的主人地位失去了，那么，國家政權的性質也就隨之改變了。　　

在中國有那么幾個滿肚子禍水的禍國殃民的狗屁經濟學家，經常變著法子勾引走資派往私有化的邪路上狂奔，死命往私有化的墳墓里鉆，且絲毫看不出有悔改的跡象。到了2009年吉林通鋼事件。即走資派伙同資本家把吉林通鋼的幾萬工人逼上了絕路，于是英雄的吉林通鋼工人，被逼奮起一舉除掉了資本家的走狗陳國軍。全國工人階級乃至全國善良的人民都為之拍手稱快！這原本是走資派懸崖勒馬迷途知返的好機會。結果沒有改悔的跡象，而是某大人物充當了消防隊長，吉林省立即決定停止重組吉林通鋼的錯誤決定，全國總工會積極配合下發了一個“今后凡重組必須取得職工代表大會的同意”（大意），可惜此時的國企已所剩無幾，總工會的通知已是“遲來的愛”。而且不久又出來一個什么“國36條”，還要繼續推行私有化。今年“兩會”時，吳邦國委員長明確表示“五不搞”，其中有一條“不搞私有化”，宣布“不搞私有化”是一回事，人家聽不聽是另一回事，美國不是有個知名“沃爾瑪”在中國開超市，十多年就根本沒把中國的法律放在眼里嗎？！在我國內好像也有不把吳委員長的“五不搞”甚至“憲法”都不放在眼里的超級人物哩！改革開放以來的事實充分證明，頑固堅持私有化錯誤路線的必然后果，是既禍國（改變了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又殃民（幾億工人和農民由主人變奴隸）。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條明確規定：“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根據“憲法”第二條“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的規定，那么現在全國人民完全有權力把那些繼續堅持在中國推行資本主義私有化并要以“政改”鞏固私有化的當權者，即破壞社會主義制度的當權者，不管他有多龐大，都應該毫不留情地罷他的官！這是國家和人民安全的需要！　　

第三，關于農業集體化道路的問題。這是中國農業的根本出路，也是挖掉中國農民幾千年的窮根子的問題。新中國建立后，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通過合作化尤其是人民公社化后，找到了農業集體化道路的組織形式。改革開放一開始，那些骨子里深藏私有化基因的當權派，倒行逆施，強迫幾億農民走小崗村分田單干的窮路，強行拆散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當權者為了扶持那個臭名昭著的窮樣板，就指使一批厚顏無恥的吹鼓手，把長期不愿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只靠國家救濟糧度日并按下紅手印決心搞單干的十八條漢子，吹得比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狼牙山五壯士等英雄還要“英雄”。他們已經“英雄”到了獲得省級和中央級的高度贊揚。其實那個所謂的冒著“坐牢”“殺頭”風險按紅手印的鬧劇，本身就是一個彌天大謊。大家想想看，十八條漢子按紅手印的時候，全國上下已是走資派掌權了，在走資派掌權的情況下，按紅手印決心走資本主義私有化的道路，怎么會“坐牢”“殺頭”呢？！而是正合走資派的心意，不但不會“坐牢”、“殺頭”而只會重獎才是。后面事實也證明了，其一，為它修了“單干紀念館”；其二，把十八條漢子的紅手印作為“國家一級文物”，陳列在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其三，中央的主流媒體把他們吹噓是中國改革的“里程碑”、“排頭兵”；其四，還拍了專題電視劇《永遠的忠誠》；其五，還由所在省的財政廳抽調一名縣處級干部到一個小小的小崗村擔任黨委書記，便于不斷從國庫搞特供，最后被活活累死。盡管這樣，小崗村也不給全力扶持它特殊照顧它的中央和省里的領導爭半點光，至今還未脫貧。筆者還真的是第一次看到對“死要面子活受罪”這句民間諺語如此精彩的注腳。　　

