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毛澤東學習危機處理藝術

    
    ■學會在相互讓步中維護自身利益，避免追求“全勝”
    ■清晰的信號傳遞有助于消除彼此誤會和行為誤判
    ■提高實力不僅在于發展力量，還在于提高使用力量的決心與能力
    ■國內外輿論的支持度深刻影響著危機處理的進程和結局
    新中國成立后至上世紀70年代，是我國軍事危機的頻發期。為了鞏固新生政權，維護國家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毛澤東等黨和國家的決策者，堅持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正確應對國內外各種復雜軍事危機，給我們留下許多寶貴的啟示。

                       實力對比是影響軍事危機處理的首要因素

    歷史表明，實力差距是軍事危機難以控制的首要因素，實力強的一方往往認為能夠主導危機發展走勢，相信通過升級危機、甚至戰爭可以獲得更大的利益。1950年中美朝鮮危機中，美軍不顧中方一再警告，肆無忌憚地越過三八線，擴大侵略行動，主要是因為美國當局輕視新中國的實力。但是，美國決策者忽略了重要一點，即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捍衛國家利益的決心與意志。之后，美國政府在處理臺海危機與越南半島危機時都表現得較為謹慎，危機沒有升級為戰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抗美援朝戰爭展示了中國政府“言必信、行必果”、對外說話算數的大國形象，尤其是新中國力量的不斷崛起，使得美國政府不得不謹慎考慮中國的反應。
    可見，軍事危機控制，要以實力為后盾。從根本上講，危機控制能力取決于危機升級的能力，有足夠的危機升級能力并且升級后可使對方遭受更大損害，才能有效控制危機的進一步升級。因此，提高綜合實力，加強武裝力量建設，時刻保持強大的軍事威懾，是防止軍事危機升級的根本保證。值得注意的是，提高實力不僅在于積蓄和發展力量，還在于如何提高使用力量的決心與能力，即有效威懾對手，適時兌現威懾決心，這在危機處理中顯得尤為重要。

                       利益平衡是影響軍事危機處理的核心要素

    危機研究表明，利益爭端是誘發軍事危機的根源，利益博弈是危機處理的核心要素。在歷次危機處理中，毛澤東堅持國家根本利益不容侵犯，在此前提下，與對方廣泛尋找共同利益點，并在局部利益上保持高度靈活性。如在處理中印和中蘇邊界領土爭端上，毛澤東都是從考慮邊界領土爭端的歷史背景和現實情況出發，按照利益兼顧的原則謀求互諒互讓。如1969年10月，中蘇在北京舉行關于邊界問題的外交部副部長級談判，由于堅持務實的原則，中蘇雙方達成諒解，中蘇邊界危機得到了緩解。此外，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臺海危機以及中美越南半島危機中，中美雙方追求的是有限利益或有限目標，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危機進一步升級。這表明，在危機處理中，控制或化解軍事危機的關鍵是求同存異、兼顧各方利益。因為危機失控為戰爭所付出的高昂代價，任何一方都不愿承受。因此，成功處理危機實際上意味著對抗雙方尋求到相對滿意的利益平衡或交換。
    在當今國際關系中，國家利益的相互性、共同性與合作性日益顯現，過去那種以武力對抗來處理危機的方式越來越不被國際社會所認同，逐步代之以對話和政治、外交解決。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有效預防和控制危機應把握兩點：一是要根據一定的標準對國家利益進行層次劃分，即什么是不可談判的利益，什么是可以讓步和妥協的利益等，依據不同的利益等級決定國家在危機中的卷入程度以及危機處理的目標和方式；要善于權衡利弊，正確處理根本利益與一般利益、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關系，充分估量升級與化解、戰與和的效費比，趨利避害、因勢利導，適時調整危機處理的策略。二是要抓住雙方利益的平衡點，尋找共同利益，在相互讓步中維護自身利益，避免追求“全勝”的做法。