問題是與這個當政者死挺活挺的窮樣板小崗村，同時存在的尚有南街村、華西村、大寨村等一批堅持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共富典型擺在那里。這些共富典型全國人民看了很高興，可對某些當政者卻是很刺眼，不感興趣，而感興趣的只是小崗村。難能可貴的是南街、華西、大寨等共富典型，不但沒有得到上級任何的關照與扶持，反而是在全國私有化單干黑浪滾滾，上下左右圍堵的惡劣環境下，靠那里的黨組織帶領群眾，堅定不移地走毛澤東思想指引的集體共富道路的。奇怪的是這些人人傳頌的共富典型，那些素以鼻子特靈的中央主流媒體也患了選擇性的“鼻塞癥”，從來就不去嗅一嗅，聞一聞。而當政者們可以輪番去小崗，就是不去南街、華西。特別是南街。是沒有聽說過嗎？那么人民花那么多錢養了那么一大批新聞記者是干什么的呢？高喊了多年要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結果擺了一批人人稱頌的如南街村這樣的好典型，就是因為他們走的是毛澤東思想指引的共富路，便賭氣不予推廣。把改正錯誤的機會又錯過了。結果導致目前中國的農村成了幾億農民背井離鄉，幾千萬畝農田撂荒，留下六千多萬體制性寡婦和六千多萬留守兒童，數千萬的農民家庭長年不能團聚，只剩一支“386199”部隊留守在“特色社會主義的新農村”里。當政者們可否捫心自問，在自己掌權的期間里，難道就只有走“小崗”路，把農村搞成這般模樣嗎？如果執意不走南街、華西、大寨路，又能拿出你們認為比他們更好的路子來嗎？應該替可憐的幾億農民想一想了，不要再把中國幾億農民的命運作自己的政治賭注了。也把自己的生活同農民比一比！再想一想，自己該作點什么？！　　

致于中國的教育和文化方面，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更是牛鬼蛇神紛紛出籠，資產階級的瘋狂反撲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盡管全國人民怎么質疑、抵制都無濟于事，三十年來總是不停地瘋狂地向人民尤其是青少年傾泄西方的、封資修的文化垃圾和西化教育觀念。美帝國主義妄圖完全用西方資產階級價值觀來腐蝕中國青少年的罪惡目的幾乎完全實現。集中反映在中國當代的不少青少年，一心追求金錢享樂，以自我為中心，不關心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不了解中國的真實歷史，淡漠祖國的優秀傳統文化，崇洋媚外等等。概言之，改開以來的教育和文化，嚴重摧殘了中國青少年的身心，嚴重傷害了中華民族的根！這是中華民族又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的重要標志。已經到了再不抓就晚了的程度了！好在十七屆六中全會作了加強文化建設的專題決定，并將毛澤東思想列入指導思想之中，但愿毛澤東思想真正發揮指導作用，中國才有希望！　　

三、文過飾非與厚顏無恥　　

毛主席在“接班人標準”第五條中指出：“絕不能像赫魯曉夫那樣文過飾非，把一切功勞歸于自己，把一切錯誤歸于別人”。一個“文過飾非”和“兩個一切”，把中外的機會主義、修正主義者及其走狗文痞的小人嘴臉勾畫得淋漓盡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者及其走狗文痞的種種表現，使我們深切地感受到“文過飾非”、“厚顏無恥”和“恬不知恥”這三句成語的真正內涵。成語詞典是這樣解釋的：　　

“文過飾非”——用虛偽動聽的言辭來掩飾過失和錯誤。　　

“厚顏無恥”——厚著臉皮，不知羞恥。　　

“恬不知恥”——做了壞事，滿不在乎，不以為恥。　　

現在讓我們來一個一個地為上述成語找注腳。　　

（一）文過飾非——用虛偽動聽的言辭來掩飾過失和錯誤。這一點特別是在解放后的新中國，即已經進行過多年的社會主義教育，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洗禮后的中國人民面前，走資派不敢公開打出復辟資本主義的旗號，就只能靠虛偽動聽的言辭作幌子，掛羊頭賣狗肉。比如走資派妄圖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但絕不會說“推翻”二字，而是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請看，多么動聽啊！似乎他要來搞富裕的“社會主義”了，他接著說：“什么是社會主義，怎么搞社會主義？現在還沒有搞清楚哩！”這句話就等于把毛澤東時代開創的社會主義制度給推翻了。既然還沒有搞清楚，就只能“摸著石頭過河”了。現在把他的話連貫起來就是：“我現在開始搞‘富裕’的‘社會主義’了，但怎么搞法還不清楚；你們必須允許我“摸石頭”。所謂“摸石頭”純屬幌子，他們搞資本主義的套路熟得很，而且一抓一個準。如以聯產承包制為幌子，一下子就把幾億中國農民從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陣地上趕走，這是對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一次毀滅性打擊！緊接著就是借“重組”、“改制”的幌子一步一步地把工業基礎推毀，同時也把人民民主專政的階級基礎摧毀了，收到了一石雙鳥的結果。僅憑上述“兩抓”就把社會主義政權的性質和經濟制度的性質改變了，他們也根本不要“摸石頭”。他們所謂的“摸石頭”是玩弄障眼法，施以麻醉劑，設置緩沖器而已，即用“摸石頭”幌子來掩蓋其瘋狂的資本主義復辟勾當；一旦人民察覺其罪惡勾當時，就可以拿“摸石頭”作借口，即復辟不是有意所為而是“探索（摸石頭）”之難免。然后與之配套跟進的，就是具體實現資本主義的“先富論”。其虛偽動聽之處就是所謂“先富帶后富”，善良的盼后富者被“先富論”所騙。最后的結果呢？人民民主政權失去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變質了；而所謂的“富裕的社會主義”誰見了？擺在人民面前的只是0.4%的社會人口占有中國社會財富的70%。這就是那個叫喊“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人，搞出來的所謂“富裕的社會主義”，明明是所謂的改革“失敗了”，“走上邪路了”，還要用所謂“特別是”，“崛起論”“全球第二論”這些虛偽動聽的言辭來掩飾，請問世上還有比這更“文過飾非”的么？！　　

（二）關于厚顏無恥——即把一切功勞歸于自己，把一切錯誤歸于別人。改開三十多年來可謂數不勝數。僅擇其要者如下：　　

例一，搞“兩彈一星”和尖端武器問題，是毛主席提出，周總理、聶榮臻等諸元帥和錢學森、鄧稼先等愛國科學家積極響應與支持的，而那兩個大領導當時是拍桌打椅主張尖端武器下馬的，可是建軍70周年所拍的史料電視片《使命》的第9集《奮發圖強》篇中，除了毛主席強調要搞“兩彈一星”等尖端武器的指標外，只有如下一段話，即：×××說，“砸鍋賣鐵也要把尖端武器搞上去”，好像周總理和聶帥是在貫徹×××要搞尖端武器的“指示”似的，而且這個所謂“指示”是胡編的。《五星紅旗迎風飄揚》電視劇，從頭至尾找不到那段“指示”。　　

例二，袁隆平的雜交水稻是在毛主席時代研究成功，毛主席逝世后大面積推廣的，結果那些無恥的資產階級文痞們，卻攻擊毛澤東時代農民餓肚子，而袁隆平的雜交水稻卻成了“特別是”年代的偉大成績了，農民才不餓肚子了。　　

例三，毛澤東時代全國人民節衣縮食，打下了國民經濟和工業基礎以及國防工業基礎，全國人民為國家積累了雄厚的家底，才使全國人民改開以后生活得實惠。可以說改開后的發展基本上就是拼的毛澤東時代積下的老本。那幫資改派與社會上的資本家相勾結，或通過官二代里應外合，把解放后積累下來的國有（企業）資產幾乎瓜分殆盡，成了崽賣爺田不心痛的敗家子。結果這幫厚顏無恥的資改派及其豢養的厚顏無恥的文痞們，明明自己做了強盜占了便宜還要反唇相譏，搶了人民的財富還要反咬一口，胡說什么：“毛澤東時代是搞貧窮社會主義，經濟瀕臨崩潰”云云。真是無恥之極！　　

例四，走資派們把毛澤東時代的老本搶光敗光之后，就不斷地進行掠奪式經營，搞毀滅性發展，環境嚴重污染和破壞，不少資源被賣光、搶光，留給子孫后代的是一個百孔千瘡且殘缺不全的爛攤子，還要自吹自擂這是“迅速崛起”，還要捧著那個血淋淋的GDP，“吹噓”我是全球第二經濟大國而沾沾自喜，可老百姓卻感到很氣憤，即老百姓創造的GDP在快速增長，卻只保證國內少數富人和美國人的生活得幸福，而自己的生活水平卻在不斷下降。難怪老百姓一講起GDP，就說這是雞放屁！　　

（三）關于“把一切錯誤歸于別人”的事。這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最常見、最惡劣、最無恥的一種現象，而且集中表現在非毛貶毛反毛妖魔化毛主席這一點上。主要表現在兩部分人：　　

其中一部分人是屬于反動的敵對勢力如李銳、辛子陵、茅于軾、袁騰飛之流。這是一群叛徒、階級異已分子、漢奸、賣國賊，他們是為了推翻真正的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為罪惡目的，而蓄意造謠、誹謗、栽贓、嫁禍于毛主席。這里僅舉兩例：　　