                       信息溝通是影響軍事危機處理的重要環節

    1950年中美朝鮮危機中，中美之間缺乏有效的信息溝通，美軍悍然越過三八線，導致中美兵戎相見。信息溝通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美國當局輕視中國的實力，認為中國發出的警告只是虛張聲勢。此外，也與信息傳遞渠道以及信號清晰度有關。有美國學者認為，北京在決定出兵朝鮮之前“曾向華盛頓發出過信號：如果朝鮮遭到入侵，中國不會袖手旁觀。但這些信號不夠大聲和清晰。印度駐華大使向美國轉達了中國的擔心和出兵的決心，但沒有被美國認真地對待。部分原因是印度大使被認為是親中國的，因此是不可靠的。周恩來堅定的公開聲明和警告被看作是影響聯合國討論的企圖，而并未被看作是中國意圖的嚴肅證據。”美國有的官員還認為：“假如中國政府當時公開宣布：如果美軍越過‘三八線’，中國將出動50萬軍隊入朝作戰。那么美軍就不會入侵北朝鮮了。”此后在處理臺海危機和越南半島危機中，為了避免相互誤判而導致危機失控，中美雙方都十分重視向對方傳遞信息，從信息的設計到信息傳遞者的選擇，都有著極強的針對性和清晰度，成功地避免了戰爭的爆發。
    歷史經驗表明，信息溝通對于控制危機升級、遏制戰爭爆發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清晰的信號傳遞有助于消除誤會，避免因信息不通或模糊而導致對對手行為的誤判。為了預防和解決未來可能發生的軍事危機，我們在信息溝通上要注意把握以下三點：一是準確和清晰地向潛在對手傳遞涉及軍事行動的信息，充分表達己方維護國家利益的堅定決心，使對方準確理解信息的含義，避免對方誤判己方意圖。二是理解對方的信息時要考慮到文化背景的差異，避免對對方信息造成誤解。三是與潛在對手之間的溝通與交流應該是多層次（政府、學界和民間等）和多方面（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科技、宗教和文化等）的。有時，非官方渠道能夠成為雙方探討危機解決方案的重要途徑。

                      國內外支持是影響軍事危機處理的環境變量

    歷史研究表明，國內外輿論的支持度深刻影響著危機處理的進程和結局。如20世紀50年代兩次臺海危機最終趨于緩和，與國際力量的干預和外交斡旋是分不開的。第一次臺海危機中，中方通過各種渠道特別是萬隆會議，向周邊國家闡明中國的政策，表明中國愿意和平解決臺灣問題，中方的政策主張，贏得參加萬隆會議國家代表和國際輿論的普遍歡迎。在數國政界人士的外交斡旋下，中美于1955年8月1日在日內瓦舉行大使級會談，這場危機得到了緩解。第二次臺海危機中，蘇聯對美國施加一定的壓力，這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美國升級危機的決心。之后，在中印邊界危機處理中，中方向蘇聯通報危機事態，向周邊國家和世界上多數國家解釋中國的危機政策，爭取這些國家的政治和外交支持。毛澤東還注重調動國內一切力量擁護政府的危機政策，聲討對手的侵略行徑，舉國上下援軍備戰，形成強大的懾敵聲勢。歷史經驗表明，什么時候中國爭取到國際國內社會的廣泛支持，危機發展就會向有利于中國的方向轉化；相反，危機處理就會出現被動局面。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速，軍事危機的進程和結局更易受到國內外環境的影響。為了應對未來可能發生的軍事危機，我們要善于借助國內外的力量來把握危機處理的主動權。一是在和平時期要廣泛加強國際聯系，增強國際安全對話與合作，營造有利于己的安全環境。二是構建有利于促進地區穩定的雙邊、多邊軍事磋商機制，發揮地區性組織在化解軍事危機中的重要作用。三是加強對有關國際法的研究與利用，善于借助國際法保護自己、制約對手。四是在發生危機時，要凝聚好國內外各階層的力量，同時正確引導國內輿論，避免出現錯誤導向影響危機處理。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09期，摘自2011年10月20日《解放軍報》）