例一，關于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的問題，純屬李銳、辛子陵之流欲加毛澤東“反人類罪”的險惡陰謀而編造的謠言。當時以河南信陽地區為代表的一些地方搞浮夸風導致少數餓死人的現象。當時的“浮夸風”等“五風”現象是毛主席最早察覺并采取糾正措施的。毛主席為了迅速扼制一些地方領導掀起的“浮夸”等“五風”。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就以《黨內通信》的形式，一竿子插到底，直接把信寫到最底層的生產隊。詳見《毛澤東著作選讀》本下冊第810頁，給省、地、縣、社、隊、小隊六級干部的黨內通信。大家只要去看毛主席的這篇《黨內通信》，就完全清楚李銳、辛子陵之流栽贓毛主席手段的卑鄙下流無恥了！　　

例二，關于李銳假冒毛主席的“秘書”而編造的所謂廬山批彭內幕，風靡一時，李銳一時間似乎成了地球上反毛的“權威”和“英雄”了，且得意忘形到了極點。可是他作夢也沒有想到，時任湖南省委書記的周惠一份揭露批彭內幕資料，把這個政治扒手李銳氣的直尿血，這也許是多行不義的必然下場。資料揭露背后告彭德懷惡狀挑起批彭的重要推手之一的就是他李銳。所以說李銳、辛子陵、茅于軾，袁騰飛之流，他們就不僅僅是把一切錯誤歸于毛主席的思想意識問題了，而是一群十惡不赦的人民最兇惡的敵人！　　

其中的另一部分人，就是在共產黨內部也的確有一批把一切錯誤歸于毛澤東的機會主義者。最典型的表現就是：凡取得偉大勝利的毛澤東思想，就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凡工作中出現了偏差就都是毛澤東獨斷專行所致。僅舉兩例：　　

例一，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爭之前，毛主席是極力主張開門幫助共產黨整風，而另外兩個大人物則是不主張開門整風的。當右派趁機向黨進攻后，那兩個大人物是極力主張反右派斗爭的。反右斗爭開始后不久，毛主席就察覺有擴大化的傾向，并及時強調：即使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也不要超過百分之一、二，全國也不要超過五千人，可是那個反右斗爭的總負責人，不知是怎么掌握毛主席的政策指示精神的，一抓就是五十五萬多右派，超過一百多倍，還怎么不擴大化呢？！到了改革開放，右派通通平反，連茅于軾這種自稱是被準確打的右派，走資派都要自作多情地主動為其摘帽。結果搞反右派斗爭擴大化者，成了右派們的“大恩人”，把擴大化的責任全推給積極制止擴大化的毛澤東，并成了此后資改派及其走狗文痞妖魔化毛澤東的一件核（黑）武器。　　

例二，所謂大躍進年代搞浮夸糧食畝產放衛星，造成高征購導致農民餓肚子。本是毛主席最先察覺并在廣東省一個文件上公開支持農民瞞產抵制搞浮夸的干部，主張藏糧于民。是毛主席最早強調講真話扼制浮夸風的，前面講的毛主席那篇《黨內通信》的第一點和第六點都是支持下邊抵制浮夸風的。令人憤慨的是那個站在假稻穗堆上同農民合影照相為浮夸風推波助瀾的大人物，說毛主席當年是“頭腦發熱”，自己反而成了“頭腦冷靜”的“領袖”了。實際上當時的浮夸等“五風”主要就是當時在一線主持中央工作的大人物刮起來的。后來那些出賣靈魂的走狗文痞們，把這段歷史進行惡意歪曲，一是為了貶毛反毛，二是為了反襯比毛主席還高明——“不頭腦發熱”。網友們如果想了解那段歷史的真相，可以到網上查看兩篇著作：一篇是新加坡華裔學者董玉振先生寫的《為毛澤東辯護兼談鄧小平的歷史責任及本來面目》；另一篇是張宏志先生所著《還清白于毛澤東》。　　

（三）關于做了壞事，滿不在乎，不以為恥（即“恬不知恥”成語的解釋），這些現象是在改開三十多年來經常在你的眼皮底下頻頻出現的，即明明是內外交困，危機四伏，但某些當權者們，表面看來像什么事情沒發生過似的，顯得鎮靜自若毫不在乎，有人說這酷似 “偉人”風度，有人則說這很像冷血動物，究竟是什么？各自心里都有數。　　

總而言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社會實踐充分說明：“文過飾非，把一切功勞歸于自己，把一切錯誤歸于別人”的當政者實在太可悲、可厭、可怕了，對人民利益的危害太大太大了。那么毫無疑問，十八大的領導班子應該高度警覺，必須遠離這種可怕的害人精！　　

（未完待續）     　　

二○一一年十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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